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阿伯丁還是在曼聯，只要陣容上沒問題，我通常會把失敗或是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歸結於：我們沒能做到什麼，而不是我們的對手做了什麼。我發現這是一種很好的對待失望的方式，因為這意味著我們還佔據著主動，還可以改進。
時間
我父親總是說：「不要撒謊，不要行竊，凡事早點兒到。」我不能容忍遲到。開會時我一向去得很早。我也總是第一個進入工作狀態的。這是我的本能。我很早就起床了，因此早點兒去上班對我來說並非難事。我記得曾經跟宇舶表的CEO讓-克勞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交流過。他告訴我，當他在歐米茄工作時，面試他的人要求他早上5點去。在面試過程中，他問面試官為什麼要求他來這麼早，當時天還沒亮。面試官說：「我每天早上5點就會起床，因此我領先所有人3個小時。當你還在睡覺時，我就已經開始工作了。」我也有點兒這種感覺。
年輕人總認為他們擁有世界上全部的時間。如果你是一個剛過了10歲生日的男孩，你的11歲生日看起來似乎永遠也不會到來。那是因為你即將度過的一年佔你在這個世界上度過的時間的10%。然而當你50歲時，就會有不同的感覺了，因為距離你51歲生日的這一年時間僅佔你度過的時光的2%。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變得更加豐富，你開始知道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你逐漸認識到一小時——或是一個週末——如果浪費了的話，就再也找不回來了。
在我十幾歲時我之所以每天都在擠時間，部分原因是我不得不這麼做，因為我當時有兩份工作。當時我是一名製造工具的學徒，這意味著我早上6：45就需要出門，在7：40時把考勤卡放進打卡鐘。工作完之後或是在週末，跟其他的去酒吧或是打斯諾克的學徒不一樣，我會去踢足球。當我在聖莊士東訓練時，我通常會練習兩個半小時，直到凌晨一點才能到家。我每週去3次，每次都需要乘坐公交車、火車和電車。
當球員退役後成為教練，他們通常會受到一系列令人不快的衝擊。其中一件令他們感到震驚的是每天的工作時間。作為一名現代球員，除非是大賽前夕，否則每天吃完午飯，工作就結束了。然後大部分的球員就會回到家裡進行放鬆，與各種電子產品為伴。當你成為一名教練時，你會發現三件事——總有做不完的任務和需要關注的人，每一天都停不下來並且時間永遠都不夠用。
在我剛開始執教時，我不知道如何規劃我的時間，那時的我很可悲。我會盡力做好每一件事。令這種情況愈演愈烈的是——當我1974年成為聖米倫隊的教練時——我還在經營著兩個酒吧，而這兩個地方相距3英里。Fergie』s酒吧在Kinning公園，靠近戈萬，而Shaws酒吧則在布裡奇頓。我之所以涉足酒吧行業，是因為在東斯特靈郡隊的兼職工作並不足以養活一個年輕的家庭。雖然聖米倫隊給我發工資，但是我經常在想如果我當時在俱樂部工作時不經營那兩家酒吧，我的日子會不會好過一點兒。
執教聖米倫隊和經營酒吧這兩項工作意味著我只有在偶爾送孩子們上學時才能跟他們見面，而我們一家在一起團聚的時間也僅有週日的幾個小時。當我開始執教阿伯丁隊時，我賣掉了酒吧，因為我希望全身心投入在足球上。在阿伯丁時期，我每天要工作12到14個小時，而且即使是回了家，我也不會停止工作，我會打電話給球探、教練和球員。或許我每週的工作時間比我父親還要長，但是我並無怨言。因為他的工作比我做過的任何工作都艱苦得多。
來到曼聯之後，雖然工作量更大，但是我依然堅持類似的每日和每週的工作節奏。每天早上7點，我就會來到球場，邊喝茶邊散步。我會把上午8點到9點之間的時間留出來，以便在有人要見我時——教練、隊醫或是球員——我能夠有時間。在9點左右，我們會去錄像分析室，去觀看編輯好的以前的比賽錄像或是即將面對的對手的錄像。我會在訓練場上待上一整天，觀看青訓隊的訓練情況。在週一和週二，我在晚上9點左右到家。在週三，如果我們有比賽，我或是跟著隊伍，或是去察看預備隊、未來的對手或是我們感興趣的球員。當曼聯還在老訓練場克裡夫訓練時，下午我會去老特拉福德球場做些文書工作，打打電話。因為卡靈頓訓練基地為我提供了一間辦公室，因此在我們搬去那裡之後，我早上會在那裡辦公。然而無論是在克裡夫還是卡靈頓訓練場，週五總是有所不同的。曼聯隊的CEO大衛·吉爾會來跟我見面，此後9點左右，我需要參加一場賽前的新聞發佈會。
夜晚和假期也並非是神聖不可佔用的。如果我在半夜醒來，我經常會悄悄地溜到樓上去書房看一場比賽。如果要我把這麼理想的時光用來躺在床上努力入睡，這簡直是沒有意義的。我另外一種節約時間的方式就是從來不休假，儘管合同上我有休假的權利。從1995年起，每年我都會有5周的假期，但是如果不能工作的話，這段時間太漫長了。因此我通常每年只休2周，我會跟我的家人去西班牙內地和馬略卡島。直到我50多歲時，我才開始每年休3周。那時我的兒子們已經長大成人，開始了自己的生活，我和凱茜利用假期去過幾趟美國。大約在15年前，我們開始去法國南部，我經常會在我下榻的酒店的餐廳與想要簽約的球員見面。在那裡可以欣賞到地中海和費拉角令人心曠神怡的美景，在那裡我未曾錯過任何一名球員，他們都會在那裡的角桌上簽約。
伴隨著我漸漸老去，有兩件事情發生了。首先，我發現我的身體慢了下來，並且很難保持年輕時的那種精神頭了。當我還是一名年輕的教練時，我可以每天只睡4個小時，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覺越來越多了。因此我經常會回家睡上1小時然後再返回訓練場。後來凱茜警告我說，我這麼拚命地工作等於自殺。1985年在加的夫蘇格蘭對陣威爾士時，巨大的壓力讓喬克·斯坦心臟病發作而與世長辭，這對我來說也是極為痛苦的記憶，當時我是他的助理教練。於是我聽從了凱茜的意見，同時開始培養足球以外的樂趣——賽馬、紅酒和讀書。這些愛好都不是很耗時間，但是我很享受它們給我帶來的消遣和與足球的距離。我經常會在老特拉福德球場打完歐洲冠軍杯的第二天早上去紐馬基特（Newmarket）觀看馴馬。那些個清晨是安靜而又平和的，同時我還對這項運動的細微差別有了一定的認識。我不僅很喜歡品嚐買來的美酒，同時還對酒的價格波動很感興趣。這是很吸引人的，可以讓我忘掉每天的煩惱。當我在玩牌或讀書，或是瀏覽葡萄酒名錄時，總會有一些有用的想法莫名其妙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可以肯定，在其他的領導者騎行時、修剪玫瑰時或是登山時，也會有類似的感覺。但是我並不認為這些業餘愛好是一種特效治療，我還是經常會失眠，或是在半夜驚醒，腦海中全是和曼聯相關的事情。
分心
