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沿海各地盛銷一種麵餅，味略鹹，表皮光滑，中間有個小孔，人們叫它「光餅」。據說這種光餅，是為戚繼光打倭寇而製成的。
原來，當年倭寇猖獗，行跡不定，忽而蜂擁登陸，忽而呼嘯而去，還不時黑夜偷襲，殺人放火。戚繼光率領義兵追殺捕剿，兵貴神速，對埋鍋造飯，總嫌拖延時間的問題，總想不出辦法。
有一次，戚繼光行軍到達慈溪龍山東門外，有一個老農獻上許多中間有個小孔，外邊放芝麻的鹹餅，以作慰勞。並且說：「別看這餅光光的，它可以用繩子穿著帶在身邊，餓時撕下，就可充飢。」戚繼光連聲稱讚說：「老伯伯，你想得真周到，真要謝謝你了。有了這光餅，以後行軍不會再耽誤時間了。」
消息傳開，各地百姓都爭先做光餅獻給軍隊，「光餅」的名稱便從此流傳了下來。因為這種餅略帶鹹味，有的地方又叫它「鹹光餅」。
「光餅」的故事告訴我們，戚繼光抗倭的故事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托煎餅之名而進入了他們的生活。由此可見戚繼光對百姓生活的影響。
作為一代名將，戚繼光有很多作為，只是因為他領導的抗倭戰爭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了當時和後世的歷史，這個功績就掩藏了他的其他功績，盡避它們也很重要。
戚繼光是山東蓬萊人，出身將門，從小就立志疆場，保國衛民，曾揮筆寫下「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名句。17歲時，襲父職任登州衛指揮僉事。25歲被提升為署都指揮僉事，負責山東全省沿海防禦倭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不久，東南沿海的倭患大起。戚繼光被調到倭患嚴重的浙江任都司僉書，不久升參將，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府。
蹂躪東南沿海的倭寇不同於普通的海盜。海盜大多是烏合之眾，只要抄掠財物的目的一經達到，隨即呼嘯而去。而倭寇則不然。他們登陸以後通常要建立根據地，有時還圍攻城池。這些海盜頭目聲威赫赫，和當地的士紳互相勾結，甚至結為婚姻之好。他們公然在沿海修理船隻，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們的傳訊。這種海上權威雖然尚屬萌芽，但任之滋長髮育，則必然會威脅我們這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
海盜肆無忌憚的活動，迫使政府不得不採取強硬的對策。然而衝突一開，明朝在政治和軍事上的虛弱即暴露無遺。一旦發生戰鬥，有的部隊乾脆望風而逃，有的部隊雖然敢於迎戰，但由於墨守密集隊形的戰術，往往造成「一人失利，萬人奔潰」的後果。
倭寇在入侵的初期幾乎戰無不勝，主要原因在於戰術的優勢和武器的精良。1555年戚繼光調赴浙江新任的時候，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創造了一個奇跡。他們登陸後深入腹地，到處殺人越貨，如入無人之境，竟超過杭州北新關，經淳安入安徽歙縣，迫近蕪湖，圍繞南京兜了一個大圈子，然後趨秣陵關至宜興，退回至武進。以後雖然被殲，但是被他們殺傷的據稱竟有四千人之多。而南京為本朝陪都，據記載有駐軍12萬人。這樣的軍事行動，在世界戰爭史上亦當稱為罕見。
面對這樣令人焦慮的局面，戚繼光的任務決不僅止於單純地擊敗倭寇。他首先要組織一支新型的軍隊。戚繼光著手組織他的新軍，兵源不是來自軍戶和衛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內地招募的志願兵。戚繼光的募兵原則是只收農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認為來自市井的人都屬於狡猾無賴之徒。
戚繼光的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對於這種支持，戚繼光在對士兵所作的訓話中就告誡他們應該知道感激。他說：「你們當兵之日，雖颳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哪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想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
道德義務的勸說加上群眾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繼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鐵一般的紀律。
針對明軍兵器裝備種類繁多、沿海地形多沮澤、倭寇小鄙分散的特點，戚繼光創立了攻防兼宜的「鴛鴦陣」，以12人為1隊，長短兵器疊用，刺衛兼顧，因敵因地變換陣形，屢敗倭寇。利用作戰訓練間隙，撰成《紀效新書》，闡述選兵、編伍、操練、出征等理論和方法,並以此訓練戚家軍,使戚家軍聞名於世。
戚家軍的勝利記錄無出其右。從1559年開始，這支部隊曾屢說攻堅、解圍、迎戰、追擊，而從未在戰鬥中被倭寇擊潰。除了部隊的素質以外，主帥戚繼光卓越的指揮才能是決定勝利的關鍵因素。戚家軍多次取得的勝利使他們威名遠播，這種威名又促使土兵更加鬥志昂揚，他們可以在幾小時之內攻克其他官軍幾個月之內無法解決的倭寇據點，殲滅敵人。
戚繼光與譚綸、俞大猷等抗倭名將浴血奮戰十餘年，基本蕩平東南沿海倭患。戚繼光自己也做到了武將的最高官總兵。不久，又被任命為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軍務，領兵鎮守北部邊關。他到任後，根據蒙古騎兵的作戰特點，創建了以火繩槍炮為主的步兵營、騎兵營、車營和緇重營，並使各營成為能在統一指揮下進行協同作戰的合成軍。同時，在舊長城的的基礎上加高加厚原有的邊牆，在重要地斷修築重城重牆，並在長城沿線創建了空心敵台，從而真正建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堅強防線。他在北方御邊的16年，「邊備修飭，薊門安然」。在繁忙的軍務之中，他還抽空寫作他的軍事著作和詩文。他的第二部軍事著作題為《練兵實紀》，刊印於1571年。9年之後又刊印了他的詩文集《止止堂集》。
戚繼光在40多年的戎馬生涯中，「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或在東南沿海掃滅倭寇，廓清海疆；或在北方練兵御邊，使薊門安然。和戚繼光同時代的武人，沒有人能夠建立如此輝煌的功業。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種榮譽。即以官位而論，身居總兵，也已登峰造極。因為明朝的成例不允許一個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權，即使再有陞遷，也不過是增加官俸和官銜。
戚繼光的成功，固然是其個人才能使然。但不可忽視的是，他前後得到了福建巡撫譚綸（後調任兵部尚書）、首輔張居正這兩位大員的傾心支持。在一個因人成事的時代，後一點可能更為重要。戚繼光晚年的不得志，也完全與張居正的失勢相關。戚繼光的長處，在於他沒有把這些人事上的優勢當成投機取巧和陞官發財的本錢，而只是作為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