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_第八章百花齊放（1952～1957）_理查德·伊文思

1952年7月下旬，鄧小平被調到北京時，距他48歲生日還差一個月。這時候，他的嘴角和額頭都已出現皺紋，看起來已經不再年輕。在此前5年當中，他留起了鬍子，但在離開四川的時候，他剃掉了鬍子。奇怪的是，他竟然還把頭髮剃個精光，就像蔣介石一樣。剃了光頭的他，更凸顯出額頭的輪廓和下巴的稜角。到北京兩年之後，他才再度留起頭髮。他的健康狀況大體不錯，不過在閱讀長篇文章或講話時，必須戴上眼鏡。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聽力大大衰退，特別是右耳。不過從照片上看不出他當時是不是已經開始戴助聽器。他的個性很直率，作風平易近人，自然不做作。即使是在1980年代，他在接待外賓時，除非是在最正式的場合，否則他還是習慣先清一下喉嚨，吐口痰，再開始正式談話。

跟著鄧小平一起來到北京的，還有他的妻子卓琳（她在1937年到達延安後不久，就把本名浦瓊英改成卓琳）、五個子女和繼母夏伯根。他和家人一起住在紫禁城西邊的中南海。這也是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居住的地方。

毛澤東和他的家人住在園中兩湖之間一座四合院內。現在這裡沒有人住，有時候對中外遊客開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間屋子作為書房。據說，他經常獨自邊讀書，邊在這間屋子裡吃飯。（根據1986年春官方導遊向作者所作的介紹。）從房子裡的傢俱和窗簾可以看出，毛和他的家人過著一種非常簡樸、舒適的生活。離房子幾百米遠的地方是古色古香、裝飾華麗的建築群落，黨的辦公地設在裡面。這所房子離政府的辦公地也不太遠，而且對酷愛游泳的毛來說還有一點很重要，離游泳池很近。這個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當時是供公眾使用的。這所房子還緊靠瀛台，瀛台是中國苑囿和建築的一個珍品。它還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緒皇帝的地方。光緒帝一生最後12年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裡度過的。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他很難再找到他的同僚，也很難再把人們召集起來。

這個時期，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力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這同他在內戰前和內戰期間在政治和軍事戰略上的勝利，和1949年9月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無關係。他的權力日益加強，達到了頂峰。此時的毛絕對自信。他總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務，以便留出時間準備有關大政方針問題的講話和指示。但他也盡力發揮他作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作用，發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的作用。從下面這張他在1953年5月給劉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這一點，他寫道：「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這個時候，毛絕不勉強同意他不喜歡的其他領導人所作出的決定。他總是願意用他自己的命令來推翻其他人的決定。但他又並不像斯大林那樣使他的同事們互相對立，或者損害他們當中那些他曾批評過或打倒過的人的名聲。對於他來說，最令他心滿意足的是能夠自主行事。

1952年，中央書記處成員除毛之外，還有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朱是一位老紅軍，他此時的地位顯然沒有他在內戰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那麼高。而且，不管是此時還是後來，他在政治上都不積極活躍。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他對外交政策及國防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經常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言。此外，他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和以毛為首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1950年10月至1953年6月的朝鮮戰爭期間，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指揮著50萬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進行大規模作戰(1)。他在黨內和軍隊內是一位威望極高的人物，並以性情耿直而著稱。他是樸實和最具魅力的延安傳統，即艱苦奮鬥傳統的典型代表。

1956年以前，劉少奇在書記處中的地位僅次於朱德。在1940年代後期，他作為毛的主要政治助手和黨的日常工作管理者嶄露頭角。他同毛幾乎毫無共同之處。他工作勤奮，處事慎重，而且還相當嚴肅，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教授曾經有過一句關於劉的名言，說他是一個地位顯赫的灰色人物。但他又很自負，而且還很固執。他會越過毛毫無顧忌地發指示，或不顧毛的意見，對一些政策問題發表看法。如前所述，毛在1953年指責他擅自下發中央文件；1951年，他還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個批語，並要求廣為傳達。他在這個批語中把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說成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然而，他的這種獨立性和他對50年代初期的社會變革所持有的謹慎態度，沒有讓毛決定在這個時候降他的職，也沒有讓毛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前景失去信心。相反，在這個時期，毛認定劉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適人選。