我還沒碰到過有哪個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沒有把自己封閉於其他人的需求之外，並且放棄消遣。我不是說完全癡迷於一個追求會帶給人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是永恆的快樂。但是我只是無法想像，一個人如何能既渴望成為最優秀的人，同時又能平衡自己的生活。如果有兩個天賦相同的人，那麼如何安排他們的能力將會決定他們最終的成功。有些人就是比別人更善於不去理睬世界上的其他東西，那意味著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培養他們的天賦，或者提高他們的團隊。關於癡迷和投入最生動的例子之一，就是我的格拉斯哥老鄉，諾茨郡隊的教練吉米·瑟瑞爾。他和妻子的關係非常好，然而在他們結婚40年之後的一個星期六的早上，他妻子突然去世了——享年60歲。吉米被摧毀了，他給兩個孩子打電話告訴他們這個消息，然後，他沒告訴他的球員，並在那天下午帶領諾茨郡隊1:1打平了西布羅姆維奇。
當你還在十幾二十歲時，很容易集中精力於自己癡迷的事業——尤其是作為一名能夠遠離酒精和派對的足球運動員。一名16歲的天才球員也許會有一位臨時的女友和幾個好哥們兒，但是拋開這些，他的生命中只有足球。在他走路的時候每一刻想的都是足球，足球是他的夢想也是他的夢魘。他所渴望的就是能夠進入一線球隊，代表國家隊出戰，打入制勝一球或是舉起大力神杯。那種提高自己的渴望支配了一切。但是10年後，一切都不同了。他的名字可能每天都會出現在報紙上。他也許會有妻子和孩子。他也可能已經成為百萬富翁。他想要在街上走走或去餐廳裡坐坐，都總會有人來索要簽名或合影。那時的他只有躲在自己的大宅裡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寧。而對於知名度很高的俱樂部教練，情況亦是如此。
我是很幸運的，因為我的妻子和兒子們沒有因為我陪他們的時間很短而讓我感到內疚，他們允許我的自私。我一直努力避免任何事情幹擾到我的工作，除非家裡發生了可怕的緊急事件，否則足球永遠都是第一位的。由於我經常不在家，因此凱茜一個人照顧我們的3個兒子。比如，我無法觀看孩子們在學校的比賽，因為週末我的工作是待在阿伯丁隊或曼聯隊。對於我來說，聖誕節假期從未真正存在過，因為當時正值英格蘭足球賽事最為繁忙的時期。那時，我根本不在意那個假期，但如今我的觀點發生了改變，顯然我的家人賜給了我最為珍貴的禮物：他們賜予我的是可以癡迷於足球的時間。我永遠無須處理丈夫和妻子之間普遍存在的緊張關係，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緊張情緒，因為配偶和子女經常會感到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關心，他們還會把你當作一個確實存在，卻又缺少感情溝通的家人。
當我來到曼聯隊時，我還未掌握排除干擾的藝術。我還是會不自覺地接受慈善晚宴的邀請或是出席俱樂部支持者們舉行的活動。在我執教曼聯的最開始的12年裡，我會閱讀收到的每一封信，有時候一周我會收到兩三百封信。我覺得自己有義務去認真對待這些信件，因為對不少來信者來說，曼聯隊是他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事情。在我們收到的信中，有些人告訴我們他們家人逝世的消息，要求我們給那些失去親人的人寫封信。我們也收到過一些父母的來信，他們的孩子生病住院，想要一份簽名。還有些人會要求我們寫一段文字，用來在生日或婚禮上朗讀。我曾經會精心地為他們回信。
我越來越擅長安排自己的時間。在我來到曼聯不久，林恩·拉芬（Lyn Laffin）就成為我的助理，開始由他幫我攔下那些持續不斷的電話，並由他來應付一些給我提供買賣球員建議或新的技戰術的球迷。我從來就不習慣使用電子郵件，因此我也無須為這種持續不斷的干擾而擔心，要知道即使是最連貫的思路也會被電子郵件打亂。我在曼聯度過的最後10年裡，林恩幾乎負責為我處理全部的聯絡工作，因為他熟悉我的行文方式，我需要做的就是批准和簽字。
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則幫助我充分利用每一天。我從不接受午餐邀請，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贊助商在老特拉福德球場的午宴和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年度足球午宴。因為這樣一頓午宴，尤其是需要開車往返時，在不知不覺間就會花掉3個小時的時間。同時我還開始削減一些慈善活動。作為曼聯隊的主教練，總會有人希望你能出席。而我不願意出席的部分原因是自己的年齡在增長，因為對一名65歲的人來說，午餐不再像35歲時那樣輕鬆了。而且很多活動都只是儀式性的，比如會見贊助商、參加慈善活動和頒獎儀式。但是我總會參加英格蘭足球聯賽領隊協會（LMA）的宴會，曼聯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晚宴和我個人設立的慈善基金——伊麗莎白-哈迪-弗格森公益信託基金會（The Elizabeth Hardie Ferguson Charitable Trust）舉辦的活動。每當我的球員獲得了英格蘭PFA足球先生或金球獎，我也一定會出席他們的慶功宴。
早在我退休的10年前，我就不再參加俱樂部支持者們的宴會了。他們總是能折騰到很晚，有一眼望不到頭的隊伍等著簽名和合影。我不想讓自己看起來不領情面或是冷漠——因為曼聯的支持者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我的任務是贏得獎盃，而不是簽名，而且集中精力去奪冠也讓我過得很舒服。對於去觀摩哪支球隊，我自己也有著嚴格的規定。在我執教曼聯的最後10年裡，我只去觀看我們在後面的賽事中即將對抗的球隊。我的助理教練邁克·費蘭會跟我一起乘坐包機前往目的地、一起用餐、觀看比賽（並在比賽結束前10分鐘離場），然後在凌晨一點返回曼徹斯特。這看起來是漫長的一天，但是這一天就像是我年輕時候的精簡版。
我是逐漸學會如何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而我也希望我的所有球員都能領悟這種本領。十幾二十歲的年輕球員通常腦海中只有兩種東西：一種是足球，而另一種則是屬於人類的天性。曼徹斯特所有的夜總會都希望曼聯的球員能夠光臨，因為他們知道這一信息會迅速在年輕的姑娘們中傳開。這些夜總會經常會給球員們發放特別通行證，這使得他們可以不用排隊，免費入場。我從未遇到過哪個15歲的充滿抱負的球員希望像個和尚一樣生活。你不可能讓一個男人徹底擺脫孩子氣，尤其是年輕人。
然而那些頂級球員，尤其是將巔峰狀態保持得最久的球員，他們往往是那些可以把自己封閉於他人要求之外的球員。這絕非巧合，其中C羅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不抽煙也不喝酒，初到曼聯時，他跟母親和姐姐生活在一起。也許他偶爾會出現在電視廣告上或雜誌封面上，在暑假中也會去逛逛洛杉磯的夜店。但是不要被這些所欺騙，他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和自己的時間。
