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網上炮轟「高房價」以後，許多人對我產生了質疑，認為我並不分管房地產，突然站出來炮轟與自己業務範疇無關的話題難逃炒作之嫌。我給媒體的解釋是，思想有多遠，出路就有多遠。經濟是一個整體，不可割裂開來。如果人為地把它切割成許多小的單元孤立起來，就會機理失調。誰說分管旅遊的就不能關心「地產」？旅遊和地產結合，可以立馬讓一個偏僻的鄉村華麗轉身為一座繁華的旅遊城市！
許多人指責我不務正業，這都是傳統的官場習慣思維在作怪。如今的官員們腦子裡始終被一種思維定勢鎖定著，管什麼就想什麼，甚至管什麼守什麼都懶得去深想，缺乏一種心憂天下的責任和胸懷。歷史是一面最好的鏡子，中國的封建社會之所以歷經幾千年而不倒，就在於封建社會選拔啟用的官員們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既懂宏觀經濟，又諳微觀經濟，文武雙全。他們懂政治、懂經濟、懂司法、懂軍事、懂哲學……既是縣長，又是財政部長，還兼公安局長、檢察長、大法官、發改委主任、教育部長等，哪怕一個小小的縣令都是「處江湖之遠憂其君，處廟堂之高憂其民」。滕子京無疑是這些官員中最出色的代表。可時至今日，居然還有許多領導幹部對經濟依然一竅不通，還在靠「摸著石頭過河」，摸來摸去的惡果是，讓市場經濟滑入了「市長經濟」的泥潭。
什麼叫「市長經濟」？「市長經濟」也叫「拍腦袋經濟」，簡而言之，市場經濟不由「市場」說了算，而由「市長」說了算，「市長腦袋一拍鐵板一塊」，簡稱「市長拍板」。市長是拍板的，不是挨板的，萬一拍板拍出了問題，板子通常會落到別人的身上。在江南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這樣可悲的事情。
比如，20世紀末21世紀初，江南響應上級號召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藍田集團合作，強迫農民不種糧食種黃李，結果藍田神話破滅，黃李價賤傷農，政府不得不買單。直到「博士市長」來了，還在為「黃李市長」擦屁股。
又如，早些年為搞活城市新區，市長們不考慮江南人的消費習慣，頭腦發熱，決定在京珠連接線旁邊建一座現代化的汽車新站，結果，新站建成了，客車業主們硬是不肯從老站遷過來，氣派的站房空空蕩蕩，幾千萬的投資打了水漂……
再如，省裡為打通省際通道，決定投資改造江南至通城的S301公路。江南的市長腦袋一拍：「不用省裡投資，我們招商引資自己建，等路通了設個卡子幾年工夫成本就收回來了。」結果招來個騙子，把路基挖得個稀巴爛，沒得錢再鋪路面，本來還跑得了車的，最後連走人都困難。爛尾路一直爛了好些年，直到老柳來，才把這塊亂屁股給擦乾淨了……
這就是「市長經濟」！
「市長經濟」讓市場受傷，讓納稅人很受傷，讓投資商更受傷。我到江南來接觸的第一個外地投資商是江南商業步行街的老闆魯文化。那個時候我給向前副市長挑土管城建，他的步行街剛剛落成準備開業。他愁眉苦臉地來找我，和我聊起這個項目眼淚都要掉出來。當初江南引他進來時，前任市長給他表了硬態的，江南不再建第二個服裝市場。在這個條件的誘惑之下，魯老闆選中了緊靠最大的城市廣場又臨商業主街的一塊黃金地，在土地競價中又中了圈套，每畝地價競拍到了100多萬，以高出周邊正常地價每畝70萬元的價格，風風光光地當了一回江南的「地王」。直到現在，這個記錄都沒有被刷新。
就在他的江南商業步行街即將開盤之時，傳來了不好的消息，政府同意浙江古老闆在不到800米遠的地方再建一個服裝市場，地理位置比步行街更便捷、更繁華，其建設成本只有步行街的三分之一，商舖價格便宜。這樣一來。魯老闆的商舖無人問津了。沒辦法，他只能改變策略，以半年不要租金的方式將商舖賤價出租，先做人氣。四千多萬的投資被套，讓老魯很不甘心，想找政府的麻煩卻又無從下手：當初領導的承諾都是口頭承諾，作不得法律依據，打起官司來，他並無勝算。
