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誡也。天下無事，不可廢武，慮有弗庭，無以捍御。必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不忘戰者，教民不離乎習兵也。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唐玄宗時，承平日久，毀戈牧馬，罷將銷兵，國不知備，民不知戰。及安史之亂，倉卒變生於不圖，文士不足以為將，市人不足以為戰，而神器幾危，舊物幾失。吁，戰豈可忘乎哉！
【譯文】
大凡國家處於和平安定時期，不可忘記還有發生戰爭的危險；社會處於治理有序時期，不可忘記還有發生禍亂的可能，這是古代聖賢哲人留傳下來的深刻教誡。天下雖然太平無事，但不能廢棄武備；考慮到周邊還有尚未歸順且與朝廷為敵的國家，（一旦廢棄武備）將無法在戰爭突然到來之時衛國禦敵。因此，必須對內修明政治，對外加強戰備，行仁德以懷服邊遠部族百姓，時刻警惕意外事件的發生。一年四季都要堅持武備教育的制度，以此表明國家時刻不忘戰備。所謂不忘戰備，就是教育全民經常習兵練武，搞好軍政訓練。誠如兵法所說：「國家雖然處於和平安定，忘記戰備必有覆滅危險。」
唐玄宗李隆基統治後期，由於國家長期處於和平環境，（統治者逐漸失去戰爭警惕性，）因而出現廢毀武器，放牧戰馬，罷除將領，削減軍隊的問題，致使國家不知加強戰備，人民不懂怎樣作戰。等到安史之亂突然爆發於人們毫無思想準備的時候，文官不堪充當將領指揮打仗，百姓不堪充當武士對敵作戰，以致國家政權幾乎崩潰，大好河山幾乎淪喪。唉！戰備難道可以忘掉嗎？
【賞析】
本篇以《忘戰》為題，從「忘戰必危」的惡果出發，著重闡述和平時期加強戰備的必要性。它認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這是古代聖賢留給後人的最為深刻的教誨和告誡。
儘管天下太平無事，也不可以廢棄武備；如果廢棄武備，那麼一旦外敵入侵，就無法抗擊敵人，有效地保衛國家。為此，它主張，執國柄者應當「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把「講武」、「習兵」作為制度堅持下去，切實加強戰備教育，認真搞好軍事訓練。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告訴我們，戰爭，作為歷史的範疇，它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隨著私有制和剝削階級的產生而產生，也必將是隨著私有制和剝削階級的消滅而消亡。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私有制和剝削階級，存在著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擴張主義，戰爭的危險性就依然存在。那種所謂「無敵國外患」的論調，在今天的社會中，乃是一種瓦解人們鬥志的麻醉劑。本篇所強調的居安思危、不忘戰備的思想，對於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唐玄宗李隆基統治後期，安祿山、史思明武裝叛亂的發生，究其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是，以唐玄宗為首的封建統治者長期忽視戰備，乃是導致安史之亂爆發和長期為害的一個重要原因。唐玄宗李隆基，本是唐代中期一個較有作為的封建皇帝，即位初期，他任用姚崇、宋璟等賢臣為相，實行了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措施，出現了史稱「開元之治」的和平穩定、持續發展的局面，從而把唐王朝推向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然而，到了李隆基統治後期，他卻一反常態地「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見《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二》），過著「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見《新唐書·玄宗本紀》）的極端腐化生活，軍政大權相繼為奸相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所操縱，致使朝政日非，軍備廢弛。這就給身兼三鎮節度使而「陰有逆謀」（見《舊唐書·安祿山傳》）已久的安祿山和史思明等人，發動旨在奪取唐朝政權的大規模武裝叛亂，造成了可乘之隙。天寶十四載（公元７５５年）十一月，安祿山和史思明糾集兵力十五萬人，號稱二十萬，於范陽鎮（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發動叛亂後，不到半年時間，相繼攻佔東京洛陽和西京長安，黃河以北廣大地區淪於叛軍蹂躪之下。其後，唐王朝雖在人民廣泛支持下，經過七年之久的艱苦曲折鬥爭，終於將此叛亂平息，但是，戰亂卻給社會經濟以極大破壞，國家元氣大傷，中央集權削弱，自此唐王朝急劇走向衰落和藩鎮割據的分裂混亂局面。
如果說隋王朝是滅亡於隋煬帝的「嗜武好戰，日尋干戈，征伐不休」（見前《好戰》篇），那麼，從一定意義上講，唐王朝的衰敗則始於唐玄宗後期的「毀戈牧馬，罷將銷兵，國不知備，民不知戰」。所以，牢記「好戰必亡」和「忘戰必危」這些古代著名遺訓，乃是一切執掌國家大權者不可絲毫忽視的神聖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