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其他運動中一樣，在足球界也有很多數據迷。統計信息固然很重要，我也會去看這些數據，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我組建球隊的依據。數據更適合被用來衡量標準是否得以保持。沒有任何一台機器能夠告訴你一名球員是否偷懶，態度是否端正。這些證據往往就在我眼前：不在屏幕上，而是在球場上。
創新
在1986年到2013年期間，曼聯隊的商業部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在曼聯隊執教的最後一年，俱樂部的收入高達3.63億英鎊。雖然球隊在賽場上取得的成績為財政收入的上漲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幾乎很少參與到俱樂部賺錢的細節當中去。俱樂部的商業發展由主席和首席執行官來負責。他們負責和贊助商進行溝通並就贊助合同進行磋商；擴展我們的宴會、款待和活動項目；組織賽季前的旅行並為媒體和市場營銷部提供素材，包括曼聯電視台、網站、雜誌和今天的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他們還建立了人力資源部，因為當你僱用著800名員工時，這個部門是必需的。然而這一切都隨著俱樂部的發展發生了變化。
回顧過去，我想自己可能一直面臨著這樣的風險：我會被調離自己現在的職位，去負責俱樂部中更多的事務。但是俱樂部的職務總有著自然的劃分，我實在想不出有哪個頂級球隊的教練在執教足球的同時還能負責俱樂部的商業活動。足球界中的責任劃分跟報社、時裝商店或廣告公司中的劃分類似。你需要有人去負責各自產品的編輯、設計或創意。同時，你還需要一名首席執行官，總管全部商業活動——訂閱和廣告銷售，開店和賣衣服，跑客戶和控制收支平衡。無論怎樣，我已經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讓球隊保持競爭力，同時還要提前應對比賽中可能出現的變動。
在過去的40年裡，技術上的進步和大量的信息讓足球和其他體育運動都發生了變革。如果你對比一下劉易斯·漢密爾頓（Lewis Hamilton）開的一級方程式賽車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斯特林·莫斯開的賽車，克裡斯多夫·弗羅梅（Chris Froome）贏得環法自行車賽時騎的自行車和20世紀70年代艾迪·梅爾克斯（Eddy Merckx）騎的自行車，或是對比羅德·拉沃（Rod Laver）和羅傑·費德勒的網球拍，他們的裝備和訓練方式都有著極大的差異。
很多領域的創新都在足球俱樂部中得到了運用。每支球隊都在尋找一種能夠戰勝對手的優勢。一旦抓住了這一優勢，你就希望能夠將之保密，雖然難免會走漏風聲，其他球隊也會爭相效仿。在過去的30年裡，曼聯隊的創新和信息可謂是齊頭並進的。
飲食得到了改善；球員的職業壽命延長；球場——多虧了土壤技術——也有了更好的排水系統、地下供熱和各種更強壯的草皮，再也不會在第一場雨過後成為一片泥濘的沼澤了；足球也不像以前那樣愛吸水了；球員們現在穿的球衣都是合成材料製成的，而在幾年前他們還穿著棉毛製品。如今頂級足球賽事的節奏要比30年前快上很多，一部分原因是1992年出台的回傳條例，但是更多的是因為球場質量得到了重大改進。這些球場給了當今球員一個絕佳的舞台。我敢打賭，其結果就是今天的球員的跑動量要比20世紀60年代球員的跑動量高15%。
營養學、運動學、醫藥科學、數據和錄像分析，特別是視光學，都在足球的進化過程中發揮了作用。每當有人靠近我，建議我們採納一些新技術，我總是會持懷疑態度。很多商家會找到我們，推薦一些最新的花樣或時尚產品。他們的一些銷售技巧會讓你覺得他們是否從盧爾德（Lourdes）裝了些包治百病的泉水回來。我經常會讓某個人去證明為什麼一個新奇的點子對我們來說是有用的，這讓我有時看起來有些守舊。但是如果這個新想法說得通，並且能夠對曼聯隊有所幫助，我還是很樂於接受它的。我不想因為錯失先機而讓曼聯落後於其他隊伍。我絕對不希望錯過未來。因此我們在日常項目中加入了運動科學和營養計劃，並且對醫療護理和工作人員質量進行了重大改進。我們還對錄像分析系統做了開發。
