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工作日早上，我都會穿過攝政公園，走路去上班。每年到瞭這個溫度驟降的時令，我都會穿上防滑鞋，披上羊毛圍巾，一副永遠憂鬱的表情。忘掉全球變暖吧。年紀越大，世界越冷。這是不爭的事實。
太陽宛如一個淡黃色的球體，飄浮在灰暗的天空中。慢跑的人低著頭，從我身邊跑過，運動鞋在濕漉漉的柏油路面上留下印跡。春日將近，園丁們應該在種球莖，但他們的手推車裡卻裝滿瞭水。我看到他們在工具棚裡抽煙、打牌。
我走上櫻草山大橋，遠眺運河河岸。一艘孤零零的窄船停泊在曳船道旁。水霧如煙，從河面上裊裊升起。
警察到底在找什麼？他們找到瞭誰？
昨晚，我看瞭電視上的新聞，今天早上也聽瞭收音機——沒有任何消息。我知道，這隻是病態的好奇心在做祟，但一部分的我卻覺得，自己是這件事的目擊者——哪怕不是案發時的目擊者，也是事發後的目擊者。就像你在《繩之以法》裡看到的情節，警察請求知情者向他們提供信息。提供信息的人永遠是別人，絕不會是我們認識的人。
我再次動身，一陣細雨飄落，沾濕瞭我的夾克。郵局大樓矗立在漸暗的天空下。這樣的標志性建築，往往可以讓人們在城市中辨認方位。街道或許會通向死胡同，或者毫無理由地曲曲折折，但依靠高聳的大樓，人們便不至於在規劃古怪的城市中迷路。
我愛倫敦的這片美景。它看起來壯麗依舊。隻有細細觀察，你才能看到腐敗之處。不過，你或許可以說，這樣的話放在我身上同樣適用。
我的辦公室在大波特蘭街的一棟建築裡，這棟建築看起來就像是一座用白色箱子堆出來的金字塔，建築靈感來源於設計師的童年。舉目仰視，這棟建築似乎沒有盡頭，我總有點希望能看到一臺起重機，吊幾個箱子，把建築的空隙填滿。
我走上前門臺階，聽到汽車鳴笛後轉過身去。一輛鮮紅的法拉利跑車停在人行道上。駕駛座上是芬威克·斯平德勒醫生，他抬起一隻戴著手套的手，朝我揮瞭揮。芬威克看起來像是個律師，但其實他是倫敦大學醫院精神病藥物學部門的主管。他還開瞭一傢帶診療室的私人診所，緊挨著我的診所。
“早上好啊，老同學！”他喊道，就這麼把車停在人行道中間，逼得行人從一旁繞行。
“你就不擔心在這兒停車招來警察找你麻煩嗎？”
“搞個這個。”他說著，指向貼在風擋玻璃上的醫生標識，“就說出瞭緊急醫療事故，這樣的借口再適合不過瞭。”
他跟著我走上臺階，推開玻璃門。“前幾天晚上，我在電視上看到你瞭。真是精彩。那樣的狀況，我可撐不起來。”
“瞎說，你肯定可以——”
“我一定要跟你說說我周末幹瞭什麼。我去蘇格蘭打獵瞭，殺瞭頭鹿。”
“鹿你都殺？”
“有什麼不能殺的。”他輕蔑地揮瞭揮手，“一槍射穿瞭那個渾蛋的左眼。”
接待員按瞭一個開關，安全門打開，我們走進電梯。芬威克對著電梯鏡子，仔細檢查自己的儀表，拍掉肩部起褶的佈料上的頭屑，他身上的那件西裝價格不菲。看到他量身定制的西裝不合身，我就知道他的身材走樣瞭。
“最近還跟妓女有來往嗎？”他問。
“我開講座。”
“還換瞭這麼個名頭啊？”他嘎嘎大笑，把手伸進褲兜，“那你怎麼收費？”
如果我告訴他我不收費，他決不相信。“她們給我優惠券。以後我想找她們，就拿優惠券換。我現在有一整個抽屜的優惠券。”
他幾乎被這句話嗆到瞭，臉憋得通紅。我強忍笑意。
芬威克雖然是個很成功的醫生，但他和大多數人一樣，竭盡全力想成為另一個人。這就是為什麼他坐在跑車裡的樣子總讓人隱隱覺得好笑。就像看到比爾·蓋茨穿著沙灘褲，或看到喬治·W. 佈什在白宮。怎麼看都不對勁。
“你那病，還好嗎？”他問。
“還好。”
“我都註意不到瞭，老同學。對瞭，我突然想起來，輝瑞公司在測試一種新型混合藥物。你隨時過來，我給你看看數據……”
