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_第九章大躍進（1957～1965）_理查德·伊文思

從1956年9月獲得晉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10年當中，鄧小平一直置身於中共的權力核心，是眾多事件的核心人物。這是他身為政治局常委和黨的總書記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他的個性使然。不管什麼時候，他只要發現有問題需要解決，他就會主動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他不是坐著等待問題找上門（周恩來有時就是這樣），也不是在自己的提議受到批評或被駁回時，就退縮到一旁（陳雲就是這樣）。當他發現他無法說服別人接受他的建議時，或是判斷他的說服行動不會成功時，他乾脆先採取行動，然後再報告。毛澤東在對日作戰期間，就是鼓勵他的軍事指揮官們這樣做，甚至允許他們不報告就採取行動。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除了批評鄧小平的政治觀點之外，也嚴厲批評了他這種行事作風。

身為總書記，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的執行長官，同時也通過黨掌控政府的所有機構（不過，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主要是毛澤東一個人來行使）。鄧小平的主要運作機構是書記處。這個機構的人事陣容，從一開始就很強。到1958 年5月，它的實力更強了。除了鄧小平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書記處又增加了三位政治局委員。此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書記處又接管了黨內及黨外其他幾個機構的職權。在「大躍進」期間，它從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手中，接管了研擬與實施經濟政策的權力。這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夠組織群眾運動，而這是國務院辦不到的。在國家採取緊急行動，以挽救「大躍進」對全國造成的不良影響時，它仍沿用了這一權限。後來，當毛越過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擅自製定各種政策時，書記處作出了很多重大決策，它取代了很多原本應該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做的工作，因為這兩個機構只能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佈文件，而且這些文件只有經過毛澤東親自批准後才能發佈。在彭真的全力支持下，鄧小平主掌了大部分權限與工作。後來毛澤東批評說，鄧小平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並未言過其實。

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經歷了「大躍進」的混亂，以及混亂後災難性的後果。毛澤東的本意是利用「大躍進」使中國經濟獲得快速地發展。「大躍進」在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大規模運動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並不打算剝奪任何社會階級的財產或地位，也沒有打算通過這場運動來清黨或整黨。然而，這場運動造成的死亡和帶來的災難卻比其他任何一場運動都要慘重。

「大躍進」是在1957年12月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開始的。從某些方面來說，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部分目標。它的工業基礎得到發展，工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率接近20%，超過了「一五計劃」所規定的目標。全國鐵路網增加了好幾千公里的新路線。但在其他方面的發展卻很令人失望。特別是農業生產，增長率只有4%，沒有達到「一五計劃」規定的目標。農業生產的低迷，嚴重影響到輕工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面臨兩個抉擇：或者控制農村人口的增長以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長以保證農村人口的正常生活。最終結果是，兩者都受到嚴格地控制。

1956年春，中共領導人一致認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優先項目和方法，應該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有所不同。毛澤東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表達了與之相同的看法。他建議，增加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賦予省及地方政府更大的權限，讓它們擁有更多的經濟自主權，比較自主地作出投資和其他經濟決定。減少在偏遠地區興建新的工廠，因為這些地區距市場和原料供應地都太遠。他還說，事實證明，蘇聯的發展模式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不能滿足中國的需求。他甚至批評蘇聯在運用這一模式的過程中就犯了一些「錯誤和缺點」。但他當時並沒有說這個模式是錯誤的，或這個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存在著根本的錯誤。然而，在此後的18個月內，他卻決定完全放棄這種模式，採用一種新的發展策略。這個戰略是依據對人性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制定的，對資源的利用和制定的目標也大不相同。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變化？這個變化的原因是什麼？是毛的情緒發生了變化，還是他的性情變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行為方式讓人們感到，他這時已經完全變了。他幾乎完全陷入急於求成和浮誇的衝動之中，完全不顧「客觀條件」的制約。但是，又沒有確鑿的證據能證明這一點。所以我們只能找出幾個確實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在1955年之前就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看來，這充分證明（而且是再一次證明），一切都能夠通過群眾運動和勇敢精神得以實現。這也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所束縛著的人民群眾的力量的設想提供了依據。1955 至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國工業化的發展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應當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從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引發了通貨膨脹以及大規模的混亂，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1956年4月，周恩來向毛提議，應當立即停止這場運動。毛同意了，但對此很不情願，也很不滿意；此後，在周恩來的授意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批評了這種急躁情緒，並把這種情緒說成是一種「冒進」。這使毛更加堅定地要證明，他所採取的行動比他周圍那些怯懦膽小的人更為正確。

第二個因素，是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期間的行為和表現。雖然他們的行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並不這麼看。他斷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和他本人是懷有敵意的。這就加重了他（已經相當嚴重）對他們的偏見。在經過反覆思索後，他更加確信，任何一項重大事業的成功都必須具備三個因素：領導者的激勵，被領導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識。他開始以一種蠻橫的、輕蔑的口氣來談論知識分子，並說，沒有知識分子，中國就不能取得經濟迅速發展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早在1957 年7月，當爭鳴時期剛剛結束時，他就宣稱：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資本主義那一套……工人階級……就要辭退你。

