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把你的人生經驗和教訓做一個總結，你能不能用一句話，把最深刻的部分做一個表達？」
這是我設計並提供給訪談者的《人生問卷》中的一條。
他的答案是：
「朋友不能沒有，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朋友不能太多，多一個朋友多一份禍。」
他是個健談的人，有一種非常自然的親和力和感染力。我坐在他的對面，不到5分鐘的時間，我們已經圍繞我想瞭解的內容，進入暢快的交流。我對他不感到陌生，他也不會給人以任何牴觸感甚至壓抑感。
不得不承認，他的氣場是比較強大的，而且是有溫度的。儘管他現在是一名犯人，但忽略這個事實的話，你完全可以在瞬間印象裡，給他一個較高的定位：健談爽朗，英氣勃發。他的氣質特別能寫照他以前的身份：廳級幹部，社會活動家。
他開門見山，對我說：
「我的人生的確失敗了，但我不覺得我一無是處，尤其是在事業上，我不會鄙薄自己的功德。」他大口吞吐著香煙，說，「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省裡建成和在建的每一條高速公路、每一個沿海港口和內河港口、每一條內河航道、每一個機場、每一條城市地鐵，數不過來的項目，幾乎都是我親自審批和跑北京協助審批的。我對它們的每一根鋼筋每一寸混凝土，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跟它們有肌膚之親的感覺，有深厚的感情，我熱愛它們，它們已成為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希望您客觀寫我，我的生活我的道德任由評說，我的勞苦功高也不能因此抹殺啊，對吧？」
我點點頭，向他承諾，一定不會違背事實。
他突然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低下頭，歎了一口氣，聲調明顯有了一些苦澀：
「一個好漢三個幫，朋友多，幫我成了不少事，朋友雜，也壞了我不少事。」
1
我栽在這片土地上，但我並不是這裡土生土長的幹部，在這裡，我算是外來幹部。
20多年前，我在國務院直屬交通部機關上班，是一名年輕的副處長。性格的原因，我比較活潑，並不是很喜歡那些大的衙門，加上年輕，屁股有點坐不住。有一陣子國家鼓勵大機關的幹部到基層去鍛煉，級別低一點的算掛職，級別高的，就是交流培養了。所以，一般級別低的年輕人，不願意下去，掛兩年職，折騰到某個省某個市，像我這樣，一去上千里，吃一番苦再回來，嗨，說不定上面人變了，你連上調一級的希望都黃了。我算另類吧，下來鍛煉是我自願的。我給部裡打了報告，說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話，就像當年知識青年下鄉前一樣，心潮澎湃，急不可耐，所以大表決心，一定為地方父老鄉親做實事，為培養我的交通部機關爭光。
就這張報告，把我送了幾千里，送了大半生，現在，又送到這裡來了。所以，人啊，規劃自己的人生道路，跟規劃一條實體的公路不一樣，這個沒有圖紙讓你改來改去，一旦上路了，沒那麼容易來來回回地調整方向，甚至重修一條出來。修改工程自然容易，修改人生，難。
我的掛職，順利也不順利。我在這裡當了兩年副處長，掛職到期了，回部裡一看，我所在的那個司局換領導了。新領導一見面，跟我寒暄了幾句，就站起來送客，說小伙子在新疆好好幹。我連忙說不是新疆，是南方哪裡哪裡，而且我掛職兩年到期了，想回來。司長說，好啊，歡迎回來。就跟我握手告別。我感覺，想回來調一級，看來沒那麼容易。就繼續回到省廳上班。我很感謝那時省廳裡的幾個小兄弟，特別是我掛職所在的那個處的處長，年齡不小了，資格很老，但對我一直很熱情很呵護，用足了兄長風範。他見我從北京回來後，情緒不高，也不提結束掛職回北京的事兒，就看穿其中的蹊蹺了。
那個週末，他特意組織了一個飯局，喊了廳裡一群年輕人，過來陪我喝酒吹老牛。飯局散了後，他說小子誒，你嫂子出差了，你反正一個人在這裡，不如到我那裡住一晚，我們聊聊。
那天晚上，我住在處長家，我們聊了幾乎一個通宵。他給我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不想立即回北京，可以在這裡等一等。他還透露，他快提拔了，只要他的事一成，立即會提議我來接他的處長位子。