我很納悶，問他：「你做生意做了這麼多年，難道就不知道『市場』是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市長』說了算嗎？」
魯老闆歎了一口氣道：「剛下海的時候地價、工程、優惠稅率……哪樣不是市長說了算？過去的市長那麼一言九鼎，現在的市長表態怎麼就那麼不靠譜了呢？」
「難怪，你是嘗了『市長經濟』太多的甜頭。」我若有所悟道，「你以為還是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年代？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市長已無法操縱市場。如果『市長』膽敢再肆無忌憚地玩弄『市場』，就會遭到『市場』無情的報復。」
他不服氣，問：「市長是人民的父母官，怎麼能夠不負責任地表態呢？」
我覺得他又可憐又天真，怒其不爭地笑道：「酒桌上的官話有幾句能當真？你自己沒長腦子？他市長說不准再建一個服裝市場就不建了？只要市場有需求我投資商有勢力，市長不敢不批，不批就上法院告你不作為。你是呷市長的好處呷習慣了，聰明反被聰明誤。切記，不管是什麼食物，甜過了頭總是有毒的。」
老魯點點頭，覺得在理。
「在這方面，你們都要向浙江的那個古老闆學習。」我進一步給他「洗腦」，「你看人家古老闆，先是答應市長在江南建一棟五星級賓館，並在工業園投資辦一家30萬錠規模的現代化紡織廠，條件是廉價收購市委市政府招待所，並以低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地價給他若干畝土地供他辦廠，承諾每年可創幾千萬元的稅收，解決多少人的就業等等。等到市長一拍腦袋把價值數千萬元的招待所以不到10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他，把工業園辦廠的地給了他，他應付式地在園區建了幾棟廠房上了幾套設備，然後在招待所的地塊上建起了一排排集裝箱式的服裝市場，五星級賓館成了一張永遠的藍圖。他為什麼能賺錢？因為他玩轉了『市長』，更玩轉了『市場』，同時，把你也給玩了！」
老魯苦苦地一笑，希望我給他出個主意救救他的市場。我笑了笑，道：「拆了它！」
「我正有此意。」聰明的老魯領會了我的意圖——等「宏觀調控」的風頭一過，在江南再也找不到比江南商業步行街更適合做地產的地塊了。
送走了魯老闆，匡老闆來到了我的辦公室。
匡英在雲南紅河可是響噹噹的人物，九家公司、工廠生意紅火，身價數億。在當地他可以呼風喚雨，但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困在江南，動彈不得。早兩年，在中間人的介紹之下，他花1.2億元買下了衡化集團江南氮肥廠，廠子買了幾年，至今仍然開不得車。我問他開不得車的原因，他訴苦說：「找他伸手的職能部門太多了。比如一個房屋產權證，只過一個戶，按照國家破產企業改制政策，地方政府象徵性地收一點手續費就可以了，可在江南不行，常務副市長、分管副市長、市長、書記和房產局長打了無數個電話，每打一個電話少一千，房產局長還怪我找多了領導，不是後來柳書記在大會上不點名批評他要撤他的職，只怕到現在還辦不下來。」
「我到政府來了這麼久，還不知道這個廠被你買下來了。按理說像你這麼大的規模企業，市裡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班子幫你協調直至走上正軌，為什麼沒人牽頭呢？」
匡英一語道破天機，意味深長地說：「這個廠原來是省管的，破產改制也是由省裡面的人來主持的。如果當初改制交給江南的市長來主持，情況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這一席話，讓我重新回到了迷糊狀態：說來說去，企業的命運怎麼還是掌握在「市長」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