劉是一個貧農的兒子，在延安成為毛最密切的政治夥伴。至於他為什麼能成為毛的政治夥伴和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箇中的詳情還無法搞清楚。也許毛信任劉是因為他感到劉比書記處中他周圍的那些知識分子更容易相處。他和劉都是湖南人，他們都來自農村，都是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劉在20世紀20年代初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待了一年，但他過得並不愉快）。劉或許認為，積極地把毛推上黨的領袖的地位，比採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黨內得到迅速地陞遷。他在40年代的幾次談話都清楚地表明，他對毛的態度比他同時代的人對毛所持的那種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對一些同事說：「什麼是主席？我從未聽蘇聯人管列寧叫列寧主席。」（這個時候，毛還不是黨的任何機構的主席。不過已經有傳言說他有可能成為政治局主席。果然，在1943年得到了這一職務。）1947年，他在一次會議上說：「在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領袖，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如果有這樣一位領袖，他只不過是豬鼻子裡插蔥—裝象而已。」

在政府中，同劉極為相似的一個人物是周恩來，他在1949年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領導下行使職權，頗受尊敬。同時，他還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周恩來才思敏捷，精明幹練，且能言善辯，他具備一個外交家兼演說家的天賦，並因此而聞名於世。他還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的人。他從未懷疑過，中國必須首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建設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的必經階段。周與毛不同，他並沒有把革命本身作為一種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樣，視中國人民的貧窮和愚昧無知為一種天然優勢。相反，他想盡快革除這種狀況。他更不像毛那樣熱衷於群眾運動，也不像毛那樣不信任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這個階層有四五百萬人，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接受過中等或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奮，在這一點上他同劉完全相同。他還十分注意自己的舉止、衣著和講話的每一個細節，對於身邊的工作人員，他也照顧得無微不至。有許多故事都是講述他是如何關懷衛士、司機和廚師，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探望病人或為他們安排更好的治療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數百萬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在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為他們主持公道，向他們表示同情。

1952年鄧到北京時，新的國家領導層已基本上實現了其最初在共同綱領中確定的目標，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早期談話中所提及的目標。在政治上，除台灣和一些近海島嶼之外，已經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權。在這個進程中，專政機關在全國範圍內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種暗藏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國民黨間諜，擁護國民黨的工會組織者、城市和農村匪禍（包括1927年在井岡山同毛澤東合作過的兩個土匪首領中一個人的兒子）。這場運動從1951年2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徵是：毫不留情，依靠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而不是由軍隊和政府出面，來辨別哪些應該受到懲處和他們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懲處。在這場運動中，被處死的人達幾十萬之多，另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人被關進了監獄。其結果是沉重打擊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國民黨殘餘分子，結束了國民黨在一些城市和農村的不法統治，使全社會對共產黨人產生了一種敬畏之感。

在社會上，領導層已幾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一切任務。在農村，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居住區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完成。在工業城市，官僚資本家，即那些經營從日本企業主那裡沒收來的工業企業的國民黨官員，已被趕走。許多外資企業被接管，其中有一些企業的資產被完全沒收。但一般採用的做法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交出他們的財產以償還他們所欠下的債務。近代以來在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中居支配地位達100年之久的外國經濟幾乎被徹底消滅。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之後，中共領導層便開始把矛頭指向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它是掌握政權的四個階級集團中的一個階級。在1952年6月的一個秘密指示中，毛寫道「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這個指示並沒有公開發表。但到仲夏，幾乎每一個人都確信，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都要受到衝擊。4個月後，工廠主和店主成了反對「五毒」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目標。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這場運動隨後被稱之為「五反」運動，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數以百計的商人自殺，好幾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額罰款和拖欠的大量稅款。

在農村，中共領導層同樣也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土改」一結束，農村的黨支部就開始動員那些無地、缺少牲畜和農具的農民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最初，互助組的規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並且是季節性的；也並沒有被強加上黨的意志，以促進這個「社會主義萌芽」的發展。

