年羹堯青海大捷的消息傳到北京，恰逢康熙帝安葬景陵後的第一個清明，雍正帝帶領王公大臣正在景陵祭奠。得知這個消息的雍正帝欣喜若狂，立即向躺在陵寢裡的乃父「匯報」，並以前所未有的禮節，「著黃布護履，躬自負土，膝行至寶頂，跪添土畢，匍匐退行」。即親自在陵丘上匍匐跪行，擔送新土，為康熙帝行「敷土禮」。如此孝行、如此大功，把場面烘托得足而又足，昭示著雍正帝皇位的合法性從此無可撼動。
至於對年羹堯和三軍將士的賞賜，雍正帝人還在景陵，諭旨已經發出。年羹堯晉封為一等公，加一等精奇尼哈番；封其父年遐齡為一等公，加太傅銜。此外，岳鍾琪也被封為三等公，其餘將士立功等次、如何獎賞，俱交給年羹堯分別請旨。回京後，雍正帝又不惜成本，極盡鋪陳之能事：以青海平定事，先後御太和殿行慶賀禮、在午門行獻俘禮；按照乃父平定三藩和平定噶爾丹叛亂的標準，將青海之捷告祭天壇、地壇、太廟、社稷壇、奉先殿和關內外各帝后陵寢；撰寫「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太學，昭告天下。
戰爭形勢基本穩定後，年羹堯繼續全面主持青海地區的軍政善後工作。總原則是擴大清政府在西北地區的直接管轄範圍，對甘肅、青海、西藏地區的蒙古部落勢力進行嚴厲限制打壓。他首先提出「防守邊口八款」，將清軍的長期駐防、屯種戰線由嘉峪關西推至原為和碩特蒙古遊牧的布隆吉爾，在當地建築城池，並派文官管理民事。又奏《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及《禁約青海十二事》，主要內容包括對青海蒙古各部中的「親清」勢力論功行賞，對參與叛亂者嚴加懲處。將原屬青海和碩特蒙古統治下的喀爾喀蒙古按八旗形式編製佐領，脫離和碩特部管轄，以分割其勢。在西寧以北的廣袤地區修建邊牆、建築城堡、招募民人耕種，設文武官員管轄，使「西番人等肆行據攘之區，悉成內地」。嚴格限制和碩特蒙古的遊牧區域、喇嘛廟規模和僧眾人數，以及蒙古與內地互市貿易的時間地點。並規定日後內地差遣官員到青海，不論該官員品級大小，只要是奉旨而來，青海各部王公就要跪接；私人相見則行賓主之禮；等等。這些建議在當時均得到雍正帝的首肯，但日後許多內容又成為年羹堯的罪狀。
時至於此，具有重度文字表演型人格的雍正帝已經不知道要向這位文武全才的年大將軍說些什麼，才能表達自己激動的心情，只能一次次地將情緒肆無忌憚地傾注毫端，譬如：
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爾。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傾慕流涎就是矣。朕實實心暢神怡，感天地神明賜佑之至。
爾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具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拘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將，凡實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此言雖粗鄙失禮，爾等不敢聽受，但朕實實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私慶者，真真造化大福人則可矣。惟有以手加額，將此心對於上帝，以祈始終成全，自己亦時時警惕，不移此志爾。
大概意思就是：自古以來，君臣之間有私人感情者，也是有的，但哪裡及得上你我二人這種程度！你為此慶幸，就不必說了；我的欣喜之情，也沒有辦法形容。總之，你我二人要做千古君臣相知的榜樣，讓後世之人羨慕得流口水去吧！我的天吶！我真是太高興了！感謝上蒼！
