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積極與消極
這是一個講求效率的時代，奮鬥進取成為這個時代的口號，於是普遍認為人生應該要積極，不應該消極。一個人倘若被批評說：“他最近很消極。”這就意味著他凡事不會有什麼進展了。“消極”幾乎與消沉、苦悶、悲觀、沮喪的含義相近。反之，“積極”代表一個人充滿活力、信心、目標鮮明，步伐快速，因此，比消極的人較能得到豐收的喜悅。“積極”之所以被讚許，“消極”之所以被呵斥，理由在此。
但我們深一層觀察，一個人倘若利用他的活力，去追求錯誤的目標，並充滿信心，步伐快速，有朝一日，目的達成，結果會如何呢?豈不是落得害人害己的下場。
社會上許多敗類，有“學”有“術”，他們也有自己的“理想”，也很積極。但是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給人的觀感如何?於是我們有一種“積極未必是好”的領悟。俗語說：“有志者事竟成。”有“志”未必值得喝采，要緊的是看他立的什麼“志”。所以《優姿塞戒經·毗梨耶波羅蜜品》說：“精進二種，一正一邪，菩薩遠離邪精進已，修正精進。”
假使我們再深一層觀察，消極乃是對某種事物不感興趣之謂，一個人若對他生而為人，覺得無意義、無價值，以至於變成醉生夢死，行屍走肉，當然不對，但如果他只是對於作奸犯科，投機取巧，或飲酒食肉、聲色犬馬，不感興趣，態度消極，這種消極至少對社會人群沒有什麼害處。假使他在“諸惡莫作”或“淡泊寡慾”之餘，進一步能“眾善奉行”或“轉慾火為慧火”，那麼他的表現便值得讚揚。許由、巢父的高蹈，陶淵明的退隱，似乎有“獨善其身”的意味，但較之那些小頭鑽面或腦滿腸肥者流，這些人格清高的風範，對社會何嘗沒有貪夫廉，懦夫立的教化作用。因此，對於歷史上這些“消極”的隱士，我們雖不必十分欣賞，但似乎也不用過於苛責。
因消極而趨於消沉、苦悶、悲觀、沮喪的人是值得同情的，身處五濁惡世，眾苦交 煎，生存何其不易，這些人都是較弱的一群，但決非不可救藥的一群，因為本著他們對人世較深刻的體驗與觀察，何嘗不能在“淚眼中見到天國”?他們有可能將消沉轉為沉著，苦悶轉為苦心，悲觀轉為悲憫，沮喪轉為對昨日之我的揚棄，拉起人生的風帆，重新航向無邊安樂的彼岸。
邪精進的人總有一天會嘗到苦果，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別看他們一時躊躇滿志，趾高氣揚，十分可惡，其實他們十分可憐，比起那些消沉苦悶的人，他們的覺悟較晚，解脫也較遲，他們必須等到心中的“妄想”行不通，計劃不受歡迎，進展受挫折、延遲，身心交 瘁，灰頭土面之際，才會“猛醒”。萬一他們的“福報太大”，得以“所求如意”，那麼他們的罪業有可能延到來生，直至惡貫滿，罪報紛至，他們才有“良心發現”，“改邪歸正”的一天。
一個人積極地“明悟心性”，發展完美的人格，充實學識，提高智慧，端正品行，利樂有情，無論如何是正確、有意義的。但是過度奮鬥進取的結果，也使人精神緊張，心跳加快，血壓升高，減低工作效率，造成所謂的“欲速則不達”(孔子)，“其進銳者退速”(孟子)。因此，積極精進的人應該要注意到孟子說的不“揠苗助長”，“勿忘勿助”，“盈科而後進”，佛家說的“平等修集，不急不緩”(《優姿塞戒經·毗梨耶波羅蜜品》)以及“沙門學道……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行即退矣，其行即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四十二章經》)消極於罪惡之造作或慾望 之追逐的人，無論如何可享有較多的逍遙，所以自古云：“知足常樂。”他們不必慼慼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胸中沒有冰炭，臉色不必偽裝，但假若一切貪慾沒有了，連正當的希望也沒有了，低俗的趣味放棄了，連帶也放棄高貴的理想，否定一切事物的存在與價值，使生活由悠閒、輕鬆、寧靜，變成無所事事，懶散、無聊，這便是非理的消極，也是佛家所呵斥的“惡取空”，達不到“空靈”、“空明”，而是走向“枯寂”、“死寂”。因此，我們要知道，正確的消極，其目的只是為要騰出寶貴的光陰，洗淨心靈的污垢，寧靜致遠，悲智雙修，建設淨土，而不是自得其樂，或放棄一切。
綜上所論，可知積極未必是好，消極也未必不好，這要因事而論。而且積極與消極應講求分寸，過分的積極與非理性的消極都是無益有害。
一般人以為西方思想較積極、進步，東方哲學較消極、保守，顯然只是膚淺的看法。平心而論，西方人與東方人各有其積極奮鬥的方向，也各有其消極、漠視的一面，近代西方知識分子重視物質的研究、增產、控制與享用，而漠視精神主體的啟發、修養、開拓與淨化，東方古聖先賢反之，重精神而輕物質。同為追求人生至樂，只是看法有別，努力目標有別，以東方聖哲的立場來看，幸福之本在心不在物，西方唯物論者以為物質是基層建築，精神是上層建築，物質為先，精神為後，究竟誰是誰非，只有各人憑智慧去思索了。《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樹猶有根，人可無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