第三個因素是，蘇聯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衛星送上了天，並發射了一枚遠程彈道導彈。這使毛認為，社會主義已經趕上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開始大發展的時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蘇聯模式決裂的也是蘇聯的成就。1957年秋，毛的這一願望就已經十分強烈了。

「大躍進」的主要口號是「政治掛帥」和「兩條腿走路」。

「政治掛帥」，表達了毛的一個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說非物質的刺激在經濟領域同樣能產生出在政治運動中那種顯著的效果。但是，經濟領域的事實證明，他錯了。但這個口號能夠用來反對那些過於追求物質繁榮的行為。簡單地說，如果運用非物質刺激的手段不能實現繁榮的話，那麼這種繁榮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再進一步講，繁榮的成就也許會削弱社會主義的價值，即使在實現繁榮的過程中人們一直呼籲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不能認為物質繁榮就是絕對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這最終勢必導致這樣一種認識：財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貧窮才是光榮的。

毛本人從沒有贊同過這種觀點。但是，「文化大革命」後期，這種觀點卻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關係密切的激進分子所利用，也許是江青本人也想利用它。有關這種觀點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點的社會主義火車，也比正點的資本主義火車好。這是鄧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種觀點。

「兩條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資本密集型的高技術工業部門和農村的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部門（包括工業和農業）共同發展。這並不是毫無道理的。在農村確實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資源，其中也包括一些比較簡單的工業技術。這些資源如果被合理地加以利用，一定能發揮這些地區的特長。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對這些資源的利用是非常缺乏理性的。錯誤之一是，讓農民及其家庭成員在農忙的時候從事非農業勞動。另一個錯誤是，創辦了一些農民的技術能力所不及的工業項目。這兩個錯誤都讓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大躍進」的章程是《工作方法六十條》。它是毛澤東1958年1至2月間，在浙江等地召開的幾次會議的結果。它包括許多不同的問題，如毛關於革命性質的新理論、管理國民經濟的責任從政府轉到了黨、資源的分配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各省、採用新的計劃方法和先進的農業生產方法。有關革命性質的內容表明了毛已背離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土地和資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也反映出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進情緒。正如他所說的：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

關於經濟計劃的內容表明，毛已徹底打破了過去制訂計劃的方法，代之以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分別制訂兩套主要產品的生產計劃。中央在制訂計劃時有兩本賬，一本是必須完成的計劃，一本是希望完成的計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而且是地方必須完成的計劃。按照這種計劃，工廠、礦山和農業合作社最後要完成的生產指標要比中央為它們那個行業制訂的全國的生產指標增加幾倍。這個新的計劃試行不久，便帶來了種種弊端。在基層，它驅使當地的幹部向工人和農民提出過多的要求，致使他們變得日益疲倦和沮喪。在中層，它助長了浮誇風。幹部們所報的產量與實際完成的情況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領導層對國家的經濟狀況形成了完全錯誤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原本是想加強「領導與群眾的聯繫」。然而，在實施的過程中，它卻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在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勞作在工廠和田間的工人和農民之間製造出一些不學無術、膽小怕事的幹部。

「大躍進」在制度上的一個最大的創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農業生產合作社曾集中起來，以便共同為大規模的修建運河、水壩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人民公社就起源於此。集中導致了合併，合併導致了新一級行政機構的產生。這一級機構接管了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門之中的職責。這段時間，那些在兩年半前農業集體化運動期間的積極分子又立即開始行動來，到1958年底，99%以上的農戶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一共存在了25年。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幾次實質性的變化。公社最初的形式，也是毛喜歡的組織形式，其實只持續了不到三年。人民公社最大限度地迎合了毛的心意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因為他喜歡行政上地方分權，不如說他更喜歡這一級組織能夠動員最基層的廣大群眾。公社的職權範圍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迎合了毛不喜歡專業化的思想。公社實行集體生活和集體勞作，全體社員在公社食堂吃飯，妻子們到田間幹活時把孩子送進托兒所。公社通過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平均分配社員收入，這也非常符合毛的思想。因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滅熱心追逐個人利益行為的一個途徑。他堅信，這樣做是為實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奠定基礎。

「大躍進」是在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發動的。跟20個月前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一樣，這次會議也是由劉少奇作主要的報告。他第一個的報告是相當嚴謹的，但第二個報告卻是幻想式的。毛澤東在八屆一中全會上只講了一次話，而且很簡短，幾乎可說是敷衍了事。但在第二次的會議上，他的發言不少於五次。他不僅自己相當興奮，而且也讓與會代表們非常興奮。他批評斯大林冷漠與官僚式的對待經濟發展，並且宣稱，全黨當前的任務就是要「揭蓋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難的可能性），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打破束縛，打破克服困難的迷信，讓工人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力爆發出來」。這次會議最後還通過了一條「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幾千名與會代表信心十足地回到他們的崗位上，深信他們的前途就在於能否有效地實現這條總路線。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當中，中國大陸的七億人民都陷入狂熱的氣氛之中。一個又一個運動相繼熱烈地展開。先是成立人民公社，接著又說即將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在這股「共產風」之下，很多人民公社實施了免費供給制度，社員吃飯不要錢，吃多吃少隨便。1958年1月，毛澤東發出號召，在近幾年內，農村地區的工業生產值要趕上農業生產值。為了響應毛的這項號召，各地的人民公社興建或擴充數以千計的小工廠或小作坊。這些小工廠或小作坊使用的機器設備大多數是他們自己設計或生產的。後來由於缺乏鋼鐵，生產這些工廠機器沒有了原材料，人民公社決定自行煉鋼。(1)