過去沒有人在意足球隊員的飲食。賽前的標準午餐包括三道菜。在蘇格蘭時，午餐包括粥、一塊燉肉或肉醬和土豆，一塊蜂窩糕作為甜點。我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這個菜單，也許這個人希望球員們能在週六下午睡個好覺。這種午餐對我來說口味太重了，因此凱茜通常會在週五的晚上和週六的中午為我準備兩片檬鰈、烤麵包和蜂蜜。
當我首次在東斯特靈郡隊當上教練時，我就非常注意飲食。那時我們即將對陣福爾柯克隊（我非常希望戰勝他們，因為我也曾在該球隊效力過），於是我想要改變球隊的飲食習慣。我告訴董事會，以後我會帶領球隊去用午餐，將其作為賽前準備的一部分。此舉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一頓午餐要花費28英鎊，而在那時球員們是自理午餐的。我在比賽前一天到達了福爾柯克的酒店，告訴那裡的廚師為每一名球員提供兩片檬鰈、烤麵包和蜂蜜。廚師告訴我球員們會餓肚子的，我回答說：「那很好。」後來我們以2:0取勝。後來在阿伯丁隊時發生了同樣的事情，當時阿伯丁隊習慣在比賽前窩在酒店裡，在賽前吃上一頓裡脊牛排。當時的酒店老闆是阿伯丁前任教練比利·麥克尼爾的朋友，他在聽到我對菜單的改進之後向俱樂部主席預言，說我這個主教練做不久了。於是我們很快就轉移了陣地，從此之後球隊在菲力酒店用午餐，那裡的菜單包括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糖，或兩片檬鰈、烤麵包和蜂蜜。
英格蘭的頂級俱樂部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意識到了飲食帶來的好處。在那個時代，進入足球領域的大部分年輕球員都保持著一種不變的食譜：餡餅和薯條；對他們來說，營養飲食這一概念就像一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麵一樣陌生。解決飲食的辦法經歷了數個不同的階段。香蕉曾一度很受歡迎，然後就有人認為澱粉含量高的食物會很管用，如一大份意大利面。曼聯隊在1990—1991賽季開始重視這一問題，當時我們僱用了來自謝菲爾德的營養師特雷弗·利（Trevor Lea）。然而很奇怪的一點是，他年輕時曾經經營過一家報紙和雜誌商店，同時銷售糖果和巧克力。你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是一位營養師的工作背景。
特雷弗明白在訓練中心提供健康食品只能解決一部分的問題。於是我們在一天晚上跟球員的妻子和女友們召開了會議。特雷弗向她們解釋了自己的目標，並強調球員應該在比賽前幾天減少高脂肪食物的攝入。他對此非常嚴肅，因為他不想把時間浪費在那些不肯遵守他制定的飲食規則的人身上。後來當我希望減肥、降低自己的脂肪水平時，他對我也持同樣態度。他會說：「你要麼完全按照我說的來做，要麼乾脆不要做。我不想跟你浪費時間。」對此我總是說不出話來。然而他對我的勸告是正確的，在他的指導下，我們將球員們的脂肪水平從體重的百分之十四五降低到了8%。我們還在卡靈頓的訓練場裡為那些來自光照更為充沛的地方（相對於英格蘭北部）的球員準備了日光浴床，幫助提高其維生素D的吸收。
大部分的足球隊員的視力都很好，我也從未思考過這方面的問題，直到20世紀90年代蓋爾·斯蒂文森（Gail Stephenson）醫生突然寫信給我談及此事。她是曼聯隊的死忠粉絲，但同時也是利物浦大學的視覺專家。當時我們在客場比賽時會穿灰色球衣，並且輸掉了最近5場客場比賽中的4場。她寫信告訴我那種暗色的球衣不如平時的球衣鮮明，因此球員們很難找到自己的隊友。於是我們改變了客場比賽服的顏色，然後便開始贏球了。通過這件事，我開始注意到了蓋爾。我邀請她來開會，她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此也就成為我們幕後團隊中可貴的一員。後來她還提出，如果球員們的周邊視覺能夠得以擴展，那麼他們在賽場上會有更優異的表現。我跟很多人一樣，認為周邊視力是天生的，亦如頭髮的顏色或身高。經常活動在邊路的球員（左後衛或右邊鋒）可能在一個方向上擁有很好的周邊視覺，但是在另一個方向則不然。蓋爾的一些工作是基於冰球運動員腦震盪恢復過程中進行的研究，然而我們的球員卻從她的訓練中受益匪淺。
