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父親帶著我來到這個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歲。父親在我出生那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雖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還是被趕出了縣中醫院。十年來，他就在這一帶行醫，活人無數。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沒有起來。
當時我正打算進山去採草藥，剛走出村，就聽見有人喊：「大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簍就往回跑，到家門時看見父親躺在地上，村民們都圍著他不知所措。我跑過去掐著他的人中，沒有反應，就哭了起來。秦三爹說：「送衛生院！」馬上有人抬來一張竹躺椅，兩根楠竹紮起來成了一副擔架。馬二虎秦四毛抬著就走，幾個年輕人跟在後面準備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後面，路上摔了幾個跟頭，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沒有一點感覺。走到半路，父親的身體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褲腰帶解下來想把父親的身子綁在竹躺椅上，正綁著他的手停了下來，眼睛望著我。我驚恐地問：「怎麼了？」秦三爹把父親的手抓起來說：「大為崽，開始冷了。」
醫生說父親死於腦溢血，我根本沒有聽說過他有這種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經涼了。我在父親全身上下摸著，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處溫熱的地方，又把衣服掀開來，臉貼在胸前細聽，涼意傳了過來，越來越明顯，最後我絕望了。父親抬回三山坳的時候，全村的人都來了，接著鄰近的村莊也來了很多人。秦三爹說：「池爹他有後人，還是按老規矩辦吧。」馬七爹把自己的壽材抬來了，他拍著胸脯說：「我這把骨頭，還可以熬個三年五年的吧。」我給他磕了頭，馬七爹說：「我受了你磕的這個頭，棺材我就送給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親在世的時候經常說：「做個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話我懂了，卻又不太懂。我還不能充分想像，自己吃了虧，還有什麼合算。現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個好人真的合算啊！
竹棚紮了起來，這就是靈堂了。我跪在那裡燒了九斤三兩紙錢，把灰用布袋裝了，給父親做枕頭。守夜的那天晚上，馬二虎下山請來了響器班，買了兩隻花圈，還有鞭炮和冥幣。晚餐開了五桌爛肉飯，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他人自己拿只碗，在飯甑裡舀一碗飯，加一瓢湯，再夾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喪飯。九點鐘一到，響器敲了起來。唱夜歌的拿著調兒唱道：「孝子磕頭！」我還沒反應過來，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靈柩前跪下了。響器停下來，放了一掛鞭炮，嗩吶又吹起來。我平生沒有聽過如此淒涼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飄來的聲音，那調子都吹到心裡去了。靈棚旁邊生了六堆大火，煙瀰散著，火光映著人的臉，在嗩吶聲中給人一種非人間的感覺。
第二天清晨出殯，他們把趕製出來的壽衣給父親換上，按照父親生前的交待，用一塊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來。幾個小伙子把我從靈柩邊架開，我遠遠看見他們換了壽衣，裹上白布，把許多生石灰塞進去，再把白布一層層蓋上。一切準備好了，又架著我過去見最後一面。我看見父親躺在那裡，只露出一張臉，像睡著了一樣。我想到這就是永別了，哭得氣絕。唱夜歌的莊嚴地喊道：「時辰到！」鞭炮響了起來。兩個年輕人把棺材蓋上，馬七爹走上去長揖三次，拿著竹釘釘了起來。我掙扎著要撲上去，秦三爹說：「按規矩辦！」兩個年輕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著。槓頭唱了聲：「咦喲呵，起！」十六個人就把棺材抬了起來。主桿的前面站著一隻翅膀被紮起來的雄雞，後面是一隻巨大的銀色紙鶴。我端著遺像在前面走著，每一次換桿我都轉過身來給抬槓的人磕頭。嗩吶在山間小路上淒婉地響著，嗩吶一停，鼓和鈸就響了起來，回聲從四周的山上蕩了過來。
到了墳場，坑已經挖好，秦三爹把雄雞一把抓下來，宰了，倒提著，把血淋到坑底。兩根粗大的繩索吊起棺材，緩緩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邊，頭伏了下去。我聞到了泥土的氣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氣息，有著澀澀的腥味。我看著父親無可挽回地離我遠去。
父親下葬後第二天，秦四毛來找我說：「這裡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鄉郵員，他要我把信帶給你。我把信給了池爹，他看了以後就倒下了。我這幾天只記得忙，信塞在口袋裡都忘記了。」我接過信一看，是我的入學通知書，北京中醫學院，我考上了！可是，父親卻因此離開了我。
當時父親接了信，盯著信封看了好一會兒，口裡說：「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為崽回來再拆。」可還是忍不住拆了。他看了信，便仰面哈哈大笑起來，一隻手舉了上去，吼了一句：「蒼天有眼，公正在時間的路口等待！」就一頭栽在地上，再沒有起來。
