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新的征途 7.不服你去死

說起曾國藩與僧格林沁結怨,完全是毫無來頭、毫無理由的。如果一定要猜測個理由的話,那就是雙方理念不同,互相看對方不順眼。

那麼,曾國藩是什麼人生理念?僧格林沁又是個啥子理念呢?

曾國藩的人生理念很簡單,就是個實實在在、笨頭笨腦,跟天下人比拚笨功夫,沒人拚得過他那種一根筋的執拗,於是就宣佈他勝出了。而僧格林沁的理念卻與曾國藩相反,他可不認為一個笨人有什麼可炫耀的,他要和人比拚的,是哪個更聰明,而且他堅定不移地相信,比拚聰明,自己絕對是冠軍。

比如,曾國藩的知交好友郭嵩燾,早年任咸豐帝的上書房行走。咸豐有意要把郭嵩燾打造成一個北方的曾國藩,就讓郭嵩燾去僧格林沁軍中掛職鍛煉。一個漢人書生被派到蒙古騎兵中去做政委,可知咸豐帝對郭嵩燾寄予了多麼大的期望。

卻不曾想,當郭嵩燾到了僧格林沁大營,僧王熱情地迎上去,拿鼻子一聞,哼哼,味道不對,這個老郭,怎麼一身的漢奸味呢?

郭嵩燾對西方世界持開明態度,這引起了僧格林沁的大為不滿。他原是蒙古科爾沁親王,是個典型的蒙古貴族,所率領的三盟騎兵是捍衛京師的主要武力,被當時的咸豐帝倚為長城。他就是這麼率真,看郭嵩燾不順眼,乾脆直接上書給咸豐,指控郭嵩燾是漢奸,並要求嚴懲。但還沒等懲辦,兩人就因為英法換約事件鬧翻了。

當時英法兵艦溯流而上,要去北京城換約,咸豐帝密令僧格林沁,讓手下將士喬裝成愛國群眾,發炮狂擊之。僧格林沁對此歡喜無限,而郭嵩燾卻認為這事太離譜,不宣而戰,本就不合規範。讓清軍冒充愛國群眾,更加丟人現眼。僧格林沁卻認為這是一記絕招,管叫洋人有苦難言。爭執不下,郭嵩燾怒不可遏,掛冠而去,淪為體制外的公知一枚。

而僧格林沁興高采烈地炮擊英法兵艦,炸得英夷法夷鬼哭狼嚎,讓僧王樂不可支。而後僧王又於談判桌上捕獲前來談判的英使巴夏禮及三十九名隨從,虐殺其中二十人。由是英法聯軍怒極攻入北京城,咸豐北走,此事至今被引為中國歷史之奇恥大辱,無須多說。

僧格林沁看郭嵩燾不順眼,而郭嵩燾與曾國藩是精神上的知己、思想上的好基友。可想而知,僧格林沁也不可能看曾國藩順眼。

僧格林沁的思維認知比較原始化。舉凡原始化的認知,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缺少對自我的反省,莫名其妙地堅信自己是世上第一大好人,凡我看不順眼的,必然是奸詐險惡之輩。而且,思維原始化的人遇到看不順眼的人或事,就忍不住要說,因為這類人認為自己不能容忍壞事。所以,當僧格林沁看曾國藩不順眼時,終於說話了。

據曾國藩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記:「本日接袁午橋信,內寄苗沛霖與僧王各稟稿,於余及希庵楚軍各事痛加詆毀,閱之詫歎。」

這裡的袁午橋,就是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漕運總督袁甲三,他給曾國藩寄來一封信,裡邊有巨捻苗沛霖和僧格林沁揭發檢舉曾國藩及李續賓弟弟李續宜的黑材料。被人揭黑材料這事正常,做官嘛,那麼多的錢可撈,多少人盯著你的位子,哪個當官的不被對手秘密搜集黑材料?僧格林沁整曾國藩的黑材料正常,因為兩人同殿為臣,互相競爭嘛。淮上巨捻苗沛霖整曾國藩的黑材料也正常,兩人一個是捻一個剿捻,是天生的死對頭。

可是僧格林沁居然會和巨捻苗沛霖聯手合整曾國藩,這就太不正常了。

這就是僧格林沁,他超級厭惡儒家知識分子,卻對苗沛霖這種不停地跳躍於各個政治陣營的變色龍喜歡得無以復加。這是因為僧格林沁和苗沛霖都是行事不擇手段之人,有著一種共同的精神感應。

而這位苗沛霖,等到僧格林沁移師山東之時,再行舉旗起事,聲討僧格林沁殺降捻的纍纍罪行,讓僧格林沁好不窩火,南下來打苗沛霖。時苗沛霖擁眾號稱百萬,根本不把僧格林沁放在眼裡。可是這些所謂的百萬手下,卻多是太平軍陳玉成的人馬,這些人恨苗沛霖縛英王而賣之,於城頭上刺殺苗沛霖,於是一代巨捻,值此被掃入垃圾堆。

視曾國藩為仇敵,卻引苗沛霖為知己,僧格林沁的腦殼確實出了問題。正因為他腦子有問題,才屢次三番地找曾國藩的麻煩。到了曾國藩掃平洪秀全,僧格林沁或許是心生嫉恨,又跟曾國藩鬧了起來。

僧格林沁對曾國藩的蔑視由來已久,他動輒彈劾曾國藩,還唆使巨捻苗沛霖攻擊湘軍,曾國藩哪裡敢惹他?只好自認倒霉,忍氣吞聲。曾國藩的忍讓,導致僧格林沁越來越蠻橫,湘軍中人都知道他曾經鞭笞杖責湖北兩提督,其意在向湘軍挑釁。

最令湘軍憤怒的是,僧格林沁品評天下諸軍,曰:「皖軍為上,豫軍次之,楚軍為下。」

僧格林沁的意思是說,安徽有支雜牌軍,稱皖軍,這支軍隊連苗沛霖都對付不了,但大概算是天下第二了。河南還有一支雜牌武裝,比皖軍差勁,大概能排天下第三。至於天下第一,當然是僧格林沁自己。而攻破天京城的湘軍,還有李鴻章那正如日中天的淮軍,根本就排不上號,僧格林沁提都懶得提起。

僧格林沁當然知道,這個評價於湘軍、淮軍而言,豈止是不公正,這完全是一種明目張膽的羞辱。但僧格林沁就是羞辱你了,曾國藩你有本事去死!

曾國藩一聲不吭,只是將北上的湘軍、淮軍部全部撤回,坐看僧格林沁要如何擺平新捻子。

《笨人的成聖之道: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