對於運動科學也是如此。曼聯隊在2007年開始重視運動科學，並僱用了托尼·斯特魯德維克（Tony Strudwick）作為我們首任運動科學總監。他大幅度改善了我們的健身訓練、移動性和靈活性訓練以及室內熱身訓練。我們的健身房裡曾經有很多舉重設施，突然之間新增了很多健身腳踏車、跑步機和大屏幕，這樣一來，球員們就可以在訓練時收看他們喜歡的節目了。他告訴我們如何衡量訓練的強度，借此我們就能夠監控球員們心血管系統和肌肉系統的負荷情況。與我踢球時不同，我們不再採用跑上幾英里的訓練方式，曼聯隊把重點放在了間歇訓練上——短暫的、具有爆發力的（非常累的）突然加速。我們會把球員們的跑動距離控制在兩百米以內，這也是我們體能訓練方面的革命性舉措。托尼還很注重身體的核心訓練，這也對我們幫助很大。後來當我們發現緊腿襪對球員的賽後恢復很有幫助時，我們也將其納入了準備工作之中。
想到40年前，我們需要在訓練完之後跑8000米，或是在漢普頓公園球場的台階上跑上跑下，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也難怪我們會連續很多天疲憊不堪。當我在流浪者隊踢球時，那兒的訓練簡直乏味之極。每天早晨都是千篇一律。我們會在跑道上跑一圈，然後走一圈。之後我們來到球門後面做各種鍛煉，最後進行比賽。那時根本沒有技術訓練可言。你只有在比賽中才能看見球，也根本不會有什麼技戰術的討論。我們的健康檢查也很簡陋。我們不檢查肺活量、肌肉質量，也沒有應力測試、血液檢查、電腦斷層掃瞄、心電圖或超聲波心動圖。
回顧過去，即使是在執教阿伯丁隊時，我還是無意識地折磨著球員們。我們會讓球員們在山上跑上跑下並且圍著高爾夫球場跑圈。那種方法簡直太落後了，但是我不知道還有更好的方式。在曼聯隊時，新的技術和最新數據讓我們能夠確保球員們不至於累垮。在每次訓練結束後，托尼都會給我一張總結表，上面會對每名球員的努力程度進行記錄。這種表格是頗具啟發性的，於是我們在比賽中也採取了這種做法——有時這份報告的結果會令人非常不滿意。所有這些元素，包括那些我未提及的技術，讓曼聯隊走進了21世紀。
數據過載
如今你能夠獲取大量的信息，這些信息簡直可以把你淹沒。但是在我執教之初卻面臨著一個相反的問題——信息太少了。當時的俱樂部裡沒有統計師和數據科學家；球員們也不佩戴用於衡量他們在比賽中的運動強度的心率監視器，或是記錄他們比賽中跑動距離的GPS裝置。當時沒有對手比賽的電視錄像，更不用說那些緊湊的視頻剪輯了。當時作為一名年輕的教練，我收集球員和球隊信息的方式就是每個賽季都親自去現場看數十場比賽。我會在整個蘇格蘭跑來跑去，無論是什麼天氣，每天如此。我曾經看過帕爾蒂克隊（Partick Thistle）、馬瑟韋爾隊（Motherwell）、希伯尼安隊（Hibernian）和中洛錫安哈茨隊（Heart of Midlothian）的比賽。我的車平均每年行駛的里程數達數萬英里。
在獲取球員信息時，通常我會努力保證信息的簡約。我對球員的性格和他的成長環境很感興趣。除此之外，我還希望瞭解他的速度、平衡性和球技，並摸清楚他對足球的熱情。我們從不用秒錶去測試球員的50碼或100碼的速度。我們只需知道他的速度是快還是慢，對於我來說速度非常重要。但是我們還是很容易將事情複雜化。如果你看了布萊恩·麥克萊爾和卡洛斯·特維斯的訓練，你一定想不到在比賽中他們簡直是馬不停蹄。如果有些電腦根據他們訓練期間的數據對其賽場上的表現進行推測，那麼結論無疑是錯誤的。拿范尼斯特魯伊來說，我們知道他很善於短距離衝刺，那是他的強項。於是我們會爭取提高他的強項，而不是提高他的整體耐力。
就像在其他運動中一樣，在足球界也有很多數據迷。但是當天空體育開始大量播出足球節目之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一位觀看者所能獲得的信息只有比賽結果、進球者姓名和進球時間。而如今，電視節目中充斥著控球率、助攻、射門次數，以及10年前就一文不值的數據。一位教練能夠獲得全部這些信息以及很多其他信息。統計信息固然很重要，我也會去看這些數據，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我組建球隊的依據，數據更適合被用來衡量標準是否得以保持。
