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皇帝，也是最有爭議的皇帝之一。褒之者認為他統一了天下，統一了文字、車軌、度量衡等等，功大於過。貶之者則認為他陰險、殘忍、暴虐。
如此殘暴的君主，似乎在他的專制統治下發生過的一切殘暴血腥之事都不足為奇，諸如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那是在秦始皇一生中永不可抹掉的污點。
秦始皇一直為後人詬罵，甚至連長相也被描述得極其陰險——“為人蜂准、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但以常理而言，這種長相可能跟他少年時期在趙國顛沛流離，營養不良有關。秦始皇被世人誤解的，不只是他的長相而已，還有他的真實為人。
秦始皇曾有“禪讓”的念頭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改用新的帝號，自稱始皇帝，並規定繼任者稱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這是《史記》所記載的。但是自西漢起，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起初秦始皇曾經有過要用禪讓制傳位的念頭。
這似乎與人們心目中乖張、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邊。然而，近現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這個說法，因為確實有史料顯示了蛛絲馬跡。
西漢劉向所著《說苑·至公》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召集群臣商議國家政權交接的事，他說：“古代有五帝禪讓，又有三王代代相傳，你們認為哪一種更好?我想採用最好的方法。”在場的博士都不說話，只有鮑白令之回答說：“如果以天下為公，就會禪位給賢能者;如果把天下當私家財產，則會在家族內代代相傳。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為公，三王以天下為家。”
秦始皇帝仰天而歎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將讓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誰能接替我呢?”鮑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說：“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紂之道，卻想學五帝讓位於賢者，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
泰始皇帝聞聽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憑什麼說我行桀、紂之道?如果說得通則罷了，如果說不通你就別想活了。”令之不緊不慢地說：“陛下你大興土木，後宮女人數百，倡優過千。為了自己的享受，耗盡天下民力。你還偏駁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還說自己的功德壓過一切君主。以你這樣的德性怎麼能和五帝比，你又怎麼有資格管天下呢?”
一席話說得始皇面有慚色，過了很久才說：“令之所言，是讓我當眾出醜啊。”於是罷謀，自此再也不提禪讓了。
在上面這段話中，秦始皇起初自比於五帝，打算倣傚他們以禪讓的形式傳遞王位。“五帝”在歷史上有三種常見說法，一是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見《世本》;第二種說法是太白皋、炎帝、黃帝、少白皋、顓頊——見《禮記·月令》;第三種說法是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見孔安國《尚書序》。
三皇五帝在歷史上被奉為德性的最高典範，當時參加會議的博士們可能都認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說，於是集體沉默，只有鮑白令之出言將秦始皇斥責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來的想法而“無禪意”。
對於《說苑》中的這段記載，過去人們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為人們對《史記》的絕對信任。此事在《史記》中沒有記載，而《史記》不記的內容，後世學者們往往會不予以承認。再說，說那個赫赫有名的專制暴君秦始皇有禪讓思想，像是天方夜譚。所以《說苑·至公》的這段材料，長期以來沒有受到人們重視。
然而，我們若將《說苑》中的這段資料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有關內容相對照的話，就可以發現，兩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當時的客觀事實，此事也是可能發生的。
首先是博士議政的說法一致。
秦始皇時期曾設置很多博士官以充當顧問。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實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們或臣僚們加以討論，最後由秦始皇斟酌參考，決定是否執行。用什麼方式傳王位是有關秦王朝當局加強政權建設、鞏固統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們來議論—番。這一點在《說苑》和《史記》中都有記載。
只是接下來，兩本書有了分歧，《說苑》提出“禪讓”的說法，但沒有了下文，而《史記》則根本沒有“禪讓”的記載。聯繫到秦始皇后來“二世、三世，乃至萬世”的打算，人們選擇相信《史記》。
不過，看歷史不應該只看一家所言。《史記》本身孤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為評判其他史書的標準難免有失偏頗。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也讓後人對《說苑》的記載產生懷疑，那就是，《說苑》的作者劉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禪讓”篡位的。當時劉向為了給王莽篡位造勢，不惜篡改前史，特意製造了新五行學說，這種行為難免讓後人對他的人品產生質疑，也會自然地想到劉向這段文字是為王莽造勢用的。