除了技術和名聲之外，C羅——以及他這一代的球員——與我踢球那時相比，要面對更多的令人分心的事物。與50年前的球員相比，他們需要更多的自律來抵禦外界的誘惑。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最讓我分心的就是收音機、報紙和書籍，還有週日的教堂。我和父親一起在收音機中收聽拳擊比賽——倫道夫·特平（Randolph Turpin）、舒格·雷·羅賓遜（Sugar Ray Robinson）以及喬·路易斯（Joe Louis）和澤西·喬·沃爾科特（Jersey Joe Walcott）的最終戰。我們還會在週日收聽音樂廳歌手羅尼·羅納德（Ronnie Ronalde）或是智力問答Top of the Form節目。我們當地的電影院距離我家約有100碼——因此去看看《泰山》和由巴斯特·克拉比（Buster Crabbe）主演的《飛俠哥頓》也是很不錯的。然而除了這些，就只有街頭的打鬥、斯諾克檯球、擲骰子和足球了。當時沒有電話或者電視，更不要說有多達300個頻道的60英吋大彩電了，也沒有手機和數以百萬計的應用程序、Facebook或因特網。
我一向很注意球員們所面臨的壓力以及會讓他們分心的話語。英國球員始終讓人擔心的事情在於他們會酗酒和賭博。酗酒這一惡習毀掉了太多球員，而賭博就像是更衣室中的腫瘤。通常情況下，我對球員們的動向瞭如指掌，因為俱樂部的業主以及球迷們會打電話告訴我真相。至少對於我來說，國外球員在這方面還是比較讓人放心的。我們還努力讓球員們不要亂花錢，但是只要你看看我們的停車場，就會知道我們的努力並沒有什麼效果。經常會有球員在博彩屋揮金如土，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我們還為此請來了一些財政顧問和律師為我們出謀劃策。甚至曾經有人建議我們讓那些考慮結婚的球員去蘇格蘭完婚，那裡的婚姻法對丈夫更加有利。C羅也因此說過他以後會選擇去蘇格蘭結婚。
很少有足球運動員把大量的時間花在讀書上，或是嘗試在學校的考試中取得好成績，這是事實，這也就是他們能夠在足球場上取得成功的原因。當曼聯青訓隊開始運營之後，規定的是每週12小時的學習時間和12小時的訓練時間（包括比賽），然而在我看來此舉有失平衡。我的任務是培養出足球隊員。但是如果某位球員希望獲得文憑——或是他的父母希望如此——那麼我們俱樂部會支付這筆費用，然而這種情況並不多見，因為這些男孩子希望成為足球運動員。我明白良好的教育經歷帶來的益處，也知道它能夠為人們今後的生活做好準備。我同樣也知道很多在25歲時就受傷的球員，或是那些在30多歲職業生涯就已經結束了的球員（尤其是那些低等級聯賽的球員），他們沒有能讓自己在當今世界過上體面生活的教育經歷、技能和金融儲備。然而一名足球教練的工作不是確保一個男孩能在未來成為生物學家或是地球物理學者，或者為他足球生涯結束後的40或50年的生活做打算，足球教練的任務是確保他成為一名優秀的右後衛或是邊鋒。11名諾貝爾獎得主是無法獲得足總杯冠軍的。
對於我們的大兒子馬克，我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他當初很可能成為一名職業球員，他曾經在阿伯丁的預備隊中效力，但同時他在其他方面也有興趣。我跟凱茜都看得出對於是否走足球這條道路，他自己也持模稜兩可的態度。對此我們非常小心，不強求他走我的道路，不對他施加任何壓力。而事實上他選擇不同的道路也無妨，他曾經就讀於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以及巴黎的歐洲大學（European University），並且對於投資界很感興趣，在高盛資產管理公司工作了5年之後，他幫助建立了世代投資管理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這是一家在倫敦頗有名望的資金管理公司。
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我們的一名年輕球員的分數能夠上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或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那肯定是極好的，但是我幾乎可以斷言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肯定就沒有足夠的時間提高球技進入一線陣容了。這將對他們作為一名足球員的動力產生莫大的影響。只有經驗更豐富的球員能夠做到這一點，文森特·孔帕尼（Vincent Kompany）是曼城隊的隊長，同時還在曼徹斯特商學院讀書，他的事跡證明了這一點。在我執教曼聯的這些年裡，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名球員持有文憑。科林·默多克（Colin Murdock）在20世紀90年代初時曾是曼聯青訓隊的球員，但是沒能夠進入一線陣容，他在90年代中期為普雷斯頓隊效力時從曼徹斯特城市大學獲得了法律學位。他是一個例外，但是也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分心會讓個人和集體承受巨大的代價，只有難以置信的紀律才能對其加以控制。在曼聯隊，商業部和業務部總會對球員進行這樣那樣的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商業部負責拉動電視收入和贊助收入、出售貴賓席的門票、組織營利性活動，同時還要負責接待活動。如果沒有他們帶來的這些收入，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都無從談起，比如簽下一些重要的球員、支付高昂的薪水、改善我們的訓練設施或是租用私人飛機進行旅行或比賽。
贊助商們總是希望能跟球員們進行接觸，而他們的要求簡直是貪得無厭。隨著電視收入不斷提高，曼聯隊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我們的贊助商數量也飛速攀升。把球員從商業部的要求中保護起來是我工作的一個主要部分。邁克·費蘭是這方面的能手。商業部的夥伴們本能地希望能夠給贊助商們提供曼聯隊的幕後消息，總是會想出各種各樣的點子，不斷地提出要求。邁克·費蘭是我們的中間人，他會透露少量的信息，並顧及到每一個贊助商。他會確保在賽季開始前滿足這些要求，此後我們便可以繃著臉對他們說「我們已經履行了自己的義務」，這使得我們能夠在賽季進行中回絕各種要求。有些贊助商希望觀看曼聯的訓練，這讓我很反感，因為我不想讓其他人知道誰在訓練以及誰受傷了。因此我會把觀看時間壓縮到訓練開始時的幾分鐘，或者在午餐時間安排幾次見面會，並且在一個賽季內參加一到兩次宴會。