大煉鋼鐵運動是「大躍進」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國農村地區興建了幾十萬座小煉鋼爐和小煉鐵爐。有些公社一口氣就興建了幾十座。據估計，大約有六千萬人參加了這項運動。他們或者到礦山開礦，或是到煤礦運煤，或者直接用小高爐煉鋼和煉鐵。在黨的幹部的強大壓力下，很多社員被迫交出他們家中的鐵鍋、水壺，拆下家裡所有能用來煉鋼煉鐵的東西。

由於大煉鋼鐵運動進行的時候，正好是華北農村地區的秋收季節，因此造成了農忙最緊要的關頭缺少勞動力，以至有些田里的作物沒有人收割。大煉鋼鐵運動也沒有煉出任何有用的鋼和鐵。因為，農村地區根本沒有煉鋼煉鐵所必需的技術和設備。廣大農民花費幾百萬個小時生產出來的，不過是幾百萬噸毫無用處的廢鐵。

儘管如此，1958年的糧食產量仍然達到2億噸，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高的。毛澤東等人看到各地送上來的報告中都提到農業增產，因此盲目地認為，糧食產量還可以更高。8月，中共農村工作部長譚震林在一次會議上宣佈，糧食產量可能達到3億多噸。12月，中共中央宣佈，糧食產量達到3億7千5百萬噸。這個數字幾乎是1957年的兩倍。

1958年底至1959年初，毛和他的同事們已經覺察到了農村中開始出現強烈不滿的情緒，他們也覺察到了「大躍進」生產出來的許多商品並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他們開始調整前一段時間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3月間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批評了農民的收入過於平均、許多公社無償佔有農民的勞動、銀行提早收回給公社的貸款等現象。毛轉而聽取陳雲的意見。陳雲早就想對發展戰略作重大的改變，並且堅持認為，組織動員的手段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陳雲提出，1959年的鋼產量應當從3000萬噸降至1300萬噸，要把國民經濟看成是「一盤棋」。他指出，鼓勵地方或省生產所有產品並都做到自給自足，是限制而不是推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雖然如此，毛和其他人並沒有改變他們在1958年虛報產值的基礎上做出的幾個決定。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決定是在1958年糧食總產量的基礎上，繼續提高1959年的糧食總產量，但總的播種面積要減少。而且在總播種面積減少的前提下，還要相應地減少糧食作物的種植比例。正是這些決定使得「大躍進」變成了一場災難。到1958年底，農民已連續兩個夏季和一個多冬季沒有得到過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受到嚴重毀壞。這個時候應當做的是，減輕農民的壓力，合理地利用土地。這兩項措施毛都贊成，但實際上並沒有實行。

從現在已經公佈的中共文獻上，看不出鄧小平在1958年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他的文選中沒有收入他在這一時期的任何一篇講話）。然而有些文獻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邊，贊成「大躍進」的。在黨內就是否應該發動「大躍進」發生爭論時，他是反對周恩來和陳雲的意見的。3月間，他在一次會議上說，那些反對發動「大躍進」的人是「錯誤」。這一年的夏天，他又多次提到「大躍進」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稱這個運動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一次，他在參觀一個人民公社時說，「我們想要多少穀物，就可以有多少。而且在不遠的將來，每個人都可以有酒喝有肉吃。農村婦女有朝一日也都可以擦口紅、穿高跟鞋」。據毛澤東當時的一位私人秘書說，毛是通過鄧小平向全國各地的幹部宣傳「大躍進」的意義的。

但鄧小平也並沒有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他也沒有使用毛澤東（或劉少奇）常常使用的那些煽動式的用語，而且也很少提到「政治掛帥」、重振意識形態和社會影響之類的話語，這些都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重要目標。他對農村興建的煉鋼爐的效果持懷疑態度。10月，他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期間曾經說過，他們應當引進技術。1958年底，在根據毛的指示召開的一次討論勞動報酬和獎金問題的會議上，鄧小平明確表示，他反對全面免費供應物資。

1959年，鄧小平的角色改變了。周恩來和陳雲試圖根據工業和農業的真實情況，調整鋼鐵的生產指標，因為原來制定的指標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鄧小平贊成周恩來和陳雲的意見，他們成為合作者。鄧小平主持書記處召開兩次會議。第一次會議，聽取了有關人民公社情況的報告。第二次會議重新研究鋼鐵生產的指標，並且將會議精神傳達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毛決定重新採納陳雲的意見時成立的，是一個由資深的黨的領導幹部組成的一個小型的特別委員會。由於它的一些成員比鄧資格老，所以書記處本身的職能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它似乎成了中央財經小組中資歷最深的成員，也就是周恩來非正式地管轄下的一個委員會。不管這個委員會的性質是什麼，當時中央已經開始著手控制「大躍進」所產生的嚴重後果，而且鄧本人又開始同周和陳有了密切的工作關係。

