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藥師佛的第六大願，與中國文化儒家孔孟思想，『禮記.禮運篇』大同世界的思想一模一樣。宋朝大儒張橫渠（張載），在其名著『西銘』就說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的人，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天下有病痛殘疾的人，窮困孤寡的人，要愛護他如同自己的兄弟、如自己的親人。中國文化儒家思想本來如此，你說這是東方文化的特點，那就錯了，凡是人類都有此心，西方人也一樣；西方人對社會福利及慈善事業做得比我們認真確實。
所以，我們就要研究為什麼十七、八世紀以來，東方人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會那麼苦？西方人命運也苦，但比我們好得多了。
研究西方文化思想，從十七、八世紀後，社會思想的發展來看，西方在社會慈善、福利事業方面做的比我們多，東方人理想陳義很高，但是所有東方民族自私自利的心特別大，對群眾社會的利益毫不顧及，沒有公德心，不愛人；都要求別人愛我，我不愛別人；理論上講我愛人人，那是給別人聽的，實際上都希望別人愛我，我不愛別人。
所以，依我看東西方這幾百年社會的結構，與文化思想的形態，一個是真正實行了慈悲愛人之心，一個則拚命講理論，實際上慈悲愛人利物之心非常差。這是我看歷史，看社會，再看個人，積五十餘年之經驗所深深體會到的，實可謂痛苦流涕者也，沒有辦法，這個民族的慘報還要受下去。這裡就可瞭解佛所發願之重要，然而願還要變成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