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根據自己的對手和競爭者定義自己，或是因為他們做了一些事情而改變自己的戰略和方式。當你的競爭對手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時，你也很難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商界，如果你的對手降低了價格，或是向電視廣告投入了大筆的資金，那麼你很容易就把這當成了正確的經營途徑。
對手
在足球的世界裡有很多偉大的對手，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深陷於狹隘主義之中，他們是時間的產物，因為在過去旅行並非像現在這麼容易。要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的俱樂部才開始走向歐洲賽場，在那時每件事都具有濃郁的地方氣息。報社記者們喜歡用同城德比作為標題，這一習慣也延續到了現在。無論一場比賽的雙方是凱爾特人和流浪者、是埃弗頓和利物浦，還是托特納姆熱刺和阿森納或是曼聯和曼城。一個對手，尤其是同城的對手，總會為比賽增加些火藥味。
對於一些球迷來說，足球甚至要大過宗教，他們甚至傳承了家族對某支球隊的喜愛，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所支持的球隊也是他們用一生的時間去支持的隊伍。我們經常會收到很多很多嬰兒的照片，照片裡的小娃娃裹著曼聯球衣，連他的名字都是根據曼聯球員起的。這些孩子生下來就已經有了自己支持的球隊，無論他們是否真的喜歡。
我對對手和競爭的思考從未停止過。當時的格拉斯哥分為兩大派——現在仍舊如此——凱爾特人和流浪者（老字號德比）。幾十年來，這種對峙蒙上了濃厚的宗派色彩，因為凱爾特人傾向於選用跟愛爾蘭天主教有淵源的球員，而流浪者隊則更鍾愛蘇格蘭新教徒。在我執教阿伯丁時，我們的宿敵是流浪者隊，但是後來又出現了新的敵人鄧迪聯隊。
來到曼聯後，我繼承了球隊傳統，繼續與幾十年來的老對手較量。由於時代不同，這些對手多少會有些變化，但是有幾支球隊是我們的宿敵。對於曼聯來說，與默西塞德人，利物浦隊——他們的體育館距離我們僅有32英里——和曼城的競爭最為激烈。當年巔峰時期的利茲聯隊也是如此。這種競爭偶爾還會導致惡性事件的發生，比如有一次利茲聯的球迷攻擊了我們青訓隊的教練埃裡克·哈里森，把他當成了我。在過去的15年裡，與切爾西和阿森納隊的比賽日期會在幾個月前就在日記本上勾畫出來。
足球就是為我的性格量身定做的運動，因為無論勝利還是失敗，通常都能夠很明確地加以界定。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不喜歡被別人戰勝。也許是由於我的格拉斯哥血統，或是我來自工人階級家庭（這些留給心理分析學家去決定好了），但是在戈萬時，總會有喜好打鬥的孩子，他們是我的死敵。
這種與敵人做鬥爭的緊張氣氛可以激勵一支球隊有更好的發揮。在我執教阿伯丁隊時，我會把格拉斯哥大型球隊的來訪描繪成對我們男子氣概的攻擊。我會告訴球員們：「流浪者隊和凱爾特人隊來了，他們認為可以徹底擊敗我們。」其中暗含的意思很明確。
在我執教曼聯之初，被記錄下來這樣一句話：「把利物浦踢下王座才是我最大的成就。」不知何故，這句話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被無休止地重複著。然而奇怪的是我根本想不起來曾經說過這句話。但是無論怎樣，這句話還是很有幫助的，因為這句話點明了曼聯和利物浦長達一個世紀的競爭，當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安菲爾德球場要風光得多。在1967年到1993年期間，曼聯都與英超冠軍失之交臂，而就在此期間利物浦隊奪得了11個聯賽冠軍、3個足總杯冠軍以及那最令人懊惱的4個歐洲冠軍杯冠軍。利物浦在那個時期所取得的成功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從來沒有一支球隊能夠以這樣的姿態主宰英國足球。我不知道曼聯的球員是否有意識地想去打破利物浦創造的紀錄，但是我當然已經把這作為努力超越的目標。一想到所有的獎盃都跑去了利物浦，這一幕簡直令人不堪忍受。
