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不可能有約會的——我跟第一個正式交往的日本女友關系的萌芽，就因為一個電話不可挽回地結束瞭。那個電話不是她打來的，而是山本打來的，時間是晚上的9點。這是我連續工作瞭三個星期之後的第一個休息日，阿愛和我正在被窩裡彌補我們久違的性生活時，電話鈴響瞭。我隻好停瞭下來，拿起話筒。
“阿德爾斯坦，秩父可能發生瞭一起謀殺案，我們要你到現場去。10分鐘以內趕到這兒來，車就要開瞭。”
我開始穿衣服，阿愛氣得噘起瞭嘴。
“對不起，心肝寶貝，”我說，“我得去上班瞭。”
“你這個混蛋！你去瞭，我還沒去呢。”
（如果你認為“去”字用錯瞭，且讓我解釋一下：在日本，達到性高潮的時候不是說“來瞭”，而是說“去瞭”。有個笑話講的就是日美夫妻在溝通上頻繁出現的這種麻煩事——他們無法判斷他們是來瞭還是去瞭。）
“阿愛，我也不願意讓你擱淺啊，可任務來瞭。”
她用完美的英語回嘴道：“工作，工作，工作。讓他們等他媽的5分鐘不行啊！”
我已經穿好瞭襯衫，正在到處找我的《讀賣新聞》袖標、相機和筆，心想還得挑一條沒有皺的領帶。“我會補償你的。下次我讓你在上面。”我認真地說。
我們的戀情最近剛剛經歷過一場暴風雨的洗禮。我馬不停蹄地工作，常常忘瞭打電話；休息日裡不是累得不行，就是跑去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都醒不過來，哪裡還談得上培養感情。我們的關系僵持瞭一段時間，不過我希望她會習慣我這個常常不在傢的男友。我一直沒有下決心去考慮“我們的未來”，這種以守為攻的方法幫不瞭我什麼忙。
“喂，我真的很抱歉。大傢都在等我呢。”
“如果你走出那扇門，我們的關系就結束瞭。”她說。
“我得走瞭。”我說。
我騎上自行車，以最快的速度來到瞭新聞組。山本已經等在車上瞭，我跳進駕駛座，開著車朝秩父飛馳而去。
山本在路上給我介紹瞭情況。受害人在秩父開瞭一傢小酒吧（snack bar）(1)。那天她沒有到酒吧去，晚上7點45分，一個員工便去瞭她在一棟縣營住宅樓裡的公寓，結果發現她死在臥室裡，身上穿著睡衣；那個員工立刻撥打瞭119（日本版的911）。初步報告好像是說她被一個鈍器擊中瞭頭部的右側。
山本讓我在犯罪現場下車，指示我去找一張老板娘的照片，調查一下有沒有人說她的壞話。他自己直接開車去秩父派出所參加簡報會。我通常都是擔任現場記者，因為報社不放心讓我負責警方的簡報會。他們擔心我會錯過重要的東西。後來有跡象表明，這種顧慮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受害人住在一片灰蒙蒙的公寓群裡。這是一排排清一色的米色公寓（日本典型的公營住宅），每套公寓前面都有一個帶金屬欄桿的陽臺，陽臺上牽著晾衣繩，不論是晴天還是雨天，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上面都掛著洗好的衣服。那兒的光線很差，讓人覺得有人生活在裡面的唯一動靜，就是透過公寓薄薄的外墻傳出來的含糊嘈雜的電視聲音。
警方已經把那個老板娘住的公寓樓整棟都封鎖瞭。我拿出老外裝傻的招數，彎腰鉆過瞭“禁止入內”黃膠帶。還沒等跟兩個人說上話，一個官員就走近我，用英語嚴肅地說：“走開，誰都不準待在這兒。”
有幾個人一邊在警方的封鎖線邊上逛來逛去，一邊朝公寓樓上面瞅。我試著跟他們聊瞭幾句，但沒有什麼收獲。我走進與之毗鄰的那棟米色公寓樓，挨傢挨戶按門鈴打聽那個老板娘的情況，最後我找到瞭一傢水泥廠的工頭，他是那傢小酒吧的常客。
