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鳳凰衛視做節目時，我遇到了地產企業溫都花園的王總。他很直截了當地反對我的觀點。我針鋒相對：「誰說地價是政府抬高的？政府按照國際慣例搞『招拍掛』是為了防止腐敗，目的不是抬高地價，其實你們心裡最清楚，真正把價格抬上去的是什麼人！」
●政府和開發商，究竟誰綁架了誰？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聽清華一位教授講課，他講了一個看似反動卻非常另類的觀點：腐敗救國論。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納悶：腐敗又不是個什麼好東西，怎麼能靠它來救國呢？耐著性子聽完後恍然大悟，他所說的「救」不是真「救」，而是「綁」，眼下，我們就處於被這些資產新貴們經濟綁架的階段。
我在炮轟高房價的時候，旗幟鮮明地指出，開發商綁架了政府，好多網友質疑，權力都在政府手上捏著，怎麼可能被開發商綁架呢？同樣敢講真話的雲夢市市長黃蘭香，在她的署名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好項目、大項目招得越多，基層的包袱就會像『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一般來說，縣、區招進來一個投資1億元的好項目，在項目建成前要提供如下優惠：土地出轉按評估價讓利約500萬元；土地出讓經縣級留成部分約150萬元全額返還；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約150萬元；各類規費優惠約5萬元；土地契稅、營業稅、耕地佔用稅返還約70萬元，共計875萬元。且項目投產有稅收以後，企業所得稅縣、區分成部分，前兩年全部獎勵給企業，後六年減半徵收，個人所得稅前三年減半徵收，預計每年讓利約200萬元，也就是說，縣區引進一個投資1億元的好項目，到產生稅收的第一年，要補貼讓利1000多萬元……」
實際情況其實比這還要嚴重得多。中西部地區縣一級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已是公開的秘密，各地百姓「思富」、官員謀「政績」心切，唯一的辦法只有通過招商引資。投資商們「瞭解」政府的難處，狠狠地抓住官員們的軟肋，開出種種不合理條件逼迫各級政府就範。最早的時候還蒙一塊遮羞布搞置換，如「我幫你修路，你就把路兩邊多少米範圍內的土地給我搞開發」等，到後來乾脆明目張膽了。2009年我做工作讓福建一位朋友到江南來開發「黃龍洞——礦泉湖」景區，資源他很看好，但提出來的條件嚇了我一跳。他說：「如果你們政府把景區上的丘陵地送600畝給我，並把城市公交捆綁給我經營，我就投資100個億，把黃龍洞打造成為一個國際旅遊度假村。」在想賺政績的人看來，這的確是一筆合算的買賣，就像開發商所說的那樣：「我不投錢搞開發，你那600畝地一錢不值。」但內行人一看就知道，他們並不是真心想開發旅遊，而是想搞景觀房地產。這種明目張膽的綁架我不能接受，便很客氣地將他們送回了廈門。
黃龍洞「倖免於難」。
然而，天鵝湖就沒這麼幸運了。
天鵝湖本沒有湖，只是平安河下游的一節臭水溝。為整治長安河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原人大副主任，想趁在位之年完成整條長安河的整治，便以城市防洪的名義，向上面爭取了一筆資金。這筆資金猶如杯水車薪，天鵝湖挖了一半，便沒錢再挖了。老柳曾經帶我去視察過這項工程，我當著原人大副主任的面說規劃要改，好不容易挖出個湖來，又變成了商業地產。後來，在市委常委集體聽取規劃評審意見的時候，我再次大聲疾呼。沒過多久，為了收拾這個爛尾工程，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向開發商妥協，由開發商把剩下的湖挖出來，作為交換，開發商獲得了天鵝湖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權和開發權。江南政府被房地產商明目張膽地綁架了一回，這也就是後來我要炮轟高房價的原因之一。
敢於「綁架」政府的，還遠遠不止房地產商這一類人。
2010年年初，江南一年一度的「兩會」即將召開。會議召開前夕，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兩會」籌備情況工作匯報。與會的所有市級領導都有預感，今年的「兩會」，代表和委員們會死死抓住環保問題不放。老蕭在會上就怎麼應對做了重要指示。他說，江南的污染問題沒有外界所反映的那麼惡劣，市區灰塵多，不完全是工業園的粉塵造成的，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公路揚塵。要想把江南的經濟搞上去，一點點污染是避免不了的，人家美國等西方經濟發達國家都經歷了這麼個過程，這個道理要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講清楚。今後我們在引進項目的過程中，一定要嚴格把關，污染項目一個都不要。對於已經建成投產的企業，環保部門必須加強監管，督促他們達標排放……