實際上，秦始皇有禪讓思想是有可能的。戰國時曾一度流行“讓賢”說，很多人不但深信堯舜禪讓是真事，而且還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讓位給惠施、秦孝公想要讓位給商鞅，燕王噲則是真真實實地讓位給予之。雖說“禪讓”之說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國向來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統治者也難免受到影響。
秦始皇成功地統一全國，認為自己的功德足以壓倒一切帝王，應該與堯、舜等古聖賢王在一個高度，所以極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禪讓的舉動，以顯揚美名。
這或許只是作秀，卻是有可能發生的。劉向雖然有過劣跡，但《說苑》中的記載也不可能完成是無中生有的荒誕之說。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苑·至公》中這篇記載可以作為《史記》的補充資料，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史料。
那麼，如此有參考價值且甚為重要的材料為什麼會長期被人們忽視和否認呢?總結一下，應該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堯舜歷來是人君的典範，而秦始皇則向來是被唾罵的暴君，特別是在西漢初期，人們對秦始皇的殘暴、苛政耳聞目見，認為秦始皇不配與堯舜相提並論，因此不願意講述秦始皇欲仿堯舜行禪讓這件事，史料難免不完善。司馬遷是漢初人，一來不能免俗，二來作為治史嚴謹的他，在資料不確定的情況下，不記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們對《史記》的可靠性過分迷信。作為正史之首的《史記》，其內容往往是史家們、學者們考證史事和研究歷史問題的權威性材料。漢代一流學者、史學家班固在所著的《漢書·司馬遷傳》中評價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基本上是學術界評價《史記》的主流態度。再加上有關秦始皇的事跡多見於《史記》，其他的書籍記載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記》中這部分內容成了人們心目中的最高標準。
其三，人們對《說苑》的史料價值認識不夠。《說苑》—般被看做是雜史，其史料價值及學術地位大大低於《史記》。但這並不能說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為與《史記》相左就完全摒棄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跡頗多，司馬遷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遺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識地不記，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說苑》是劉向根據朝廷秘藏檔案、書籍寫成，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已散佚，只在《說苑》中保留了一點遺文瑣語。從這方面講，《說苑》的確值得珍視了。
再者說，劉向所處的西漢與秦始皇時代相距不遠，西漢人所記述的秦始皇事跡該不會有太大的走樣與訛誤。加上西漢後期的人對秦始皇已不像漢初人那樣憎恨，不會排斥在一定的場合下提及並且認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質的行為。劉向或許正是掌握了這則資料，並且在編撰《說苑》時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過禪讓嗎?《說苑》中的內容是司馬遷寫史時所遺漏或有意不用的內容嗎?由於還沒有更多的證據加以論證，還無法確定最終的答案，但是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應該給秦始皇的人品作一個新的評價，所謂的專制暴君竟還有如此深明大義的事跡。
只“焚書”未“坑儒”
對於秦始皇的為人，無論是貶是褒，大家似乎都有一個共識，即這位始皇帝統一中國之後“焚書坑儒”，大開殺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然而，對於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事件，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秦始皇並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術士。那麼，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麼人呢?
關於“焚書坑儒”，《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秦始皇建立政權以後，視天下蒼生為芻狗，貪婪暴虐，濫施刑罰，弄得民不聊生。特別是他為了控制思想，聽從丞相李斯的建議，盡燒天下之書，引起了讀書人的強烈不滿。
當時有兩個為始皇求長生藥的人，一個姓侯，一個姓盧，兩個人私下議論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因為滅了諸侯，統一了天下，就以為自古以來的聖賢誰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聽不到批評之聲，日益驕橫;官員們為了討好他，只能戰戰兢兢地說謊欺瞞。他還頒布法律，規定方士之術不靈就要被處死。如今大家因為畏懼，誰也不敢指出始皇之過，致使天下之事無論大小皆取決於皇帝。他竟然還用秤來稱量大臣們的上疏，如果大臣們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簡)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讓休息。像這種貪權專斷的人，我們不能為他求長生不死之藥。”