你們這一番效力，是成就了我父皇康熙爺的未了之事。從道理上講，你們都是我的功臣；從感情上講，你們就是我的恩人！這些話雖然粗俗，又不符合君臣之禮，想來你們也不敢承受，但我的心就是如此，我的感想就是如此！我私下裡慶幸，自己真是有大造化、大福氣的人啊！每每想到這裡，只有把手放在額頭上，感激上天的厚愛。我一顆心可對蒼天、向上帝祈求，能成全我們君臣之間有始有終。我也時時告誡自己，不要變心移志。
除了指天誓日、情深意切的言辭告白外，雍正帝還不斷給予年羹堯物質獎勵。這些物質獎勵更多的並非金銀財寶、土地房屋，而是最能顯示私人感情的日常隨手之物，尤其要展現出「有我一份，就有你一份」的濃情厚意。如賞賜珈楠暖手一塊，隨稱：「實在是塊好香，做了四塊玩器，賜怡王、舅舅兩塊，給你帶一塊來，朕留一塊，現今不時把握。」又賞賜新茶，說：「今有查必納（兩江總督）、李成龍（安徽巡撫）新茶進到……每樣給你帶一瓶嘗鮮。」又賞賜手巾鼻煙壺，說：「今有新進三種小規矩，甚如意，寄賜與卿，以為玩具。卿之感固一日不能忘，而朕之憐實不能一時不念也。」
此外，這一時期，朝中的一切大事、要事，哪怕與軍事活動毫無關係，雍正帝都要私下與年羹堯商議，聽取他的意見：如山西巡撫諾敏建議施行耗羨歸公，要徵求年羹堯意見；律例館修訂了新律例，要徵求年羹堯意見；禮部奏請為孔廟增加配享之人，要徵求年羹堯意見；甚至翰林院庶吉士的散館考試，核定等第、名次之事，也要徵求年羹堯意見。這些重大政策、政務在中央內部各有專管，本非一個外省督撫應予置喙，而年羹堯毫無避諱，每每直言可否，多所更正。能夠突破一切制度和人事關係限制，與皇帝私人交流，意味著他對這些決策的影響反而比相關衙門更大、更直接。
說來歷史上建功立業的大功臣也不是一個兩個，而自降身段、奉承功臣以至於斯的皇帝可不多見吧？看了雍正皇帝對年羹堯的恩遇迭加，特別是甜言蜜語，結合其悲慘下場，想必有讀者就會懷疑，這是雍正帝的處心積慮、故意捧殺吧？不然何至於此！然而以雍正帝的性格及慣常做法，倒真不至於存心如此險惡，實在是表演型人格使然，所謂愛之則欲其生、恨之則欲其死是也。我們可以做個簡單對比：
雍正帝對自己的十三弟怡親王允祥也極為優待信任，在即位之初，就封他為親王，任命為總理大臣，並破例准許其爵位世襲罔替。此後又准其再指封一子為郡王，將其俸祿、莊園、所屬佐領、王府護衛、出行儀仗均照《會典》所載的親王標準增加一倍。允祥一直總理戶部，掌握財政大權，其所奏大小事情，雍正帝無不照準，並且屢次公開表示：這樣的良法美意、利國利民之舉，是怡親王的建議，朕不能匿其功德而自居之，一定要向天下人公開說明。允祥的王府、別苑，甚至墳地，都被雍正帝安排在離自己最近的地方。從清宮的造辦處檔案中可以看到，當時允祥幾乎包攬了雍正帝所有的生活瑣事，出入禁宮和圓明園，就像在自己家一樣。
又如對年羹堯的鄉試同年，那位在康熙年間鬱鬱不得志的鄂爾泰，雍正帝一發現他是沙中璞玉，立即予以破格提拔，從內務府員外郎一遷則蘇州布政使，再遷則署理雲貴總督，主持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事宜。後又令其兼掌廣西，全權掌管三省兵民大政，與年羹堯聲勢最盛時的權力有相近之處。君臣二人遠隔萬里，常年通過奏折親密交流，討論治國用人之道。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得了一場大病，為免鄂爾泰懸心，特命其遞送奏折的家奴進入寢宮面聖，以便讓他回去向鄂爾泰告知皇帝氣色安好、龍體康健。
雍正帝對以上這兩位的恩遇迭加、甜言蜜語，比對年羹堯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二人卻能善自珍重、保全始終，蓋因其應對有術、各具所長。