對於江南的污染，老蕭是最無可奈何的。他到江南報到的時候，冒煙的工業企業沒有一家，年財政收入僅1.9個億，發工資都不夠，雪上加霜的是，修平安河欠下的日元貸款翻過年來，就要開始償還本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江南的工業園建在平安河上游、江南城上風口，空蕩蕩的園區冷清清的，全年稅收僅幾萬塊錢。與園區配套的污水處理廠建在離園區很遠的地方，沒錢運轉，基本上只是個擺設……要改變這種狀況，唯一的辦法是招商引資，可糟糕的投資環境，卻讓投資商們望而卻步。
本來，就江南所處的地理位置而言，應該是一個投資興業的好地方，然而由於財政捉襟見肘，導致各職能部門經費撥款嚴重不足，為了生存，只好靠山吃山，亂執亂罰現象非常嚴重，最嚴重的時候，罰得107國道江南段幾乎看不到長途貨運車輛。惡劣的投資環境，讓外地的投資商們談江南色變。有個台灣商人看中了江南的區位，辦了一家「湖光浮標廠」，在他的努力下，江南的浮標一下名揚全國，很快在全國釣友中形成了「威海的桿江南的標」的良好口碑。
然而，江南本地人看見這位老闆賺了錢，紛紛效仿開起了小作坊，假冒「湖光」，低價傾銷，過去市面上賣100多元一支的浮標，價格一下子跌到了八塊。面對如此的惡性競爭，職能部門視而不見，不僅不去打擊，還變本加厲地向該廠索求利益，逼得這樣一家本來可以做成巨大產業的台資企業不得不外遷，這就是著名的「湖光」事件。一傳十，十傳百，江南的惡名便走出江南，走向了港澳台。不僅是外地老闆怨聲載道，就連本地老闆都混不下去了，紛紛被逼遠走他鄉。
有一次，我在省城和老柳一起陪一個日本客商，偶遇某著名地板生產商，閒聊中得知他竟然是江南人。他向我打聽昌江那裡的地價，想去那裡辦一家竹木地板廠。我感到非常詫異，說江南的牛羊司在20世紀80年代就被國家有關部門授予了「竹器之鄉」的榮譽稱號，竹木資源極為豐富，你為什麼不選擇家鄉偏要捨近求遠選擇在外地辦廠呢？那位老闆解釋說，伸手的單位太多了，一天到晚難得服侍那幫活爺……面對這樣一種窘境，江南如何招得來商？
為了招商，老蕭可謂絞盡腦汁。重獎之下必有勇夫，在經費極端緊缺的情況下，老蕭開出重獎，在江南刮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招商」運動。很快，有一家陶瓷生產商被引到了江南。投資商精得很，腳踩多只船到各個縣裡去談判，最後逼得江南將原屬於藍田集團的一塊地，以拋荒回收的形式，免費給了這個投資商。投資商承諾投資好多好多億，採用新設備、新工藝，絕無污染，而且每年上繳多少多少稅收。
結果呢，老闆的確做到了當年投資當年投產，但生產的全是最低端的牆面磚，粉塵污染遮天蔽日，老百姓怨聲載道，幾乎天天鬧事。更為惡劣的是企業經常拖欠稅款，每年僅上繳稅收幾十萬元，「奧瑞」陶瓷變成了「懊悔」陶瓷。污染害百姓，百姓鬧政府，政府逼老闆上環保設施，老闆不肯，轉手一賣，溜之大吉……
「奧瑞」陶瓷雖然成為了政府的心頭之痛，但畢竟邁出了江南招商引資極其重要的一步，其意義不可低估。在引進「奧瑞」的過程中，江南得到了一個重要信息，佛山實行產業轉移，大批的陶瓷企業要遷往內地。江南政府立馬組成佛山陶瓷招商團，活生生地從相思縣的嘴裡虎口拔牙，以每畝1.5萬元的超低地價、每條生產線頭若干年100萬包稅的政策，把「美麗陶瓷」引進了江南。僅土地一項，政府就要為其補貼幾千萬元。緊接著，秀美、騰達等陶瓷企業相繼落戶工業園，工業園裡開始有了生機。就如當初納愛斯落戶益陽，益陽人把人家淘汰的嚴重污染工廠，撿起來當寶一樣，江南人開始展望自己的美好生活。可是美好生活沒等來，卻等來了漫天的粉塵，即使是住在城區大白天都要關上門窗，否則不出幾個小時，到處就會蒙上厚厚的灰塵。
市民煩惱，市長更煩惱。不引吧，沒錢給幹部職工發津貼；引吧，投資商要價高，企業污染大。誰都曉得要引進高科技、低能耗的朝陽產業，可是這些企業講究的是聚集效應，你這裡一個關聯產業都沒有，高科技企業沒得來這裡落戶的理由啊。為了引進一個全國500強，老蕭親自帶隊跑蕪湖無數次，不僅給予巨額地價補貼，還廉價搭上了一座可供該廠連續開採50年的石灰礦，終於引進了海螺水泥。為了實現當年簽約次年投產的目標，老蕭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幾乎平均每三天到工地現場辦公一回。在新聞記者的眼裡，他是「甘為海螺當保姆」，實際上，為了江南老百姓的福祉，他被投資商實實在在地給「綁架」了。
這就是中國經濟不發達地區縣（市）長們如今真實的生存現狀，誰也無法逃脫整天被放在污染係數與幸福指數之間燎烤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