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欲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人物誌》曰：“
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強毅之人，佷剛不和，不戒其強之唐突，而以順為撓，厲其亢。是故，可與立法，難與入微也。)；
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亢為劌，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也。)；
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雄悍之人，氣奮英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恇，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也。)；
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為義，而以勇為悍，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也。)；
強楷堅勁，用在楨干，失在專固(凌楷之人，秉意勁持，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辯為虛，強其專。是故，可與持正，難與附眾也。)；
論辯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博辯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氾濫，而以楷為系，遂其流。是故，可與泛序，難與立約也。)；
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混濁(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與撫眾，難與厲俗也。)；
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砥訶清激，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與變通也。)；
休動磊硌，業在攀躋，失在疏越(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與進趨，難與持後也。)；
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懦(沉靜之人，道思回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懦。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也。)；
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樸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質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也。)；
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以贊善，難與矯違也。”)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
“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為之轂也；
“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
“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遠不肆志也；
“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
“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待躁也。
夫天道極即反、盈則損。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玉鈐經》曰：“夫以明示者淺，有過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眾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佞遠忠者亡，信讒棄賢者昏，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群下外恩者淪，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者棄，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為人擇官者失，決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洩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此自理之大體也。
(孫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
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
(《屍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戮矣。)
【譯文】
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意思是說，人的嗜好、慾望從本性上來講，是相同的，只因為環境經歷、教育習染各各不同，所以每個人的個性、志趣才顯得千差萬別。總的來說，刻苦修煉、銳意進取的人，就志向遠大，奮發有為；追求物質享受、容易被周圍的環境影響的人，就意志軟弱，性情浮躁。所以聖人在教導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時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為，對給予他些什麼東西很慎重，對他的偏激嗜好努力加以節制。所以《左傳》中有句話說：“審察人的好惡，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於此了。”
改造人性的辦法，關鍵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長處，克服自己的不足。總的原則是性格聰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聞的，要警惕把無知當高明；勇猛剛強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溫和的，要警惕對人對事優柔寡斷；恬靜從容的，要警惕錯過時機；心胸廣闊的，要警惕對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觀察，馬虎健忘。
《人物誌》說：“嚴厲正直、剛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適合於做糾正失誤、整頓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過火、攻擊別人的短處、揭發別人的陰私之類的錯誤[堅強剛毅的人，其性格特點是凶狠強硬，很難與人和睦相處，在為人處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於太剛強而言談舉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認為柔順就是屈從，變本加厲地加強他的過火行為。所以有這種性格的人可以讓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讓他處理具體事務]；性情溫柔隨和、安靜寬恕的人，優點是寬容大度，缺點是對人對事下不了決心[柔弱和順的人，遇事總是猶豫不決，處理問題抹不開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點，反而認為意氣奮發太傷人，對自己的不緊不慢心安理得。有這種性格的人，可以讓他做循規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難讓他裁決疑難問題]；英雄驃悍、精力健旺的人，優點在於肝膽照人，性情剛烈，缺點在於不太顧忌別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後果[雄健驃悍的人總是意氣奮發，敢做敢當，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會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毀滅，反而把恭順有禮當做膽小怕事，做什麼事總要把自己的精力使盡才罷休。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辦充滿艱難險阻的事，很難讓他在情況惡劣的環境下，完成忍辱負重的任務]；精明能幹、慎密畏怯的人，很善於恭恭敬敬、兢兢業業地完成所負的使命，但缺點是疑慮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謹慎的人，瞻前顧後，顧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見義勇為的弱點，反而認為敢想敢於是胡鬧，結果加重了他的疑慮。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做繼業守成的工作，很難讓他開創局面，樹立榜樣]；堅強猷勁、幹勁沖天的人，他的長處在於能起骨幹作用，缺點是頑固自信，剛愎自用[凌厲勁直的人百折不撓，意志堅定，他不克服自己固執己見、用情執著的缺點，反而認為明辯是非是虛無空洞的作法，結果使他變得越來越一往無前，不改初衷。