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父親帶著我來到這個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歲。父親在我出生那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雖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還是被趕出了縣中醫院。十年來,他就在這一帶行醫,活人無數。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沒有起來。

當時我正打算進山去採草藥,剛走出村,就聽見有人喊:「大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簍就往回跑,到家門時看見父親躺在地上,村民們都圍著他不知所措。我跑過去掐著他的人中,沒有反應,就哭了起來。秦三爹說:「送衛生院!」馬上有人抬來一張竹躺椅,兩根楠竹紮起來成了一副擔架。馬二虎秦四毛抬著就走,幾個年輕人跟在後面準備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後面,路上摔了幾個跟頭,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沒有一點感覺。走到半路,父親的身體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褲腰帶解下來想把父親的身子綁在竹躺椅上,正綁著他的手停了下來,眼睛望著我。我驚恐地問:「怎麼了?」秦三爹把父親的手抓起來說:「大為崽,開始冷了。」

醫生說父親死於腦溢血,我根本沒有聽說過他有這種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經涼了。我在父親全身上下摸著,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處溫熱的地方,又把衣服掀開來,臉貼在胸前細聽,涼意傳了過來,越來越明顯,最後我絕望了。父親抬回三山坳的時候,全村的人都來了,接著鄰近的村莊也來了很多人。秦三爹說:「池爹他有後人,還是按老規矩辦吧。」馬七爹把自己的壽材抬來了,他拍著胸脯說:「我這把骨頭,還可以熬個三年五年的吧。」我給他磕了頭,馬七爹說:「我受了你磕的這個頭,棺材我就送給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親在世的時候經常說:「做個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話我懂了,卻又不太懂。我還不能充分想像,自己吃了虧,還有什麼合算。現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個好人真的合算啊!

竹棚紮了起來,這就是靈堂了。我跪在那裡燒了九斤三兩紙錢,把灰用布袋裝了,給父親做枕頭。守夜的那天晚上,馬二虎下山請來了響器班,買了兩隻花圈,還有鞭炮和冥幣。晚餐開了五桌爛肉飯,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他人自己拿只碗,在飯甑裡舀一碗飯,加一瓢湯,再夾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喪飯。九點鐘一到,響器敲了起來。唱夜歌的拿著調兒唱道:「孝子磕頭!」我還沒反應過來,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靈柩前跪下了。響器停下來,放了一掛鞭炮,嗩吶又吹起來。我平生沒有聽過如此淒涼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飄來的聲音,那調子都吹到心裡去了。靈棚旁邊生了六堆大火,煙瀰散著,火光映著人的臉,在嗩吶聲中給人一種非人間的感覺。

第二天清晨出殯,他們把趕製出來的壽衣給父親換上,按照父親生前的交待,用一塊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來。幾個小伙子把我從靈柩邊架開,我遠遠看見他們換了壽衣,裹上白布,把許多生石灰塞進去,再把白布一層層蓋上。一切準備好了,又架著我過去見最後一面。我看見父親躺在那裡,只露出一張臉,像睡著了一樣。我想到這就是永別了,哭得氣絕。唱夜歌的莊嚴地喊道:「時辰到!」鞭炮響了起來。兩個年輕人把棺材蓋上,馬七爹走上去長揖三次,拿著竹釘釘了起來。我掙扎著要撲上去,秦三爹說:「按規矩辦!」兩個年輕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著。槓頭唱了聲:「咦喲呵,起!」十六個人就把棺材抬了起來。主桿的前面站著一隻翅膀被紮起來的雄雞,後面是一隻巨大的銀色紙鶴。我端著遺像在前面走著,每一次換桿我都轉過身來給抬槓的人磕頭。嗩吶在山間小路上淒婉地響著,嗩吶一停,鼓和鈸就響了起來,回聲從四周的山上蕩了過來。

到了墳場,坑已經挖好,秦三爹把雄雞一把抓下來,宰了,倒提著,把血淋到坑底。兩根粗大的繩索吊起棺材,緩緩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邊,頭伏了下去。我聞到了泥土的氣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氣息,有著澀澀的腥味。我看著父親無可挽回地離我遠去。

父親下葬後第二天,秦四毛來找我說:「這裡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鄉郵員,他要我把信帶給你。我把信給了池爹,他看了以後就倒下了。我這幾天只記得忙,信塞在口袋裡都忘記了。」我接過信一看,是我的入學通知書,北京中醫學院,我考上了!可是,父親卻因此離開了我。

當時父親接了信,盯著信封看了好一會兒,口裡說:「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為崽回來再拆。」可還是忍不住拆了。他看了信,便仰面哈哈大笑起來,一隻手舉了上去,吼了一句:「蒼天有眼,公正在時間的路口等待!」就一頭栽在地上,再沒有起來。

