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學校畢業，我就在楓林山莊賓館擔任了總經理助理。可總經理怕我對他構成威脅，便設計逼走了我。跳槽至《雲夢法制報》，因與領導交惡，廣告部主任任命書剛下來就被收回。而步入官場時，迎接我的卻是一位局長朋友的鋃鐺入獄。
●反諷？躊躇滿志時悲情離職
五年前，我剛要步入官場，我的一位朋友卻進了監獄。我去探監時，難過地對他說，你不該用這種黑色幽默的方式，為我送行。
「中國最有責任感的貪官」，那位曾被主審法官如此戲謔的朋友老費，出事前是個局長，大權在握，風光無限。當局長的前幾年，他一直都很廉潔，作風也很正派。偶爾一次接受包工頭的宴請，喝高了，暈暈乎乎地被那包工頭「挾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頭點了一位絕色美女為他洗腳，因酒亂性，禁不住美色的誘惑，老費和那位美女發生了關係。
雲雨之後，酒醒過半，老費驚訝地發現那個女孩居然是個處女。他很過意不去，當即對那女孩子表態：「我會對你一生負責！」後來，他果真為她辦了招工手續。他害怕事情敗露，接著又為她辦理了停薪留職手續，並在省會為她租了個門面，將她安頓下來。不久，女孩產下一子。添丁帶口的，單靠工資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再維持下去，形勢逼得他開始受賄。
兒子七歲時，那女孩強烈要求轉正。老費被逼無奈，只好回家騙妻子說，紀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辦個假離婚，把財產全部劃到她的名下，等風頭過後再復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馬便答應了他。辦好手續之後，老費從此便不再回家。費夫人發現了問題，跑到老費的單位一問，單位裡的人告訴她，老費再婚了，兒子都已七歲。費夫人怒火中燒，一氣之下跑到紀委舉報了老費，老費就此東窗事發……
和老費的經歷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卻是青色的。年少輕狂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當總理；參加工作以後，單位領導口頭給我封了個「總經理助理」，卻被總經理直接發配進廚房幹起了「幫廚」；被逼跳槽進報社，總編封我做廣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慣社領導的某些惡行與之發生爭執，「任命」被當即收回……我以為我這一輩子，注定是命裡「無官」，誰知卻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長的崗位！
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了一個漢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頭朝下的胎兒形，表示懷胎之意。後人之所以把「胎兒」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來，母親就給了他一個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員，是演黑色幽默還是演青色幽默，全憑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躊躇滿志想大幹一場的時候，我居然以一種悲情的姿態，離開了副市長的崗位。像所有離任官員一樣，下「台」之前，我也選擇了「出遊」。2010年4月5日，闊別了29年之後，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崗市南化鎮。
特意選在這個時候回鄉，多少有些悲情：過了清明，我將離任。
家鄉早已不再是過去的樣子，雖然建了不少新樓，但用工業化粉飾過的新農村，與廣袤的田園極不相稱。那曾經清得見底的溝渠，現在淤塞得厲害，到處漂浮著白色的泡沫，和五顏六色的塑料袋，散發著陣陣惡臭。天空中瀰漫著油膏的味道，讓人眩暈。我憎惡「中國防水之鄉」這個名號，它讓我找不到半點家鄉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還在，油菜花一地金黃。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擁吻，記憶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檔案。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孤兒，因父輩成分不好，新中國成立後不久被從藕池鎮下放到南化蓄洪院開荒。母親一連生了四個女兒，在當時那個封閉的社會，這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兒，經常被當地那些會生兒子的農婦，罵得抬不起頭，飽受凌辱。
為此，父母發誓要生幾個兒子，於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黃昏，我來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時候，除了刮著八級大風，再無其他奇特天象。以至於許多年以後，妻子經常嘲弄我：「難怪你喜歡出風頭，原來是叫風刮的。」
妻子所說的「出風頭」，指的是我喜歡上網發帖表達意見。她不理解我，是因為不瞭解我。沒哪一個聰明人，願把自己放到枝頭，成為獵人的目標，之所以要做「意見領袖」，一切皆因骨子裡的民生情結使然。而這些情結，皆源自於我的父母，是他們讓我切身體會到了民間的疾苦。
為了養活我們姐弟七個，他們起早貪黑種植蔬菜，每天早上四點起床，用板車拉著一車以分錢論斤兩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縣城去賣，一直要賣到天色斷黑，才能返程，我們姐弟幾個，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遠望，等候父母的歸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我們在艱難中成長。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讀書格外用功。我成績雖好，但性格卻不好，特別叛逆。只要老師在黑板上寫了錯別字，我就會毫不留情地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給他指出來，讓老師下不來台。一位民辦監考老師，在監考時用鞭炮驅趕在門外圍觀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組，結果他丟了飯碗……1978年，南化大隊小學撤掉五年級，我不願到很遠的地方去上學，便獨自一人拿著優異的成績單，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場小學，找到校長要求轉學。校長佩服我的勇氣，竟破格收下了我，這件事曾轟動鄉里。