1988年，我們在安菲爾德球場跟利物浦3:3戰成平局，比賽期間出現了好幾次非常駭人的判罰。我對一名電台記者說：「來安菲爾德球場作戰的教練們一個個都會被自己的嘔吐物窒息，甚至咬著自己的舌頭不敢說實話，這一點兒都不奇怪。」
在我們即將面對宿敵時，我會使用一些戲劇性的手段激起球員們的鬥志，但是很少有事情或人（除了裁判和邊裁）讓我在幾個月裡都感到氣憤。對於足球俱樂部來說，擁有對手和敵人是很好的事情，因為這可以刺激他們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但是我並不能確定痛苦的仇恨或是真實的敵人能夠帶來什麼好處。對我來說任何一位教練——即使是在我們之間的競爭最為激烈時——我也不會拒絕和他共進晚餐。我會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中，因為這其中的秘訣就是不要顯露出自己的弱點。最好的報復方式就是擊敗對方。我跟一些教練的爭執經常被炒得沸沸揚揚，比如和阿爾塞納·溫格，但是這些爭執並非永遠存在，而且對於我們在歐足聯的工作，他也幫了不少忙。
你不能根據自己的對手和競爭者定義自己，或是因為他們做了一些事情而改變自己的戰略和方式。多年以來，曼徹斯特的另一支球隊——曼城隊就一直試圖根據我們的舉動來定義自己。他們的主席彼得·斯韋爾斯（Peter Swales）經常會把我們稱作「馬路對面的傢伙們」，他就是無法將曼聯拋之腦後。他本應尋找提高曼城隊的方法，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能控制的事物上，他卻總是擔心我們。這簡直毫無意義。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還有一位支持者——諾曼·威廉姆斯，他會去看每一場主場比賽，也經常跟著球隊去客場看球。然而雖然他一輩子都在支持曼聯隊，但是從未踏入曼城隊的體育館。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他答道：「我怕沾染上那裡的氣氛。」
雖然如此，你還是可以從競爭者身上學到東西，更重要的是在你努力去追趕或超越他們時，你提升了自己的檔次。在1994年到1999年期間，意大利球隊尤文圖斯就是曼聯隊很好的楷模，他們當時的教練是馬爾切洛·裡皮（Marcello Lippi），他們當時的競技水平是我夢寐以求的。我非常崇拜裡皮。他是那麼有個性，一頭銀色的頭髮，穿著皮夾克，叼著雪茄，總讓我想起保羅·紐曼（Paul Newman）。最後，我終於享受到了做教練以來最棒的一個夜晚，那是在1999年的歐洲冠軍杯的半決賽上。我們在開場11分鐘時就已經丟了兩個球，但是最後以3:2完成了逆轉，淘汰了尤文圖斯，與拜仁慕尼黑在決賽會師。
當你的競爭對手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時，你也很難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商界，如果你的對手降低了價格，或是向電視廣告投入了大筆的資金，那麼你很容易就把這當成了正確的經營途徑。我認為想要避免隨波逐流是需要鋼鐵一般的意志的。在我執教期間，足球界也有類似的現象，有很多俱樂部和他們的老闆都希望用巨額的資金買通成功之路。在蘇格蘭，這樣的球隊就是流浪者。現在想來，我當年在那個時期離開阿伯丁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當時流浪者隊買來了格雷姆·索內斯（Graeme Souness），也正值流浪者隊消費熱潮的開始，他們從英格蘭和整個歐洲進口球員。然而即使我當時留在阿伯丁，我也不會追隨流浪者隊的腳步，去揮霍大筆資金，我會堅持自己的選擇。