曼聯隊一直都希望能夠支持當地的慈善事業。每週五，球員們都需要為上百件襯衫簽名，這些襯衫或是送給慈善機構，或是以拍賣的方式用於慈善行動。我們所支持的一個全球性的慈善機構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當我們在國外旅行時，我們會安排球員參觀他們的工作。在泰國，我們會乘坐小艇走水路去學校看望那些從兒童賣淫場所中拯救出來的孩子，在南非，我們會去探望那些孤兒。這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大開眼界的。但是我們所做的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靠近家鄉的地方，因為我們希望成為好公民，並希望證明我們在乎曼徹斯特周圍的人民。2006年，我們成立了一個特殊的組織——曼聯基金會，由其來負責俱樂部的慈善事業——尤其是當地的學校和醫院。我們的球員會去拜訪學校，去病床前探望身染重病的兒童。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還是會對球員們嚴格要求，因為最重要的事情還是週六能夠贏得比賽。即使你做了慈善，但是在比賽中丟掉了3分，球迷們還是不會承你的情的。
重大賽事期間往往令人分心的事情最多。1983年我帶領阿伯丁隊打進了歐洲優勝者杯的決賽時，開始對此初有體會。當時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球員們的妻子和女友們明白她們的角色。所以我開玩笑似的給她們每個人寫了個備忘錄，告訴她們有責任收拾好牙膏、毛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為去瑞典做好準備，並召集她們在皮托德裡球場開會，會上將告訴她們其他需要做的事情。通過小道消息，我發現我的玩笑失敗了。當我走進皮托德裡球場的會議室，我看見的是一批沉默不語的球員的妻子。我為我那失敗的玩笑道歉，並告訴她們我寫的那個備忘錄的本意是把她們召集在一起，然後為她們的丈夫或男友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賽事做準備，那也許是他們參加過的規模最為宏大的場合。我確保讓這些球員的妻子明白，她們的任務就是讓自己的丈夫或男友做好最充分的準備，並且無論如何，都絕不能做讓自己丈夫或男友分心的事情。在我說完之後，我問她們還有沒有問題。她們並無異議，她們都明白我的意思：不要讓丈夫或男友分心。
在機場會有蜂擁而至的粉絲團；而在球隊下榻的酒店裡，更是擠滿了來索要簽名的人。2009年的歐冠決賽上，我們對陣巴塞羅那隊，我甚至要求酒店工作人員不要把酒店對球迷開放，因為我想遠離那些喧囂。然而隨著時光流逝，我發現自己已經能夠不去理會曼聯隊周圍的吵鬧聲和是是非非。我經常會發現自己完全不知道其他教練組成員在說些什麼，因為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了。每當大賽來臨之際，我總會把自己封鎖在自己的思路裡。除非有人談起了跟球隊有關的事情，否則我對他們說的話都是充耳不聞的。我只是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那就是我的工作。每當我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時，凱茜總會說：「你根本就沒有聽我講話。」她說得一點兒沒錯。
有時那些讓人分心的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20世紀70年代，我捲入的法律爭端，當時我以非法解雇的罪名起訴聖米倫隊。我當時也是感情用事，表現得很衝動，現在回想起來，若是我把每一分鐘都用來思考如何幫助阿伯丁隊奪冠，想必是更好的。
每當面臨重大比賽，我都會告訴自己的球員「不要分心，專注地去比賽」。總會有各種各樣的無所謂的東西形成干擾：樂隊、比賽前的演出、新的隊服以及遠道而來滿懷希望的球迷們。1990年，我首次帶領曼聯隊在溫布利球場（Wembley）進行冠軍的爭奪。週六晚上，我興奮得像個十幾歲的孩子，被周圍的事物分了心。我也像別人一樣帶著自己的球隊去視察球場。那天酷暑難當，我和隊員們穿著隊服就像被烤熟了一樣，我這時才意識到我們是多麼愚蠢，球員都開始脫水了。對球場進行視察並不能影響到比賽結果，因此我讓大家都回了更衣室。享受總決賽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贏得冠軍。沒有人會記得失敗者。
失敗
當你遇見一位成功人士時，你無法想像他們曾經失敗過。當年看到一位體育明星，如羅傑·費德勒、塞雷娜·威廉姆斯，抑或是年代更為久遠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和斯特林·莫斯（Stirling Moss），你無法想像他們作為失敗者時的樣子。各行各業皆是如此，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會把自己的獎盃展示給他人。如果我正在欣賞一幅著名的曼徹斯特畫家L.S.勞瑞（L.S.Lowry）的作品，他的作品擅長表現城市工業生活陰冷的一面，我很難想像他會有一幅失敗的作品。或者，當你閱讀羅伯特·卡洛（Robert Caro）關於林登·貝恩斯·約翰遜（Lyndon B.Johnson）的書籍時，你很難想像他擔心自己的某一段文字沒有字斟句酌。但是我們都經歷過失敗。失敗讓一些人一蹶不振，同時卻激勵了其他人。我下決心避免失敗，也正是這一點刺激著我取得成功。
1969年離開流浪者隊時，我若是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失敗者也是無可厚非的。我體驗過足球頂級賽事的味道，但是我心裡明白我永遠都不是教練手中的王牌，2年後我就轉會了。而那時我的抽屜裡只有一塊銀牌。這塊獎牌來自1967—1968賽季的蘇格蘭聯賽杯，我們在總決賽上輸給了阿伯丁隊，最終功虧一簣。因此，後來我轉會到福爾柯克隊時，我本來可能表現得自怨自艾，但是我決心不能被此嚇倒。
在我看來，跟我在阿伯丁隊和曼聯隊一起工作過的人們也都以這樣的積極態度面對失敗。對我來說，1999年歐洲冠軍杯決賽傷停補時的那101秒鐘就是對我生活態度的寫照。當時曼聯隊利用這101秒的時間，在0:1的情況下反超拜仁慕尼黑，以2:1的比分贏得了冠軍。當時印著拜仁隊圖案的綬帶已經綁在了獎盃上，為勝利做好了慶祝的準備。歐洲足聯主席也已經把獎盃發給拜仁隊了，然而我們永不放棄的精神讓那綬帶成為曼聯的紅色。
9年後，2008年我們再次備戰歐冠決賽時，我讓球員們觀看了1999年那場比賽最後3分鐘的錄像，就是為了向他們強調永遠不要認輸。對於我來說，只要活著就不會認輸。
