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兩岸衝突不斷，為避免台北因空降突擊而遭解放軍斬首，大溪行館即為蔣介石臨時指揮中心之一。「八二三」炮戰後隔日，蔣介石就是在大溪行館緊急召見負傷從金門輾轉返台的俞大維與陳誠、「美國大使」莊萊德等人，宣示保衛金、馬的決心。他也曾在此舉行軍事緊急會議。
不過已年逾花甲的蔣介石之所以落腳大溪、角板山等地，另一層意義是因為這兒地點清幽，適合閱讀寫作。蔣介石為宣傳「反共」必要性的大篇幅著作《蘇俄在中國》，就是於1950年中期在大溪、角板山、涵碧樓等他鍾情的幾個行館陸續寫成。
當時朝鮮戰爭已過，但美國表態無意捍衛金、馬，甚至打出「兩個中國」方案，讓蔣介石戒慎恐懼。加上赫魯曉夫積極向國際推銷「和平共存」口號，也讓依賴「冷戰」對決情勢維繫命脈的蔣介石深感須有所動作，避免美國再度犧牲台灣地區利益。因此他帶著文膽陶希聖〔陶希聖（1899年－1988年6月27日），湖北黃岡人。抗戰前曾任北大教授，1938年12月隨汪精衛出走河內。1939年8月，赴上海參加汪日談判，1940年1月與高宗武脫離汪組織，在香港聯名揭發「汪日密約」。1942年初逃離香港，回歸重慶，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第五組組長。1949年，隨蔣赴台，繼陳佈雷之後，長期擔任蔣介石文膽。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0歲。〕對文稿反覆推敲，希望借30年來與蘇俄相處、交手經驗，希望美國認清與共產主義陣營妥協的錯誤，並加強對台軍援，協助他的「反攻大業」。
這本原名為《和平共存》的文稿，正是蔣介石爭取「反共陣線」的總論述，蔣介石的秘書楚崧秋也說，蔣介石此舉也有紀念自己70壽辰與宋美齡結婚30週年的用意，因此英文版名稱即為《七十自述》。
◆據稱，《蘇俄在中國》作者為蔣中正，實為其心腹陶希聖等人，初稿僅4 萬餘字，蔣介石讀之而欲罷不能，一再促其增長篇幅，最終形成此大部頭。但另有蔣介石的秘書楚崧秋表示：「蔣介石曾以一年半的時間完成此書，他所花的精力和時間，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約五六萬字的文章，經過蔣介石不斷地增補、修改，到定稿出書，竟成為多達20 萬字的巨著，一字一句，無不是蔣介石心血的結晶。（上圖）
1955年11月，蔣介石開始撰文，陶希聖準備的初稿原本只有4萬字，但蔣介石陸續徵詢張群〔張群（1889年5月－1990年12月14日），字岳軍，四川華陽人，1908年赴日本就讀於振武學堂，曾參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1935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歷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職。抗戰勝利後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談判。1947年4月到1948年5月任行政院長；來台後長期擔任「總統府秘書長」至1972年，1990年病逝於台北。〕、黃少谷、張其昀、羅家倫等故舊意見，加上葉公超、前「駐蘇與聯合國大使」蔣廷黼的資料，又陸續將長約數萬字史料融入文稿中，約1956年底才正式定稿，竟擴充到20萬字。
◆ 1957 年6 月22 日， 蔣介石新著《蘇俄在中國》成書。這本原名為《和平共存》的文稿，正是蔣介石爭取「反共陣線」的總論述。蔣介石的秘書楚崧秋也說，蔣介石此舉也有紀念自己70 歲壽辰與宋美齡結婚30 週年的用意，因此英文版名稱即為《七十自述》。（下圖）