在英格蘭，最能花錢的球隊要屬切爾西了，近年來曼城也加入了這一行列。雖然在我退休之後曼聯隊的開支也開始飆升，但那只是短期的。2004—2005賽季，何塞·穆裡尼奧首次執教切爾西，便帶領球隊奪得了英超冠軍和聯賽杯冠軍。這要歸功於他的頑強、他追求勝利和平局的決心，而且他讓自己的球員都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雖然他在俱樂部的第一個賽季就花掉了1億英鎊，但是這也無傷大雅。他是一名偉大的領導者、一名傑出的教練，他在四個不同的國家都獲得了巨大成功，在這一點上是無出其右的。
2008年謝赫·曼蘇爾買下曼城之後，我從來都不認為「這會讓我們的日子很不好過」。我只是把這件事當作我不得不去應對的眾多挑戰之一。然而在此後的幾年裡曼城隊所做的幾件事是我始料未及的——其中一些舉措是直接針對曼聯的，但是其中一些事情也很好地帶動了曼徹斯特的經濟。誰能想到他們發展規劃的一部分，居然是在曼徹斯特較為落後的地方蓋6000套新的住宅呢。曼城隊從2008年開始到我退休，總共花費了超過7億英鎊，然而我的態度依舊沒有變。因為無論他們花了多少錢，擊敗曼城隊依舊是曼聯隊力所能及的事。毫無疑問，曼城隊的瘋狂揮霍，和他們為創造短期歷史而付出的努力在英超的賽場上激起了忌妒。但是我還要重申一點，那就是無論他們花了多少錢，買了多少名球員，他們在週六的比賽中也只能派上11個人。
全球市場
我從沒學習過經濟學，但是足球確實讓我在這方面學到不少。雖然我一直對工會抱以同情之心，主要是因為我的父親和他那一代人在造船廠裡的遭遇，但是我更是一名自由市場的忠實信徒，因為自由市場給每個人以平等的機遇去競爭。雖然移民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但同時也極大提升了英超比賽的水平。
在我剛進入足球界時，這是一項地方性運動。英國的俱樂部都是以地區、城鎮和城市為核心而成立的。很多球員都可以從家裡步行到比賽場，這種狀態持續了很長時間。1967年，凱爾特人隊成為第一支奪得歐洲冠軍的英國球隊，當時凱爾特人的球員清一色的都是格拉斯哥本地人，都住在距離格拉斯哥30英里內的地方。1968年曼聯隊在馬特·巴斯比的帶領下奪得了歐洲杯冠軍，當時的球隊中有7名英格蘭人、1名蘇格蘭人、1名北愛爾蘭人，還有2位代表愛爾蘭共和國。20世紀70年代之前，英國僅有一兩位外籍球員，在1978年世界盃結束後，托特納姆熱刺隊買來了奧西·阿迪尼斯（Ossie Ardiles）和裡基-維拉（Ricky Villa）。
在我來到阿伯丁時，隊裡沒有外籍球員（當時的「外籍」包括英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每一名球員都是蘇格蘭人。在我到曼聯時，隊裡也只有2名外籍球員——約翰·塞維貝克（John Sivebaek）和謝斯柏·奧臣——他們都來自丹麥。而就在15年後，一切都變了。切爾西隊是首個使用11名外籍球員作為首發陣容的頂級球隊，那是在1999年的12月，他們當時用了2名法國人、2名意大利人，烏拉圭人、荷蘭人、尼日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巴西人、挪威人和西班牙人各1名。2005年阿森納在對陣水晶宮隊的比賽時，成為英超賽場上第一支整場比賽未使用英國球員的球隊。我首次嘗試全部使用外籍球員是在2009年5月10日，那天我們主場2:0擊敗了曼城，當時陣容中的球員來自荷蘭、巴西、塞爾維亞、北愛爾蘭、法國、葡萄牙、蘇格蘭、威爾士、韓國、阿根廷和保加利亞。