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做已經確立無誤的執法工作，不能讓他去團結群眾]；善於論證辯駁、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說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處是容易流於誇誇其談，不著邊際[博學善辯的人，說話條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絕的演說很容易浮華不實、氾濫成災的習慣，反而認為鯁直是束縛人的枷鎖，結果使自己放任自流。這種人可以讓他去搞學術研究或教學工作，不宜於讓他制定法規、條約]；好善樂施、普濟博愛的人，推崇造福百姓，救苦救難，缺點是容易良旁不分，當濫好人[襟懷坦白、交際廣泛的人，喜歡讓所有的人都寬裕融洽，他不戒備結交的人三教九流，魚龍混雜，反而認為性格堅貞是脾氣倔強，從而越來越擴大他糊里糊塗與人來往的範圍。這種人可以讓他去做群眾工作，很難讓他去糾正、處置不良的社會風氣]；清高耿介、廉潔奉公的人，具有艱苦節約、不為貧賤所移的優點，但是也有過分拘泥於小節、死板教條的局限[鯁直倔強的人嫉惡如仇，不願隨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狹隘偏激、故步自封的缺點，反而認為廣交朋友有辱清名，結果使他變的越來越孤僻、拘謹。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完成無損人格、氣節的任務，不能讓他去做靈活變通的工作]；注重行動、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處是好高騖遠，根基不穩[注重行動的人羨慕那些凡事能打頭領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過他們。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馬馬虎虎、得過且過的毛病，反而認為沉靜就是停滯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銳氣。
這種人可以讓他開拓進取打先鋒，不適於從事打基礎、當後援的工作]；冷靜老練、機敏周密的人，對於細微奧秘的事情很精通，缺點在於遇事遲緩怯懦[性格沉靜的人，對什麼是都要反覆推敲，深思熟慮，他不克服自己由於冷靜沉著造成的貽誤良機，反而認為注重行動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頭畏尾說成是優點。這種人可以讓他做需要多動腦子的類似參謀的工作，很難交給他雷厲風行、捷足先登的任務]；質樸坦率、一覽無餘的人，具有忠誠老實的品質，缺點是沒有城府，容易洩密[純樸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願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於性格樸實而形成的粗曠直露的缺點，反而認為講究謀略是一種荒誕的作法，為人處事一味坦誠相見。這種人可以去完成講求信義的任務，不能讓他做保密工作]；足智多謀、胸懷韜略的人，做事老謀深算，詭計多端，缺點是老奸巨滑，模稜兩可[滿腹機謀的人凡事都要審時度勢，把事情做得讓人人滿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計謀是否正當，反而認為坦誠是愚蠢的表現，只推崇自己
的玄妙高明。這種人應當讓他去做揚善積德的事情，不能讓他做查處違法亂紀的工作]。
上面列舉的這十二種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其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標準適度、德才兼備的人才。
文子對合乎中庸品德的人才提出過這樣一個標準，他說：“總括人才的美德，應該具備‘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個特徵。”所謂“心小”，意思是說性格要謹慎周密，在禍患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就能考慮到預防的措施；災禍剛剛顯露出徵兆的時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備。最根本的對策是不放縱內心的慾望；所謂“志大”，是說立志要宏大，以實現天下大同、全人類共同富裕為己任，在錯綜複雜的是非風雲面前，堅持不偏不倚、公正無私的總則；所謂“智圓”，意思是說智慧要圓融無隙，像圓形球體一樣，處處融合，找不到起點和終點，但是能夠包容四方，沒有達不到的地方，又像地底深處的泉水，永遠不會枯竭；所謂“行方”，意思是說行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撓，純潔清白，有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在貧窮的煎熬下，決不改變情操，飛黃騰達了，又不被沖昏頭腦；所謂“能多”，意思是說才能要達到文武兼備，不論是在有所作為還是靜默孤獨的時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規範；所謂“事少”，是說善於把握事物的要領和關鍵，做到舉一發動全身，以一機治全局，以靜制動，以靜待躁。
天道運行的規則永遠是物極必反，盈滿則虧。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聰明、大智慧的優勢，就必須使自己永遠處於虛靈愚蒙的心理狀態；要想保持多聞廣見、博學明辯的優勢，就必須讓自己覺得永遠孤陋寡聞，才疏學淺；要想保持武勇剛毅的優勢，就必須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遠處在有所敬畏的狀態；要想保持富貴顯赫，廣有天下的優勢，就必須讓自己享有的物質永遠有所節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內；要想兼濟天下，恩澤蒼生，就必須保持謙讓恭順的美德。這五條原則，就是從前賢明的君王所以能守衛天下的秘訣。
《左傳》中有言道：“不首先製造混亂，不因富貴榮耀侮辱人，不依仗靠山有權有勢胡作非為，不違背已經達成共識的協議，不傲慢無禮、目中無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報復惱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謀取，不仁義的不去觸及。”這九句話，就是古人賴以立身的原則。
《玉鈴經》說：“一個人把自己的本事動不動顯示出來，只能證明這個人很淺薄；有了過錯自己還不知道，只能證明他智商低；執迷不悟、不知悔改的，注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遜、招人怨恨的，大禍就要臨頭；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拋棄他；文過飾非、挖空心思掩蓋過失的，定要滅亡；表面憤怒但沒有威攝力量的，將會受到侵犯；好糾集團伙、欺辱別人的，必定遭殃；殺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處境就危險了；對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慢待，將會帶來凶險；與別人相處而貌合神離、陽奉陰違的，最後將被孤立；親信奸詐的人，疏遠忠實的朋友，這種人必然滅亡；聽信讒言、拋棄賢良的，這只能使自己處於昏庸無知、不明是非的狀態；暗地裡封官許願的，他的壽命不會長久；讓女子去拜見官員、辦理公事的，必然要出現yín亂；當宮的部下暗中施惠於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辦法邀功請賞的，到頭來自己要下台；有名無實、假報功績的，經濟實力將會被逐漸耗損；肥了自己，剋扣下屬的，最終要被唾棄；給別人帶來微薄的好處就希望人家重重報答的，到頭來還是落空；獎賞有成績的人時忘掉了最下層的也應受獎，以後人家就不會為你出力；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險的；為了安排一個人而設立官位頭銜的，將會失敗；讓不仁不義的人出謀劃策，是非常危險的；密謀的事情洩露，肯定要失敗；向人民徵收得多，用之於民的少，這將導致民生調蔽。”凡此種種，都是自我修養提高時必須警覺的大道理！
[荀子說：“能說會做的是國寶；不會說會做的是國家的人才；會說不做的是國家的工具；說的好聽做的醜惡的；是國家的妖逆。”]
所以，綜合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觀點是正確的。他說：“立德的根本沒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後才能身正，身正而後才能讓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後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後才國家正，國家正而後才天下正。反過來說，天下不正要從國家建設做起，國家不正要整頓朝綱，朝廷不正要整頓文武百官，左右不正，當皇帝的就要從加強自身修養做起，自身不正要從修心做起。修養的對象越切近，所帶來的影響、效果越久遠。大禹、成湯能責備自己，所以才國家興旺，顯得生氣勃勃。”這就是“正心”的意義。
[屍佼說：“心是身體的君主，天子把自己當作心，把天下當作身體，心不正，天下就遭殃了。諸侯把國家當作身體，把自己當作心，心不正，國家就要滅亡了。平民百姓的行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不正確，自身也就難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