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包法利夫人與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典型的悲劇人物,她們生活的時代相近,都有表面似乎幸福而實際並不和諧的婚姻家庭,有對理想愛情的渴望和對個性*解放的領導追求,有因愛情幻滅而自殺身亡的悲慘命運,但具體社會環境和家庭地位、對愛情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引起悲劇的主要原因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體現出不同的精神境界和性*格特徵。
關鍵詞：包法利夫人 安娜卡列尼娜 悲劇 比較研究
一、愛瑪與安娜的形象分析。
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都是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傑出作品。包法利夫人生活在資產階級物慾橫流，經濟繁榮、穩定的社會中，是一個一生浪漫和不斷追求浪漫的典型婦女形象。然而，現實的社會卻與她追求的浪漫愛情、性*欲、金錢、物質自相矛盾，格格不入。包法利夫人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浪漫，她嗜好幻想，想像愛情“就像一隻有玫瑰色*翅膀的大鳥，飛翔在詩意般美麗的天空中”。愛瑪具有生機勃勃、率直、詩意的個性*，對生活和愛情熾烈、一往無前的勇敢追求。愛瑪一出場，但便顯示出了她的個性*，“眼睛朝你望來，毫無顧慮，有一種天真無邪地大膽的熱情。”“依照說話的內容，她的聲音一時清楚，一時尖銳，一時忽而懶散上來，臨了差不多變成自言自語時的呢喃”作者抓住主人公的神情、語言等外部特徵，粗線條地勾勒了一個豐富的、複雜多變的、活脫脫的女性*形象——充滿了生機和活力、率真可愛，展示了女性*的美麗。讓愛瑪優點與殘酷的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就更能體現出愛瑪的悲劇性*。
安娜是一個勇敢的、向上流社會提出挑戰的叛逆女性*，義無反顧的，最後也不願回到沉悶的生活中去，以死抗議了沒有愛情的婚姻，抗議這個毀滅真情的社會專制制度。對於安娜這樣一個19世紀貴婦來說，愛情是她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唯一道路，否則她只能是卡列寧的附屬品，安於做一個沒有愛情的賢妻良母。同渥倫斯基的愛情是她張揚生命的唯一途徑，她的一切人生價值都寄托在此。賦予她新生的是愛情，置她於死地的也是愛情。她的死有社會原因，但重要的是自身原因：愛情至上主義，但又帶著濃厚的舊有傳統烙印，來自上流社會的、家庭的、渥倫斯基的壓力都承受住了，但她無法戰勝自己，當渥倫斯基對她冷淡時，她對自己產生了懷疑，產生了強烈的悔罪意識：“上帝，饒恕我的一切！”——最後一語。神權、夫權、愛情的幻滅共同置安娜於死地。
二、愛瑪與安娜的愛情悲劇分析。
（一）愛瑪的浪漫主義悲劇
福樓拜生活在歐洲小說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所以，福樓拜再也不能超然於社會，政治、道德之外，他繼承了那個時候的文學傳統，即對現實的批判傳統。福樓拜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他只有通過包法利夫人的悲劇來批判浪漫主義的糜爛。《包法利夫人》顯然不同於一般的桃色*新聞事件，小說不僅批判了主人公愛瑪的病態的幻想和生活追求，也通過她的墮落過程和最終的悲劇揭露了社會環境的庸俗醜惡和fu敗婬*糜。同時，愛瑪的浪漫主義愛情的追求的最後失敗，也深深的體現出愛瑪的性*格和命運與社會的衝突。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悲劇衝突是悲劇的基礎，沒有衝突，人物性*格就不能生動表現出來。在此，我把愛瑪的悲劇歸納為社會悲劇、性*格悲劇、命運悲劇。