外籍球員的湧入分為兩個階段。在1995年歐洲法院出台《博斯曼法案》之前，歐洲球員們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受到俱樂部的限制的。在英格蘭，由英國足球協會主持的法院於20世紀80年代投入使用，旨在解決轉會費的爭端。在歐洲法院宣佈當球員合同期滿，俱樂部便無須支付轉會費用時，那時的場面簡直是一團糟。俱樂部面臨著更大的壓力，需要在球員合同期滿之前很久就開始重新協商合同，而對於球員來說——或者至少那些優秀球員來說——在談判中更能佔據主動。
20世紀80年代，英國開始加速引進外籍球員的進程，因為那時我們再也不能培養出多得不成比例的優秀球員了。一個很簡單的標誌就是英國球隊無法晉級世界盃了。威爾士隊自1958年以來一直未能入選世界盃，北愛爾蘭隊最後一次進世界盃是在1986年，蘇格蘭是1998年，而愛爾蘭共和國是在2002年最後一次入圍世界盃。這種情況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英國天空廣播公司。
我不知道撒切爾夫人是否有意識地要摧毀英國足球，因為顯然（也是正確的）她對足球流氓和球迷騷亂的厭惡是直言不諱的，但是這也正是她應該解決的問題。很多老師在跟政府發生了勞資爭執之後不再組織課外的體育活動，然後其結果是毀滅性的。以我的經驗來看，男孩子們都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師，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在學校裡瞭解到訓練的需要，學到一些重要的技巧和紀律，在嚴格又挑剔的關注下獲得踢球的體驗。然而這些很多都已不復存在，學校老師由父親、叔叔和奶奶所替代。我可以肯定他們也都心懷好意，但是在他們的監護下，中學足球的水平每況愈下。多少年來，頗具競爭性的校園足球比賽培育出了很多足球隊員，但如今卻被男孩子們的足球俱樂部所取代，這些俱樂部只注重每個賽季踢球的場次。比如當時年僅14歲的瑞恩·吉格斯在索爾福德男孩俱樂部（Salford Boys）和帝恩FC（Dean FC）踢球的最後一年裡踢了100場比賽。
後來足球協會在新的職業系統中加入了新的條例，禁止俱樂部對其青訓隊中的球員的訓練時間超過每週一個半小時，這使得情況變得更糟。這簡直是無稽之談。這就相當於告訴一個喜歡小提琴或鋼琴的孩子，他可以繼續渴望進入世界一流的交響樂團，但是他每週只能練習90分鐘。任何一名偉大的足球隊員和藝術家都不是每週90分鐘能夠塑造出來的。二戰前，孩提時代的斯坦利·馬修斯通常每天會踢6到8小時的足球。20世紀50年代，喬治·貝斯特的童年是在貝爾法斯特度過的，當時他幾乎整天球不離腳。20世紀90年代在馬德拉群島長大的克裡斯蒂亞諾·羅納爾多也是如此。接下來我們就不得不面對另一項限制性的法令變更，那就是我們的青訓隊只能和那些從住處到老特拉福德球場通勤時間小於1小時的球員簽約。如果這條規定在1991年實施，我們就得不到貝克漢姆了。這些法律變更對我們開發英國本土球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迫使我們去國外尋找那些不受這些法令限制的球員。這對於球迷們來說卻是福音，因為這意味著英國所有的頂級俱樂部都擴大了自己球探的搜索範圍，而各俱樂部對於外籍天才球員的爭奪也使得足球比賽的質量水漲船高。
1992年，英超時代伊始，大量的資金開始投入賽場，當時英超與英國天空廣播公司簽下了5年的電視轉播合同，價值3.04億英鎊（相比之下，2015年最新簽署的電視轉播合同價值51.3億英鎊）。外籍球員分幾批進入英超賽場。首批外籍球員來自北歐，接著一些步入職業生涯暮年的超級球星也被英超俱樂部提供的豐厚薪水所吸引，踏上了英超賽場。後來，阿森納主教練阿爾塞納·溫格買下了數名法國球員。2003年羅曼·阿布拉莫維奇買下了切爾西，這標誌著一場空前的球隊消費熱潮的開始。貝尼托·卡博尼（Benito Carbone）曾效力於謝菲爾德星期三和阿斯頓維拉，後來與布拉德福德隊簽約。在卡博尼加入布拉德福德時，該球隊正掙扎在英超的保級線上。2002年，該球隊終於宣佈繼續支付卡博尼每週4萬英鎊的工資會讓俱樂部破產。於是卡博尼拿了332萬英鎊的違約金，便返回了意大利。當時俱樂部對球員追求的瘋狂程度可見一斑。