他手頭上竟然還有一張她的相片——小酒吧老板娘豐滿得令人吃驚——而且願意借給我用。
“你知不知道有誰會想殺她？”我擺出一副記者的架勢問道。
“嗯，這我可不太清楚。也許是某個債臺高築而又想賴賬的客戶吧。如果你沒有按時付賬的話，她可真不是個好惹的。我認識的那些放高利貸的比她隨和多瞭。”
這對死者來說未必是一句合適的評價。“她的丈夫怎麼樣？”我問。
“他們不在一起生活，她和女兒一起住。聽說她們相處得並不好，好像是因為她女兒的男朋友。”
“他是個壓酷砸，或者就是個討厭的傢夥？”
“不，更糟。是個外國人。”
“什麼樣的外國人？”
“不太清楚。我分不清，”他不好意思地說，“看上去就像你這樣的。”
不錯！我心想，我們已經找到瞭一個犯罪嫌疑人！我打電話給山本，把這個消息告訴瞭他。
他稱贊瞭我的調查手腕，然後把他在簡報會上瞭解到的消息跟我說瞭一下。秩父警方已經宣佈這是一起謀殺案，並成立瞭特別調查總部，名稱還是非正式的，叫“秩父酒吧老板娘謀殺案”。
老板娘開這傢小酒吧快15年瞭。她通常是下午5點上班，但那天她沒有來，一個女招待就到她的公寓去瞭。那個女招待敲瞭敲門，沒人答應。門是鎖著的，那個女招待有點擔心，就讓那棟樓的管理人拿來鑰匙，把門打開瞭。
公寓裡很整潔，沒有打鬥或入戶行竊的跡象，但老板娘死瞭，躺在她的被子上，臉朝下，血已經滲到床墊裡去瞭。除此以外，整個房子收拾得整整齊齊，好像什麼也沒有丟失。
初步屍檢表明，她是在那天的午夜至清晨的某個時刻被殺害的。傷口表明她受到瞭一個棒狀的物體（有可能是棒球棍）的重創，打擊的力量足以讓她當場死亡。對準顱骨的那一擊導致她流血過多身亡。
她生前最後有人看到她的時間是凌晨1點，當時有個員工下班後開車順路把她送回瞭傢。一個高中的朋友上午10點曾給她打過電話，但沒有人接，這佐證瞭估計的死亡時間。有人看到她28歲的女兒和一個男的在凌晨兩點半左右離開瞭那間公寓。
山本接著問我：“附近有法醫組的人嗎？”
“我怎麼會知道？”
“他們穿著藍色制服，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們是‘法醫部’的。他們正在尋找兇器。如果你能搞到他們拿著兇器的照片，我們就可以用上它。我正在派‘法國佬’去協助你。‘花花公子’會去那裡拍幾張周邊地區的照片。”
“花花公子”到的時候，天已經快亮瞭。他給我帶來瞭幾個“暖手寶”——捏碎後跟空氣接觸就會給你帶來溫暖的錯覺的瞬間發熱墊。我在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裝上這玩意兒，一邊等著，一邊四下張望，希望能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公寓樓仍然被封鎖著，但我看到瞭那些法醫在犯罪現場另一頭搜索著灌木叢，灌木叢的外邊是一片雜草叢生的空地。來到現場的其他記者正在住宅區的停車場裡逛來逛去，看來是想跟準備去上班的人談上幾句。
我正琢磨著另辟蹊徑，突然發現草叢中好像有一條臭水溝連著公寓樓邊路基下的排水渠。我猜想那條排水渠是通向那片雜草叢生的空地的，而且正好在那道黃膠帶的下方。我一時心血來潮，決定去看看我猜得對不對。
我爬進排水渠，滿身沾著污泥從路基的正下方鉆瞭出來。現在可以清楚地看見調查員搜索灌木叢的景象瞭。我掏出帶長焦鏡頭的大塊頭相機拍瞭起來。突然，我隱隱約約覺得有樣東西朝我這邊靠瞭過來。