我完全明白為什麼那份通知書會給父親那樣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親被劃為右派。其實他並不熱心於政治,在鳴放中也沒說什麼。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風會上給縣中醫院的吳書記提了三條意見,吳書記當時很虛心地接受了。可一個星期以後風雲突變,那三條意見成了向黨進攻的罪狀。朱道夫大感意外,聲淚俱下地表白自己對組織的赤膽忠心,而且,公佈的罪狀與他當時的發言相去實在太遠。他哀求那天參加會議的人出來作證,可大家都沉默了。一天晚上朱道夫來找父親,一進門就跪在地上,請父親出來說句公道話。父親沒有遲疑就答應了,在他看來,這不過是維護自己做人的起碼原則,他並沒有足夠想像力去設想站出來陳述一個事實意味著什麼。朱道夫當時拉著父親的手連聲說:「好人,好人啊!」可父親的證詞毫無意義。吳書記笑著問他:「是這樣的嗎?你再想想?」父親認真地點點頭說:「我以人格擔保。」書記又笑了說:「你的人格就那麼值錢?」又一隻手在父親眼前一點一點地說:「再好好想想,仔細想一想。」父親被激怒了說:「才多久的事我會記錯?一個人他做人總要實事求是。」吳書記反問他:「那你的意思是組織上沒實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親怎麼也想不到,那幾分鐘的對話,要以幾代人的犧牲作為代價。一九六一年,爺爺又氣又病還吃不上飯,餓死了。我從小就生長在歧視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歲,整天餓著向大人要吃的。後來父親告訴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腫,而我常常是坐在門坎上碗不離嘴就把一碗飯吃下去了。「文革」來了,父親挨了鬥,戴著尖尖的紙帽,敲著一面銅鑼遊街。那時我在讀三年級,我迷惑了。難道父親不是好人嗎?好人怎麼會被游鬥呢?不是好人他怎麼常常告訴我要做個好人?那時我心中裝滿了「黑幫」和「潛伏特務」一類的詞,真不敢把這些詞與父親聯繫起來。同學們一唱「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縫鑽進去。後來人們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資派」去了。那時朱道夫常到我家來和父親說話,兩人同病相憐。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報》登出了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這時朱道夫突然站出來揭發了父親,說父親講了怎樣的反動言論,而自己講的那些話,不過是為了引蛇出洞,讓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這樣父親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來了。而母親,她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帶著五歲的妹妹離開了。朱道夫因為揭發有功,就留在縣城了。沒有人比我們更懂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幾個字的沉重份量。我讀了初中,儘管成績優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裡成了一名社員。而父親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為了遠近聞名的鄉間醫生。

我的命運似乎已經確定。父親開始教我探脈、採藥、配方。我崇敬他,但內心卻強烈地反抗著這樣的命運。就這樣過了五年,我也是一個鄉間醫生了,我認了命,不再敢奢望命運會有任何轉機。從我懂事以來,父親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唯有一次,我在絕望中輕聲抱怨了幾句,怨父親不該為朱道夫那個豬都不如的東西說話。萬沒想到父親突然發了脾氣,身子簌簌抖著,一根手指頭一點一點地指著我,說:「崽子,你還沒有學會做人,做人!」看著父親身子顫抖,我很後悔,自己戳到他視為神聖不容褻瀆的東西了。當時父親說:「我一輩子什麼都沒有,就圖了個清白。我死後用白布把我裹起來,你別忘了。」開始有人給我提親了,我竭力地推辭著,卻感到了巨大的陰影正在一步步無可阻擋地逼近。我絕望了。

這天,初中同學胡一兵和劉躍進來到了三山坳,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中國的大學要開考了。我說:「高中都不讓我讀,還讓我讀大學?」他們互相望一眼,都不做聲。他們走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那一天父親整夜沒睡,垂著頭在燈下一支接一支抽煙。我裝著睡著了,咬著被子,眼淚把枕頭濡濕了很大一塊。清早父親對我說:「我下山走一趟。」就進城去了。晚上回來,喘著說:「你可以考,我問了,你可以考!」邊說邊把拳頭對著土牆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滲了出來。我豁出命來讀了三個月的書,在十一月份參加了全省統考。從那以後父親每天就坐在門坎上,望著鄉郵員走上來的那條小路。雖然要一個星期才送一次信,他還是每天那麼望著。消息傳來,劉躍進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書了,一個到武漢大學去學哲學,一個到復旦大學學新聞。我簡直沒有勇氣面對父親那若有所詢的眼光,垂了頭恨不得夾到胯裡去。父親說:「就算沒考上,那還能怪你嗎?也可能是他們講政治條件。」我心裡想:「沒考上明年還可以考,要講政治條件我這一輩子就吹燈拔蠟了。」我強烈希望是自己沒考好,那樣明年還有希望。沒想到錄取通知書最後還是來了,更想不到父親就那麼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墳地,在父親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陽光帶著一絲暖意照在我身上,風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頭髮。不知名的鳥兒在看不見的地方歌唱。一隻鷹在天上孤獨地盤旋,盤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墳拱起來是一個錐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氣息還沒有散去。父親已經死了,我還活著。我心裡似乎在恨著,卻不知恨誰。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裡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靜臥在陽光之下。對它們來說,一年,十年,一百年,時間並不存在。北風嗚嗚地吹著,像天邊傳來的召喚。

《滄浪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