當我開始執教生涯時，我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會成為曼聯隊的主帥，我想的就是生存下去。每當我加入一個俱樂部——東斯特靈郡隊、聖米倫隊和阿伯丁隊——我都會這麼想。「我在這裡是不會失敗的。」這是鞭策我的動力之一。我一直很害怕丟臉，而在我的腦海深處總是會對其念念不忘。我經常會默默地對自己說：「不要失敗！」當我成為東斯特靈郡隊的教練時，我的資歷也僅僅是當過幾年球員、獲得了教練資格以及可以下決斷，其他的我一無所知。就在4個星期前，我還是一名32歲的球員，突然之間我就成了教練，雖然我只是個兼職教練，也只是為了生活下去。來到聖米倫隊之後，我初次體驗到了管理帶來的成功，那時我總感覺自己如果去了阿伯丁隊會有更好的表現。在阿伯丁隊時，我首次擔任全職教練，這支隊伍擁有獲得成功的必要元素——那是一支由當地球員組成的球隊，有一個好的老闆、不錯的訓練設施和一批健康的球員。
直到我在阿伯丁執教的後期，我才開始為自己制訂未來的規劃。在此之前，我所做的就是專注於生存下去，避免失敗。凱爾特人隊在1966—1967賽季取得了5個冠軍頭銜，這簡直就是奇跡和神話。即使曼聯隊處於巔峰狀態時，對失敗的懼怕和對完美的追求仍驅使著我繼續向前。雖然我幫助曼聯在展櫃裡放滿了冠軍獎盃，但是我始終未能讓曼聯像2003—2004賽季的阿森納一樣在整個賽季都保持全勝。失敗的經歷，特別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如何對失敗做出反應，是塑造成功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比賽前，我的胃裡總是翻江倒海的，我始終無法改變這一點，我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我記得在流浪者隊踢球時總是非常緊張，因為我從未感覺到教練信任我，而且我感覺總是需要證明自己在球隊中的位置。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無論獎盃陳列櫃中有多少獎盃，伴隨著與日俱增的壓力和期望，這種感覺反而更糟了。每當我們去安菲爾德球場對陣利物浦隊，我都會心神不安。
最糟的時間段往往在賽前和熱身階段，我討厭那個時間。如果我們的比賽在下午3點開始，我會在1：15至1：45之間對球隊進行訓話。在我講完之後，我就會離開，給他們一個自己的空間。因為我們已經做了最好的準備，而出場前幾分鐘的喋喋不休會讓球員感覺自己沒有得到教練的信任。2點時我的助理教練會把出場隊員名單交給裁判員，屆時我們也將知道對手的首發陣容。接著球員們就會去做熱身活動，2：15的時候更衣室就空無一人了。對於接下來的30分鐘時間，我簡直厭惡至極，這段時間太漫長了。那段時間，我總是一個人待在更衣室，而牆上鐘錶的指針似乎也已經停了下來。
在賽前的熱身時間，如果是主場作戰，我通常會待在辦公室裡看賽程或是在電視上看看賽馬。有時我也會四處走走，找人說說話。有時還會有其他教練來訪，跟我喝杯茶。而在我們客場作戰時，這種孤單的感覺顯得更糟糕，因為沒有辦公室供我來當避難所。那時，我通常會一個人坐在更衣室裡。我認為，特別是在我執教生涯的後期，這種感覺並非來自對於失敗的擔憂，而是重大賽事所帶來的恐懼、不安和不確定性。而當你指望別人來完成你的願望時，這種感覺會愈演愈烈。我可以肯定其他領導者也經歷過類似的感受，無論他們是多麼老成世故，在別人看來是多麼身家顯赫。
即使到了現在，當我在看台上或是在電視裡觀看曼聯隊比賽時，胃中還是會隱隱作痛。我從未嘗試擺脫這種感覺。也許有的人在大賽前或是重要的場合前會通過深呼吸或是少量的威士忌調節緊張情緒，但是我從來不這樣做。我只是把那揮之不去的緊張感當成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它伴隨著我的一生，看起來我似乎是因為沒有做好準備才會感到焦慮——但事實上這代表了我對成功的渴望——從未消失。
有一句格言說：與成功相比，失敗教給你的更多。這一點對我來說一點兒不假。雖然我經常會說，我從不向後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我不會因為失敗而對球員們喋喋不休，我當然也會掩飾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私底下，我會花大量的時間去仔細觀看我們輸掉的比賽。事實上，如果哪個賽季我們與本應奪取的冠軍失之交臂，我總會在暑假期間仔細思考其原因。借此，在下個賽季開始前，我就能夠做出改變。
在我的教練生涯中我也屢嘗敗績。從1974年8月10日我開始執教東斯特靈郡隊起，到2013年5月19日我最後一次帶領曼聯隊參加比賽為止，其間我的球隊大約每10場比賽就會輸2場。此外還有很多在我看來比輸球還要糟糕的平局，因此我有很多從失敗和逆境中學習的機會。雖然我不會對數據念念不忘，但是我作為主教練，贏得比賽的概率也僅僅不到60%。在曼聯隊狀態最好的賽季裡，我們贏得比賽的概率是72%。
我們有時也會遭遇非常慘痛的失敗，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那種感覺——比如1996—1997賽季的英超聯賽中，我們連續以0:5和3:6輸給了紐卡斯爾聯隊和南安普頓隊。我實在想不起我們還有哪兩場比賽連續丟了11個球。1995年，我們在一周之內丟掉了英超冠軍和足總杯冠軍——分別輸給了布萊克本流浪者隊和埃弗頓隊。然而我從不認為自己面對的挫折能夠跟2002年的勒沃庫森（Bayer Leverkusen）遇到的困境相比。當時他們一口氣丟掉了三個冠軍——德甲、德國杯和歐洲冠軍杯。那可不是吃幾片阿司匹林就能治好的。
無論是在阿伯丁還是在曼聯，只要陣容上沒問題，我通常會把失敗或是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歸結於：我們沒能做到什麼，而不是我們的對手做了什麼。我發現這是一種很好的對待失望的方式，因為這意味著我們還佔據著主動，還可以改進。每一次失敗都能夠讓我成為更優秀的教練。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失敗讓我變得更強大。我想有時我想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失敗者，而有時我也會有報復心理。在1993—1994賽季結束後，如果有哪一年我們沒能夠奪得英超冠軍，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失敗。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時刻，對成功的渴望和需要壓倒了對失敗的恐懼。勝利事關我們的榮耀，無論是我們的一線陣容還是預備隊。失敗是一種強有力的管理工具，前提是不要讓失敗成為一種習慣。這一理念貫穿我的整個教練生涯。2012年，我們在英超聯賽的決賽中功敗垂成，輸給了曼城隊。而當時我們在光明球場（Stadium of Light）（這球場的名字在當時真的是不合時宜）遭遇了桑德蘭死忠粉絲種種惡劣的嘲諷。當我們回到更衣室之後，我告訴所有球員——特別是年輕球員——此後每當他們來桑德蘭比賽時都不要忘記他們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他們也確實牢記在心了。就在下一個賽季，我們在同一個球場以1:0擊敗了對手。