不過，讓校長沒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於收下了一個麻煩。有一次公社教育組在我們小學上公開課，語文老師教我們寫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老師點我的名問我：「你的理想是什麼？」我張口就答：「我要當總理！」而在此之前，我連班幹部都沒當過。
我的回答，令現場所有人大跌眼鏡，一致認為我是「碰了腦殼沒縫針」。其實，我當時的想法非常簡單，我當上了總理，父母就不會再受欺負、受窮。後來到了初中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再次萌生了「要當總理」的念頭，而這一次動念，全是因為教育亂收費「惹的禍」。
1981年，父母落實政策返城，舉家遷回祖籍地相思縣郊鎮，在鎮上開了一家診所。四姐、大哥和我，轉入文勝中學就讀，除學費外每人還要交77元集資費，方能入學。這筆資金，對一個僅靠一家小診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絕對是一筆巨款。父母到處求人，希望給予減免，但沒有結果。開學一周之後，父母沒有湊到錢，學校教導主任毫不留情地將我們姐弟三人，趕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著書包，很沒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戶邊上，偷聽老師講課，越聽越傷心，撿起一塊石頭，在地上寫下了一首打油詩：「我家無錢又無權，豈能讀書焉？現在不如過去好，一人讀書七十七元錢！」結果，這首詩被教導主任發現了，他立馬通知我的父母，將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質敗壞，思想反動」。
父母無語，只好把我領回家去。失學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著藍藍的天空發呆。我經常暗自流淚，痛下決心「要當總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撤了那個教導主任的職務，讓天下讀不起書的人，都能走進課堂」。
現在回想起來，都有些辛酸，一個連課堂都進不去的人，如何能當總理？以至於許多年以後，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亂收費。有一位被我撤了職的中學校長，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評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為，極有可能毀了一位未來的總理？」
第三次想當總理的時候，我已進而立之年。1998年某雜誌以《想當總理的年輕人》為題，報道了這一看似荒唐的事兒。當時萌生這樣的想法，源於一個新聞事件。1997年，我離開報社調回園林系統，為園林局長章文雄當秘書。章局長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整天為市委市政府領導不重視城市園林綠化而苦惱。我給他出了個點子，建議他站在局長的角度，在當地黨報上發表一篇署名檢討，採取輿論倒逼的手段，引起領導的重視。
章局長採納了我的意見，親自撰寫了一篇長達2700字的文章《看大連，想雲夢：關於園林綠化的檢討》。文章在《雲夢日報》頭版刊發以後，立即轟動全國，新華社等17家中央、省部級媒體跟蹤報道，雲夢市委書記親自撰文給予肯定。
然而，媒介認同並不等於政界認同，市裡一位主要領導認為，章局長的檢討中傷了他（有許多群眾致信給他，說該檢討的不是局長，而是市長），懷疑有人乘換屆之機使陰謀，便將他找去嚴厲地訓斥了一頓。我的策劃，以失敗而告終。
從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這個怪物的個性，開始冷靜下來研究我所面對的這個社會。沒人能夠理解我這與精神病人無異的怪異行徑。一個而立之年了連個股級幹部都還不是的平民子弟，憑什麼當總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來，當總理難，當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總理更難，在一個國民具有嚴重依賴心理的國家當總理難上加難。我們絕大多數國民總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寄托在「領導」和「組織」身上，確切地說，是寄托在總理一人身上，從來沒有想過假如我是「領導」、我是「總理」該怎麼辦？總理也是血肉之軀，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極限。共和國的總理固然只有一個，但是，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把自己想像成一個總理，站在總理的高度，為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出謀劃策，那麼，總理的壓力就會減輕不少，社會自然更加進步，國家自然更為繁榮富強。
於是，我開始埋頭創作《我要當總理》一書，以獨特的思維和視角，系統地從工業、農業、教育、科技、軍事、環保等方面闡述自己的見解。很顯然，如此敏感的題材，不僅出版機構望而卻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也成了公眾的笑柄。在大眾看來，我是一個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瘋子。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瘋子，也肯定當不了現實中的總理，我這樣做的目的，只不過是想盡一份普通公民對國家的責任。雖然我的這些方略，沒能夠上升到國家層面，但我癡心不改，依然心憂天下，這些年來之所以不顧忌官場潛規則頻頻發帖議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鄉祭清明之前，我對張藝謀狠狠地轟了一炮。社會反響強烈，但江南政界卻出奇的平靜。
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這種感覺如同回鄉一樣，被烏煙瘴氣的空氣，攪得心神不寧。我幾次要去找南化的書記鎮長論個長短，都被父親勸阻。父親勸道：「你以為你是石崗的副市長嗎？天下之大，你憂得過來？」
我一時無語。
難道憂患也有邊界？
原本打算在故鄉待個四五天，驟然間沒了心情。滿眼皆是清明幡子，四處飄散著對亡親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雖然貧窮，但沒被污染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