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廳裡我們十個人住進隨園賓館，把材料湊在一塊，在丁小槐的主持下，討論了兩天，寫出了調查報告的提綱。丁小槐把提綱拿回廳裡去了。我們玩了一天，他回來了，把廳裡的指示傳達了，對提綱作了幾點修改。幾個人分頭去寫報告，交流的時候大家隱約閃爍含糊其詞地開著玩笑。一個人說：「我們這個報告的精確程度天下少有，都到小數點後面兩位了。」另一個說：「這種精確性只有在丁處長的指導下才可能取得，當然也離不開江主任的領導。」江主任裝作聽不懂其中的意味。我想著這麼大的事居然也可以這樣來操作，真的不可思議。開始時一個大人物有那麼個意思，結論也就真的被扭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我這才知道大人物的意志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想一想天下不知有多少事情並不是人們看到的那個樣子，心中就發慌，感到恐懼，我們看到的世界原來是別人願意讓我們看到的樣子。
發病率比上一次統計還是有所提高，原因是連續幾年漲大水。下一步的目標是在三年內把發病率降到百分之三點二以下，我知道三年以後的調查數據這也就出來了。報告作最後的定稿時，我還想掙扎一下，說：「這幾年連續漲大水，發病率可能會提得更高一點，漲了大水。」沒有人接我的話，好一會兒有人說：「算了，大為，算了。」我說：「那就算了？」望著江主任，江主任說：「總不能再下去搞一次吧。要不然你跟丁處長馬廳長匯報去？他們說去第二次，我抓起行李就走。」大家都笑起來，我也陪著擠出一個笑臉。我看著他們心裡想：「你們都是人，還是知識分子，一個個聰明過度，把世界看透了，就是沒人願出來說一句話。」我想把問題提出來，有幾個人應和，情況也許會有所改觀，可就是沒人響應。一聲算了，就把那些苦人兒賣了。不說良心和責任，大家都是學醫的，說人性吧。一份報告一百多頁，又是圖表又是統計數據，裝訂得像一本書，準備報到部裡去。總結會是丁小槐主持的，大家都說這次的數據是歷次抽樣調查中最準確的。一個人說：「這種精確性只有在丁處長的指導下才可能取得。」我捏著一把汗，怕丁小槐聽出其中的意味而把臉放下來，他也不傻，他不知道底細？可丁小槐沒有一點生氣的樣子，反而面有得意之色。這使我更深地體會到了人性的盲點，那些好聽的話能夠如此有效地瓦解一個人的判斷力。以後有什麼好聽的話儘管放膽說出來，首先自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千萬不要怕肉麻，也不必擔心被奉承者會承受不了。要辦成什麼事，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點。
報告報上去了，我心裡想著那些無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來。當年父親和我掙扎在那個偏遠的山村，也處於這樣一種無助的狀態。公正會在時間的路口等待那些無助的人嗎？我不能騙自己。我沉默著，我只能沉默，可沉默就是參與，我參與了。好多次我在突然之間有一股熱血湧上頭頂，吼一聲吧，吼一聲吧，我有吼一聲的責任。這麼吼一聲的機會，人生能有幾次？就在我似乎下定決心的時候，反過來想一想那些促使自己吼一聲的理由，都不那麼穩妥。我決定放棄。
一個週末，在省城工作的十來個中學同學到胡一兵家聚會，大家七嘴八舌說起社會上的怪現象，我就把這件事說了。我以為他們會感到驚異，可他們聽了也沒有特別的反應，只當是許多故事中的一個故事。我試著說：「這件事我不捅上去肯定沒人去捅，難道就這麼算了？」胡一兵說：「算了的事有多少，為什麼你這件事就不能算了？你以為你是誰吧，各人管自己的事，上帝管大家的事。公道主持不完，人生卻只有一輩子。」劉躍進說：「一個名記者都這樣說話，人性還有什麼希望？」胡一兵說：「我已經不是記者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沒有良心的負擔了，我就是負擔不起才改行的。」他這時候正為貸款的事頭疼，一心想著怎麼把建設銀行的信貸員拉下水。我說：「我就是在其位嘛，我要是沒去搞調查也就不想吼那麼一嗓子了。」大家又感歎生活中有兩種邏輯，良知的邏輯和生存的邏輯，按理說這兩種邏輯應該一致，盡良知的責任就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就像那兩個美國記者，把水門事件那麼一曝光，自己就成了名記者。