在經濟上，國家也順利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央政府制定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緊縮發展經費以追加軍事預算。戰爭結束後，通貨膨脹進一步得到有效控制。儘管經歷了土地改革、五反運動，並且中斷了中國同西方的貿易往來，但1952年的工農業產量仍然超過了日本入侵前最好的年份（也大大超過了1949年）。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於國內的和平環境，得益於共產黨獲取了日本在東北建立的工業基地。東北工業基地對取得上述好成績的影響是很大的。

1952年，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黨的最高領導層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戰時緊張狀況一結束，中國就應該立即開始實施迅速發展經濟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應該倣傚蘇聯斯大林的模式。其主要特徵是，國家集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工業建設，在工業方面集中發展大規模的和資金密集型的工業項目。這個時期，領導層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農業問題，即農業如何能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證工業計劃的順利進行。農業本身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資。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幾乎也沒有人提出過，就是輕工業得到的投資還不足全部中央投資的百分之十。對於能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費品，並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資的輕工業的重要性，多數人沒有充分的認識。當時的中國還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政府機構及其職能。這些機構包括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和一整套的工業部委，每一個部委都管轄著本部門的所有工廠，包括舊的和新建的工廠。其主要職能是制訂計劃，均衡地分配原材料，並按照這一計劃擬定所有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分配方案。

但是，高層領導對社會政策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在把民族資產階級確定為一個敵對階級之後，毛想繼續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其他幾個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當然包括鄧在內，卻想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即土地、工廠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許它們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長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了這條路線的倡導者。他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確保私有財產」。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在8月召開的黨的財經工作會議上，毛又重申了他的這個觀點，並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同年10月，中共向全國宣佈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意味著新民主主義要經歷—個逐步衰亡的過程。

1952年，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席，主要都是政府的職位，而非黨內職務。當時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和擔任財經委員會的陳雲，因此成為鄧小平的上司和最親密的同事。鄧主要負責的是水陸交通。1953年9月，他接替薄一波出任財政部長，工作重心轉向更細緻的財政工作。鄧小平在抗日戰爭期間就已經和薄一波相識。1940年起，薄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決死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2年年底，薄因實施新稅制，降低私營企業所負擔的稅負，實行「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在8月的一次會議上批評他所犯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抬頭」，薄被迫辭去擔任的職務。

鄧小平當時一定以為，自己可以在財政部長這個敏感而重要的位置上幹得久一點。但他只干了9個月。1954 年6月(2)，他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他的工作從政府行政部門轉向黨的工作。這也使得他有機會更接近毛澤東和劉少奇，成為毛劉兩人和全國黨的組織機構聯繫的主要接觸媒介。

鄧小平這次職務變動，是有背景原因的。那就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高崗和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陰謀陷害、排擠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活動以失敗而告終。高、饒兩人基於個人野心，企圖推倒劉、周兩人，因而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未指名的方式攻擊劉、周兩人懷疑黨的新時期總路線的正確性；他們同時私下發放新政治局委員人選的機密名單，名單中更換了幾位軍方高級人員，企圖挑起人們對劉、周兩人的怨恨。高、饒兩人說，這份名單是劉少奇在黨內的一個關係密切的親信草擬的。這項陰謀進行得很順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現變化。高饒分別遊說鄧小平和陳雲，希望他們加入打擊劉、周的陰謀，但鄧小平和陳雲兩人認為他們的行為有欠光明正大，於是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

1953年12月，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要求高崗對黨與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議，讓他反對劉少奇的陰謀暴露出來。毛澤東同時又給劉少奇一個報復的機會，讓劉主持即將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劉少奇也真的把握住這個機會，在會議上大肆抨擊高、饒是反黨陰謀分子，並敦促大會一致同意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高、饒兩人的行為。有個說法，高曾經威脅說要當場開槍自殺，才免去對他立即採取懲處行動。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正確，這次中委會會議代表了這項陰謀的結束。高崗和饒漱石不久就丟掉了他們在黨和政府中的所有職位。高崗還被逮捕下獄。1954年夏天，他在牢裡自殺身亡。(3)