我完全明白為什麼那份通知書會給父親那樣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親被劃為右派。其實他並不熱心於政治，在鳴放中也沒說什麼。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風會上給縣中醫院的吳書記提了三條意見，吳書記當時很虛心地接受了。可一個星期以後風雲突變，那三條意見成了向黨進攻的罪狀。朱道夫大感意外，聲淚俱下地表白自己對組織的赤膽忠心，而且，公佈的罪狀與他當時的發言相去實在太遠。他哀求那天參加會議的人出來作證，可大家都沉默了。一天晚上朱道夫來找父親，一進門就跪在地上，請父親出來說句公道話。父親沒有遲疑就答應了，在他看來，這不過是維護自己做人的起碼原則，他並沒有足夠想像力去設想站出來陳述一個事實意味著什麼。朱道夫當時拉著父親的手連聲說：「好人，好人啊！」可父親的證詞毫無意義。吳書記笑著問他：「是這樣的嗎？你再想想？」父親認真地點點頭說：「我以人格擔保。」書記又笑了說：「你的人格就那麼值錢？」又一隻手在父親眼前一點一點地說：「再好好想想，仔細想一想。」父親被激怒了說：「才多久的事我會記錯？一個人他做人總要實事求是。」吳書記反問他：「那你的意思是組織上沒實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親怎麼也想不到，那幾分鐘的對話，要以幾代人的犧牲作為代價。一九六一年，爺爺又氣又病還吃不上飯，餓死了。我從小就生長在歧視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歲，整天餓著向大人要吃的。後來父親告訴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腫，而我常常是坐在門坎上碗不離嘴就把一碗飯吃下去了。「文革」來了，父親挨了鬥，戴著尖尖的紙帽，敲著一面銅鑼遊街。那時我在讀三年級，我迷惑了。難道父親不是好人嗎？好人怎麼會被游鬥呢？不是好人他怎麼常常告訴我要做個好人？那時我心中裝滿了「黑幫」和「潛伏特務」一類的詞，真不敢把這些詞與父親聯繫起來。同學們一唱「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縫鑽進去。後來人們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資派」去了。那時朱道夫常到我家來和父親說話，兩人同病相憐。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報》登出了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這時朱道夫突然站出來揭發了父親，說父親講了怎樣的反動言論，而自己講的那些話，不過是為了引蛇出洞，讓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這樣父親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來了。而母親，她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帶著五歲的妹妹離開了。朱道夫因為揭發有功，就留在縣城了。沒有人比我們更懂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幾個字的沉重份量。我讀了初中，儘管成績優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裡成了一名社員。而父親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為了遠近聞名的鄉間醫生。
我的命運似乎已經確定。父親開始教我探脈、採藥、配方。我崇敬他，但內心卻強烈地反抗著這樣的命運。就這樣過了五年，我也是一個鄉間醫生了，我認了命，不再敢奢望命運會有任何轉機。從我懂事以來，父親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唯有一次，我在絕望中輕聲抱怨了幾句，怨父親不該為朱道夫那個豬都不如的東西說話。萬沒想到父親突然發了脾氣，身子簌簌抖著，一根手指頭一點一點地指著我，說：「崽子，你還沒有學會做人，做人！」看著父親身子顫抖，我很後悔，自己戳到他視為神聖不容褻瀆的東西了。當時父親說：「我一輩子什麼都沒有，就圖了個清白。我死後用白布把我裹起來，你別忘了。」開始有人給我提親了，我竭力地推辭著，卻感到了巨大的陰影正在一步步無可阻擋地逼近。我絕望了。
這天，初中同學胡一兵和劉躍進來到了三山坳，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中國的大學要開考了。我說：「高中都不讓我讀，還讓我讀大學？」他們互相望一眼，都不做聲。他們走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那一天父親整夜沒睡，垂著頭在燈下一支接一支抽煙。我裝著睡著了，咬著被子，眼淚把枕頭濡濕了很大一塊。清早父親對我說：「我下山走一趟。」就進城去了。晚上回來，喘著說：「你可以考，我問了，你可以考！」邊說邊把拳頭對著土牆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滲了出來。我豁出命來讀了三個月的書，在十一月份參加了全省統考。從那以後父親每天就坐在門坎上，望著鄉郵員走上來的那條小路。雖然要一個星期才送一次信，他還是每天那麼望著。消息傳來，劉躍進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書了，一個到武漢大學去學哲學，一個到復旦大學學新聞。我簡直沒有勇氣面對父親那若有所詢的眼光，垂了頭恨不得夾到胯裡去。父親說：「就算沒考上，那還能怪你嗎？也可能是他們講政治條件。」我心裡想：「沒考上明年還可以考，要講政治條件我這一輩子就吹燈拔蠟了。」我強烈希望是自己沒考好，那樣明年還有希望。沒想到錄取通知書最後還是來了，更想不到父親就那麼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墳地，在父親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陽光帶著一絲暖意照在我身上，風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頭髮。不知名的鳥兒在看不見的地方歌唱。一隻鷹在天上孤獨地盤旋，盤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墳拱起來是一個錐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氣息還沒有散去。父親已經死了，我還活著。我心裡似乎在恨著，卻不知恨誰。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裡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靜臥在陽光之下。對它們來說，一年，十年，一百年，時間並不存在。北風嗚嗚地吹著，像天邊傳來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