1959年，中共領導層又重新團結起來。大家努力工作，力圖阻止農村危機的日益擴大，避免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不景氣。一開始進行得還算順利。但是，由於毛和1954年以來一直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之間的衝突，黨內的統一和團結被打破了，並造成了一種誰提意見誰就會遭到迫害的氣氛。

彭德懷為人率直，沒有心機，在軍中很受歡迎，也很受黨內同志愛戴。根據「文革」期間他在獄中所寫的回憶錄來看，他並不是什麼理論家，但他很關心改善五億農民的生活。他很重視黨與軍隊的紀律，同時也認為，黨的高級領導人之間應該坦誠相待。他一向以平常心對待毛澤東，並沒有特意去巴結他。他和毛澤東的關係一直不是很融洽。1959年，他又在一項重要政策上和毛澤東發生爭執，這個政策就是軍隊的性質問題。毛想加強中國核武器的攻擊力量，並以小型的適合進行「人民戰爭」的地面武裝部隊作後盾。彭則想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武裝部隊，使它擁有先進的武器和裝備，既能夠進行常規戰爭，也能夠進行核戰爭。

1958年秋至1959年春天，彭德懷通過視察部分農村地區，同農民和地方幹部面對面地談話，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大躍進」正在導致經濟上的一場大災難；地方幹部向上級領導（或者像他這樣的來視察的國家領導人）報告情況時並沒有說真話。但他並沒有向其他領導人或在黨的會議上過多地談到他的這個結論。5月，他到東歐幾個國家出訪。6月中旬，他在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魯曉夫進行了會晤。

7月初，彭德懷前往廬山參加政治局的擴大會議。7月14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談到大躍進的問題。他認為毛澤東一定會親筆回信給他，或是召他去談談。但他沒有料到，毛並沒有這麼做，而是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為正式標題將他的信印發給參加廬山會議的每一個人。在隨後的一次講話中，毛以譏諷的口氣把這封信說成是向他本人和黨中央領導機關的一次無原則的進攻。他向與會人員說，彭所批評的這些政策，是大家一起制定的，而他自己就曾經帶頭批評過這些政策，但彭在應該說話的時候卻保持沉默。他暗示，彭已同赫魯曉夫勾結起來。他要求與會的全體成員都要考慮一下，面對彭的「機會主義」進攻，自己應該站在哪一邊。

彭德懷有一些積極的支持者，他們在預備會議上曾經發言，另外也還有不少的同情者。但是，在毛澤東把彭德懷定性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這次向黨發動進攻，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之後，除非黨內兩三個資格最老的領導人願意出面，否則沒有人能夠讓毛澤東讓步，挽救彭德懷。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毛澤東因此能夠在隨後立即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上，放手全面批判彭德懷，同時讓中央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把彭德懷和另外三個人（包括毛澤東在江西時代的老對手洛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成員。除了25年來一直擔任軍事領袖的朱德之外，沒有人在會上替彭德懷辯護。剛在4個月前接替毛澤東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尤其猛烈攻擊彭德懷。

彭德懷所受的羞辱，在9月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畫下句點。林彪和其他人對他發起猛烈地批判，指責他是「軍事俱樂部」頭頭，並且解除他國防部長的職務。他雖然被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的頭銜，但不久就不能再參加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也被沒收，遷居到北京西郊的一棟空房子。

林彪取代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並且很快地把軍隊變成可以供他自己使用的政治工具。他先是按照他所理解的毛澤東所希望的，把軍隊加以改組。然後著手把軍隊變成具備革命美德的根據地。1960年秋天，他說服軍事委員會同意，把毛澤東的思想列為軍隊進行政治教育唯一的課程；1962年，他出版發行從毛澤東各種演說和文章中摘選出來的《毛主席語錄》，也就是後來名聞全球的「紅寶書」。

毛澤東對林彪這些行動的反應和林彪所期待的一樣。1963年12月，毛澤東號召全國「向人民解放軍學習」；1964年，他指示政府和黨的各級部門都要像部隊一樣，成立政治部。這使得林彪得以開始改變黨和軍方的傳統關係，也就是黨指揮槍的關係。軍隊開始插足黨和政府，並開始逐漸脫離黨的監督。

在經濟上，廬山會議給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大躍進」一次復甦的機會。這是因為毛澤東堅持要在全國發動一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不久，這項運動就變成了一場對所有在「大躍進」中表現的不積極或慎重的黨幹部的整肅。結果，造成所有黨的幹部不敢再對「大躍進」提出任何反對意見，也不敢再替農民爭取任何福利。

1960年初，中共又發動了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運動。生產目標不但沒有降低，反而進一步提高。毛澤東明確表示，他支持「政治掛帥」式的工業管理模式。