“你一定是阿德爾斯坦先生吧。”一個聲音說道。
我緊張地抬起頭來一看，是法醫部的主管橫澤寬司，一位經驗豐富、眾人信服的兇殺組警探。他戴著一頂改過的棒球帽和一副方形無框眼鏡，身著法醫組的深藍色磨砂服，白乳膠手套卷到手腕邊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闖禍瞭，原則上我是站在警戒線後面的。“啊，是的，我就是。”我裝著不慌不忙的樣子說道。
“阿德爾斯坦先生，我很好奇你是怎麼越過那邊的黃膠帶的。”
“哦，我是從排水渠裡爬過來的。”
“我明白瞭。你拍到什麼好照片瞭嗎？”
“還湊合吧。我很想拍到你們發現兇器的精彩瞬間。”
“如果我們找到瞭它，我會讓你知道的。我還可以為你的照片擺個姿勢。不過，我認為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順便說一下，如果在這裡亂竄的時候碰巧發現看起來像兇器的東西，比如球棒、金屬棒或某種鈍器，請你不要去碰它，把它留在原地，但要讓我們知道。”
在這裡說一下橫澤的事情，他一向很紳士，什麼時候都是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在兇殺組，警探大多是急性子，而且不喜歡記者，但橫澤是個例外。所以，我決定試試他的肚量。“隻要您還在這兒，我就在這兒等著，”我開始瞭，“我問您幾個問題有沒有關系？”
“沒關系，你可以問啊。我也許不能回答你的所有問題，但我會回答我可以回答的問題。”
“謝謝您，橫澤先生，”我說，“第一個問題：驗屍官說酒吧老板娘頭部隻中瞭一擊就死瞭。是碰巧的嗎？”
“問得好。我的猜測是，兇手對自己的作案手段很精通。大多數罪犯都會緊張得一直打下去，不管頭骨是不是第一次就被擊碎瞭。因為緊張，他們有時還會猛擊肩膀，甚至還會打斷受害者的脊梁，但這起案件裡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從這一點來看，他很專業。”
“是職業殺手幹的？”
“不，應該不是。殺她的人懂得怎樣迅速有效地殺死一個人。也就是說，這個男兇手或者女兇手懂得殺人的手法。”
“那你是在懷疑她女兒的男朋友瞭？”
“我回答不瞭這個問題。但有一點可以告訴你，也希望你去思考一下，她女兒的男朋友是個伊朗人。許多在日本的伊朗人都是退役軍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參加過兩伊戰爭。他們懂得殺人的手法——用刀、槍、雙手和鈍器都可以。事實上——雖然你可能不會引用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壓酷砸相比，很多警察更害怕伊朗人。”
“你認為是誰鎖的門呢？”
“嗯，一定是個有鑰匙的人吧。有一種可能是，有人進瞭公寓，殺瞭老板娘，偷瞭她的鑰匙，然後把門鎖上，以便拖延屍體被人發現的時間。但這種可能性不大。首先，老板娘不太可能不鎖房門或穿著睡衣給人開門。因此，殺瞭她之後把門鎖上的人很可能手頭已經有瞭鑰匙。”
說到這，橫澤點瞭一下頭，轉身回公寓樓去瞭。他邊走邊隨口提瞭一下，他認為這個案子不會拖得太久。
我在那兒又逗留瞭一個小時。我拍到瞭一個犯罪現場的調查員在停車場裡的散焦照片，他提著一隻塑料袋，袋裡裝著似乎帶有血跡的運動衫。其他就沒有發現什麼能引起我註意的東西瞭。