他和制藥公司來往之密切向來聞名。他的辦公室就是輝瑞、諾華和羅氏制藥的神社；從鋼筆到濃縮咖啡機，幾乎每一樣東西都是“進貢”的。他的社交生活也是如此——在考斯劃船，在蘇格蘭釣鮭魚，或者在諾森伯蘭郡捕獵松雞。
我們走到轉角，他掃瞭一眼我的辦公室。一位中年婦女正坐在候診室裡，緊緊地攥著一個橙色魚雷狀的救生圈。
“老同學，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芬威克喃喃道。
“做到什麼？”
“聽他們說話。”
“聽他們說話，我才能知道他們的癥結在哪裡。”
“搞那麼麻煩幹什麼？開些抗抑鬱的藥，把她打發回傢就是瞭。”
芬威克不覺得心理疾病存在精神和社會因素。他斷稱那完全是生理性疾病，說白瞭，隻要找對藥物組合，這些病大可用藥物治好。
每天早上（他下午不上班），病人一個接一個地走進他的診室，他敷衍瞭事地回答幾個問題，然後就遞給他們一張藥單，再開一張一百四十英鎊的賬單。如果病人想說說癥狀，他也不想聽，隻想推薦哪個藥好。如果病人說吃瞭藥有副作用，他就減輕劑量。
奇怪的是，他的病人很愛戴他。他們來看病，隻想著開瞭藥就好，也沒想過別的。開的藥越多越好。大概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才叫物有所值。
如今，傾聽病人的訴求已經落伍瞭。病人們都期待我能開張包治百病的神奇藥方。當我告訴他們，我隻是想聊聊時，他們失望透頂。
“瑪格麗特，早上好。很高興看到你成功做到瞭。”
她舉瞭下遊泳圈。
“你走瞭哪條路？”
“帕尼特大橋。”
“那是一座堅實可靠的橋，建成很多年瞭。”
她患有過橋恐懼癥——她害怕過橋。更慘的是，她住在泰晤士河的南岸，每天送孩子上學都得過橋。她會隨身帶著一個遊泳圈，以防萬一，生怕橋突然坍塌，或者被浪潮卷走。我知道，這聽起來毫無邏輯，但這就是普通恐懼癥患者的癥狀。
“我應該搬去撒哈拉沙漠。”她並不完全是在開玩笑。
我告訴她，有種病叫沙漠恐懼癥，患者怕沙子和沙漠。她覺得我是在瞎編。
三個月前，瑪格麗特的恐懼癥在送孩子上學的途中突然發作。一小時後才有人察覺到她的異常。她的孩子在大哭，緊緊地抓住她的手。而她整個人被恐懼攫住，害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也不會點頭。路人以為她打算“跳橋”。但其實，當時的瑪格麗特純粹是在用意志力強忍大橋帶來的恐懼。
自從那件事後，我們做瞭很多工作。每當她開始莫名感到恐懼，她腦海裡的荒唐想法便跟著無限循環，我們想幫她打破這個循環。
“當你過橋的時候，你覺得會發生什麼？”
“橋會塌。”
“為什麼會塌？”
“我不知道。”
“橋是用什麼造的？”
“鋼鐵、鉚釘和水泥。”
“這座橋建成多久瞭？”
“好多年瞭。”
“這麼多年來，橋塌過嗎？”
“沒有。”
每個病人的治療時長是五十分鐘，在下一個病人到來前，我還有十分鐘的時間寫筆記。我的秘書米娜，工作時精確得像一個原子鐘，一分一毫都不差。
“光陰一去不復返啊！”她一邊說，一邊拍打別在胸前的時鐘。
她是印度裔，但比草莓和奶油更具有英倫風情。她穿著及膝長裙、合腳的鞋子和羊毛衫。她讓我想起以前上學時，那些愛讀簡·奧斯汀的小說、天天幻想著邂逅自己的達西先生的女孩。
不幸的是，她很快就要走瞭。她準備帶著她的貓，去巴斯城開一傢傢庭旅館。我幾乎能想象出那地方的樣子——每張花邊桌佈上都立著一個花瓶，每顆三分鐘水煮蛋旁都整齊地擺放著貓咪雕像和黃油面包條。
米娜在給新的秘書準備面試。經過層層篩選，她已經列好瞭一份最終候選人的名單，但我知道，我肯定會難以抉擇。我一直希望她能改變主意。如果我也能學貓那樣，用柔和的呼嚕聲把她挽留下來就好瞭。
正午時分，我環顧瞭一周候診室。“博比呢？”
“他還沒來。”
“他打電話瞭嗎？”