劉躍進說：「胡一兵你現在是商人了，戴一副孔方兄的眼鏡看世界，看什麼都是孔方兄，整個一個經濟動物。」胡一兵說：「劉躍進你站在講台上講什麼精神，道理一串一串紅辣椒似的，煞是好看，真碰了什麼事，砂子都擱在眼睛裡。你們那裡件件事都是公正的？我沒看見你跳出來吼那麼一嗓子。」這麼一說劉躍進馬上氣餒了，空洞地說：「那也不見得，那也不見得。」我說：「話別講散了，傘別撐開了，那你們的意思，我就不跳出來算了？我真的不相信一件事明明白白擺在那裡就是說不明白！」大家都笑了，說：「池大為到底比我們多讀幾年書，書生氣硬是重一些。」胡一兵說：「幾千年都沒講清，輪到你就能講清？講得清屈原也不跳江，岳飛也不被殺，劉少奇也不死得不明不白，還有你自己的父親，怎麼樣？你跳出來那不是雞蛋碰石頭，簡直就是雞蛋碰地球。」他這一番話，把我的勇氣又打下去了。我說：「你們坐在這裡談玄很輕鬆，沒看到那些病人有多麼可憐。世界上就是有兩種人，一種是命都不值錢的人，一種是政績和面子重於泰山的人，第一種人總是為第二種人不斷地付出代價。」這麼一說，劉躍進就說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本來是反右的，彭德懷上了萬言書，突然轉向反左，結果是三年苦日子，人都餓死了。
這時有人叫肚子餓了，催胡一兵去做飯，胡一兵說：「我這就打電話叫唯一酒樓把飯菜送來，我早就訂好了。」我說：「你一邊為貸款發愁，一邊訂酒席。」他說：「錢用慣了就收不住手，怎麼也收不住，哪天不用百把塊錢就丟了魂一樣。」劉躍進說：「市場就是這樣把人活活地給同化了。」一個女同學說：「胡一兵你再找一個，至少有人做飯給我們吃吧，別結一次婚就嚇怕了，女人不是老虎。」胡一兵說：「還是一個人自由，一個人好。」女同學說：「男人真的好殘忍啊。」
吃著飯我說：「我的問題還是懸著呢，大家說怎麼辦？」胡一兵說：「就這樣辦。」說著做一個睜隻眼閉只眼的怪模樣。劉躍進說：「你這個傢伙太歹毒了。」胡一兵說：「我是蛇窩裡爬出來的嗎？」我說：「對不人道的事情我真的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參與，太對不起那些病人了。」劉躍進說：「我們這些人都臨陣逃脫，還能指望誰堅守在那裡呢？」胡一兵說：「大為你如果實在覺得過意不去，等我第一筆生意做成了，我出兩三萬錢買一批藥送去，順便在電視台找一個哥們兒去給我報道一下，我也不虧。」我說：「兩三萬能救幾個人？」他說：「你要把自己看成上帝，那我就沒辦法了。」又有人說：「胡一兵你在電視台熟人朋友多，搞兩個記者去報道一下，也做一件好事。」胡一兵馬上說：「你們真的把記者看成了上帝。這些沒根沒底的事也去捅，捅出禍來了脫得了身？再說誰也沒有確切的數據，就憑大為一張嘴說？小人物把命拼上，也動不了世界一根毫毛！照理說裝聾作啞就不配做一個知識分子，可是你不裝聾作啞就讓你不配做一個人。」聽了這話我駭然心動，又覺得這也是放棄的一條理由。人作出犧牲，需要充分的理由，如果什麼也改變不了，犧牲就沒有意義了。我說：「這件事我心裡實在放不下來，可也只有放下來，我的腳下沒有路。」劉躍進說：「路就在你的腳下，你沒有勇氣走。你明知路在哪裡，又裝著沒看見。」我說：「我敢走嗎？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又筷子點著桌上的菜說：「人吃動物，人其實比動物更可憐，更可憐！」說著夾起一片肉往上面一拋，張口咬住了。有人說：「大為你心裡實在過不去，我出個主意，你就裝作是長港鄉在省城讀書的大學生，寫封匿名信到衛生部去，再寫一封到報社，你不露痕跡，鬼知道是你寫的？」大家都覺得這個方式不錯。胡一兵說：「除非你真的不露一點痕跡，否則領導不是傻瓜。你要在圈子裡討生活，又要有懷疑和批評的想法，這不合邏輯，這是你們的可悲之處。」那天從胡一兵家裡出來，我心裡墜著鉛似的。下樓時胡一兵說：「大為，算了，想著自己不是上帝就別讓自己操這份心了。別人不知道你，我是知道你的。你就是想反抗碌碌無為的生活，給自己一個證明，池大為這個人還是能做點什麼的，我知道你。我吧，我不再懷著幼稚的使命感面對世界，放棄了改變世界的幻想。我要給自己一個證明也得先保住了自己，我比你就多了這麼一點。」我說：「你比我不是多一點，而是少一點。」我理解他，失去了信念，就失去了承擔和犧牲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