回到新聞組，我們對比瞭記錄。據山本說，警方相當肯定是老板娘女兒的男友殺害瞭老板娘。他們還不清楚是不是老板娘女兒唆使她男友幹的。她還無法平靜下來，訊問進展不順利，那個伊朗男友也還沒有找到。
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正處於巔峰狀態，建築施工比比皆是；日本和伊朗兩國間簽訂瞭一項協議，讓伊朗人有瞭免簽證在日本工作的機會。從本質上講，這是日本政府的非官方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向全國提供急需的廉價勞動力，許多伊朗人便來到這兒逗留瞭下來（逗留的時間也太長瞭）。
當時，日本的年輕人對所謂的3K（骯臟、吃力、危險）活兒是不屑一顧的。1993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這項協議被取消瞭，但秩父仍有足夠的重工業和工廠給伊朗人提供工作崗位。
現在，由於發生瞭這起謀殺案，埼玉縣警方做出瞭反應——把所有可以找到的在秩父工作的伊朗人集中起來。這可是一件很費時的事情。
我在秩父待瞭三天，按所指派的任務跟蹤線索，和伊朗人及工廠裡的工人交談，用讀賣新聞社的交際費和“花花公子”一起到寒酸的陪酒屋去喝酒，去參加消息越來越少的新聞發佈會。而且，我還被留下來采訪葬禮。
葬禮的報道基本上千篇一律，沒有什麼變化：葬禮在“肅穆而陰鬱的氣氛中”進行，人群中傳出“低低的抽泣聲”……即使死者的親屬在前一天晚上守夜時過得挺不錯——他們笑著回憶起跟死者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而且喝得醉醺醺的，鬧得天翻地覆，這些場景也絕不會出現在報紙上。
我真的很怕出席這樣的場合，而且，我有一個正當的理由。到目前為止，鎮上的人都知道主要嫌疑犯是她女兒的伊朗男友。而我是猶太裔的，帶有典型的猶太人特征——黑頭發，橄欖色皮膚，大鼻子，很有可能被別人看成是伊朗人。我都能想象到這樣的情景：自己被誤認為是嫌疑犯，在火葬場被蹂躪致死……
我跟山本據理力爭，但無濟於事。
出席葬禮的人很多。受害者的女兒也在場（因為她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上面交代我們要拍到她的照片），跟親友和老顧客在一起。到場的人加起來有90人左右，都穿著葬禮用的黑色服裝。
儀式進行到最後，每個人都把香插到香爐裡，對著受害者的照片鞠躬，受害者的弟弟代表親屬發瞭言：“她是個瞭不起的姐姐，總是盡全力去照顧別人。我一想到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就滿腔憤怒。我該拿這滿腔的憤怒怎麼辦？我可以向誰發泄呢？”
他停頓瞭一下，我敢肯定他是在盯著我看。事實上，除瞭她女兒，似乎90個出席葬禮的人都在盯著我看。我神經質地拉瞭拉我手臂上的《讀賣新聞》袖標，希望這樣能轉移掉一些憤怒的目光。這時，有個小男孩的聲音打破瞭沉默：“我要上廁所！我等不瞭瞭！再不去就要尿地上啦！”大傢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於是，房間裡響起一片吃吃的竊笑聲，大傢的目光這才逐漸離我而去。