高饒事件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另外還接替饒擔任組織部主任，並在1955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一個月後，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在政治局排名第十三（也是最後一名），但他已經超越了中央委員會的很多同事。總括來說，高、饒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一個高昇的機會。

在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的會議上，毛澤東宣佈，黨中央決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也是自1945年以來的第一次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他大略地介紹了這次大會的議程，並且談到黨在「一年之內」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邁出一大步」。他宣佈，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黨員之間要互相進行尖銳的批評。

換句話說，毛澤東為這次全國代表大會，定下18個月的籌備時間表。雖然必須起草很多文件，以及做各種細節上的安排，但對身為秘書長的鄧小平和他的助理們來說，時間應該很充裕。

不過事實上，到了最後關頭，鄧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塗。這主要是當時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大大改變了政治態勢。在國內，中國已經從新民主主義完全步入社會主義；在國外，赫魯曉夫公開指責斯大林和他的「個人崇拜」，並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戰略策略。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許多黨的領導人就農業出現的緊張情況、該走什麼樣的道路的爭論中取得勝利後開始的。1953年政府發現，供給城市人口的糧食出現了短缺，為此實行了統購統銷制度。這個制度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這一制度，緩和了城鎮糧食供應的緊張局勢。但是，由於糧食產量並沒有迅速增長，反而引起了農村部分地區的糧食緊張。毛對這些的反應是，應該迅速實現農業合作化，以農業生產合作社取代互助組。最初，合作社的社員是按照他們入社時交納的土地、牲畜和傢俱的多少獲取報酬。不過很快，便進入到「更高的階段」，實行按勞取酬。

毛堅信，合作化通過建立較大規模的農場，實行規模經營，能夠提高糧食產量，政府也更容易獲得供給全國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糧食。他擔心土改以後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會引起農村社會的兩極分化，因為越富裕的農民越能積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財產，而那些較為貧窮的農民則不得不賣掉或抵押他們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會被破壞。

1955年4月底，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的一次會議決定，合作化運動要以「停、縮、發」方針為指導，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可以繼續發展，但在另外一些地區則要停止或收縮。毛對此決定並不滿意。他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說，他認為「停、縮、發」三字方針，重點是強調「發」，他批評了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觀點，並同他們進行一次「大討論」。在隨後召開的另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他提出要徹底改變農村工作部的做法。在這次會議上，他以下面這段不久就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開始他的講話：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毛指出，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從1949年開始，用18年的時間實現農業合作化，並不背離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經驗。

毛的主張佔了上風。各省的省委書記都感覺到，他們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面臨得失攸關的重要時刻，因而紛紛開始著手把毛提出的「高潮」變為現實，加快發展農業合作社。他們的行動果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到1956年底，大約有1億1千萬農戶加入到30多萬個高級合作社。毛提出的目標提前11年完成了。在實現這個巨大轉變之時，中國雖然沒有像蘇聯那樣在合作化運動中採取大規模剝奪富農或使一部分地區農業產量下降的做法，但也沒有解決毛想解決的經濟問題。毛隨後採取的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嚴重後果，與蘇聯的合作化運動相比，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農村進行的這場運動，同樣也引發了城鎮的連鎖反應。城鎮的工廠主和商店主以一種超乎尋常的狂熱，敲鑼打鼓地要求把他們的財產交給國家。他們的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們從此以後成了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是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國的資本主義已基本消失。

對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20大上公然譴責斯大林的做法，毛澤東一開始就非常不滿意。同年4月底，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赫魯曉夫這一做法帶來了一系列的後果。先是波蘭發生暴亂，隨後斯大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統治宣告結束。毛據此斷定，赫魯曉夫在意識形態領域犯了錯誤，他對斯大林的攻擊是輕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魯曉夫還在這次代表大會的另一份報告中談到，奪取國家政權也可以通過議會道路。這讓毛得出了另一個結論，赫魯曉夫把列寧主義相當多的東西也已經丟掉了。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毛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