1991年3月，我從頓涅茨克礦工（Shakhtar Donetsk）為曼聯簽下了第一名外籍球員安德烈·坎切爾斯基。在同年8月，從丹麥的布隆德比買下了舒梅切爾。而引起最多波瀾的便是埃裡克·坎通納。埃裡克出生於法國馬賽，曾經效力於馬賽隊、波爾多隊（Bordeaux）、蒙彼利埃隊（Montpellier）和尼姆隊。後來他橫跨英吉利海峽加入了我們，當時他只會講幾句英語。坎通納對曼聯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很多影響來自他的天賦和毅力，但同樣也來自他對待訓練和健身的態度。坎通納在1996年和1997年擔任球隊隊長，年輕球員把他視為國王一般，對他說的話更是奉為圭臬。看到坎通納在曼聯的蓬勃發展，其他球隊也想擁有屬於自己的坎通納。1997年坎通納退役時，外籍球員已經成為英格蘭頂級足球賽事的骨幹力量了。
漸漸地，曼聯的處境又發生了變化。我們一如既往地渴望發現那些來自曼徹斯特或英國其他地方的年輕球員，但是我們的球探系統擴大了。我們現在會去更多的地方搜尋球員，也具備了真正的全球性的球探系統。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們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荷蘭和葡萄牙都安置了球探，以增強我們和這些國家的聯繫。此後，在2000年我們開始僱用南美球探，主要是巴西的約翰·卡爾弗特-圖爾敏（John Calvert-Toulmin）和阿根廷的約瑟·邁奧爾加（Jose Mayorga）。如今曼聯隊在墨西哥和智利也有了很不錯的聯繫人網絡。這些網絡逐漸為我們帶來了優秀的球員，如迭戈·弗蘭（Diego Forlan）、來自巴西的達·席爾瓦兄弟和我們簽下的首位墨西哥球員埃爾南德斯。
外籍球員的到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他們湧入了一個陌生的國度，在那裡一切都是不同的：食物、天氣和語言。我們會盡最大努力幫助他們安頓下來，幫他們找到住處並安排他們學習語言，我們甚至會確保他們能吃上自己喜歡的食物。巴裡·莫爾豪斯（Barry Moorhouse）是曼聯球員的聯絡官，由他負責這些事務。很多英國球員都為我的蘇格蘭口音感到苦惱，但是跟那些外籍球員遇到的麻煩比起來也就算不了什麼了。巴西球員安德森和葡萄牙球員納尼都是2007年來到曼聯的，對他們來說，語言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是值得稱讚的是，他們都肯花時間去學英語，後來跟他們溝通時容易了許多。
然而有些隊員的語言天賦令人稱羨。帕特裡斯·埃弗拉會說好幾種語言，內馬尼亞·維迪奇在幾周之內就掌握了英語，在墨西哥長大的埃爾南德斯和出生於巴西的達·席爾瓦兄弟也都明白如果他們能學好英語，他們的足球生涯也會大受裨益。其中最傑出的是迭戈·弗蘭，他非常有語言天賦，甚至可以去聯合國當翻譯，因為他能夠在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和法語之間隨意進行轉換。2014年他與日本的大阪櫻花隊（Cerezo Osaka）簽約，他在首次新聞發佈會上竟然使用了日語，這讓他的新東家震驚不已。
除了語言上的障礙，我認為讓外籍球員融入球隊也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我很歡迎這些外籍球員和他們為俱樂部帶來的一切，多元化元素讓球隊變得豐富起來。比如德懷特·約克，他出生在多巴哥島。在我們1998年把他從阿斯頓維拉買來之後，他就給球隊帶來了一種溫暖的感覺和無憂無慮的歡樂，這對於球隊士氣是很重要的。我們在主場作戰前都會下榻勞裡酒店，在那裡吃自助餐，這時本土球員和外籍球員之間的距離最為明顯。球隊的工作人員會坐一桌，英國球員坐一桌，他們用餐時都很嚴肅並且會低聲說話。而聲音最大、經常傳來笑聲的一桌則坐著塞爾維亞、荷蘭、法國和葡萄牙球員。