失敗從來沒有真正擊敗過我，雖然我也清楚，鑒於自己已經退休，掩蓋過去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一個事實是無法改變的，自2008年起的後4年中，我們總共3次打入歐洲冠軍杯決賽，但是僅僅贏得了一次冠軍。因此，雖然我有過那一次的興高采烈，卻也經歷了兩次的失落。當然還有令人沮喪至極的時刻。1989年10月，在賽季中期，曼聯隊前往邁克蒂安米德公園球場（McDiarmid Park）和聖莊士東隊踢友誼賽，慶祝他們的新球場建成。我們雖然以1:0獲勝，但是球員們的表現令我感到悲哀。賽後我回到了酒店的房間，真想趕緊逃走。這時我的助理教練阿基·諾克斯敲門讓我去參加為球隊舉辦的招待會。當時我躺在床上對他說：「我不去了。我無法面對這些球員，他們的表現太差了。」但是阿基說的是對的，過了一會兒，我也確實勉強走下樓去參加了招待會，雖然當時我的臉色並不好看。還有幾次失利讓我印象很深。1979—1980年的蘇格蘭聯賽杯上，阿伯丁隊輸給了鄧迪聯隊，賽後我無法入眠。而1989年曼聯1:5不敵曼城隊那場比賽之後，我回家倒頭就睡了。最慘痛的兩次失利則都來自歐洲冠軍杯——1997年對陣多特蒙德和2013年對陣皇家馬德里。這兩場失利甚至比1996年0:5被紐卡斯爾聯隊羞辱、1999年0:5被切爾西完勝以及1991年被謝菲爾德星期三隊（Sheffield Wednesday）奪走英格蘭聯賽杯冠軍還要痛苦。
如果我知道我們會失敗，我總是努力確保我們不會被打得粉碎，因為這會影響士氣。2011年10月我們主場對陣曼城隊，結果以1:6慘敗。這是22年來我們在對陣這支同城球隊時最慘痛的一次失利，也是1955年以來我們在英超聯賽中比分最懸殊的一次失利，1955年曼聯以0:5輸給了曼城。然而諷刺的是，我們贏得了兩隊之間的大部分的對決。在那場比賽裡，曼城隊在中場休息前後分別打進1粒入球，雖然後來我們一度將比分追到1:3，但是在比賽的最後13分鐘我們又連丟3球。現在想來，當初我們要是能嚴防死守，能把比分控制在1:3就好了。這樣既能避免可怕的報紙頭條帶來的尷尬，也能讓曼徹斯特另一端的歡呼聲不讓我們那麼難堪。而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我們因為淨勝球而把冠軍獎盃拱手讓給了曼城，這使得那一次的比分更加讓人痛苦。
在比賽失利後應付媒體絕非易事。我可能會對球隊進行一些整體評價，但是我會盡量避免對某一名球員進行批判；當然我也清楚地記得2012年聯賽杯上我們以4:5輸給切爾西之後，我說了些納尼的壞話，我至今仍很後悔。如果一名射手錯過了一次進球良機，或是有一次致命的回傳球，或是守門員走神了，球員會對自己犯的錯誤一清二楚。很多優秀的球員就是他們自己最嚴厲的批評家，他們無須再從週日的報紙上看到我的批評之詞了，那一點兒用也沒有。我通常會將記者們的注意力從球隊和球員身上轉移開，指責對手的技戰術或是裁判的判罰。我總能為我們的失敗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為我們開脫，但是我心裡很明白，失敗的原因全在我們自己身上。只是每當球隊面臨災難時，我總是希望能夠成為球員們的保護傘。
一次重大的失利或打擊可能會使整支團隊遭受重創。這會動搖他們的信心，如果你不能謹慎處理，這一影響將會始終困擾團隊。每當我們在重大比賽中失利，而且我也知道我們已經表現得不錯了，那麼在賽後我會很少說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會聽得進去。你可以說些悄悄話，但是球員們只會當作耳邊風。因此我只是來回走走，拍拍他們的頭。他們理解這樣做的含義——也許他們是感同身受的。在足球的世界裡，一點點的示弱都相當於給你的對手打了一劑腎上腺素，這甚至可以讓一頭騾子成為德比冠軍。如果你輸了，尤其是遭遇慘敗，那麼這次失敗會緊跟著你。在足球場上，無論這支球隊在下一場比賽中的表現是否有了很大改觀，每個人都知道這支球隊輸掉了上一場比賽。球員自己明白，球迷們也明白，而媒體也會像狗一樣狺狺狂吠。這會帶來巨大的壓力，而且會與日俱增。就像是衣服上的一個破口，如果你不馬上把它縫合，這個口子只會越來越大，反之亦然。當你的球隊上場時，如果對手僅僅是為了混口飯吃，那麼在開球之前，你就如同已經將兩球收入囊中了。
在輸球後的第二天早上，當我們又重回到訓練場上時，我會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問他們「大家喜歡今天報紙的頭條嗎」或者「大家對昨晚上球隊的表現滿意嗎」。我會滿面愁容，不讓他們好過，但是同樣我也會努力讓球員們重拾信心。在經歷了敗仗之後，我會變得冷漠同時面帶慍色。球員們會看著我，然後彼此小聲嘀咕：「見鬼，老頭子今天心情不爽。」我可以肯定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在餐廳中離我遠遠的。我會說：「如果你沒能滿足別人對你的期望，那你只能怪自己，你怪不得別人。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讓自己失望了。在足球俱樂部裡，輸掉比賽是一大新聞，因此讓我們努力避免這樣的頭條吧。讓我們談談我們獲得的成就——那一場場出色的比賽。我希望在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棒極了！這場比賽棒極了！』我希望能夠這樣說：『幹得漂亮，魯尼！踢得不錯，維爾貝克！好樣的，赫爾南德斯（Chicharito）！』」那些瞭解我的球員知道我是多麼看重勝利。逐漸地，他們會將這種感覺融入自己並將其傳遞給新球員。在曼聯隊有一種「病毒」，每個人都會染上，那就是勝利。
2012年曼城奪得英超冠軍對我們來說是痛苦的回憶，尤其是因為我們輸在了淨勝球上。而這同時也是一種鞭策，因為這給了我們努力的方向，第二年我們便贏得了英超冠軍。曼城隊位居第二，落後我們11分。自從1993年我首次帶隊奪得英超冠軍之後，如果有哪一年我們得了亞軍，那麼在下一個賽季就一定會奪冠，這樣的事情發生了5次。我們總能從失敗中學到些東西——雖然我絕不希望失敗成為一種習慣。那些渴望勝利，為自己卓越的表現而感到自豪的球員都希望能夠雪恥。