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1956年9月召開了。會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四人是主要的發言人。毛澤東發表簡短的開幕詞；劉少奇作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長篇報告。第二個五年計劃即將在1958年開始實施。鄧小平在大會第二天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他在這篇長篇報告中，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狀況，以及黨的任務作出詳盡的闡述。由於他的報告不管在風格上、實質內容上都和另外三位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這份報告可以看作是鄧小平個人的政治宣言。其價值不僅在於這顯示出他個人對當時政治情勢的觀感，同時也可以當作一種標準，用來評估他這些觀感日後的總體發展。

鄧小平在報告中提到三個重要的政治問題：中國階級關係的現況，黨員要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以及在馬克思主義政黨中黨的領袖的作用。關於第一個問題，他認為中國正處在順利地向沒有階級社會過渡的過程中（事實上應該是說，這個社會裡只有一個階級，而不是沒有階級）。他比較了黨在1945年和1956年的情形之後，指出：

現在，我們的國家的狀況完全不同了。我國的人民革命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已經在1949年獲得了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實現了空前未有的國家統一。現在，除了個別邊疆地區以外，我們不但已經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而且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同時，七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所有這些，使得我國的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

在後面的一段講話中，他說：

在第七次大會以前和以後的相當時期內，對於不同的社會成分規定不同的入黨手續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時期，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和職員已經只是一個階級內部的分工……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已經站在工人階級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和學生變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變為職員和知識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變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變為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把這些社會成分分為兩類還有什麼意義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麼分得清呢？

鄧小平對黨的作用與政策的這些看法，在這次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中也表達的非常清楚。決議指出，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的經濟文化狀況」之間的矛盾。決議指出，「全國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並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談到黨員的行為時，鄧小平提到他曾經反覆批評過的兩個問題：官僚主義的習氣和驕傲自滿的情緒。他批評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在執行中央和上級的指示的時候，往往不採取同下級同志和群眾商量的辦法，不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只是機械地盲目地搬運」；「不少機關的負責同志，把自己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在處理文電和不必要的過多的開會上面，很少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瞭解他們的要求和研究他們的經驗，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務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泥坑」。有一些幹部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甚至有些品質惡劣的人，還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還有一種比較大量的表現，就是命令主義。不少黨的組織和幹部，在作出決議、指示以前，既不同群眾商量，在執行決議、指示的時候，對群眾又不是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圖一切依靠命令行事。他得出的結論是：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還遠沒有在黨內得到完全貫徹執行。他接著提出各種補救措施，如在與官僚主義的長時期鬥爭中，要貫徹群眾路線，「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鬥爭」，並強調這一點具有重大的意義。他說，「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這一個方針是早已確定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我們黨就實行了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們同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十多年的經驗證明，這種合作對於我們黨的事業，是有益而無害的。」

關於領導人在馬克思主義政黨中的作用，鄧小平很辯證地指出，中國共產黨重視毛澤東的立場和觀點，同時不會接受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詆毀。他首先指出，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和在政黨中的作用。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因此，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繫群眾的模範，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

鄧小平接著特別闡釋這一點。他說，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中國共產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所以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根據毛澤東提議，採取措施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制止歌功頌德等措施。然而，由於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此黨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繫，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執行。

鄧小平的聽眾中，不管是中國人或外國人，都無法反對他闡述的這幾項原則，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反駁他對蘇聯經驗所作的簡短評論。還有，也沒有人能夠反對他對黨的現狀和歷史所作的評論。這種評論既不自責也不自滿。最高明的是，針對有人指責毛澤東鼓勵對他個人的「個人崇拜」，他在演說中替毛澤東作了辯護。他指出，黨所通過的禁止對任何個人「歌功頌德」的決議，提案人正是毛澤東。

不過，對於一項最重要的問題，鄧小平卻沒有作出任何解釋。這就是黨決定刪除黨章中提及毛澤東思想的兩段文字。這並不難瞭解。不管他說什麼，都會被認為或者毛澤東已經向黨內或黨外的壓力低頭，同意這項改變；或者他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失去對自己的信心，或者兩者都有。參加大會的代表們，在拿到修改後的黨的章程後，當然注意到這項改變，並且想要知道為什麼作這樣的修改。黨的高級人員在大會的簡報中是這樣解釋的：黨的章程不必再作太詳細的說明，因為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現在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從鄧小平強調黨的新章程的條文必須完整與準確來看，這種解釋並不能令所有人信服。