1960年底，蘇聯決定停止對中國的所有形式的援助，才使毛澤東從「大躍進」美夢中驚醒。同意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允許批判那些強行無償佔有農民勞動的地方幹部。一直到1960年11月，那些長時間以來一直堅持認為「大躍進」對中國來說實際上是一場大的災難的中共領導人，終於能夠從根本上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了。周恩來發出十二條緊急指示，允許農民恢復「大躍進」以前的生活和勞動方式。

不過這時候，中國農村正遭受嚴重的饑荒。1959年，農村人口還可分配到1億2千2百萬噸糧食。到了1960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1億1千3百萬噸，每人每年只能平均分配到150公斤糧食。1960年國家城市人口遠遠少於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減少，實際上是1949年以來最少的年份。農村人口的死亡率從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之多，1960年甚至接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時，出生率也明顯下降。1960年，全國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間，全國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2.5～3倍之多。這場饑荒一直持續到1961年底，死於饑荒的人數已經超過2千萬人。

這場饑荒造成的死亡，也就是完全因飢餓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比20世紀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發生的任何一次饑荒都要嚴重得多。其造成的死亡人數也遠遠超過了蘇聯農業合作化所造成的死亡人數。60年代初，外部世界從難民的報告中瞭解到，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食物嚴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終公佈有關這一時期的出生和死亡率，糧食產量和收成的數字，讓外人瞭解了當時饑荒的真相。即使在目前，官方文件也很少提到「大躍進」的情況，甚至也很少有小說及文藝作品提及。「文化大革命」產生了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大躍進」卻沒有類似作品。

1958年，鄧小平有一次在玩檯球的時候摔斷了右腿。從照片上可以看出來，至少在1961年4月之前，他一直都是撐著一根枴杖走路。他的腿傷復原得很慢。

由於腿傷，鄧小平沒有參加在廬山舉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委會會議。但他一定參加了那次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的軍事委員會會議。除了毛澤東，他是軍委會上唯一的文人。雖然他跟彭德懷一直沒有過特別密切的交往，但他一定很為彭的命運和毛澤東的行為擔憂。在已經公佈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認為毛澤東雖然是很傑出的領袖，但並不是絕對不會犯錯的。但在當時那個非常敏感的時期，他還是很勇敢地重申他的這種看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對黨的幹部的一次講話中，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黨員當中日益滋長的一種傾向，即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了，把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運用了毛的思想。他說，毛澤東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至於廬山會議的後果，他後來認為是十分有害的。他說，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身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當然難以避免不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傾運動」或「第二次」躍進發生關係，但他並不是這兩項運動的支持者，也沒有發表與這兩項運動有關的談話。從他在天津的講話內容來看，1960年春天，有很多時間他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區考察。同時，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也很有可能佔去他很多的時間。這或許也為他把大部分國內事務留給其他人去處理提供了一個借口。毛澤東在1960年1月至3月召開幾次會議，討論應如何應付中蘇關係所發生的危機，鄧當然一定出席了這幾次會議。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蘇之間的大論戰，是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及外部都始料未及的，其影響不僅深遠而且範圍廣大，影響到整個世界。中蘇論戰使1950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變成了一紙空文，並且摧毀了「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打破了當時的世界均勢。它還導致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作出了新的判斷，直接影響到他後來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

這場論戰始於1958年，是在兩國兩黨關係度過了歷史上較好的一段時期後不久發生的。中國人從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的暴亂中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俄國人已經意識到非斯大林化的危險。中國對那些極力想擺脫莫斯科的影響以獲得更加獨立地位的國家的共產黨的態度必須十分的謹慎，因為對他們過分表示同情有可能助長「修正主義」，而「修正主義」是通向徹底地反革命的。這個後果與赫魯曉夫主張的非斯大林化和議會道路的結果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開幕式時，就專門講「以蘇聯為首」的問題。他說：「我們這裡這麼多人，這麼多黨，總要有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內部事務說，互相調節，合作互助，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外部情況說，更需要一個首。」

毛還說，蘇聯成功地把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天，成功地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表明「東風」已經壓倒了「西風」。他主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當以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蔣介石的戰爭中所運用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戰略戰術為榜樣，決不向敵人屈服。他還談到了核戰爭可能帶來的後果。他宣稱，人不會在這場戰爭中死絕的，一個勇敢的、新的共產主義世界將會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崛起。但他並沒有預見到當中國面臨蘇聯不友好的政治或軍事態度時所應採取的行動。

俄國人一定對毛有關核戰爭的觀點感到不安。但他們還是決定，要滿足中國人提出的幫助他們建設製造和試驗核武器設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達莫斯科之前，兩國已在這裡簽署了一項秘密協定。這個協定按說是兩國之間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的承諾。但事實並非如此，它標誌著兩國兩黨之間的關係已經到達頂點，隨後就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響兩國兩黨關係的台灣問題、印度問題和「大躍進」相繼出現。在台灣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十分明確的，始終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有權採用任何手段收復台灣。蘇聯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都沒有反駁中國的這一立場。但赫魯曉夫認為，假如美國確實承諾過要幫助國民黨保衛台灣，而對蘇聯來說，它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又是至關重要的，那麼中國至少應該事先告知蘇聯他們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的意圖。而這正是中國人所不願意做的。他們並不想進一步擴大台灣問題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因而，當1958年8月中國人對離大陸僅有幾公里之遙的國民黨駐守的島嶼金門展開猛烈的炮擊，並進而攻擊國民黨的補給船隻時，中蘇關係以及中美關係出現了危機。此後不久，赫魯曉夫在寫給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信中這樣說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就是對蘇聯的進攻，蘇聯將「忠於職責」，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衛中國。但他對毛的做法非常生氣，因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過一次長談，當時毛對他即將開始的這場炮擊隻字未提。