“沒有。”她刻意避開我的視線。
“你能幫我找找他嗎？他已經兩周沒露面瞭。”
我知道，她不想給博比打電話。她討厭博比。一開始，我以為她討厭他是因為他總是放我鴿子，後來我發現，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他的出現會令她坐立不安。或許是因為他的體格，或許是因為他糟糕的發型，又或許是因為他肩上的頭屑。她並不瞭解他。但話說回來，又有誰能完全瞭解他人呢？
我話音剛落，博比便出現在瞭走廊門口，拖著兩條不自在的腿走來，臉上緊張兮兮的。他身材高大，體重超標，頂著一頭亞麻棕色的頭發，戴著一副金屬框眼鏡，佈丁般胖嘟嘟的身子幾乎要將他身上的大衣撐破，大衣口袋鼓鼓囊囊的，顯得難看至極。
“抱歉，我遲到瞭。出瞭些事。”他掃視瞭一周候診室，仍然不確定要把腳放在哪裡。
“你這事出得挺久啊，兩周？”
他剛跟我眼神接觸，便立刻別過臉去。
博比一直對人懷有戒心，總是封閉自己，這些我早已習以為常，但這次不一樣。他不是在保守秘密，而是在對我撒謊。簡直就像當著對方的面拉上百葉窗，然後謊稱自己不在傢。
我迅速打量瞭他一番——鞋擦得鋥亮，頭發梳理過。他早上刮過胡子，但黑色的胡楂已經重新鉆瞭出來。他的雙頰因寒冷而變得紅撲撲的，但同時，他又在出汗。我想知道，他在外面待瞭多久，才終於鼓起勇氣，上來見我。
“你去哪兒瞭，博比？”
“我害怕瞭。”
“為什麼害怕？”
他聳瞭聳肩。“我必須逃走。”
“你逃哪兒去瞭？”
“哪兒都沒去。”
我懶得指出他話語中的矛盾之處。畢竟他說的話總是自相矛盾。他的手焦躁不安地擺動著，想找個地方藏起來，最後縮進瞭口袋裡。
“你想脫掉大衣嗎？”
“不用瞭。”
“嗯，至少先坐坐吧。”我朝我的辦公室揚瞭揚頭。他走進門，站在我的書架前，細讀書名。書架上大多是心理學和動物行為學的書。最後，他停瞭下來，輕拍著一本書的書脊，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
“我以為弗洛伊德的觀點如今都快聲名掃地瞭。”他帶著幾不可聞的北方口音說，“他連歇斯底裡和癲癇都分不清。”
“那不是他的專長所在。”
我指瞭指椅子，博比彎下腰，坐到椅子上，膝蓋朝向門口。
他的檔案裡，除瞭我自己的筆記，相關資料很少，隻有轉院文書的原件、他的神經掃描結果，以及他住在倫敦北部的全科醫生寫的一封信。信裡提到瞭“令人不安的噩夢”，以及“失控感”這樣的字眼。
博比今年二十二歲，沒有精神病史，也沒有習慣性吸毒史。他的智力稍高於平均水平，身體健康，和他的未婚妻亞姬長期同居。
對他的過去，我有一些基本的瞭解。他生於倫敦，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通過瞭結業考試，上過夜大，打過一些諸如送貨司機和倉庫管理員之類的零工。他和亞姬住在哈克尼的一座公寓裡。她育有一子，在當地電影院的糖果店上班。據說是亞姬勸他來看醫生的。博比遭噩夢折磨，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晚上他會尖叫著驚醒，從床上猛沖下來，撞到墻上，仿佛在逃離夢境。
夏天來臨前，我們的治療似乎有點成效。接著，博比消失瞭整整三個月，我以為他以後都不會回來瞭。五周前，他又出現瞭，既沒有預約，也沒有解釋。他看起來比以前更開心。他睡得更好瞭，做噩夢的情況也沒有以前嚴重瞭。
眼下，事情出瞭岔子。他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但他頻繁眨動的雙眼不會錯過任何東西。
“發生什麼事瞭？”
“沒事。”
“傢裡出瞭什麼事嗎？”
他眨瞭眨眼睛。“沒有。”
“那這是怎麼瞭？”