教練組成員，尤其是門將教練們會執著於研究對手如何罰點球，尤其是當比賽進行到突然死亡時期。他們會花費數小時去用心鑽研數據，然後會預測球會飛向左側還是右側，抑或是球門的哪個上角。我一直認為這是徒勞的，而且我一再告誡我們的門將要站在球門正中間，而不是偏向一方。直到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2005年某些以色列經濟心理學家在對286例點球進行分析後，發表了一篇題為「精英門將的行動偏倚」的論文，其結論也是：守住點球最好的方法就是站在球門正中間。
電視轉播還醞釀出了另外一個專業：錄像分析。如今任何一家合格的足球俱樂部都會有錄像分析室和專門負責比賽視頻剪輯的團隊。也許因為在我執教的很多年裡是沒有錄像可以分析的，所以我從不依賴於錄像分析。雖然這樣做很有幫助，但是觀看一個又一個的比賽視頻是很浪費時間的。在很大程度上，我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沒有任何一台機器能夠告訴你一名球員是否偷懶，態度是否端正。這些證據往往就在我眼前：不在屏幕上，而是在球場上。我經常會去瀏覽數據，但是它們能告訴我的都是我已經得出的結論。有時我對數據持完全否定態度。1987年曼聯隊的主席馬丁·愛德華茲找到了我，當時我正在觀看預備隊的比賽。他告訴我史蒂夫·布魯斯沒能通過醫學檢查，那時我們已經決定從諾維奇隊買來布魯斯，而且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我說：「他在過去5年裡幾乎一場不落地參加了比賽，身體還能有什麼不妥嗎？」於是我們最終買下了布魯斯。
在20世紀80年代，我發現了一種非常有用的信息，這就是在賽季前進行的「體能測試」時收集的數據。這種測試是由一系列的20米短跑組成的，用來測量球員的身體狀況。這種體能測試很殘忍，但是也很精確——對於我和其他工作人員來說非常有用。我們通常會在賽季末測試球員的身體健康水平，然後在賽季前重新排兵佈陣時，對球員進行再次測試。借此我們可以很快瞭解到他們是否在暑假期間很好地保護了自己的身體。
很多年前，你如果想觀察一名球員或一支球隊，唯一的途徑就是長途跋涉去觀看比賽。迄今為止，這仍舊是最好的觀察方式，但是今天的攝像機可以把鏡頭拉得更近。在阿伯丁隊時，我們使用的是原始的錄像分析。其實就是由兩三台攝像機拍攝下來的少數幾場比賽的錄像帶。這些錄像帶的質量很差，而我們也沒有相關的設備和人員進行剪輯。但是這些帶子還是聊勝於無的——雖然強不到哪兒去。如今每一場比賽都會有攝像機去記錄，從各個角度去錄製。在曼聯隊，我們的錄像分析團隊會把那冗長的錄像帶編輯成精華片段。
曼聯隊首次安裝專業的錄像分析系統是在21世紀初。借此我們可以告訴球員們什麼地方需要改進，也改變了我們計劃未來的方式。同時我們還能通過錄像分析瞭解很多對方球隊和球員的信息及數據。這是計劃程序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當賽程排得很滿時，球隊需要面對密密麻麻的英超、歐冠、足總杯和聯盟杯的賽事，這時錄像分析的作用便得以彰顯。
錄像可以顯示出對手在比賽中所採取的陣容、他們在特定情況下的換人選擇以及他們角球和任意球的踢法。我可以借此挑選出最佳的陣容，因為我不得不提前安排出好幾場的比賽——確保每一場比賽都能夠派上最強的11個人。在我執教曼聯的後期，我更加努力地做這項工作，我會讓一些球員休息兩場比賽，以便他們能在最重要的比賽中擁有最好的狀態。
運動科學和錄像分析團隊總能夠想出新的測量方式，這對我來說沒問題，因為我總是對新鮮的事物很好奇。但是在我的那個年代，沒有電腦能夠為我提供運動員熱圖，或是告訴我一場比賽中球員的跑動距離是多少，因此我更多地去依靠日積月累的經驗，這些經驗則來自我觀看的數以萬計的球員的數千場比賽，而不是依靠那些計算機打印出來的材料。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發現自己需要面對不斷增長的海量信息。任何一位具有競爭意識的人直接的自然衝動便是將這些信息保密。但是我會把信息分為兩類：我希望透露的信息和我連自己的祖母都不會透露的信息。