我真想在葬禮之後便回到傢裡倒頭睡上一大覺。可是，耽擱瞭三天的體育賽事、活動宣傳和出生公告還在等著我呢。結果，我在新聞組待到瞭凌晨1點，一直忙到我們把所有的記事準確無誤地錄入完畢。我瞪著那些寄小崽子的照片來登報的母親那字跡潦草的日文讀瞭兩個小時，結果得瞭偏頭痛。“花花公子”和我編瞭一些粗俗的照片說明來苦中作樂，比如：“我流口水不是因為我是個嬰兒，我流口水是因為我媽的乳頭太棒瞭！”“如果你覺得我的臉蛋毛茸茸，你應該看看我毛茸茸的舌頭！”……但我們最終還得把活兒幹完。
凌晨兩點，我騎著自行車回到傢裡，公寓裡空無一人。被褥上放著一張阿愛留下的字條：“分手吧”。
她的東西都沒瞭。被褥疊得整整齊齊，洗滌槽裡的盤子洗得幹幹凈凈，她連浴缸也沖洗瞭，還扔掉瞭垃圾。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最體貼入微的分手。我和衣躺在被褥上，心裡想著要不要給她打電話，想著想著便睡著瞭。結果就不言而喻瞭。
山本決定，我得開始到橫澤傢做夜訪瞭。橫澤似乎挺喜歡我的，上次告訴過我一些消息；山本希望他能再告訴我一些消息——什麼都行，隻要能讓我們在這個報道的競爭中領先就成。
我敲瞭敲橫澤的公寓門，來開門的是他的妻子。當時是傍晚時分，但他已經回來瞭，穿著浴衣懶洋洋地倚靠在沙發上。他告訴我，大多數記者隻有在晚上10點以後才會敲他的門，他讓我別告訴其他人他其實早就回傢瞭。我笑著答應瞭。
我們聊瞭天氣和我在日本的生活，最終聊到瞭秩父的案子。他暗示他們已經找到瞭一件兇器，但他是不會輕易下結論的。我用腦袋瓜做著筆記；記者夜訪警察時最忌諱的是邊聊邊做筆記，否則就沒瞭“隻是兩個專業人士的閑聊，並非真的想得到什麼消息”的錯覺。這個規則並非一成不變，但一般來說，你從一起喝酒的警察口中得到的消息是絕不能用名字把責任加在那個人身上的。如果有瞭足夠寫篇報道的材料，這些材料一定是來自“與調查關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或“埼玉縣警方”的。
喝酒對警察來說也是很重要的，這樣，他們就可以煞有介事地推諉說自己毫不知情：“沒有啊，我從來沒跟記者說什麼啊。哦，或許是喝醉說漏瞭嘴。我不記得瞭。”
橫澤和我針對這起案件的細節討論瞭半小時左右，我隨後就跑到最近的電話亭去打電話給山本，盡我所能一字不漏地把交談的內容復述瞭一遍。他誇我幹得很棒，並說他會把消息送到上面去。我不知道我復述的內容裡是否有重要的消息，但我想山本一定讀懂瞭那裡面的潛臺詞，掌握瞭更全面的情況。我想開口問他到底什麼內容是有用的，卻難以啟齒（沒錯，是挺難為情的）。
第二天早上，山本和小野很早就來到瞭記者俱樂部，手忙腳亂地開始寫一篇準備在晚刊上發的文章。我們搞到瞭獨傢新聞，頭版頭條的標題是：“酒吧老板娘謀殺案：埼玉縣警方準備逮捕受害人長女(2)的伊朗籍男友”。
文章指出，警方準備逮捕一個被控違反移民法的伊朗人。法醫已經確定瞭罪犯的身份，證據是一件染滿血跡的汗衫、一條口袋裡裝著該公寓鑰匙的褲子和一把在犯罪現場的公共區域裡找到的血跡斑斑的金屬工具。警方已經申請瞭逮捕令，預期會在當天實施逮捕。
這是一篇大獲全勝的獨傢新聞。它不屬於調查性新聞報道那樣的，但屬於備受尊敬的“我們是在警方公佈之前寫的”那個級別的獨傢新聞。當天，警方果真逮捕瞭那個男友，而我們的報界天敵《朝日新聞》不得不當瞭回跟屁蟲。
那天晚上，我找橫澤談瞭一下，他祝賀我取得瞭獨傢新聞。我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事實上，我還是不清楚自己究竟做瞭些什麼。據法醫長稱，因為酒吧老板娘不想把女兒嫁給那個男友，那個男友就把酒吧老板娘殺瞭。然而，那個男友拒絕承認自己有罪，並聲稱：“這是警方設的陷阱——我是被誣陷的。”