我用沉默逼他說話。博比煩躁不安，抓撓自己的雙手，仿佛有什麼東西在刺激他的皮膚。幾分鐘過去瞭，他越來越焦躁。
我問瞭他一個直接的問題，強迫他說話。“亞姬過得怎麼樣？”
“她讀雜志讀得太多瞭。”
“為什麼這麼說？”
“她想要一個現代童話。你知道女性雜志裡寫的那些廢話吧——教她們怎麼在做愛時高潮連連，怎麼在保住自己的職業生涯的同時又成為一個完美的母親。全都是鬼扯。真正的女人不會像是個時尚模特。真正的男人也不能被從雜志上剪下來。我都不知道，自己要當一個怎樣的男人才對——是當一個追得上新時代潮流的男人，還是當一個有男子氣概的男人。你跟我說啊！我是要跟一群男人喝得酩酊大醉，還是要對著悲情電影哭哭啼啼？我是聊跑車，還是聊當季主打色？女人覺得，她們想找的是一個男人，但其實她們隻是想找一個自己的翻版罷瞭。”
“這讓你做何感受？”
“沮喪。”
“對誰？”
“名單給你，你自己挑。”他聳起雙肩，大衣衣領摩擦著他的耳根。他把手放在大腿上，手裡拿著一張紙，折上又打開，紙上的折痕處已然磨損。
“你寫瞭什麼？”
“一個數字。”
“什麼數字？”
“21。”
“能給我看看嗎？”
他快速地眨瞭眨眼睛，把紙緩緩打開，放在大腿上按平，指尖在紙上滑動。紙上寫滿瞭數百個微小方正的“21”。數字從紙的中心呈扇形散開，組成一個風車葉片的圖案。
“你知道嗎，一張幹燥的正方形紙，不能對折七次以上。”博比說，想改變話題。
“我不知道。”
“這是真的。”
“你口袋裡還裝著什麼？”
“我的清單。”
“什麼清單？”
“我要做的事情。我想改變的事情。我喜歡的人。”
“那你不喜歡的人呢？”
“也在上面。”
有些人的聲音和他們的外貌並不相匹配，博比就是這樣一個人。盡管他體格健碩，卻顯得比同樣體格的人小，因為他的聲音不夠低沉，而且身子前傾時，他的肩膀會塌下去。
“你遇到瞭什麼麻煩嗎，博比？”
他猛地打瞭個激靈，動作甚是劇烈，連椅腿都離開瞭地面。他的頭堅定地來回擺動。
“有人惹你生氣瞭嗎？”
他露出一副悲痛欲絕的表情，握緊瞭拳頭。
“什麼事讓你生氣瞭？”
他搖著頭，嘀咕瞭些什麼。
“抱歉，我沒聽到。”
他又嘀咕瞭些什麼。
“說大聲點。”
毫無征兆地，他爆發瞭。“別他媽再控制我的思想瞭！”
怒吼聲在狹小的診室裡回蕩。走廊兩邊的辦公室的門紛紛開瞭，人們都在好奇出瞭什麼事，內部對講機上的燈閃爍起來。我按下接聽鍵：“別擔心，米娜。我沒事。”
博比右側太陽穴處青筋暴起。他用小男孩的聲音低聲說：“我必須懲罰她。”
“你要懲罰誰？”
他將右手食指上的戒指轉瞭半圈，又轉瞭回來，仿佛在擰旋鈕，給收音機調頻。
“我們都與彼此息息相關——這是六度空間理論，隻不過有時候聯系沒那麼強烈而已。無論是在利物浦、倫敦還是在澳大利亞發生的事，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不讓他轉移話題。“如果你遇到瞭什麼煩心事，博比，我可以幫你。但你得先告訴我發生瞭什麼。”
“她現在又在誰的床上呢？”他呢喃道。
“你說什麼？”
“隻有她死瞭，才會自己一個人睡。”
“你懲罰瞭亞姬嗎？”
他把更多的註意力稍微轉回到我身上，開始笑話我。“你看過《楚門的世界》嗎？”
“看過。”
“嗯，有時候我覺得，我就是楚門。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在註視著我。我生來隻是為瞭迎合他人。一切都是虛幻的：墻是膠合板搭的，傢具是紙糊的。然後我想，隻要我跑得夠快，我就可以跑過轉角，找到外景攝影棚。但我永遠也跑不到那麼快。每次我快要抵達時，他們已經建好瞭一條新的街道……一條又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