印度問題之所以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的一個問題，是因為當中印兩國軍隊在靠近尼泊爾、錫金和不丹的東西段邊界上發生衝突時，蘇聯正謀求加強同印度的密切聯繫。在東段邊界，衝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亂（和隨後不久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後，難民和游擊隊在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活動引起的。在西段邊界，發生衝突的原因是中國在印度已宣佈為己有並不時有印度的巡邏隊出沒的領土上修建了一條公路。(2)中國在公開的聲明中對蘇聯不站在中國一邊的行為提出了抗議，並指出，蘇聯在這個問題上宣佈中立，事實上是為了取悅印度。赫魯曉夫1959年10月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慶典時，在北京和中國人為這個問題發生了爭吵。4個月後，蘇聯黨（不是蘇聯政府）在給中國黨的一封信中說，中國的行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態度」的表現。在這封信中，俄國人想讓中國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從於他們把自己視為監護人的國際利益。

這兩個問題是任何兩個主權國家之間都有可能出現的問題。而第三個問題「大躍進」，只有在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兩個國家之間才可能出現。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政治上，俄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對「大躍進」表示反感。因為它否定了蘇聯的發展模式，這個只有三年社會主義建設史的國家竟然敢於聲稱，要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更快地實現共產主義。實際上，它給負責向中國運送商品的蘇聯經銷商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並且給正在中國工作的1500名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帶來了幾乎難以忍受的工作條件。

這段時間，俄國人特別是赫魯曉夫的行為也十分粗暴和過火。從1958年秋天起，赫魯曉夫開始以輕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訪問的人，包括西方的來訪者談論「大躍進」。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簽署的中蘇軍事技術協議，接著便開始公開批評「大躍進」。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向中國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產國際那樣，他要懲罰中國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擅自一意孤行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赫魯曉夫第一次公開攻擊「大躍進」幾乎與彭德懷在廬山寫信給毛髮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斷定，赫魯曉夫和彭已經串通起來，準備對中國的事務進行干涉。實際上，並沒有赫魯曉夫和彭德懷陰謀串通的確切的證據。而且與一個外國人串通，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據彭回憶，他最初並沒有想上廬山。他是到廬山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決定給毛寫信的。然而，老謀深算的毛卻從中看出了其他的問題。不久，官方的決議稱，彭的干擾有力地支持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集團」。

這些問題再次引發了一場有關赫魯曉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講話中就已經提出的一些原則問題的爭論。中國人率先開始了爭論。1960年4月，他們在列寧誕辰的那一天同時在《人民日報》和中央委員會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四篇長篇評論文章，它們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列寧主義萬歲》中，這就是：他們比俄國人更信仰列寧主義。他們譴責俄國人提出的關於和平共處、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非共產黨國家的共產黨有可能通過和平道路奪取政權的新主張，認為俄國人已完全背棄了列寧主義。這使俄國人很被動，他們不得不辯解說，自列寧以後，世界已發生了變化，有必要對他的一些學說進行修正，但他們在思想上並沒有放棄列寧主義。在中國人展開的進攻面前，蘇聯人首先要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然後才能發起反攻。

1960年夏天，中共和蘇共發生兩次衝突，分別是在北京舉行的工會會議和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羅馬尼亞黨代表大會上。在布加勒斯，赫魯曉夫對毛澤東進行人身攻擊，罵毛是「極左分子」和「左傾修正主義者」，並且說毛和斯大林一樣狂妄自大，這引來中共首席代表彭真的反擊。彭的發言同樣具有攻擊性，以及更具說服力。這番激烈的爭論，引起其他國家共黨代表的恐慌，他們紛紛以各自黨的名義向中共和蘇共雙方施壓，要求雙方和好，並努力達成協議。在各方調停下，最終確定，當年秋天在莫斯科舉行三個會議：中共和蘇共的雙邊會議，26國共黨代表會議，以及81國黨的領導人的首腦會議。

在這三個會議上，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共的首席發言人。他當時發表的很多聲明和演說的原文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從一些引文和參考資料中可以看出來，他當時是堅決支持紀念列寧週年的紀念文章中所提出的觀點和立場的。他對和平共處的看法是，這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之間的武裝停火而已；對於戰爭，他認為發生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蘇聯所擁有的核武器可以阻止美國發動核戰爭），但區域性的局部戰爭是無法避免的；對於社會主義路線，他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和他們的殖民地一定會爆發暴力革命。在實際策略上，他認為，社會主義陣營一定要保持警惕，加強武裝。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個別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是正確（和安全）的做法，而鼓勵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共產黨減少武裝反抗是錯誤的。