蔣介石在兩年時間內廢寢忘食，幾乎無一日不自己用毛筆修正校閱。由於涉及許多失去江山的曲折與內情，困在孤島的蔣介石仔細思量起來，甚至忍不住自陳，「不禁愧悔交集，刺激之烈為近年批閱文件所未有者也，幾乎夜不成眠」。因為求好心切，很多段落都由他自己操刀並一改再改，勾來勾去，到幕僚所謄十行紙草稿更改到無地可改，讓蔣介石抱怨不已。
◆大溪行館書房
行館內書房陳列簡單，而無處不表現出蔣介石對故鄉與大陸的繾綣情深。開放的行館陳列基本保持蔣介石生前居住時的模樣，四方桌兩側上擺放著國民黨旗、蔣介石銅像和他喜愛的花卉，牆壁上則懸掛著蔣介石遊覽山川時留下的佳影。這張照片在蔣介石晚年生涯中頻繁出現，是他思鄉情深，有志「反攻」的代表性照片。
楚崧秋還曾指出，當時蔣介石幾乎離不開書桌，不但作息受影響，讓宋美齡相當憂心，連去行館休假都對書稿念念不忘，更曾暈倒在書桌前，完全失卻知覺而倒地，靜眠約五分鐘才漸甦醒。蔣介石除提醒自己在早課時多運動，少用腦、用眼，也曾在日記中提到，到最後審稿時，「右眼角視線又散搖（而非散光）不息，幾乎迷霧不清，不能看書」。
為使外國人更清楚英譯本內涵，1957年1月間，蔣介石突有靈感，要把原擬書名「和平共存」「中俄三十年經歷紀要」或「中蘇和平共存經歷」，直接改為「蘇俄與中國」，與陶希聖討論後，才確定為《蘇俄在中國》，並由宋美齡指導蔣介石英文秘書沈劍虹逐章翻譯成英文。
《蘇俄在中國》出版後，靠著1957年在美國《前鋒論壇報》等媒體連載而引發矚目，甚至被蔣經國稱為「反共十字軍的經典」，並在台灣掀起一股學習與盜版熱，當時台灣空軍機群還飛往廣東、廣西、雲南及海南島，空投了數千冊這本書。只是蔣介石已不復當年的蔣委員長，這本書的實質迴響並不大，美國政壇更冷漠以對。倒是葉公超看過如此巨幅著作後，曾勸說蔣介石預擬一篇較短文稿，以符合國內外媒體需要，卻被蔣介石狠批一頓，「只知迎合他人心理，而不敢主動發表其本身主張，此乃投機之記者一般心理」，「殊為可笑」。
《蘇俄在中國》出版後沒有引起美國的興趣，加上美國又對蔣介石的反攻大計抱持冷漠拖延態度，讓蔣介石頗為不悅，甚至一度賭氣地在日記上說，既然他的「反共」總論述已經問世，「如半年內美國對我『反攻大陸』戰略再不表示其意見，則我當對其表示消極失望，將於明春辭去現職，交『副總統』依法繼任，引咎辭職，以既不願違反『中美協定』自動反攻，又不願違反民意永久孤守台灣，有愧職責，無以慰人民拯救之望，故反攻無期，實無法赧顏居住，否則將徒為個人權位計也。」
不過隔了幾天，蔣介石又在日記上反省，「近日心神為急謀反攻，援助大陸『反共』形勢，故對美國政策企求其從速改變與積極推動之心理亦益迫切，其實此為代天主張，無濟於事，今後惟有盡我心力，策動一切可能可行之事，但不能強求速效，徒勞無功，致失所望，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耳。」
求戰不成，又遭人冷眼以對，或許這是蔣介石在熱衷著述《蘇俄在中國》時所無法想像的窘境。更足以彰顯蔣介石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外表看似與美國艾森豪威爾政權相知相惜，卻被美國牽制在孤島上的無奈與尷尬。倒是這本書促成了一次意外善舉，當年蔣介石邀請胡適來台出任「中研院院長」，胡適所住「官捨」不是用公款興建，而是由蔣介石撥出《蘇俄在中國》版稅為胡適建屋。胡適去世後，他的故居產權因此未被「中央研究院」或其他單位收回，反而促成了胡適紀念館的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