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過去300年間所創造的財富、積累的知識，超過了此前七八千年的總和。
是因為在17世紀時人類突然變得比以前聰明了？當然不是。原因是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發生了深刻的制度變革，讓人類走入創新的時代。
政府不要染指創新
許多人常誤以為發明即創新，實際上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第一個做出了區分：發明是技術上的重大突破，而創新是新技術、新知識的大規模商業應用。對人類經濟影響至深、至大的不是發明，而是創新。互聯網是美國軍方在二戰時發明的，但直到1965年美國政府解密、互聯網技術民用，才迎來了互聯網新時代。
中國人智商非常高。幾千年的歷史上有著諸多發明，卻沒有一樣創新。
魯迅在《電的利弊》中寫道：“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
西班牙人到拉美運回黃金白銀，鄭和下西洋卻運回了兩頭長得像麒麟的長頸鹿。中國古代沒有用虧損和破產來懲罰墨守成規者的激勵機制，而後者像一架無情的機器，如果你停止創新，甚至步伐慢一些，就會被淘汰。創新不僅跟政府無關，也跟國情無關，激勵機制的缺乏決定了沒有創新的動力和壓力。
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創新的環境。
從本質上來說，創新是自由思想的結晶，而且是一種偶然的結晶，它不是計劃出來的，是不可預測的，是企業家在市場上不斷摸索，經過了許多失敗，走過了許多彎路之後才偶爾發現的。成功是因為運氣好；而運氣掌握在上帝手裡，我們只能盡人事而聽天命。高失敗率決定了必須用利潤、市場、收入、金錢、地位來回報勇於創新者。
任何計劃的思維，任何確定性的方向指引都與創新精神格格不入。政府應該資助發明而不是染指創新，否則會碰得頭破血流。這就是光伏、高鐵一塌糊塗的原因。
現在日本電子業落後一個時代，因為日本通產省在20年前為日本企業籌劃了未來的發展方向——當時它認為未來電子工業發展的趨勢是大屏幕高清晰電視，因此“指導”企業都擠進了這個行業。讓政府來主導創新是一種毀滅性的行為。
創新者就是來攪局的
沃爾瑪之前零售業主流的商業模式是百貨商店。我剛到美國唸書時，正是沃爾瑪瘋狂擴張的時期，美國一些地區甚至要立法禁止沃爾瑪進來，因為夫妻店、百貨店全倒了，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就叫做毀滅性的創新。
創新只為獲取超額利潤。貪婪、趨利的衝動是創新的組成部分。超額利潤從定價能力而來。傳統企業特別是中國的企業只會做成本，不會做價格。所以成本一提上來，大家的日子過不下去了。沒有定價權的背後是產品、服務、技術的趨同。要差異化就必須進行創新，才會有定價權。沒有人可以永久地保持核心競爭力，必須不斷地創新，持續地創新，以走在競爭對手前面。
創新靠人。現在有的企業呼喚“狼性”，但公司文化的核心應該是人性，皮鞭之下的奴隸是不會思考創新的，創新一定是自由思想的結晶。血汗公司不可能培養出創新的技術骨幹、創新的高管、創新的員工。凡是對技術要求比較高的，對個人主觀能動性要求比較高的公司，全都是人性化的公司，是對人尊重、人與人平等的公司。
“熊彼特悖論”有解
創新對於企業的生存發展如此重要，以至於每一家公司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財務資源和人力資源，系統性地進行創新，但由於創新的實質是個人的自由發揮，所以，用系統的方式來推進創新就等於窒息了創新，這就是創新的熊彼特的悖論：大公司是創新的墳墓。如果由公司的戰略規劃制定出明年的創新計劃，給出明年的研發預算，再給出相應的KPI，就不會有創新了。
眾所周知，馬克思斷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太殘酷了；而熊彼特作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熱情歌頌者，卻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兩個人都錯了。馬克思沒有看到創新對於提高生產效率所產生的作用，資本家不必剝削工人也可以通過創新賺取利潤。而熊彼特以為創新只有一種方式，沒有看到創新本身也是可以創新的。2011年，我去甲骨文公司參觀。作為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其創始人今天擔憂的正是熊彼特悖論——作為全球最大的軟件公司如何保持創新活力？甲骨文的摸索是用投資代替創新，用投資代替內部研發。與其每年幾十億美元砸下去，不如把這些錢作為一個投資公司，到外邊去收購小型的創新公司。一支專業的投資團隊搜尋與甲骨文的核心業務有可能發生關係的潛在對象，相當於將公司內部的研發外包，費用可能比以前還少。這部分費用一旦投出去就不會受到公司內部規範化、系統化管理的束縛。甲骨文在過去十年間馬不停蹄地收購，現在它是軟件硬件一起賣。
大公司之所以還能夠保持創新的活力，是因為在創新的方法上進行了創新。既能夠避免大公司臃腫，行動不便，又能夠集中使用大公司雄厚的人力、財力來保持創新。
唯一重要的工作
管理不是企業家的工作，而是職業經理人的工作。企業家一是管創新，二是建制度，三是選人。如今選人有專業服務，制度可以由咨詢公司來建，剩下唯一重要的工作就是思考創新，思考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在哪裡，如何通過創新來強化核心競爭力。
創新既要有抽像的想像力，又要有現實場景的想像力。前者用邏輯、推理支撐，後者能擬畫出不同於現有事實的生動場景。抽像的邏輯思維似乎和想像力是相互矛盾的，其實不然。因為只有搭建起邏輯的框架，才可能推演從而超越經驗和現狀。中國人往往只限於眼前的觀察，不能夠把眼前的觀察納入到邏輯系統中去，所以很難得出一個宇宙理論，因為宇宙看不見。創新在剛開始的時候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蕭伯納說過：“所有的進步都是來自非理性的人。”企業家在想像的時候，既要是理性的，又要是非理性的。非理性在什麼地方？他的想像必須容忍很多非理性甚至狂想的內容，否則沒有創新。
其次，企業家要有承受失敗的能力，不恥於言敗。創新的成功率非常低，失敗了沒有關係，下次再來。只有這般心態，才能夠不斷地投入到一個生死未卜的創新中去。
第三，賺錢是公眾用貨幣投票形式對創新的肯定，但在做的過程中並不要在意錢，而是在意創造的過程，也即熊彼特所說的“存在有創造的歡樂，把事情辦成的歡樂，或者只是施展個人的能力和智謀的歡樂”。我在硅谷碰到一位非常成功的投資家，他在介紹投資經驗時講了一句話讓人印象很深。他說：“我們做投資的最終都是為了賺錢，但做的時候不能想錢，你不想錢有可能賺到錢，你要想錢反而有可能賺不到錢。”
企業家要有建立“私人王國”的願望和夢想，要有征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要有一種證明自己比別人強的衝動，是為成功本身而奮鬥，而不是為成功的結果而奮鬥。大可以到騰訊那樣幾億用戶，小也可以就幾千客戶，但在這片領土上我是最棒的。最後，企業家也要有執行力，不是說親自去幹，而是根據市場的反饋，可以做研究，可以憑經驗甚至憑想像，找到瓶頸因素然後找人迅速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