從目前能夠找到的材料中還看不出，鄧小平是否在全球核戰爭的後果問題上和毛澤東持同樣的看法，即認為核戰爭的最壞結果是導致帝國主義的毀滅，而不是整個人類的毀滅。從表面上看來，在為期八個星期的會議期間，他一定很難不去提及這個問題。但如果他真的提到這個問題，一定會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在任何其他記錄裡，也沒有看到他曾經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毛澤東的觀點。看來，鄧小平對毛澤東關於核戰爭的看法是抱著懷疑的態度。

第三次的高峰會最後發表了一篇宣言，涵蓋所有的問題，並由與會的各國領袖簽署。據第一位研究中共與蘇共衝突的西方學者唐納德·贊格瑞爾教授的分析，這篇宣言等於是蘇聯的一大勝利。宣言主要以蘇聯的基本立場為主，不過文字卻很含糊、不清楚。這篇宣言能夠順利發表，完全是因為當時在北京監控全局的毛澤東(3)，接受了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建議。當時中共所面臨的抉擇是，妥協或是和蘇聯正式決裂。但從以後的發展來看，雖然劉少奇在宣言上簽了字，但並沒有改變毛澤東對蘇聯的看法，即赫魯曉夫和蘇聯內外的很多人，都已經變成了「現代修正主義分子」。

1963年7月，鄧小平再度前往莫斯科，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訪問莫斯科。他率領一個人數不多的黨的代表團，和由意識形態專家蘇斯洛夫率領的蘇聯共黨代表團，商討莫斯科宣言所提到的所有理論問題，以及雙方在1960年前後所爭執的一些問題。雙方都對對方有非常不滿意的地方。中共對蘇聯特別不滿的有兩點，第一，蘇聯在1961年到1962年之間，收容了從新疆逃往蘇聯領土的5萬名中國難民。第二，赫魯曉夫在1962年中印戰爭前後，公開批評中國。在蘇聯方面，特別不滿意中共先是公開指責蘇聯在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中的行為是「冒險主義」，接著又嘲笑蘇聯是「投降主義」。

會談開始之前，雙方各自發表冗長的文件和聲明，充分而且有針對性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然後，雙方在會談中進行激烈的辯論。蘇聯方面甚至明確表示，他們和鄧小平代表團會談的重要性，比不上當時同時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與美國和英國進行的有關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實際上，這個會議的主題本身就是對中共的挑釁）。赫魯曉夫本人確實曾經舉行晚宴招待鄧小平和他的團員們，但那是在會談舉行了五天，而雙方又沒有準備讓步之後。雙方也沒有決定下一次會談的日期。這等於是會談破裂。而事後也證明，這也標誌著中蘇兩黨26年正式交往的結束。

「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毛澤東否決了鄧小平起草的這份中國人在會議前公佈的文稿。這個故事可能有相當的正確性。但即使真的如此，也不能表明毛澤東已經不信任鄧小平了。毛澤東經常對別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滿意，而且如果他對鄧小平的能力有任何懷疑的話，絕對不會派鄧小平去對付蘇斯洛夫，甚至赫魯曉夫本人。不管如何，在這次的莫斯科會談之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表現甚感滿意。最不尋常的是，毛澤東還特地到機場迎接從莫斯科回國的鄧小平，並且指定鄧小平為一個寫作小組的組長，準備對中蘇共衝突的原因和過程發表詳細的公開報告。這個報告在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之間分九次發表（簡稱「九評」），而且頗具說服力。

在國內，從1961年到1965年，鄧小平在兩項事務上特別活躍：擬定經濟復甦計劃；策劃及組織一場運動，專門處理在「大躍進」之後普遍存在於黨內的腐敗、缺乏紀律和道德敗壞現象。

負責經濟復甦計劃的主要有四個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這項計劃的主要內容是逐步取消「大躍進」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創新措施，以年度計劃取代五年計劃，同時把投資重點從重工業轉移到輕工業和農業（這是毛澤東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條重要建議）。

鄧小平對這項計劃的實質內容作出相當大的貢獻，尤其是在農業和工業方面，他主要是配合其他人的工作。他制定的每一項有關經濟和教育活動的文件，都是在黨的一位高級領導人監督下進行起草的；他同時還負責協調三個為檢查各項政策而成立的三委員會的工作。

到了1961年底，這幾個人和這三個委員會已經制定出八個重要的政策文件以及幾套規定草案。毛澤東召集了幾次工作會，審議這些文件和規定。會上，這些文件和規定大體都獲得通過。但在其中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和鄧小平發生了衝突。關於衝突的原因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毛澤東批評了鄧小平調查北京郊區幾個人民公社後所作的報告。還有一種說法，說毛澤東對身為總書記的鄧小平對這些會議的一些「安排」很不滿意。第三種說法是，在毛澤東還未過目之前，鄧小平就安排通過一項或多項文件。不管哪種說法是準確的，反正毛澤東都很生氣。他質問說，是哪個「皇帝」敢於擅自作出這些安排？不過，鄧小平並未因此而靠邊站，或是被要求進行自我批評。毛澤東一定是對他能夠在短短幾個月內，領導幾個特別委員會提出一套完整的長期計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這項計劃幾乎全面推翻了「大躍進」的所有政策。在農村，雖然人民公社作為一級單位仍然保留下來，但被剝奪了絕大部分的權力。地方上的主要經濟單位是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大約有30個農村家庭組成（原來的人民公社平均有4千戶農家）。土地所有權都歸生產隊。生產隊負責管理隊員的生產工作，並且給予隊員們適當的報酬。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一律平等的制度已經取消，並且再度允許個人擁有一小塊自留地。在一種已在全國部分地區普遍建立、以實現農業集體化為最終目標的政治體制下，生產大隊有權和社員簽訂合約，允許他們從事非農業性的生產勞動。到1965年，全國的糧食產量達到1億9千5百萬噸，恢復到1957年（大躍進的前一年）的水平。