領導者的一大特徵就是樂於分享信息。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是很高興分享自己的知識的——或者至少是他有的部分知識。在阿伯丁隊進入歐洲聯盟杯的比賽之前，博比·羅布森執教伊普斯維奇隊，他告訴了我分享信息這一概念。博比邀請我去看伊普斯維奇的訓練，我甚至學到了一種傳球訓練的方式，將其化為己用。我相信博比知道我已經對他的球員耳熟能詳了，因為我在現場和電視上都看過他們的比賽，於是我去了之後就只觀看訓練。我認為那真是一種慷慨的姿態，是他做人的標誌，也是我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非常樂意世界各地的教練們來我們的訓練場參觀並做些筆記，這讓很多人感到驚訝，也許他們認為我是在教這些人如何使用玉米片、番茄醬和兩杯麵粉製作原子彈。1983年沃特沙伊托爾隊（Waterschei）的主教練恩斯特·庫尼克（Ernst Kunnecke）在歐洲優勝者杯半決賽之前來觀看阿伯丁隊的比賽。他在阿伯丁待了幾天，在那期間我邀請他觀看我們的訓練。他當時簡直是目瞪口呆，但是我們所做的無非就是一次普通的日常訓練，注重控球、穿插跑位和結尾訓練。儘管如此，我可以肯定他走的時候在想：「我的天哪，這個俱樂部居然會讓我觀看訓練。」
2011年，我們希望改善球隊的醫療中心，當時拜仁慕尼黑隊讓我們去參觀。於是曼聯隊的高級醫師史蒂夫·麥克納利（Steve McNally）和我前往德國去考察。拜仁隊允許我們察看整個醫療中心。他們的醫療中心運營得就像一家醫院，我們備受啟發，並且借鑒了他們的很多想法。他們還有一個帶有階梯座位的錄像分析中心，並且錄像中還為不懂德語的球員加入了字幕。我非常希望曼聯也能夠這麼做，因為我們的卡洛斯·特維斯和胡安·塞巴斯蒂安·貝隆不懂英語。
當我們在卡靈頓興建醫療中心時也效仿了拜仁的做法，消息不脛而走，都說我們這裡是英格蘭最好的醫療中心，於是其他英超球隊都希望來參觀。我認為這沒什麼可驚慌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有一支龐大的醫療隊伍，包括物理治療師、牙醫和手足病醫生。他們知道我們購買了哪一種機器，而且我敢肯定各生產商會很樂意把自己的宣傳冊拿給他們看。
有時我很好奇為什麼人們對於信息念念不忘。這就像站在病房裡盯著病床監護儀上的數字，而病人卻因為吃雞肉三明治而噎死了。你必須考慮生活中的人為因素，因為環境和偶然事件會改變任何事情，甚至是那些清晰報道的精確數據。知道一名球員的心率並且把世界上所有跟他踢一個位置的球員的錄像拿來分析並沒有什麼用途，因為他可能會因為情緒失控而在比賽一開始就被罰下場了。
機密
雖然我認為自己很開明，也很樂於分享經驗，但是對於有些事情，我還是很謹慎的。因為在任何一場激烈的競爭中，保守秘密和機密都是強有力的武器。透露自己的動向或是告訴自己的對手你的打算，這樣做一點兒好處都沒有。對於任何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我都會將其嚴格保密——我們可以支配的用來簽新球員的款項、我們中意的球員或是傷病情況。我的口頭禪是：「什麼也不要告訴他們。」我永遠都不會向任何人透露我想要簽哪名球員，我也不希望其他教練知道我的隊員的身體健康狀況。
在2009—2010賽季，魯尼在歐洲冠軍杯第一賽程的1/4決賽中受了傷，我讓他一直穿著自己那雙康復用的鞋子，這樣拜仁就不知道他能夠在第二賽程中出場了。這一計策很奏效，但不幸的是我們仍舊沒能進入半決賽。秘密行動和保密工作是任何團隊的有力武器。
以前我經常會在比賽的前一天向隊員們公佈第二天的首發陣容，但是這一消息總會洩露到報紙媒體那裡去。於是我改變了策略，我會告訴每一名球員他們是否會出場，但是我會確保在比賽當天早晨之前不透露完整的首發隊員名單。2012年保羅·斯科爾斯首次退役後復出是在足總杯的一場比賽，我們對陣曼城。在斯科爾斯脫掉領帶和夾克穿上隊服之前，甚至連曼聯隊的其他球員都不知道他是否會出場。