這些條文究竟是如何修改的，到目前仍然還不清楚。但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最初提議作這種修改的是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他從來不對毛澤東表示特別尊敬）。第二，這項修改如果沒有得到毛的同意，是不可能付諸實施的。可能還要再經過好幾年，才會知道究竟是誰向毛提起彭德懷的提議，對方又是如何向他說明此項提議，以及他當時有何種反應。在此之前，關於鄧小平在這件事裡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最有把握的猜測就是，身為黨章修改小組的負責人和報告人，他大概只能靜候上級的指示行事。

全國代表大會最後的重頭戲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大會一落幕，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立即接著開會，選出它自己的領導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一位總書記）、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總書記一職本來已經取消，這次再度恢復，但地位和過去相比已經有所改變。總書記一職，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直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現在則是黨的幕僚長。新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取代了以前的書記處，職責同以往的書記處完全相同。

鄧小平當選為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因此成為一名決策者，同時也是執行黨的政策的主要負責官員。身為總書記，他手下有一個秘書處，工作人員全都是黨的高幹。在政治局裡，他的排名由第13位一下子跳升至第6位，領先林彪和另外6個人，其中包括彭德懷和洛甫，他們進入政治局的時間都比鄧小平久得多。

換句話說，在短短四年內，鄧小平由政治局之外的一個地方負責人，一躍而成為中國大陸最有權勢的六個領導人之一。套句他的官方傳記上的話，「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如此快速地晉陞，可能是有點運氣，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鄧小平在處理複雜工作上，例如協調黨章的修改，所表現出的活力、效率與自信。有一項直接的證據，赫魯曉夫曾經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很高。那是在1954年，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北京的一次會面中，毛指著鄧小平對赫魯曉夫說，鄧小平能力很強。

任何年紀較大的中國大陸的作家、藝術家或專業人員，都忘不了1957年，這一年發起了百花齊放運動。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一年是在懷疑中開始，在希望中度過，但最後卻以絕望結束。

鼓勵百花齊開的正是毛澤東本人。他當時希望中國經濟進步，並且希望中國的黨外知識分子能夠積極參與經濟建設。他認為黨需要進行一次新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如果能夠鼓勵黨外人士參與，將會更為有效。他並且認為，要想使中國不受到1956年席捲東歐的混亂情勢所波及，最好的方法就是改變專政與民主之間的政治均勢，並且偏向後者。先在理論上加以論證，然後再付諸行動，這已成為毛的習慣。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詳細闡述了著名的「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社會上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對抗性矛盾存在於「人民」（人民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同他們的敵人之間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是存在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後者能夠而且應該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他為中國作出了一項可行的決定：黨外人士可以批評黨和黨員的行為，知識分子可以根據他們的興趣愛好從事寫作和發表言論。他進一步要求這兩個階層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下開始行動。但最終結果是限制而不是放寬了發表言論的範圍。之所以會是這樣的結果，既不是毛不守信用（儘管他後來更願意由他自己承擔不守信用的罪名，不願意承認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也不是毛的同事們故意從中破壞（儘管他們當中有人曾竭力反對黨接受黨外人士批評的做法）。而是由於自5月初黨剛一開始正式號召開展批評，不僅黨員當中出現了一些過火行為，而且在整個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發展。

剛開始的時候，批評是溫和的。但是，當黨的統戰部召集政府部門的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開了幾次會議後，批評便變得激烈起來。當作家、藝術家和大學生開始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時，批評就變得更為激烈了。在北京大學，繼承了長期政治運動傳統的大學生們建立起「民主廣場」和「民主牆」，並很快貼滿了大字報。一些新聞記者報道了這些活動後，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也開始鳴放。一些學生只批評黨對個別人（例如作家胡風，他在1955年被指責為反革命）和一些社會團體的做法。另外一些人則指責黨的領導層只講政治原則，認為整風並不能糾正黨的不良傾向，因為這些不良傾向都是黨本身所固有的。還有許多言論帶有強烈的反蘇情緒。黨外人士總的來說大都比較謹慎。只有極少數人明確表示，所謂「互相監督」更多是黨員對黨外人士的監督。

