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明察“六主”，以觀君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探其“四亂”，核其“四危”，則理亂可知矣。
何謂“六主”？
荀悅曰：“
體正性仁，心明志同，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議曰：王主者，謂天姿仁德。)；
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議曰：治主者，謂抑情割欲)；
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議曰：存主者，謂拘法守律)；
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
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謂‘危主’；
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逞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理。遂非文過，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
(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能全，有難則殆；危主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何謂“九風”？
君臣親而有禮，百寮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唯職是司。此“禮國之風”也。(尹文子曰：“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者也。”)
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年長，多妾媵，少子孫，疏強宗，衰國也。”)
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政行，亂國也。”)
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拘，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議曰：夫晉家尚於浮虛，所以敗也。此之謂也。)
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
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
文子曰：“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邀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節欲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人躁而費多也。”)
何謂“四亂”？
管子曰：“內有疑妻之妾，此家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不亂，失君必亂矣。子兩者位，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存也，恃親不亂，失親必亂矣。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嬖疑其宗，無不危之家也。”)
何謂“四危”？
又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此治亂之形也。
凡為人上者，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是亂。”
(管子曰：“理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若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理；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亂。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眾，非祿賞無以勸人。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眾；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人。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眾，祿賞不足以勸人，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是故，勢理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堯、舜拱己無為而有餘，勢理也；胡亥、王莽馳騖而不足，勢亂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之。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人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
(《左傳》曰：“國將亡，必多制。”杜預云：“數變法也。”)
論曰：夫能匡世輔政之臣，必先明於盛衰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於治亂之勢，達於用捨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譯文】
分辨清楚六種類型的君主，就可以用來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過得失；總結出九種類型的國家風氣，就能鑒定一個國家興盛還是衰敗；探討四種亂國的表現，核定四種危國的徵兆，那麼治國安邦、撥亂反正的方針也就清楚了。
東漢末史學家苟悅說：“天性仁慈，頭腦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舉措都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滿足自己的私慾，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慾，性格寬厚，能身體力行，勤學好問，辦事遵循仁義的原則，不感情用事，這是‘治主’——能帶來一個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現是克制情慾，忍痛割愛]；勤政愛民，兢兢業業地保護先烈開創的基業，絲毫不敢荒婬懈怠，處理國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後私，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關鍵是奉行先主的傳統法規]；性情狂悖，叛逆倫常，朝廷裡的奸邪爭權奪利，公私並行，政策的得失沒有什麼真正的理論標準做依據，這是‘衰主’——走上窮途未路的君主；情慾壓倒了禮義，私利重於公益，國家制度超過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規，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親信、重用誣陷忠良的邪惡小人，排擠、打擊德才兼備的忠臣，放縱情慾，貪得元厭，不顧忌禮教法規，出入游幸放蕩，不受規章制度的約束，拿著國家的財物賞賜親信，超過了用在公共事業上的開支，一不高興就亂加刑罰，從不依據法律，文過飾非，有錯不改，忠誠的意見聽不到，敢於冒死直諫的大臣都要被殺掉，這是‘亡主’——亡國的君主。”
[所以說，“王主”可以統一四海，使天下興盛太平；“治主”可以鞏固這種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國家不發生災難可以勉強保住安全，有難就危險了；“危主”沒有國難就謝天謝地了，有難必是亡國；“亡主”則必亡無疑了。]
“九風”是什麼意思呢？
