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中旬的一天夜裡，美國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的值班員迪安·麥克沃特接到了一個奇怪的電話：一名略帶外國口音的男子說，他剛從一艘德國潛艇上登陸，有重要情報必須親自交給埃德加·胡佛——聯邦調查局局長。此時，珍珠港事件剛過不久，聯邦調查局差不多每天都要接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電話。因此，麥克沃特把這個電話記錄了下來之後便不再去想它了。
然而第二天，一名海岸警衛隊員向聯邦調查局報告說，他昨天夜裡在紐約阿曼甘塞特海岸遇到四個裝扮成漁民的偷渡者，並在海邊岩石裡發現了大量爆破器材。麥克沃特想起了昨夜那個電話，覺得事情嚴重了，便立即向華盛頓總部報告了此事。
這名打電話的男子叫約翰·戴奇，是德國諜報局「帕斯陀雷斯行動」的第一小組組長。「帕斯陀雷斯行動」的內容是：派遣一些經過嚴格訓練的特工人員潛入美國，對一些軍工企業和交通要道實施破壞活動，使美國工業陷入停產，並在一些影響最大的公共場所設置炸彈以製造恐慌。
「帕斯陀雷斯行動」的負責人是德國情報局的沃爾特·卡普文中尉，他招募了一些在美國生活和工作過的德國人，對他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強化訓練和納粹主義教育。這些訓練包括體能訓練、各種縱火和爆破技術、聯絡密碼和密寫技術以及各種常規武器的使用方法。經過訓練，這些人能夠在普通商店買回各種原料，自己動手把它們配製成燃燒劑、引爆裝置和密寫藥劑，能夠徒手對付兩三個成年人。同時，卡普爾還拚命向他們灌輸納粹主義的「愛國主義」思想，並向他們許諾說，除了從現在起每月發給他們高額薪金外，戰後還將給他們在政府裡安排一個舒適的位置。
卡普爾指示戴奇他們，要先在美國站穩腳跟，把自己混跡於普通人之中。與此同時，可以不惜工本地發展成員，特別是發展那些德裔美國人，向他們許諾一切條件。當然，首先必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一旦有人危及他們的使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當戴奇等人成功地建立秘密破壞網絡之後，卡普爾將親自潛入美國，領導「帕斯陀雷斯行動」。戴奇是一個皮膚白晰、臉孔很大、略帶憂鬱和神經質的人，當年39歲。19歲那年，他潛入美國，混跡於各種行業之中。1941年回德國之前他還在美國陸軍航空隊服過短時間兵役。因他熟悉美國情況，他被任命為第一小組組長。
就要出發了，但戴奇卻對自己和自己此行的使命懷疑起來：憑自己八個人就能動搖美國的工業基礎麼？真能為希特勒日後侵佔美國鳴鑼開道麼？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5月26日早晨，戴奇和另一個小組即將由洛里昂潛艇基地登上潛艇的前兩天，卡普爾發給了他們一筆數目可觀的活動經費。當戴奇把錢往箱子裡裝時，突然發現，這是一些9年前就作廢了的鈔票！這一錯誤很快糾正了，他們得到了合法的鈔票。但戴奇心中的懷疑和不安卻加深了：既然諜報局的頭頭們連這樣的錯誤都會犯，那麼，他們又能幹出什麼聰明事呢？把自己交給這樣的人，不是太冒險了嗎？
帶著這種心情去從事間諜破壞活動是不可想像的。他們很順利地上岸了，只碰到一個海岸警衛隊員，他們最終成功地將自己消失於人群之中。但實際上，當戴奇在濃霧中踏上阿曼甘塞特海岸時，他為第三帝國服務的決心卻像春日陽光下的積雪一樣，迅速地融化了。也因此，他沒有按照特工工作的慣例弄死那個海岸警衛隊員——這個人是幸運的，他碰到的是戴奇而不是別的特工，他甚至還得到戴奇強行塞給他的一些錢！
6月14日晚，經過一天的考慮之後，戴奇終於下決心在紐約克林頓總督旅館房間裡打了那個電話。
戴奇的行動比較謹慎：他在紐約逗留了4天，一直等到他認為「帕斯陀雷斯行動」的第二個小組在佛羅里達海岸登陸並隱蔽起來之後，才前往華盛頓聯邦調查局總部。
戴奇一直講述了整整兩天，他激動不安，神經質地顫抖著。他毫無保留地談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況，這些情報具有重大的價值。他談到，德國的潛艇在遠遠超出盟軍深水炸彈射程之外活動著。他詳細描述了德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敘述了卡普爾和他的訓練學校，「帕斯陀雷斯行動」計劃以及行動的兩個小組成員的情況，還開列了他們有可能與之聯繫的美國人的名單和住址。
根據戴奇提供的情況，聯邦調查局很快捕獲了其他7名「帕斯陀雷斯行動」小組成員。羅斯福總統專門指派了一個軍事調查特別委員會審理此案。經過特別法庭的審查，被告和律師的辯護被駁回。戴奇和他的7名同夥被判觸犯了戰時法律。戴奇被判30年監禁，同夥伯格——他事先知道戴奇準備去告密，但未加阻止——被判無期徒刑，其餘6人均被電椅處死。
納粹德國情報局精心策劃的「帕斯陀雷斯行動」就這樣流產了。
1948年4月，杜魯門總統下令特赦戴奇和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