這一夜，讓我感受到了同事的友誼，有時真是金不換的。都說機關同事無朋友，在我這裡，這個說法還真不成立。我為人還算不錯吧，好人往往會遇到好人，這是冥冥之中的正能量主導的運氣。當然，也是因為我是從北京上級機關過來掛職的，說到底跟他們不是直接競爭對手的關係，算半個客人吧，大家犯不著小肚雞腸對我啊。所以，我跟他們處得都不錯，有幾個年齡相仿的，比如我們處長，關係很鐵，不是一般的鐵，鐵到星期假日，我是可以隨便跑到他們家改善伙食的。這一夜，也讓我做了這個決定，就是暫時不回去，在這裡等個位子，起碼解決個正處再回去也不遲。反正，年輕。
不久，我如願當上了處長。原來的處長提拔了，成了副廳長，而且分管這個處。他是我的恩人，也是鐵哥們兒，我在他的領導下，幹活幹得很痛快。那時，為了一個項目，我們可以連續討論十幾個小時，就著盒飯，不休息，直到項目的眉目清楚了，才撤。所以，他和我的辦公室，都在寫字檯後面放了一張小床。廳裡的同事都笑話我們，說是「同性戀」，合計著在廳裡偷情呢。有一次，廳長在開會的時候，開玩笑說，這次這個項目，是你們兩個沒日沒夜「偷情」的成果。後來，廳裡就流行了一句話，叫「加班偷情」，就是在辦公室搭小床加班幹活的意思。
我和他還有一個共同的事兒，也很有意思，就是車子裡出差的拉桿箱從來沒有卸下來過，因為三兩天出差跑項目，索性就把出差的一套常用的傢伙，一人一個拉桿箱放在他的專車裡，方便我們隨時出行。大多數時候，我們出差都是臨時決定，隨機出發，匆匆來去。他對我說，老弟，我把你留下來是留對了，你能幹，肯幹，而且是部裡的人，上頭熟悉，進得去門，說得了話，沒你不行，你得多出力，多待幾年，等省裡的交通狀況全面改善了，你再回你那敬愛的北京，OK？
我說，OK！
我們都嘗到了「交情」的甜頭。副廳長業餘喜歡書法。我有一天對他說，老哥，幫我寫個作品，掛到我辦公室：四海之內皆兄弟。
他說，行，本來我是從來不送字給人掛的，那是真正的獻醜，活獻醜，但你這句話選得好，我要支持，所以，行。
「四海之內皆兄弟」，那幅字一直掛在我辦公室，我提拔，調換辦公室，都一直跟著我。我是把它當人生座右銘的。
那時，我站在那個位置上，通過特殊的人際關係構成，的確辦成了許多實事。上面人頭熟，「跑部」其實就是「回家」，信息靈通啊，說得上話呀。部裡我的大小兄弟們，大大小小都有點權力了。他們體恤我在下面不容易，我們省裡又是國家重點扶持發展的地區，應該支持。而這邊分管領導又特別支持我，我放得開，沒有什麼顧忌，想得到就能幹得到。
至少到那個時候為止，我交的這些朋友都是不錯的，提供的多是正能量吧。而且，也是圍繞工作在交際。偶爾我想答謝他們什麼的，也就是吃頓飯，喝個茶，在一起說幾句好話，表達一些正當的友情。
我那個副廳長老哥，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很開明，很豪放，也沒有什麼私心，率性熱情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工作結成的友誼裡。我的成長期受他的影響太大了，所謂上梁一正，下梁不歪，就是這個道理，這個狀態。他挽留了我，培養了我，在我「單身」生活期間像對待親弟弟一樣，無微不至照顧我。除了春節我回北京家裡過，其他節日我基本上在他家過的。他們兩口子一起下廚，我跟一個大孩子一樣，跟他兒子在一旁看電視，打遊戲。那是一段多麼美好的回憶啊，想起來非常溫馨。我現在越發深刻體會到，人與人之間這種溫暖而乾淨的關係，會進入長久的記憶，會進入血液，會永恆。我覺得欠他的太多，無以回報，每次新年從北京回來，就帶點北方的特產，紅腸，乾果，東北大米，給他們。他們樂呵呵地收下來。然後，我每次回北京的時候，他們給我準備一大堆南方特產，讓我帶回去給老婆孩子。有一年孩子暑假，我老婆帶著孩子來我這裡度假，他和嫂子都說，別浪費錢住賓館，我們房子還算寬敞，正好嫂子也寂寞，孩子缺玩伴，住我們家吧。就這樣，兩家人一起住了兩個星期，嫂子陪我的家人，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一起嘮。分別的時候，兩個女人和兩家的孩子，都眼淚汪汪的。現在想想，都叫人心裡發酸。也就是這種感情，才有生命力，無法淡忘啊。我明白得有點晚啊。
所以，那時我幹得爽，一爽好幾年，爽了好多年啊，時間飛快就過去了。掛的那幅字都發黃了。我也幾乎忘記回交通部這回事了。過了幾年，老廳長退休，副廳長轉正。他跟我說，老弟，想在這裡發展，乾脆就正式調過來吧。我心領神會，索性把關係轉了過來。不久我就如願接上他的位置，當上了副廳長。
2