不過，我當時認為這起案件已經結案瞭。過瞭將近一年，我才又想到瞭這起案件。
我正在大宮車站吃著日本炒面的時候，新人高橋打電話給我。電話裡充斥著歇斯底裡的叫喊聲，就像過去那個還是新人的我在遇到突發新聞而不勝歡喜的時候常幹的那樣。有三個人在同時喊著不同的命令，我好不容易才讓高橋冷靜下來讀新聞稿給我聽。
第一次公告的要點是這樣的：上尾市的丸山公園裡發現瞭一具年輕日本女性的屍體。她是被人用一條女式圍巾勒死的。圍巾的顏色呢，還沒有公佈。
我能聽到山本在後面嚷著讓我到犯罪現場去。於是，我迅速趕到瞭丸山公園。
東京和埼玉縣市區裡的公園通常都是龐大的停車場，有幾架秋千、蹺蹺板什麼的，還有些稀稀拉拉的植被在那裡半死不活地掙紮著。不過，丸山公園是個名副其實的公園，有著廣闊的草地和樹林。受害人是在公園中央涼亭後面的草叢裡被發現的。
警方曾想把整個園區都封鎖起來，但遭到瞭母親們的阻撓——她們找不到別的地方可以帶她們的孩子去玩耍，覺得很氣憤。結果，隔離區縮小到瞭犯罪現場周圍的那片區域。我趕到那兒時，黃膠帶外側已經圍瞭一大群人，有好奇心十足的傢庭主婦、園區工人，還有忙裡偷閑的上班族、無所事事的大學生和出門散步的退休老人。當然，記者們也已經在公園附近晃悠，尋找著能夠讓報道顯得更加條理清晰的東西。
想接近犯罪現場是不可能的瞭，我決定加入同行的行列，找公園的常客打聽情況：有沒有什麼可疑的行跡？當地的黑幫有沒有在公園裡閑逛？這個公園是不是孩子們外出活動時常來的地方？這個公園治安好嗎？
一個穿著高爾夫球衫、牛仔褲和涼鞋的牙齒掉光瞭的老人說，最近有許多伊朗人在公園裡閑逛。他估計這些人是失業瞭，所以跑到這裡來消磨時間，或者互相交換在哪裡可以找到工作的信息。當天下午第一輛警車出現的時候，他看著他們一哄而散。這是我找瞭一小時以後得到的信息量最大的一條消息。
我打電話給中島，把我剛瞭解到的情況告訴瞭他。
“見鬼！盡量去找到目擊者吧。山本正趕往新聞發佈會現場。有消息會隨時通知你。”
我在公園裡轉來轉去跟人交談，但沒有更多的收獲。我看到警員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但平常都會到場的藍制服法醫隊沒有出現。警方看來非常肯定圍巾就是兇器，不準備開始對公園展開地毯式的搜索瞭。
我再次跟新聞組取得聯絡的時候，山本要我跟他一起去參加派出所的新聞發佈會。我的工作就是做好記錄，然後傳回去給把它們整理得像報道的人。（他們開始信任我理解日語的能力瞭——或許是因為人手不夠瞭吧，我的日語能力也就是初中的水平。）
埼玉兇殺科的頭兒佐伯正在召開新聞發佈會。他的皮膚很糟，眼鏡很厚，他至少超重瞭20斤，還凈愛找松松垮垮的西服穿。他的腦袋正在禿頂，於是，他把兩側的長頭發梳上去蓋住已經禿瞭的地方，形成瞭一種在日本稱作“條形碼”的發型。佐伯也是一個以性情古怪著稱的警察。我煩死他瞭，但我壓根兒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煩他，還好山本是管提問的。
發佈會上，佐伯首先介紹瞭23歲的受害人的個人情況，然後記者們便七嘴八舌地提出一連串極其刻板卻不一定重要的問題（都是些例行公事式的問題）：屍體是在哪裡找到的？腳朝什麼方向？屍體是臉朝上的嗎？她的頭朝什麼方向？（最後一個問題實際上關系重大。日本人通常是頭朝北放置屍體的，因此，如果屍體是那樣放置的，有可能表明兇手是個感到良心不安的日本人。）