在足球場上，除了失敗的痛苦，還會有多方面的挫折，但是沉浸在自怨自艾中是沒有用的。我甚至想不起來有哪一次隊員們都處在最佳的身體狀態並且做好了比賽準備，總會有球員受傷。整支球隊中有1/10的球員受傷，這是很常見的事情。我也想不起來有哪一次我們的宿敵會礙於情面，沒有把曼聯曾經錯過的球員派上場。拿2009年12月來說——那是一次糟糕的表演。當時我們的一線陣容中有14名傷員，包括2名門將、7名後衛、3名中場和2名前鋒。從這受傷的14名球員中挑出11名組成的陣容足以擊敗歐洲的任何球隊。但是當時他們不是上不了場，就是正在就醫，結果我們在主場敗給了阿斯頓維拉隊，客場敗給了富勒姆隊。我們還時常會受到病毒的困擾；1994年末至1995年初那段時間，當時的情況簡直糟透了，我甚至想關閉訓練場。我們有9名球員患上了流感，而就在他們臥床期間，我們分別輸給了諾丁漢森林、萊斯特城、南安普頓、紐卡斯爾聯和水晶宮。對於傷病或流感，我真的束手無策，我們只能在逆境中盡力做到最好。
我們在轉會市場上做過很多今天後悔的決定，但是你無法改變歷史。曼聯完全可以靠那些已經被我們相中卻沒能簽下的球員贏得數次冠軍獎盃。2003年，我去雷恩隊（Rennes）觀看佩特·切赫的比賽，那場他們對陣歐塞爾隊（Auxerre）。當時我們認為切赫太年輕了，無法應付英超賽場上的壯漢們，但是後來切赫去了切爾西，並且在此後的10年裡創下了220場各項賽事不丟球的紀錄。我們還很中意另外一名門將，那是在1999年彼得·舒梅切爾宣佈退役意向之後。我們最初對阿斯頓維拉的馬克·博斯尼奇很感興趣，同時我對阿賈克斯的埃德溫·范德薩也情有獨鍾。但是當我告訴俱樂部主席馬丁·愛德華茲我們得到了一些關於博斯尼奇的負面信息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當時馬丁已經簽下另一名球員，而范德薩也去了尤文圖斯。
另外一個例子是迪迪埃·德羅巴。他當時效力於馬賽隊（Olympique de Marseilles），在我們去看他比賽時，他的俱樂部開出了2500萬英鎊的天價，而在我們決定買下他之前已經被切爾西捷足先登了。托馬斯·穆勒在2010年和2014年世界盃上為德國隊各打進了5粒入球，我們初次對他有所耳聞時他僅有10歲，當時他在距離慕尼黑幾英里遠的業餘球隊踢球。我們一直派人注意他，但是後來他去了拜仁慕尼黑。1994年我們還想從克魯塞羅隊（Cruzeiro）簽下巴西射手羅納爾多，但是我們無法獲得工作許可證，後來他去了荷蘭的埃因霍溫隊。在羅賓·范佩西16歲在費耶諾德預備隊效力時，我們就注意到了他。當時他的身價就已經到了大約600萬英鎊。吉姆·瑞恩在曼聯的教練組工作了11年，此後當了10年的青年足球總監，他看到了范佩西被罰下場，並和球迷們互相辱罵。當時由於范佩西的脾氣，錯過他的人不止吉姆一人，因為他的球隊很快就讓他停賽了。此外還有很多我想要簽下的球員——比如阿蘭·希勒，我們在對陣紐卡斯爾聯隊時，他是個非常棘手的角色；或者阿根廷人加布裡埃爾·巴蒂斯圖塔（Gabriel Batistuta），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奉獻給了意大利；或是薩米爾·納斯裡（Samir Nasri），他於2011年加入了曼城。後來在2011年，我從尤斯頓（Euston）乘火車前往裡爾（Lille）去和年輕的法國後衛拉斐爾·瓦拉內（Raphael Varane）簽約。當時大衛·吉爾正在跟朗斯足球俱樂部商量合同的細節，而齊內丁·齊達內在得知此事後把瓦拉內挖到了皇家馬德里。我不認為當時的皇馬教練何塞·穆裡尼奧曾經看過瓦拉內的比賽。
本來這些決定很可能讓我苦惱不堪，但是我會盡量不讓其困擾我。是我們做了那些決定，而不是別人。你也不可能用那些本不屬於你的球員組建一支球隊，那麼為什麼還要跟自己過不去呢？
光陰荏苒，一路走來我們錯過的這些機會、經歷的這些挫折和失敗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或者至少是更優雅的失敗者。在我年輕時，我是一個很糟糕的失敗者。每當遭遇失敗，我都會回家生悶氣。有一次，阿伯丁隊遭遇了慘痛的失敗，之後我把球員們趕到了市中心，任由球迷們指責他們。當我們回到更衣室後，我對他們說：「請你們記住剛才的教訓。」每一位勝利者都討厭失敗。在足球場上，所有最優秀的球員都是糟糕的失敗者，只是他們表現的方式不同。
關於如何面對失敗，我從拜仁慕尼黑主教練奧特馬·希斯菲爾德（Ottmar Hitzfeld）那裡學到了優雅的一課。他曾在1998年至2004年以及2007和2008年執教拜仁。1999年的歐冠決賽上，我們在比賽的最後3分鐘打進兩球戰勝拜仁（曼聯在那屆歐冠上打了63場比賽，總共96小時），我可以看得出他當時已經被毀滅了。在這180秒的時間裡，他先是覺得自己已經穩操勝券，然後就看到自己的球員沮喪地用手捂著頭。那一定是毀滅靈魂的一刻，但是他表現得非常優雅，而這份優雅在一年之後表現得更為突出。一年後我去慕尼黑觀看流浪者隊的比賽，我當時對流浪者隊的一名球員十分感興趣。賽後，希斯菲爾德邀請我和他的2位兄弟一起用餐，他們都非常禮貌，也很熱情。後來拜仁的一些球員走過來跟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賀，雖然他們肯定也很討厭失敗。此舉很好地彰顯了拜仁慕尼黑的俱樂部品質。
關於如何應對失敗，我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也許是來自我親愛的母親。在我21歲那年，我是聖莊士東隊的業餘球員，也曾幾番離隊，在4年的時間裡僅在一線球隊打了50場比賽。當時我簡直是萬念俱灰。在一場預備隊的比賽中，我的鼻子、顴骨和眉骨都受了傷。當我康復時，預備隊已經連續輸掉了好幾場比賽。於是，我帶了相關證件去了格拉斯哥滑鐵盧街的加拿大之家（Canada House），想要移民加拿大。因為當時我父親一家已經搬去那裡居住了。我真的不想再為俱樂部踢球了。
於是有一天我讓我弟弟的女朋友假扮我的母親，然後給博比·布朗（Bobby Brown）打電話，告訴他我患上了流感，不能比賽了。但是這並沒有騙到他，他給我母親發了一封電報讓我給他回電話，因為當時我家裡沒有電話。後來我來到路邊的電話亭，撥通了Stanley 267（因為當時非常尷尬，所以我對這個號碼印象深刻）。布朗痛批了我一頓，他說：「你這麼做簡直是太丟臉了。你在跟我開玩笑嗎？你竟然找人冒充你的母親。就算我的整支球隊都真的染上了流感，你明天必須來比賽，12點去布坎南酒店給我來報到。」
那場比賽，我在埃布羅克斯球場上演了帽子戲法——開創了客場作戰個人帽子戲法的先河——然而這一點小小的幸運也改變了我的生活。當時我險些就斷送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後，我的母親警告我不要再犯此類錯誤。她教育我無論何時，無論以何種方式，都不要放棄。而我也嘗試把這種思想傳遞給他人。
批評
在足球的世界裡，雖然有的人對足球比賽知之甚少，但是每個人都是專家。足球就像其他娛樂項目或是創造性工作一樣，當一個批評家遠比實幹家容易得多。每個人都能夠對餐廳、航班、電影、汽車和繪畫做出評價，即使他們甚至連煮雞蛋、放風箏或是畫個方塊都不會。而對於那些相對陌生的領域情況卻並非如此，那些門外漢不敢隨便發表評論，因為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一位真正的專家可為一座懸索橋的結構給出寶貴意見，或是提供進行實驗室實驗的最好方法。而在足球的世界裡卻不是這樣的，會有數百萬人對那些世界頂級俱樂部的教練予以批評。這些人有的是教練身邊的人，也有球迷和遠在世界另一端的人。