外籍球員也為某些英國球員樹立了榜樣。一方面在於外籍球員會遠離酒精。其中部分外籍球員是出於宗教原因這麼做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他們的成長環境裡，根本就沒有週五和週六晚上喝個爛醉的習慣。他們不會在聖誕晚會上或在我們捧杯回歸之際強迫自己酗酒，而且大部分的外籍球員都很重視自己的飲食和訓練。外籍球員另外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他們的體格。醫療檢查發現，那些來自比英國更溫暖地方的球員擁有更健康的關節。他們的膝關節和髖關節不會有早期關節炎的症狀，而英國本土球員則不然，他們生活在陰冷潮濕的環境裡。而在對待自己身體方面，外籍球員也更為明智。他們不像其他英國球員一樣帶傷上陣，冒著讓傷病惡化的風險繼續比賽，他們只是不想去證明自己可以征服痛苦。
對我來說，外籍球員的問題在於他們的思鄉病，或是為了代表國家隊出戰而回國，並且在祖國待上很長時間。2003年到2005年期間，我們的喀麥隆中場球員埃裡克·傑姆巴-傑姆巴（Eric Djemba-Djemba）就有這樣的問題。
對於曼聯隊來說，我們一直以一種積極的態度擴展我們的球探網絡、在新的國家開發天才球員並將其招至麾下。1999年，我們奪得歐洲冠軍杯冠軍的球隊中有5名外籍球員，如果不算上愛爾蘭人的話，但是在接下來的14年裡我們取得的成功則是因為我們突破了原有的界限。
評論員們經常會提到英超賽場上外籍球員的數量，但是他們卻經常忽略了教練們的國籍。在2014—2015賽季，英超中共有8位外籍教練。也正如外籍球員一樣，外籍教練也使英超的比賽更為豐富，雖然1990年首位來到英國或愛爾蘭的外籍教練——捷克人約瑟夫·萬格羅斯（Josef Vengloš）博士，僅在阿斯頓維拉執教了很短一段時間，但是自此之後大批外籍教練開始進入英超賽場。事實上，那些為頂級歐洲球隊效力或執教的外籍球員和教練為比賽增添了新的層次，因為他們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我說的不只是教練們的穿衣風格，雖然他們看起來確實衣冠楚楚。來看看下面這些教練吧：羅伯托·曼奇尼、羅伯特·迪馬特奧（Roberto Di Matteo）——在他執教切爾西那短暫的日子裡——或羅伯特·馬丁內斯（Roberto Martinez）。幸運的是，何塞·穆裡尼奧證明了個性化的執教風格不是羅伯特家族的專利。
向英超賽場注入大量外籍元素對球迷們來說是極大的福音，雖然有時我會反對這些教練的技戰術。從我手中奪走英超冠軍的外籍教練僅有下面幾位：阿爾塞納·溫格（法國）、羅伯托·曼奇尼（意大利）和卡爾洛·安切洛蒂（意大利）和當時執教布萊克本流浪者隊的肯尼·達格利什（蘇格蘭）。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令人震驚：1992年利茲聯隊的霍華德·威爾金森帶領球隊奪得英超冠軍，這是英格蘭教練最後一次帶領球隊奪得該項冠軍。
說起有多少名蘇格蘭教練在英超賽場上有著出色的表現，那是堪稱舉世矚目的，這也是我所關注的少量幾組數據之一。不管你信不信，從1984年蘇格蘭教練來到英超開始，2015年阿斯頓維拉的教練保羅·蘭伯特（Paul Lambert）是首位被解雇的蘇格蘭籍教練。就在4年前，20支英超球隊中有7支的主教練在格拉斯哥地區長大。我知道我可能又無可救藥地產生了偏倚，但是我認為肯尼·達格利什、大衛·莫耶斯、保羅·蘭伯特、歐文·科爾（Owen Coyle）、比爾·香克利、喬治·格拉漢姆，當然還有馬特·巴斯比，他們都具有一種頑強的精神、毅力和決心，這些傳承讓他們不同凡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