雍正帝與允祥自幼相處，曾奉父命授其算學，二人在康熙後期有數十首唱和詩作，以及談禪論道的書信留存。其間，雍正帝的兒子弘晝生了重病，允祥為之奔走醫藥，使其得以保全性命。雍正帝對此十分感激，命弘晝稱叔父為父。允祥對雍正帝的性情十分瞭解，深知他或愛或恨，當時都出於至誠，只是性情反覆，翻起臉來比翻書還快。於是，每當乃兄有出於常情的厚愛厚賜，允祥都採取能推就推、推不了就硬推的策略。只拚命工作，絕不接受過分的榮譽和利益，讓兄長對自己始終有嚴重的虧欠感，毫無翻臉餘地。
鄂爾泰以理學自居，為人嚴正，勤於事功，對下屬一言進退，主持改土歸流時更展現出相當的殺伐決斷，行事作風某種程度上與年羹堯頗有相似之處。不過，鄂爾泰本無根基，是雍正帝一手提拔起來的新朝新人。對於雍正帝來說，他是一個完全可控的柱石能臣，除去皇帝，再無可以依靠的勢力。另外，鄂爾泰也是真心感激雍正帝的浩蕩皇恩，姿態放得很低，多所逢迎，雖與雍正帝算是同齡人，但奏折中動輒則稱：「（皇上）愛臣諄篤，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嚴師。」這是年羹堯絕不屑落筆的。
與這兩個人相比，年羹堯更具有今人所說的獨立人格的意味。一方面，他的事功成就、社會關係並不完全依賴於雍正帝，既不是允祥那樣的幼年相從、棠棣情深，又不是鄂爾泰那樣的拔於微末、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對於雍正帝那些顯得失態的情感表達，他也沒有表現出同等程度的親暱逢迎，遠不如與康熙皇帝的交流更加真摯自然，從單純的人際交往和君臣禮數上講，讓雍正帝很不滿意。所以，面對雍正帝同樣的做法，允祥與鄂爾泰安然無事，到年羹堯身上卻變成了糖衣炮彈。
此外，雍正皇帝對年羹堯的過度優待，也引起朝中袞袞諸公的反感。青海作戰之前，年羹堯能夠執掌大將軍印，且達到信任之專無以復加的程度，無疑是雍正帝力排眾議、乾綱獨斷的結果，朝中一些老派滿蒙貴族，一直對他出任大將軍頗多非議，且矛頭直指滿漢之別。如康熙末年曾隨胤禵出征的將軍、宗室宗扎布就曾向人抱怨：「而今之世，滿洲、蒙古斷難興盛。凡輔政大臣，皆為漢軍、漢人，故漢軍、漢人必興盛。」雍正帝就此駁斥云：
當時青海之事可危可慮，凡事俱由朕與怡王、舅舅隆科多、都統拉錫等從中詳密商定，而在外軍務則令年羹堯主管。年羹堯孜孜黽勉，率領當地邊塞漢兵，不糜錢糧，不勞兵馬，須臾克奏膚功，從而平定青海之賊，以寧邊陲。如此之人，不能委以大將軍乎？朕用人不當否？就以此事而論，倘若授以允禵為大將軍，面由爾等輔佐，該事能如此完結否？爾言未用滿洲兵，路途如此遙遠，即派滿洲兵，亦難趕到，而僅用邊塞綠旗兵，即能擊敗賊敵，揚我軍威，可喜可賀，我滿洲兵更顯威武，此事又有何慮之處？前為西藏之事，年羹堯亦籌備四川兵馬，力爭務取西藏，即照皇父指教，孜孜向前，進定西藏。至聖皇父曾屢次諭曰：我朝僅隆科多、年羹堯二人有大將之才，此事人人皆知。
可知其中所言漢軍者，即指年羹堯而言。
多年後，雍正帝又親自講出一件往事，說正當年羹堯在西寧堅守孤城之際，對雍正即位助力最多的國舅隆科多曾秘密進言，認為應對年羹堯有所掣肘，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說不好他哪天帶兵叛亂、反戈一擊呢？對於隆科多的這個說法，雍正帝還沒來得及回應，他身邊的另一位重量級人物、怡親王允祥就表示反對，說既然已經把大軍交給年羹堯，疑神疑鬼也沒有意義了，派人掣肘，對軍事行動不利，還不如一切照舊，讓他把本事都使出來，打贏了算數。
大約有讀者看到這裡會認為，對年大將軍的忠誠度，掌握人事大權的隆國舅頗有疑慮，而掌握財政大權的當家親王大力支持。實際上，事情也並不是這麼簡單。那麼，這雍正初年的政壇三巨頭關係到底如何，他們之間的角力，對年羹堯的未來有什麼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