「批評鳴放」階段持續了5周多的時間。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佈許多人的行動和言論表明，階級鬥爭在中國並沒有熄滅，把「右派分子」說成是「濫用」整風運動，企圖把歷史推向倒退，是一夥攻擊共產黨、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在隨後的6天裡，《人民日報》又連續發表5篇社論。6月19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在配發的按語中指出，文章是作者本人根據自己的講演記錄整理的，並且作了若干補充。這篇文章中關於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是後來加上去的（1800多人在2月份聽過毛的這篇講話）。他們也清楚地意識到，在毛的授意下公開發表這篇講話，意味著一場反擊運動即將開始。

一兩天後，這場反擊運動便開始了，並很快發展成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甚至波及到許多在鳴放期間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的人身上。他們或許是因為過於謹慎，或許是因為缺少機會，並沒有發表什麼言論，現在卻因為出身問題而被懷疑。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以違犯過黨紀國法為由，受到處理。最先受到處理的是許多小的非共產黨的頭面人物，其中有兩個人被指責為反黨陰謀的組織者。接著，這場運動就波及到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教授和學生。這一年的初秋時節，工人、農民和省級黨政幹部也成了目標。一些組織還被分配到必須完成的名額。在政府機關，還對那些要準備劃成右派的人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認罪並收回他們的言論。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被檢舉者說成是立場不穩定。有的馬上被宣判，有的是在幾周或幾個月後被宣判。對絕大多數人的宣判都是非常嚴厲的，而且都被無限期地發配到偏遠地區的國營農場。一些重刑犯都是黨員。享譽全國的知名女作家丁玲因為與中宣部負責文學藝術的副局長發生爭吵，被遣送到遠在東北的勞改農場。年輕作家王蒙，因為寫了一篇反映組織部中一個黨支部的官僚主義和死板僵化的文章，被發配到了新疆。在此後的20多年當中，他們都沒有回過北京。後來，鄧小平提拔王蒙當了文化部長。

整個「百花齊放」的結果是負面的，造成人才的大量浪費。它終結了已經持續40多年的新文學與藝術時代。它還讓毛澤東意識到，中國的知識分子瞧不起他。他對此的反應有兩個，第一，確定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不能再依靠知識分子；第二，確定中共八大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確定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伍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完全錯誤的。而代之以主要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階級鬥爭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議題。

在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運動和反「右派」運動期間，鄧小平跟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表現的非常積極。

在「百花齊放」運動準備期間，鄧小平利用職位高昇後所得到的機會，經常在各種場合發表不同的講話。從他的這些演講內容來看，他很熱心支持言論自由。他只在「大民主」問題上和毛澤東的意見相左。毛澤東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說，他贊成把「大民主」，即自發的遊行示威甚至罷工，當作普通老百姓用來表示他們希望黨改變做法的途徑之一。但是，鄧小平不這樣看。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黨的幹部所作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們並不提倡，搞大民主並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吃虧的還是人民。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

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現在還是一樣）認為，鄧小平在百花齊放運動和反右派運動中，是右派分子最狂熱的敵人之一。很多年以後，鄧小平坦言，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這是他當時的態度嗎？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的證據是1957年9月鄧小平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全黨整風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把反右派鬥爭說成是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即第二階段，並預言，這個階段很快就會結束。雖然他估計錯了，但是這至少表明，他希望這場鬥爭能在一定期限內結束，而且，範圍也不要太擴大，因為在距離大城市較遠的地區組織鬥爭是需要一點時間的。此外，他的報告也是根據毛澤東的一篇文章撰寫的。毛在這篇文章中說，「人民」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但對後者的處置不應該太過嚴厲。雖然，這並不足以挽回鄧小平在反右派運動期間的名譽，但也許能夠讓人們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

(1)此處有誤。抗美援朝戰爭是由彭德懷指揮的，彭當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兼政治委員。——譯注(2)原文有誤。鄧是4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譯注(3)此處有誤，高崗是在家中被「管教」，在家中自殺身亡。——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