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又被稱之為乞丐皇帝，他從一個窮到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平民到南征北戰拚搏了近二十年一朝登上龍位的皇帝，這樣前後身份的懸殊想必歷史上並不多見，然而也許正是因為自己是謀反起家，正是因為自己出身貧苦對失去權力有著異乎尋常的恐懼，朱元璋在打下江山後，選擇了對身邊那些當初共患難同生死的兄弟們下毒手。
對於朱元璋大肆誅殺功臣、卸磨殺驢的舉動，人們是很自然地要將他與兔死狗烹、鳥盡杯藏的劉邦相提並論的，俗語言“漢家待功臣薄”，朱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劉邦殺的功臣不過了了，再說株連也沒有如此之廣，而且劉邦殺的基本都屬於“異姓王”，並非他手下的功臣集團。
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將朱元璋的用心輕易地與劉邦做簡單的比較。在我看來，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不遺餘力地誅戮功臣集團，起碼有這樣幾點考慮：
首先，一般來說，功臣集團是打天下的班子，他們的能力且不說，只說他們所掌握到的人脈關係、政治軍事資源，實際權威等等，這都是讓一個君主不能放心的；他們有隨時綁架皇權的能力，這就要嚴重地威脅到皇權的穩固。
這裡也引申出一個問題來，就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政權的生成有個很大的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打江山的，就必定要坐江山，就要實行專政（而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專制本是沒有多少合法性的）——為了防止被人再拿槍桿子推翻，當政的君主就應該竭力鞏固自己的統治，消除那些潛在的危險。
第二，我們需要注意，所謂的功臣集團都有一個最為普遍的心理，就是他們自認江山是自己打下來的，當然自己就要坐江山，起碼要保有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洪武年間本是國家草創時期，新興的文官集團才剛剛孕育出來，他們對於功臣集團的制衡力量還很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提高），這樣一來功臣集團的強大存在就危及到了君主的中央集權。
不過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宋太祖傳“長君”宋太宗，對於宋初政治的穩定確實是大有裨益的，且好文的太宗為北宋文官政治的成熟也提供了時間與便利條件。就像柏楊老先生所發現的那個歷史規律：歷來中國的王朝，都會在二、三代君主時期出現一次大的震盪，挺得過去這次危機則王朝以後便順風順水，反之就速亡。北宋初期政權的相對平穩，應該就與傳長君有莫大關係吧。
第三，功臣集團容易形成為特權階層（“壓力集團”），以至對於國家的政治、經濟諸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干預政治、經濟資源的再分配，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實。
像光武帝劉秀由於一意保全功臣，結果東漢就成為了一個相當貴族化的朝代，皇權被綁架成為家常便飯，地方分裂傾向也相當嚴重，乃至其滅亡後仍舊尾大不掉（唐初也是如此，只是到了手段嚴厲的武則天當政時才有所改觀）。朱元璋惟恐功臣集團將來尾大難制，所以才出此下策，這實際上可以看做是他打擊豪富的一種延伸。
朱棣可以保全自己的功臣，但是作為開國皇帝的朱元璋相對就困難些，因為老子在前穩固了根基，之後子孫才可以相應地放寬自己的統治，才可以給功臣集團多留些餘地。而且，永樂的功臣班子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應該都比洪武小得多。
第四，不可否認，就像漢武帝一樣，其晚年朝堂為之一空；朱元璋也是越老越有疑心病，“太祖春秋高，多猜忌”。權力是可以異化人性的，可能年輕時的朱元璋本來並沒有多少殘忍和猜忌，但是隨著他一步步登上權力的頂峰，以及在這個頂峰上度過了那麼漫長的歲月，他的思想及個性勢必就要受到很深的異化。
朱元璋的壽命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比之劉邦，他多做了十幾年的皇帝，而且他的精力也相對旺盛；這也就使得他有充分的時間去做一些自己原本不想去做也考慮不及的事，大權在握、高高在上的他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和想法折騰。
從明初的一系列大案看來，其時間跨度還是相當大的，這就可以說明朱元璋起初並未有一個全局的深入的盤算；而且他很多事情可能並非是事先策劃好的，不過是頭痛醫頭、想一出是一出罷了——雖然這些事情背後往往都有一個相同的政治邏輯。
第五，為自己即將接班的孫子著想。朱標死後不久，他的次子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其長子已夭折）。此時的朱元璋已屆六十五歲高齡，而朱允墳卻只有十五歲，其個性酷似乃父，仁柔寬厚甚至有所過之。朱元璋自然要擔心自己百年之後，這個年輕的繼承人會控制不往局面；一旦那些開國元勳不買小皇帝的賬，後果將不堪設想。