君臣之間親近有禮，文武百官雖有不同政見但仍然和睦相處，互相謙讓，不爭名奪利，勤勤懇懇為國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這是“理國之風”——國家大治的象徵[尹文子說：“上級領導不壓制下屬，下屬不冒犯上級，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無私。在這種風尚下，雖然經受艱難險阻的考驗，國家仍可堅如盤石，不會受到敵國的侵犯。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禮教風尚不能統一，當官的不受敬重，基層官員攻擊國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議論紛紛，這是“衰國之風”——國家衰敗的象徵[尹文子說：“國王雖然年邁還養著許多嬪妃，子孫不多，有勢力的宗族被疏遠，這是國家衰敗的表現]。
君臣互相爭榮譽，朝中大臣爭功勞，士大夫爭名聲，老百姓爭私利，這是“乖國之風”——眾叛親離的象徵。
上層官員私慾氾濫，下層官員作惡多端，法規不穩定，政出多門，這是“亂國之風”——國家動亂的象徵[尹文子說：“國王寵幸大臣，大臣只愛君王，國家的法律廢弛，人慾橫流，這是亂國的表現”]。
把奢侈誤以為繁榮，把驕縱誤以為高貴，把自由散慢誤以為開明，遵守禮義的人被認為是頑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認為是故步自封，這是“荒國之風”——國家荒婬的象徵[晉代崇尚玄虛、輕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亂中華，就是歷史的明證]。
把苛捐雜稅當作精明，為國家服務是為了撈取好處，把宰割老百姓當作能耐，把溜鬚拍馬當作忠誠，這是“叛國之風”——國家叛亂的象徵[叔向說：
“大臣只想著奉祿，就是不進忠言，親信的隨從怕得罪上司不敢說真活，下面的真實情況反映不到中央，這是最大的隱患]。
上下隔閡，內外猜疑，小官員爭著討上司的歡心，當大官的爭奪權力，這是“危國之風”——國家危亡的象徵。
上級官員不深入基層瞭解情況，下面的群眾也不向上反映意見，老婆怎麼說就怎麼辦，國家的法律不執行，而是各搞各的，這是“亡國之風”——
國家滅亡的象徵。
[尹文子說：“國家貧困衰弱，私人出現了富戶大家；國王的權力削弱，大臣的勢力增強，這就是亡國的徵兆；宮廷內沒有專寵一人的現象，朝廷裡沒有寵幸的弄臣，家族人丁興旺，長幼有序，這是國家昌盛繁榮的表志；農事活動適時，糧食儲存厚實，軍隊精銳，疆土治理得很好，這是強國的特徵。”
文子說：“動亂的國家看上去好像很熱鬧；安定的國家看上好像很空虛；滅亡的國家好像匾乏不足；圖存的國家好像過剩有餘。空虛不是沒有人，而是因為人人都在崗位上；熱鬧不是人丁多，而是因為都在追逐蠅頭小利；有餘不是財力富餘，而是因為寡慾少事；不足不是市場無貨，而是因為人們雖然收入少，但是各種稅賦卻很多。]
什麼是“四亂”呢？
管仲說：“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這是家亂；庶子疑忌嫡子，這是宗亂；朝廷裡有疑忌宰相的大臣，這是國亂；任命的官員昏庸無能，這是眾亂。”
[所以說：“確立誰為天子時，不能引起各地諸侯的疑慮；分封王侯的時候，不能讓朝中大夫疑慮；立正妻的時候，不能讓妾疑忌；立嫡子的時候，不能讓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動，不分正偏、長幼就要爭鬥，沒有秩序就會互相傷害。因此把同一職務任命給兩個大臣，國家必然發生動亂，沒有發生動亂是因為國王還健在，依靠國王平息紛爭，大臣們有所畏懼，還不敢亂來。國王一死，必亂無疑。同時立兩個嫡子的情況也一樣。另外，大臣疑忌國王，沒有不危害國家的；庶子疑忌家長，沒有不危害家庭的。”]
什麼是“四危”呢？
管仲又說：“國家的危險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國得不到群眾的擁護；二是大臣們不能同心協力；三是統帥軍隊的元帥不足以引起敵人的畏懼；四是人民不關心生產。這就是識別天下大亂或天下大治的標準。
“凡是作為最高領導者的，法策、法規嚴明，賞罰必定兌現的，雖然不用多少宣傳口號，大勢所趨，國家自然能達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賞罰又不兌現的，即使天天發號召，也必然要大亂。”
[管仲說：“治國有三種武器，亂國有六種隱患。英明的國王如果能戰勝這六種隱患，掌握這三種武器，國家必然會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戰勝六種隱患，掌握三種武器，所以致使國家動亂。三種武器是什麼呢？一是號令，二是刑罰，三是俸祿和賞賜。什麼是六種隱患呢？一是親信，二是賓師（沒有官職而被國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賄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於鑽營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賞的人。三種武器有什麼功用呢？沒有號令不能驅使臣民；沒有刑罰不能在群眾中產生威攝力量；沒有賞祿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種隱患為什麼會導致敗亡呢？這六種人雖然不服從法令也可以安然無羔，雖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網，雖然沒有功也可以發財致富。一個國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讓下邊的人服從號令；有違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沒有了尊嚴；有無功受祿的人，獎賞和薪水就不起作用。這樣一來，當國王就失去了坐穩江山的武器。]
因此可以說，體制、風尚構成了治理的格局，體制合理，順其自然，國家就不會發生動亂。相反，即使手忙腳亂，也不會治理好。堯舜垂拱，無為而治，都顯得雍容有餘，因為其體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馳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亂，因為其體制就是致亂的格局。
商鞅說：“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國家的根本。上百個人追捕一隻野兔，不是因為一隻兔子可以變成一百個，而是由於兔子的所有權還沒有確定。賣兔子的人市場上到處都有，但是盜賊不敢隨便拿，因為歸誰所有已經明確。由此可以知道，確定名分（解決所有權），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名分不確定，所有權不明確，勢必要發生混亂。如果體制是治理的體制，想亂也亂不了。體制是混亂的體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亂的體制，越治越亂。是治理的體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聖人只治理具備治理體制的國家，不治理其體制就是動亂根源的國家。聖人為人民群眾制定法律，一定要讓老百姓對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聖人建立的國家裡，沒有因犯法而被殺的。倒不是該殺不殺，而是因為人人守法，人人避禍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體制為基礎治國，所以才會出現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們說，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是在改造國家體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個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國家領導人反覆研究審視法律制度，而後頒布命令，天下就會實現大治。
[《左傳）說：“一個國家快要滅亡的時候，必然會有許多政策制度出台。”
杜預解釋說：“這裡的意思是變法頻繁。”]
結論：能夠匡扶世道人心、輔佐國家大政的權臣，務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敗的奧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亂的體制根源，通曉各級領導的任用和罷兔的規矩，再加上面臨紛繁複雜的時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難、棘手的問題能斷決——做為君王的輔相，古住今來，沒有不首先從這裡做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