佐伯開口讓大傢別說話，註意聽。
屍體是在涼亭北側的草叢裡被發現的。她的頭朝著亭子，身體擺得和灌木叢平行。發現她的時候，她的臉是朝上的，雙手是伸展開的。她身穿深藍色工作服和一件條紋襯衫，鞋襪穿戴齊整。（另一個可以說明問題的跡象：如果她的腳上沒有鞋襪，犯罪現場也沒有鞋襪，那很可能是兩個人想一起自殺，而她的夥伴臨陣脫逃瞭。理由是：日本人通常在自殺前會脫掉自己的鞋襪，就如同穿著鞋子走進日本人傢裡是件非常失禮的事情一樣，日本人下意識地認為，不端莊穩重地進入來世是很魯莽的事情。）
她的襯衫被拉瞭一點起來，露出瞭內衣。她穿的還是前一天的那身衣服。
而她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圍巾勒死的。
她的衣服口袋裡有一串車鑰匙和一條手帕。車子停在附近；駕駛座下有一個束帶錢包，裡面有6 000日元（約合60美元）的現金（因此有可能排除搶劫的動機）和受害人的身份證。她姓中川。
就是這些。
山本讓我回到公園去，跟警方一起尋找目擊者。其他記者都被派到受害人的傢裡去瞭。
幾個小時後，我們碰頭，對瞭一下各自的記錄：埼玉縣警方找到瞭受害人的通訊錄，上面記著40個人名，裡面有幾個顯然是外國人。警方正在逐個訊問他們。被認定為兇器的粉紅色圍巾並不屬於受害人，她的傢人從來沒見過那樣的圍巾。但關鍵在於（又是這樣）：受害人的男友是個外國人。在遇害的當天，她曾出門去見他。那個外國人的名字叫阿卜杜勒，但大傢都叫他“安迪”。顯然，他是個冒充法國人的伊朗人。據受害人的一個朋友說，兩個人本該在上尾市的一傢健身俱樂部裡見面的。
聽到這個消息，中島和高橋立刻動身前往上尾，希望能在健身俱樂部裡打聽到一些消息。可事與願違，他們立即被工作人員拒之門外，這些人已經接到瞭警方的警告，讓他們不要跟記者說話。
老外的腦海裡又冒出瞭絕妙主意：我可以冒充那個伊朗人男友的哥們兒到健身俱樂部裡去碰碰運氣。不出所料，山本認為這招精明，中島卻認為行不通。但最後大傢意見一致瞭：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試試再說。我換上瞭牛仔褲和馬球衫，那天早上沒刮胡子，胡茬不長不短正好。我相信自己能蒙混過關。
我一進門就走到接待區前，用裝出來的帶伊朗口音的日語先稍微提瞭一下安迪是我的朋友和同鄉，然後再打聽要成為健身俱樂部的會員需要多少費用（可真不便宜）。那些工作人員剛開始顯得很警惕，不過，在我的軟磨硬泡下還是慢慢松懈瞭下來。他們談到安迪和中川曾是一對十分可愛的情侶。我趁機漫不經心地說道，會員費這麼高，我得跟安迪借點錢啊。我隻知道他工作的地方，你們知不知道他住的地方？
他們很樂意地幫瞭我這個忙。我手裡拿著地址走出瞭健身俱樂部，那時的感覺就像電影《碟中諜》裡的吉姆·菲爾普斯。
我和“巨無霸”馬上按著安迪的地址找到瞭一棟破爛不堪的兩層木結構樓房，走廊裡放著一臺公用的洗衣機。我們從板著臉的房東那裡瞭解到，警方在屍體被發現的幾個小時後便搜查瞭那個地方，強行帶走瞭十多個所謂簽證逾期的外國人。這段簡短的交談被兩名剛巧回到公寓樓來的警察打斷瞭，他們把我們趕瞭出來。
與此同時，派出所裡一片騷亂。健身俱樂部的工作人員趁著我待在那裡的幾分鐘時間就給派出所打瞭電話。結果，一名素描高手被派去畫瞭一張“安迪可疑的朋友”的綜合素描像。數名警探被派去尋找這個朋友——一個潛在的共犯，他們在街頭巡查線索，把那張綜合素描像拿給公園裡的人辨認。還有兩名警探被派去監視健身俱樂部，以防那個可疑的朋友回來。