我那時候，官不算很大，但我的名聲不小。我是交通行業的名專家，而且我的名聲不是單純靠寫文章、講課吹出來的，我是靠幹出來的。我是先有蜚聲的業績，然後才被業界和學界廣泛關注的。國家發改委和交通部等部委辦的一些綜合運輸研究院所，上海、西安等地的交通大學，紛紛聘我擔任兼職研究員和客座教授。我善於結合中國實際，把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一些問題準確擺出來，然後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找到依據和現實解決辦法。我記得有一次在沿海某省講課，他們分管交通的副省長連續聽了我兩堂課，然後對我說，要是願意來他們省工作，他馬上找省委書記請示，請我過來擔任交通廳長、發改委主任或者省政府協調管理這項工作的副秘書長。副省長還告訴我，他全面調研過我們省交通發展的情況，說我不只是能人了，簡直是神人。如果他們省有這樣的領導幹部，他這個副省長就能唱著「好日子」輕輕鬆鬆地當了。
我覺得他的話，沒有誇張，這一點我用不著謙虛。從處長到副廳長任職期間，我主要負責公路、水路、鐵路、民航的規劃和利用外資工作。先不說方略，那精神，多少年過去了，夜以繼日、通宵達旦的工作場景，還歷歷在目。我記得我那大哥廳長，多少次跟我說，哎呀，劉歡的歌所唱的，我們得篡改一下，人生哪怕再豪邁，如果讓我從頭再來，也不能再干交通了。這樣干交通，等於為別人打通無數的路，為自己造一條疲於奔命的路，一晃青春沒了，路兩邊的野花，連看都沒有來得及看一眼就枯萎了。
這些自嘲的話，說一下算是宣洩掉了，但其中的苦，都是我們自己一點一點吃進去的。
我給你報一個「出勤單」和「成績單」吧。我那些年頻繁跑北京，到國家有關部委匯報工作和對接項目，爭取國家部委對我省交通項目的行政審批和資金投入。跑了多少趟呢？絕對不止兩位數。把孩子帶大，孩子考上大學後，我愛人也從北京調過來工作，解決了兩地分居。有一陣她老後悔了，說早知道你這樣不停跑北京，我還要調到這裡幹什麼呀，你在北京的時間，都不少於在這裡了。再說成績單。記得剛到這裡時，中央撥給我們省裡的交通項目的資金不到1億元，到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超過100億元了，經我手爭取到的項目資金，全部總量突破了1000億元。我們這裡不是一個發達地區，這麼多資金進來，地方基礎建設改觀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還有一塊工作，就是交通利用外資工作，這個跟爭取國家資金工作，在我這邊齊頭並進。可你知道，這個是最難的，我們這裡山區多，交通利用率卻不在全國第一方陣，跟上海、江蘇、廣東、浙江、山東這些省份沒法比，人家是交通建設成本低，利用率高，我們是反過來的，投資成本高，利用率不高，效益風險顯然存在。但這項工作，在我們的努力下，依然走在全國前列。比如，我們引進世界銀行項目3個共3.3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項目4個共7.5億美元，在全國交通行業中名列前茅，在西部地區名列第一。
有人事後諸葛亮，說我居功自傲，每每說起交通建設的成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樣，把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把同事共同奮鬥的成果，當成了個人功勞，認為自己包打天下，勞苦功高。說我這樣的人，好大喜功，他們早就看出來了，必出事無疑。我很佩服那些出口就來一句「我早看出來誰誰誰要失敗」「我早就看出來誰誰誰一定會成功」的小人，我負責任地告訴你，雖然我今天失敗了，但這類人生導師、事業評論家絕對是小人。不客氣地講，假如把我這樣的人說成是國家蛀蟲，那他們這種人只能算是蛆蟲吧，他們基本上是屬於吃飯拉屎不幹活，專門無事生非議論幹活的人的一群，出來就剩一張嘴，其他都無用的混混。我從來沒有把功勞攬到一個人身上。省委、省政府不支持，能讓我這樣跑？還有，我那個大哥不帶著我干，我一個人當然幹不了。我不是一把手啊，一把手支持你或者你自己是一把手，才能放手幹啊。
2009年，我的廳長大哥退休了，他毫無懸念地推薦了我接替他。可我，卻大有懸念地落選了。我的工作環境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微妙在哪裡，我不想多說這個，反正，一輛正在加速的車，你不得不剎車，甚至多了一個導航，不斷東西南北地告訴你，改道，掉頭，這個，那個，說三道四，指東說西，我不適應。