在工業方面，毛澤東在1960年提出的且一直實行的工業管理制度被取消。薄一波起草了一個包括六十條規定的管理規劃，鄧小平作了一些補充，把它變成了一個詳細的法規，重新採用責任制和專業制度，重新確定了工資制度。工業的投資比例予以削減，很多虧損的工廠都被勒令關門。因此而被裁員的工人多達幾百萬人，他們全部被遣送回農村地區，這也有效減少了政府必須取得足夠糧食供應城市居民的壓力。工業比農業晚一些進入不景氣，最不景氣的一年是1961年。但恢復的速度卻比農業要快得多。到1965年，大部分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是1957年產量的兩倍多，新建了一批工業企業。在原油產量大增的前提下，這些新的工業企業迅速發展成具有相當規模的大企業。

鄧小平本人對經濟發展的看法，在1958年到1962年之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1959年10月，他還很熱心地在文章中稱讚群眾運動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我們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切工作走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有領導地展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把群眾的智慧和意見集中起來，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看不見群眾的……積極性……總認為，群眾的覺悟不夠，群眾運動是靠不住的……認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眾運動，但是在建設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

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現在看來，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你不承認這個退？農業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復糧食，第二步恢復經濟作物，同時把農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復起來……過去我也講過，我們的運動太多，統統是運動，而且統統是全國性的，看來這是搞不通的。

這種改變，導致他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隔閡。毛澤東一向認為，除了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下，「生產力」不會獲得最好的發展；而且，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就主張，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應該從國家和集體所有制擴展到管理制度和分配。在管理制度上吸收工人與農民參與管理，在分配製度上實行非物質獎勵和平均分配。對於這兩點，鄧小平都和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

鄧小平在重振黨的士氣上，看法也跟毛澤東不同。他們唯一一致的看法是，一定要消除「大躍進」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和後果。但他們對於造成消極影響和後果的原因，以及應該採取何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則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很多黨員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太過薄弱；鄧小平則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毛澤東想通過讓黨的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和接受農民的批評，來教育他們。鄧則認為，只有在地方幹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來的工作組的調查，而且確定必須要對他們進行懲處之後，農民才能發揮這一作用。他還認為，鄉以上的幹部在成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強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農村展開了一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的根據的是一份文件，後來這份體現毛澤東指示精神的文件被稱為《前十條》。但很快就發現，地方的幹部並不願意組織農民組織來監督他們自己。因此9月間，書記處發佈了第二項文件，也就是《後十條》，把教育的方式從自下改造轉變成自上改造。毛澤東在當時並沒有表示反對。但他繼續把這場運動看作是進行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所必需的，並且盼望有一天，農民組織會能成為進行這場運動的主要機構。

在這時候，劉少奇也插了一手。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個人民公社裡住了5個月，劉少奇本人也在河南的一個公社待了兩個星期。他們兩人一致認為，大多數的地方官員都是貪污腐化的，而農民本身也好不到哪兒。所以，不能太倚賴農民們來糾正地方幹部的行為。劉少奇因此草擬了第三份文件《後十條》修正案，並在1964年9月，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對於這場教育運動對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可能產生的影響，這份文件持很悲觀的看法。所以，劉下令從各城市派出大批工作組，對地方幹部的惡行進行全面深入地調查。根據這項命令，對很多農村地區的人民公社的幹部進行了徹底地調查，結果造成了對成千上萬名官員幹部進行整肅。

《後十點》修正案只實施了4個月。經過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一場激烈的辯論後，毛堅決主張由另外一個文件即《二十三條》來取代它。這就基本上又回到了《前十條》，只是增加了幾段措辭嚴厲的論述，即這場運動應當被看成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它的對象是「公社……甚至省級機關和中央部門中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從這些內容來看，毛髮出了一個信號：他已經開始覺察出在他的同事當中出了修正主義分子和階級敵人。

(1)此處有誤，大煉鋼鐵是為了追求鋼鐵產量。——譯注(2)中印邊界衝突的實際情況是，1959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裝部隊向我邊防軍開火，挑起武裝衝突，並不斷升級。三年後，挑起全面衝突。中國政府對印度的無理要求和軍事侵犯，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1962年10月22日，中國軍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11月22日，主動停火、後撤。此後，中印在邊界問題上沒有再發生衝突。——譯注(3)他和朝鮮的金日成是唯一一兩個沒有出席會議的共產黨領袖。——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