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瞭派出所裡發生的這一切。昨晚午夜時分，法醫長橫澤仔細打量著那張綜合素描像，恍然大悟。“你們這些白癡！”他對著警探們吼道，“這根本就不是伊朗人！這是《讀賣新聞》的外國記者冒充的伊朗人！”
一向紳士風度的橫澤這回真的被惹惱瞭，警探們準備把我抓去關起來。山本接到一個憤怒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人暴跳如雷，山本一邊不停地道歉，一邊還一再地鞠躬。不過，他很得體，並沒有對著我喊叫，而是禮貌地建議我放下身段乞求佐伯和橫澤的原諒。我浪費瞭警察部門一整天的時間，讓好幾個警探都白費瞭工夫。
第二天，在新聞簡報會開始之前，我走到佐伯跟前，雖然感覺有點反胃，但還是結結巴巴地道瞭歉。佐伯無動於衷，那一瞬間我以為他會上來揍我。但他隻是瞪瞭我兩秒鐘，然後慢吞吞地說道：“你知道嗎，阿德爾斯坦，我差一點就要以幹擾調查的罪名送你去坐牢瞭。不過，考慮到你還年輕，沒有經驗，是個毫無章法的野蠻人，這次就饒瞭你。別再幹這種事兒瞭。”
“我保證不會再做這種事瞭，”我說著，又想厚著臉皮再充分利用一下這個機會，便接著問道，“順便問一下，好像你們把城裡的伊朗人都抓起來瞭，包括她的男友，對不？”
佐伯被我這膽大包天的問話驚呆瞭。他摘下眼鏡，用紙巾擦瞭擦，然後開口說道：“嗯，我看你冒充伊朗人有瞭成就感瞭吧。我不會評論你說的是對的還是錯的，但你到目前為止還不算令人討厭。”他微笑著把眼鏡重新戴上，“我得趕緊走瞭。做個好孩子，別擋我們的路。”他說罷便朝樓上的會議室走去。
我發現橫澤正在一樓的自動售貨機前買蘋果汁，便走過去向他表達歉意，我對他鞠瞭一躬，腰彎得額頭都快擦到地板瞭。我直起腰來的時候，他拍瞭拍我的腦袋說：“我接受你的道歉，隻是別再耍那種笨把戲瞭。順便告訴你，我是不會讓你忘掉這件事的。”即便是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瞭，我每次遇見他，他都會提起我的那次伊朗人事件。
我繼續調查這起案件，但最終我們還是出局瞭。一天早晨，《每日新聞》和《產經新聞》搶在我們前面刊登瞭報道，文章暗示那個伊朗人男友阿卜杜勒就是兇手，已經被拘留。在我的記憶裡，這一天是我當警方采訪記者以來感覺很糟糕的一天。我們采取瞭謹慎的態度，可在競爭中我們還是一敗塗地。
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在健身俱樂部裡的小把戲是不是警方不願把事實告訴我們的部分原因。還是不知道為好吧。
(1) 這是一種租金低廉的陪酒屋，裡面通常有卡拉OK機和一些負責供應飲料和小吃的年輕女孩。經營者通常是風光不再的前任女招待，不過並非所有的經營者都有這樣的背景。
(2) 出生的順序在日本是件大事。我曾因為沒有查清文章裡提到的人是長子（女）、次子（女）或幼子（女）而受到過多次訓斥。即使是獨生子（女）的情況，他（她）也稱為長子（女）。在一個傢庭裡，兄弟姊妹中最年長的會自動得到尊重、敬意和權威，通常稱為長子或長女。我曾試著解釋這種情況給我在密蘇裡州的妹妹們聽，她們的反應是：“在這個國傢，你也可以當長子，但你還是個小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