社會悲劇：小說中人物的活動必須在一定的生態場中，也就是說人物必須活動在一定社會環境中，而社會環境對人物性*格，人物命運都有著決定性*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愛瑪的悲劇是對卑污的令人窒息的現實的深刻揭露，看看她身邊的人：包法利思想平庸，生活渾渾噩噩，舉止粗俗，醫術平常，但在郝麥的鼓動下居然想名滿天下，可見其虛偽之極。愛瑪死後，他知道姦情時不但不報復反而把一切歸結於命運。可見其窩囊程度，平庸惡濁的社會造就平庸的人。看看包法利夫人生活的時代，七月革命後，法國金融階級掌權。只懂貪圖享樂，平庸造就了一個個卑劣角色*，如郝麥。我們的女主人公誠然是不道德的，但這並非出於她的天性*，作者把愛瑪的墮落歸結於不健康的文化，宗教生活以及婬*糜的社會生活和單調的外省環境，社會造就了愛瑪又把其無情吞噬掉。因此，真正應收到譴責的應是社會的不道德與冷酷無情。
性*格悲劇：愛瑪的浪漫蒂克幻想與現實環境間的衝突，讓她徹底的被毀滅了。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在愛瑪的靈魂深處，一直期望奇跡的發生。愛瑪天生麗質、聰明、漂亮，有教養、有知識，感情豐富、精力充沛，這是愛瑪的優勢。她不安於現狀，有理想、有抱負，一心一意為自己的奮鬥目標而努力拚搏。渴望得到激*情而浪漫的愛情，過上安逸高雅的生活。一心只想擠進上流社會，愛瑪是個有精神追求的婦女，她反抗宗教迷信和修道院的院規。愛瑪對愛情的追求勝於一切，超越了一般人的生活追求，她不止是沉迷於肉體的享受，而且更追求著愛情的激*情與浪漫，她使愛情完全達到了靈與肉的神聖結合，愛情使她變得更迷人，更美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體現出一種“酒神精神”按照尼采的說法：驅向幻覺，追求美的外觀是人的本能，人要尋求一種比現實悲劇中的寧靜喜悅，在表現這種強大生命力與痛苦和災難的現實相對抗時所造成的超越憐憫和恐懼的效果稱之為悲劇。對照愛瑪的言行，不難發現，這是一種對美的追求精神的毀滅
命運悲劇：亞里士多德說：悲劇就是對於一個嚴肅的完整的，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可見悲劇不著意於“悲”而是嚴肅，魯迅也說過，“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愛瑪終日面對庸俗的丈夫，她只能“睜大一雙絕望的眼睛，觀看生活的寂寞”，看見外表、才能一切都優於丈夫的郝麥（實際上是假象）她不出軌又能幹嘛？可惜，她所委身的人是個卑鄙無恥的人，注定愛瑪的結局只能是悲劇收場。愛瑪臨終前聽到了人行道上有人用沙啞的聲調唱出小調“小姑娘到了熱天/想情郎想的心酸……/這一天起了大風/她的短裙失了蹤”她喊到：“瞎子”她笑了起來，臉上露出瘋狂，絕望的獰笑，“相信自己看見乞丐的臉，站在永恆的黑暗裡面嚇唬她”這也是一個深遠隱喻，愛瑪所追求的愛像瞎子一樣盲目，乞丐的臉一樣醜陋。聯繫愛瑪所處環境以及她的性*格，她的慘死是注定的。
（二）安娜的愛情悲劇
安娜是個性*格柔弱的女子，一方面，她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愛情：“我不能再欺騙自己，我是一個活人，我沒有罪。上帝就這樣造了我，我需要愛情和生活。” “我要撕破這虛偽的網，它要把我壓住；要怎樣就怎樣吧，什麼也比虛偽與欺騙好些。”這就意味著她將被屬於的那個上流社會排斥在外，孤立無援，也意味著渥倫斯基的愛情將成為她惟一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她又實實在在相信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她永遠也不會體驗到愛情的自由，同時將永遠是一個有罪的妻子。她知道，將來也是這樣。同時，這是如此的可怕，以至她不能預見事情將怎樣結束。”她是個上流社會的貴婦人，又是一個要求個性*自由的知識女性*；她是情婦，又是個母親；在獲得愛情時，她熱烈而快樂，但是家庭觀，倫理觀及對兒子的思念又使她憂鬱而痛苦，最終在愛情失落後，安娜煩躁不安，陷入絕望，而她的性*格，所受的教育讓她無路可走，她回不去，又不可重新拾得愛情，性*格柔順的她更不知道如何向渥倫斯基報復，她走投無路的惟一解決方式就是自殺。