有些領導者甚至需要應對來自集團內部的批判，他們的一些下屬可能野心勃勃地想奪取他們的位置，而董事會成員們也可能對其頗有微詞。每當一位新人就職，直到他證明自己之前，總會有人質疑他的能力。如果某位領導人長期任職某一崗位，那麼在他倒霉的時候就經常不得不忍受人們的質疑，大家會懷疑他是否該退休了。
對於團隊內部的挑剔之詞，我僅僅遇到過幾次。我32歲到36歲的這段時間在聖米倫隊執教，當時我比較天真，不能領會老闆的意思，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是我挑起了他的批判。
曾幾何時，我也覺得批判是很打擊士氣的。雖然我不記得曼聯球迷向我發出噓聲，但是1989年的艱難時期確實令我難忘。那年的12月，我們一場比賽也沒贏，在全部15場比賽中非平即負。在老特拉福德球場的西看台上甚至出現了這樣一條標語：「3年的借口，依舊是廢物……再見了，弗格森。」
我想當時我的信心被動搖了，因為那天比賽之後我打電話給弟弟馬丁；我知道他會很客觀地給我一些公正的評價，告訴我我的位置。他當時說：「你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年後，那個舉起標語的人寫了一本書《再見了，弗格森》，出版社還送了我們一本。我把那本書寄回了出版社。但是總體來說，我認為自己承受批判的能力已經相當不錯了。當然在2004年和2005年我們狀態不佳時，一些球迷給我找麻煩，我也都泰然處之了。
當你承受巨大壓力、睡不好覺並且任何事情都不順心時，想要正確對待批評是很難的。而這對我來說要相對容易些，因為我在戈萬長大，那裡沒有弱者。那是一個條件艱苦的社區，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你必須保護自己不受欺負，而在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需要跟很多事情做鬥爭。我和弟弟還有一個堂弟經常會跟住在附近的格蘭傑家的5兄弟打架。而且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習慣了身體上的疼痛、嘴裡血的味道或是嚴重的挫傷。
我一直認為正確看待批評是大有益處的，而這些兒時的經歷也讓我能夠做到這一點。對我來說，在幾十年後將自己的童年或是球員生涯傳奇化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那兩段時光中也確實充滿著艱辛。身體上的疼痛是一方面，而精神上的痛苦和情緒上的壓力則完全是另一碼事。
很多球員或教練都因為情緒上的壓力而崩潰，這樣的事屢見不鮮。顯然對於他們的私人問題我不得而知，但是他們確實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其中最悲劇的例子便是羅伯特·恩克（Robert Enke），他是德國國家隊的門將，於2009年自殺。他在加盟德甲球隊漢諾威96（Hannover 96）之前在西班牙踢球，那段時間他過得很艱難，而他的個人生活完全被女兒的不幸夭折摧毀了。恩剋死後，他的妻子透露，多年來他一直在與抑鬱症做鬥爭。幸運的是，我在曼聯隊期間未曾遭遇過他那樣的痛苦經歷。
每個人都有自己懼怕的東西。所有的球員都希望進入一線球隊，當他們受傷或是被移出一線球隊時，他們會折磨自己，害怕自己的球員生涯就此結束。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會因此酗酒或是沉迷於賭博，在失落的漩渦中無法自拔。
教練們大部分都簽短期合同，而他們對於這種無情的壓力也不能倖免，而且深知斷頭台上的鍘刀隨時都可能落下來。拉爾夫·蘭尼克（Ralf Rangnick）曾經執教過漢諾威96隊和沙爾克04隊；吉拉德·霍利爾執教過利物浦隊和里昂隊；約翰·克魯伊夫執教過巴塞羅那，他們後來都因為壓力離開了教練這一職位。佩普·瓜迪奧拉在離開巴塞羅那之後休息了一段時間。曾經效力於凱爾特人隊和利物浦隊的偉大球員肯尼·達格利什（Kenny Dalglish），他後來執教利物浦隊。在經歷了1985年的海瑟爾球場慘案（造成39名球迷死亡）和1989年的希爾斯堡慘案（造成96名球迷死亡）之後，他的感覺可想而知。當然我也會永遠銘記喬克·斯坦的隕落和他悲劇的辭世。
如果你是一名公眾人物，那麼媒體的報道還會帶來其他問題——尤其是運動行業。媒體的報道對憤怒的球迷來說簡直就是火上澆油。在我們剛搬到曼徹斯特時，經常會接到騷擾電話，因此我們不得不屢次更換電話號碼。
在我執教曼聯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裡，我記得我的妻子凱茜問我，如果我被解雇了該怎麼辦。我告訴她，我們回到蘇格蘭就行了。我可以肯定如果我真的被解雇了，肯定會崩潰的，但是我也堅信自己可以養活家人，這也絕不是世界末日。
當然媒體也會做些分內的事情。馬特·巴斯比告訴我「在輸球之後我從不看報紙。他們不會說你好話的。因此索性不要去讀那些故事好了」。雖然巴斯比的話有道理，但是要想完全對媒體置之不理也是不可能的。在蘇格蘭時，我有閱讀比賽報道的習慣，但是當我來到曼聯之後就幾乎很少看報紙了。但是即使我不看報紙和電視上的足球欄目，朋友們還是會問我是否聽說了某些人對我的評論，而曼聯隊的新聞官也會向我簡要講述那些煽動性的故事和捏造出來的文字。而我逐漸學會了應對這些，在我執教生涯的最後10年裡，我發現那些報刊評價不再像我年輕時那麼惱人了。
對於外界的攻擊，最好的保護措施來自少數你真正在乎其意見的人。當你所敬重的人支持你時，那些如女妖亂吼般的惡語也會煙消雲散。在阿伯丁隊時，每當我們輸了比賽，我都要去董事會會議室面見俱樂部主席。他會喝可口可樂，因為他從不喝酒。他會在等汽水氣泡下去的工夫批評我，對陣容和某位球員給出意見。他所有的批評之詞都會在那個會議室中說完，而10分鐘之後就平息了。無論怎樣，在走出會議室後他對我還是很不錯的。他從不在背後批評我，這對我來說比讚美之詞或一個大大的擁抱要有用得多。
在曼聯時期，尤其是初到球隊的那些年，如果博比·查爾頓支持我，我就會感到很安心。我從不會刻意地去奉承他，但是正是他當初建議董事會讓我來當教練，我也總能感覺到他的支持。在我不如意時，他總會說：「會好起來的，你做得沒錯。」1989年9月我們1:5輸給曼城之後的幾個月裡，我感到非常脆弱，博比的支持——尤其是在這段時期——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是因為他的話在俱樂部中舉足輕重，而且他那精心組織的話語也確實讓我的精神為之一振。每一位領導者都需要一位這樣的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