於是，二人腳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聽說此事後勃然大怒，又因為有人舉報咸陽的諸生中有人妖言惑眾，擾亂老百姓的思想，於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佈“妖言”的讀書人，並且嚴刑拷打，令其互相檢舉揭發，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牽連進來。秦始皇一聲令下，這四百多號人遂被活埋於咸陽。這就是發生於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關於坑儒之事還有一種說法：由於秦始皇把文字統一為大篆和隸字，引起國人的誹謗怨恨。考慮到識字最多的是儒生，為了防止他們帶著天下人鬧事，秦始皇決定對儒生下手。
秦始皇先是廣召儒士書生到咸陽當郎官，共召到七百餘人，然後密令親信在驪山硎谷的溫暖向陽之處種瓜。瓜成熟之時正值冬天，他又指使人上奏：“驪山竟然冬天長出瓜來了!”秦始皇假裝不相信，令諸生前去察看。諸生到谷中之後，正在辯論不休之時，忽然四面土石俱下，所有的人都被壓死了。
驪山硎谷後來又叫“坑儒谷”，在漢代，這裡叫“愍儒鄉”。有人考證，坑儒谷在今陝西省臨潼西南部五里處，是一個狹長幽深的山谷，地況很符合這個記載。
“驪山坑儒”說僅見於東漢初年衛宏作的《詔定古文尚書序》，而且也沒有註明出處。因此有人認為，驪山坑儒其實就是咸陽坑儒的誤記。但是，衛宏是東漢光武帝劉秀時期的著名學者，治學嚴謹，以他的治學態度，應該不會出現如此大的差錯。
況且，《史記》記載的秦始皇咸陽坑生，與衛宏所記驪山坑儒在地點、人數、坑埋方式上都不同。所以，有人認為，如果衛宏和司馬遷的記載都是真的，那麼秦始皇至少坑過二次儒。
需要注意的是，《史記》中提到這段時，用的是“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西漢初年的典籍中，此時距秦始皇死後已經一百多年。
西漢始元六年(前81年)，漢武帝的財政管家桑弘羊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發表了一通宏論，大意是，儒生們只知誇誇其談而不切實際，表裡不一，就像那些雞鳴狗盜之徒一樣，自古以來就是禍害。魯國國君將孔丘驅逐，棄之不用，就因為他首鼠兩端，貌似圓滑其實迂腐，並沒有切合實際的主張。
基於同樣的道理，秦始皇才燒掉儒生們的著作而使其言論不得傳播，寧願將他們活埋也不任用。(見《鹽鐵論》)之後，劉向在《戰國策序錄》中明確地提出秦始皇“坑殺儒士”。此後，《史記》中所說的“諸生”漸漸演變成“儒生”。
魏晉時期，偽書《古文尚書》中有篇“孔安國序”，序中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這大概是“焚書坑儒”一詞的最早出處。這一說法被後世廣泛引用，流傳至今。
還原真相
先來說“焚書”。
焚書源於周青臣與淳於越的一段論爭。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為了慶賀秦王朝修築長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陽皇宮裡大宴群臣。
有一個名叫周青臣的僕射借給皇帝敬酒的機會稱頌始皇說：“以前，秦國很小，地不過千里，虧得陛下你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接著，他又大讚郡縣制，說秦始皇改諸侯分封制為郡縣制，使國家無戰爭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從古至今沒人能比。
周青臣的話雖然不無阿諛奉承的成分，但陳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實。不料，卻引起了一個名叫淳於越的人的不滿。
淳於越一向主張厚古薄今，認為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當代的東西都是不好的。當他聽周青臣讚美郡縣制，貶低分封制時，奮然而起說：“我聽說商周時代都因分封子弟而傳國近千年，因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讓他們與國君互相照應。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卻不分封子弟以作呼應，倘若出現像篡奪齊國政權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將何以應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這一點，反倒當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於越與周青臣並無過節，這場爭論純屬觀點之爭，也有文人相輕的味道，本不應該產生什麼實質的後果。不料此時丞相李斯卻突然插了一槓子，使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李斯說：“三皇五帝治國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這是因為他們能根據天下大勢，來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於越拿三皇五帝來舉例，這值得去傚法嗎?那時候諸侯相爭，大家都想招徠天下的讀書人，現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國，老百姓致力農工業，知識分子要學習法律，這才是正道。現在這些儒生不從當下出發，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說現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勸皇上：過去天下大亂，各執一詞，才有諸侯並起，都藉著古代說事兒，花言巧語沒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亂七八糟的學術，而不是國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統一天下，應該統一思想……臣請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寫的歷史都燒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職責，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都讓地方官燒燬……”
李斯囉哩囉嗦說了許多，中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應當厚今薄迸，而不能以古非今，為此，他建議燒書，而且要以嚴厲的措施去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