愛情的幻滅是悲劇的直接原因。為了愛情，安娜幾乎犧牲了一切，換來的結局卻是失望與憎恨。安娜企圖通過愛情擺脫“虛偽與欺騙”的上流社會，渥倫斯基卻使她陷入了另一個新的更虛偽更欺騙的處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顯露了貴族資產階級的虛偽，自私與冷酷無情，這個罪惡的社會就是通過他，最後把安娜逼上悲劇的絕境。如果說安娜從前在跟卡列寧的關係上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那麼現在，她在與渥倫斯基的關係上卻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她對渥倫斯基估計過高，期望過大。她以為他能帶她逃離“虛偽與欺騙”的社會，可是她不可挽回地錯了，他帶給她的永無止境的痛苦矛盾與恐懼，遠遠超過他帶給她的生之欲|望與歡樂。他的愛情消失後，安娜便被逼上了悲劇的絕境，她控訴這一切：“全是虛偽，全是謊話，全是欺騙，全是罪惡！”……
（三）兩者共同的悲劇
愛瑪和安娜的結局都是自殺,愛瑪在破產的絕望中服毒自盡，安娜在對愛情的絕望中臥軌。福樓拜通過愛瑪的悲劇批判社會的冷漠，愛瑪的悲劇，在於展現愛瑪從天真浪漫到墮落，由墮落走向毀滅的悲劇揭露金錢至上的社會戕害人性*、腐蝕靈魂的罪惡。福樓拜塑造了一系列所謂頭面人物的醜惡嘴臉，他們將愛瑪推向死亡，小說的副標題是《外省風情》，他為我們展示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外省生活的工筆畫卷，那是個單調沉悶、狹隘閉塞的世界，容不得半點對高尚的理想，乃至愛瑪這樣對虛幻的“幸福”的追求，而以藥劑師奧梅為代表的所謂自由資產者打著科學的旗號，欺世盜名，無往而不勝。婦女在這個社會中更是弱者，福樓拜自己就說過：“就在此刻，同時在二十二個村莊中，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難，傷心飲泣。”愛瑪的悲劇是社會的悲劇，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義。在另一個層面上，福樓拜也通過愛瑪的浪漫理想的破滅埋葬了浪漫主義，昭示了浪漫主義的末路。與之相比，安娜的悲劇是真正意義上的愛情悲劇，是對無能為力的人性*的深刻批判和反思。《安娜·卡列寧娜》描繪的是俄國“一切都犯了個身，一切都剛剛安排”的社會風貌，安娜的故事是其中的一條線索，另一條線是列文的一系列矛盾和探索。同《包法利夫人》一樣有著深廣的社會意義，然而作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在社會批判的同時，更可貴的是他深入微觀世界，審視人的靈魂，有些評論說安娜無力對抗上層社會虛偽的道德壓力，又無法脫離貴族社會，在極其矛盾的情況下走向自殺。我認為安娜和渥倫斯基的結合固然會導致社會道德的壓力，但這種壓力並未大到可以毀滅安娜，真正徹底毀滅安娜的不是社會道德的壓力，也不是和謝廖沙分離的痛苦，而是愛情曾有的激*情不可避免的消退。安娜陷入懷疑妒忌中不可自拔，她追求真愛的理想破滅，這是真正的愛情悲劇，導致這個悲劇的罪魁禍首是人性*中的某些弱點。事實上作者安排安娜與渥倫斯基在站台上的第一次見面就已經預示著他們的結局了。托爾斯泰在這部作品中描寫了形形色*色*的死亡，列文一直想自殺，列文哥哥的死，安娜的臥軌，渥倫斯基想去戰場吃子彈，全書閃現著噩夢，死亡和宿命的影子，在這裡，安娜的自殺不單單是對社會的反叛，更是托爾斯泰對人生的深層思考。
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都成功地塑造了大膽追求愛情的女性*主人公形象，兩者的悲劇在一定程度有都有著相似之處，都是當代社會制度下的犧牲品。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愛瑪和安娜這兩個文學史上不朽的藝術形象，表現了在十九世紀女性*意識最初的覺醒，在文學作品中較早的探討了女性*的生存困境。這兩個人物形象同時也反映了福樓拜和托爾斯泰兩位現實主義大師的文學風格和人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