足球經紀人經常會對自己的球員死纏爛打，試圖獲得比賽陣容信息。然後他們就可以用這些信息討好記者們了，他們會坐在車裡，在訓練場外面等待自己客戶的出現。他們會給球員打電話，然後進行狂轟濫炸似的盤問，如：「今天過得如何？訓練得怎麼樣？誰受傷了？你明天會上場比賽嗎？教練說了些什麼？」1分鐘後，他們就會把這些信息傳達給跟自己關係好的記者。
曾經有一段時期，曼聯隊的秘密總是會出現在同一家報紙上，而記者也是同一個人。這簡直讓我抓狂。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後來我調查出這位記者住在阿爾德利埃奇（Alderley Edge），那是曼徹斯特城的一個郊區，我們的很多球員也住在那裡。原來，他會在週六的晚上跟曼聯的球員們一起喝酒，他確實是一個優秀的記者，能夠運用某種技巧從球員們那裡套出他們本應保守的秘密。在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因之後，我把所有住在阿爾德利埃奇的球員都召集在一起，義正詞嚴地告訴他們：「如果我再看到那些不希望看到的內容，你們就都完蛋了。我不管是誰洩露了信息，你們全都要被罰款。」這招果然很奏效。
格雷姆·霍格（Graeme Hogg）是曼聯隊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後衛球員，他費了很大勁才明白保密這一概念。1987年我們對陣埃弗頓隊，他們是當年英格蘭頂級聯賽的冠軍。為此我們花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來排兵佈陣，最後我決定僅用3名後衛隊員去應對對方的2名前鋒。就在比賽當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格雷姆·霍格協助完成的一個專欄，題目是「我們如何打敗埃弗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當時告誡自己要冷靜下來，不至於在見到霍格時殺了他。雖然那場比賽霍格上場了，後續也踢了幾場比賽，但是不久之後的1988年我們就把他賣給了樸次茅斯隊（Portsmouth）。
整體看來，與政界人士相比，我的處境還算不錯的。在1997年大選之前，我跟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在曼徹斯特共進晚餐，當時我們談到了讓他的內閣大臣們都能夠表現得中規中矩是多麼難的一件事。因為這些內閣大臣都垂涎他的職位，他們會向自己最喜歡的記者透露一些機密，借此換取對他的正面報道。我對布萊爾說：「如果你每天都能把他們召集在一間屋子裡，那就無須操心這些了。但是他們可能會離你而去。」他笑著說：「也許你是對的。」我回答道：「我說的就是對的，不用擔心。」
我的知己很少，我能夠吐露真情實感的人只有凱茜，我的弟弟馬丁、布裡奇特（Bridget）和一位親戚約翰·羅伯特森。除了我的家人，還有一些打小就認識的朋友和2位阿伯丁時期的朋友是可以信任的，我們的律師萊斯·達爾加諾（Les Dalgarno）和我們家的朋友戈登·坎貝爾（Gordon Campbell）也都是能幫我保守秘密的人。
在阿基·諾克斯回到蘇格蘭之後，我逐漸跟卡洛斯·奎羅斯和邁克·費蘭建立了親密的關係。雖然我會信任這兩人，卻始終沒有達到跟阿基·諾克斯那樣的親密無間的關係。但是話說回來，阿基和我曾經搭檔了成百上千個小時，這也使得我們之間建立了一種更為深刻、與眾不同的關係。在所有的教練中，我感到關係很親近的有約翰·萊爾、我非常崇拜的前英格蘭主教練博比·羅布森和山姆·阿勒代斯。
但是正如我所言，圈內的知己真的很少。也許想要多交一些摯友是很難的事情，因為這種友誼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很多的共同經歷為基礎的。正如我父親經常說的，你只需要6個人幫你抬棺材。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理解這句話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