《國朝典故·翦勝野聞》中就為我們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朱標眼見父親誅戮太過，於是就跑去請求父親手下留情；朱元璋眼見自己的苦心得不到兒子的理解，於是便將一根上面滿是刺兒的荊條丟到地上，然後讓兒子去撿，結果朱標半天才撿起來拿給父親。朱元璋於是將荊條上的刺兒全部削去，然後意味深長地對兒子說道：“這樣你再去撿，不就容易得多了嗎？”
以上這則故事講述的就是朱元璋的“荊條除刺”理論，雖然它未必是真實的，但反應出的卻的確是朱元璋的真實心態。朱元璋不能不替兒孫們做長久打算，也算是替國家社稷做長遠打算，哪怕最後會背負上嗜殺的惡名。
矯枉必須過正，這是朱元璋一貫的思維特點和行事風格。
另外，還有一個長期不為人們所重視的方面，那就是朱元璋要徹底瓦解淮西集團的權力基礎，使其在政治上永遠不得翻身。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主要是淮西集團，治天下時也不能不考慮樹大根深的淮西集團的政治影響力，他之誅楊憲便是為了不致引起淮西集團的強烈不滿。
然而，由於朱元璋為人刻薄，對下屬要求嚴格，因此並不是很得人心，他自己也非常明白這一點。假如將來有人站出來振臂一呼，用重利籠絡淮西集團，那麼到時朱家的江山就會很不穩固了。
淮西集團多為鄉黨，又有同打天下的深厚情誼，所以互相容易買賬，這是讓朱元璋很頭疼的地方。假如朱元璋只是將李善長、胡惟庸這樣的一兩個頭面人物清洗掉的話，那麼將來還是不能不考慮換上淮西系的人，這樣就等於治標不治本，不能將隱患徹底清除。
因此朱元璋在有生之年，為防患於未然，就必須將整個淮西集團連根拔起，對於整個統治階層來一次大換血，藉機以籠絡各方，使統治階層處於一種權力平衡狀態。後來發生的“南北榜事件”，就是朱元璋這一心態的又一反映。而且，殺人還起到立威的作用。
顯然，朱元璋並不是個特例，武周之取代李唐的過程，也是一個忠於李氏的關隴集團被武則天不斷剪除的過程，原有的山東豪傑集團的代表人物李勣等則選擇了投靠武則天。另外，武則天通過大興科舉來實現統治集團的大換血（這倒成了她的一大歷史貢獻），以此達到鞏固自身統治的目的。
此外，從朱元璋借空印、郭桓等案之機發飆，從而嚴厲打擊官僚階級、富裕階級的（階級鬥爭）手段上看，他也是要大力消弱國家的上層建築，以造成其相對於皇權及社會中下層的相對弱勢，使得國家的上層階級暫時形成不了一個巨大的相對穩固的統治集團——這樣也就利於維護朱元璋的極權統治，以這種朝局反覆動盪的“大亂”換得政權穩固的“大治”。
不過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悲劇的發生，一方面的確主要是朱元璋的責任，可另一方面也是藍玉等人自己的責任。
谷應泰就指出：“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耳，藍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及也。”如果胡、藍等人都能擁有徐達的那般忠志無疵，李文忠的好學飭行，湯和的聽命唯謹，沐英的居貴不驕，那麼從他們個人的角度而言，想來其結局就不會那麼悲慘了。
然而對於朱元璋的濫殺無辜、殘暴血腥，趙翼便曾指出：“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廿二史札記》）
谷應泰也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明）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貴者，無過韓國（公）食祿四千石，魏國食祿五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於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此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強幹弱枝，何難控御。”朱元璋比之劉秀待功臣已經很微薄了，其控制也已經非常嚴密，可是他仍然“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啟機，傅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納深文，亦云慘矣！”（《明史紀事本末》）這就讓人很難為朱元璋多說好話了。
從這個角度上說，即使藍玉等人真的決定謀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釁，抑亦鳳德之衰也。”這就像淮陰侯韓信當年被劉邦一步步逼反一樣。
但是，劉邦在對於謀反等問題上，確實處理得並無多大的過錯，因為作為政治家就不能按照一般人的思維、感情去考慮問題——仁慈、義氣對於普通人也許是值得提倡的美德，但對於政治卻未必是這樣！
然而這一切的悲劇的根源究竟在哪裡呢？對，是專制，是專制制度所導致的權力系統的封閉。
歷史學遠遠不是科學，甚至連經濟學的那種表面的科學性也沒有。從形成原始材料的那一刻，歷史光線的傳播就已經發生了折射。最後，歷史成為一種在人們心中的映像，這個映像隨著人自身各種認識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然而，歷史的“客觀性”還在於，越是放寬歷史的視界，就越容易理解的歷史演進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