我冷了下來，也許是別人給澆的涼水，也許是自己給自己澆的涼水，反正我工作的熱情，當頭冷了下來。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姓董的朋友出現了，他從北京趕過來，對我說，哥們兒，別洩氣了，人生道路，從來沒有平坦的，其實你這是回歸官場常態了啊——工作，本來就沒有必要那麼拚命，官場嘛，真理來了半睜眼，工作來了慢慢干，陞官就燒三把火，不升，呵呵，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三朋四友喝小酒，自得其樂也好過。哈哈，這話講的，要是早幾年，我抽他丫一大嘴巴。可那時，我聽了真舒服。然後，在他的安排下，我第一次假借工作調研的名義，回北京跟我的三朋四友喝小酒去了。
那次，我在北京一待半個月都沒有回省裡來。我們天天晚上喝酒唱歌，上午睡懶覺，下午到高爾夫球場，學打球。董老闆說我在高爾夫方面有天賦，上手很快。說實在的，不僅是上手很快，更是上癮很快。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打、打得多不多。不會？哎呀，那我們在這個方面，還真沒有共同語言，說了你不懂，即使懂，你也沒有那種體會。有的人臆想，認為富豪打高爾夫，是因為球場綠草如茵，環境優美，空氣新鮮，貪戀環境；還有的人歪想，說高爾夫球童，多是素衣長髮的美少女，是獵艷來了；還有的人呆想，說打高爾夫的人都是為了交際，公關，尋求商機。這些說法，你說完全不存在，也不現實。再好的東西，弄到中國，總會附會一點「歪門邪道」，但這些不會多，也不會長久，因為這塊土地上，不缺土包子，但土包子缺智慧，缺恆心，凡事攪和一陣，他就沒趣地撤了。我不一樣，我打高爾夫的時候，思緒像球一樣，會不斷彈跳，飛起來，落下去，沉入洞裡，陷入深邃。我喜歡那樣的情境，我的思維會特別活躍，而我的心，會特別舒緩，趨於平和。在球場上，我不想工作的樂趣，也不想事業的煩惱。我是一個純粹的人。我是我。
我後來迷戀高爾夫，是付出了代價的。不少老闆朋友幫我辦會員卡，我出事時檢察院從我辦公室搜到13張會員卡，有北京的，深圳的，南京的，廈門的，杭州的，三亞的，新疆的，成都的，上海的，等等，他們說卡裡的會費加起來有200多萬元。這些卡我有的用過，用得比較多的也就是成都、上海和深圳觀瀾湖的，其他的，有的就用過一兩次，有的從來沒動過。我也不知道這些卡裡面有多少錢。我完全不問這個，別人帶我去打球，事後就問我，這球場怎麼樣，我說不錯，他們就辦一張卡，說大哥這個拿著，就是個打球憑證而已，這樣不用我們每次陪著您，您自己也可以帶朋友過來揮兩桿子，方便。我就拿著了，往辦公室抽屜裡那麼一摔，有的就忘了。
我清楚自己很聰明，而且精力充沛。要是幹正事，能出大成績；要是像後來的幾年這樣，幹一些不著調的事，一樣會幹得很投入、很出「成績」。後面三四年，我不光到處跟著朋友去打球，還參加了一些比賽，居然拿過不少業餘段比賽的大獎。
後來我是把工作這件事「想通了」的。我沒心思上班，一動就藉故外出打球，當然不是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的理所當然。即使放到古代，也沒有哪個朝代允許官員這麼幹。我之所以覺得很正常，其實是心裡鬧彆扭。我覺得我那樣幹，最後還是沒有當上廳長，前任再推薦，業界名氣再大，加班脫皮再多幾層，都不行。既然如此，就讓那些當廳長的人干唄。既然不能讓多勞者多得，那就讓多得者多勞吧。
人有時候處在一種自我認識的藩籬裡，眼界、心胸一時都擱淺了。我光看到自己沒能當廳長，就沒有看到更多的處長，幹活兒也不少，照樣當不了副廳長，更多的幹部當不上處長、副處長，位置就那麼多，總歸有分工不同啊。可當時我就是想不通，拚命地鬧情緒，鬧著鬧著，自由散漫，任性放縱，就習以為常了。我整個人確實變了。
在許多事情上，我故意跟新廳長頂牛。比如，省裡的一個重點工程——航運樞紐工程是世界銀行貸款項目，在設備採購國際招標中，我故意隨便意向了一個中標公司。廳長聽取評審專家的意見後沒有同意，我在會上立即發飆，公然和廳長拍桌子干。當時很多人以為我在那個指定公司裡有利益，其實還真沒有，後來紀委也查過這個公司，他們的老闆我根本不認識。我只是覺得這家公司可能幹不好，所以就故意推薦，給工程挖兩個坑，讓廳長吃不了兜著走。結果，廳長還真蠻負責任的，親自組織了一個專家組，到工程現場的港口考察，到所有參招公司考察資質，在瞭解各方面意見後，否決了我的意見。
我不喜歡看到後來的廳長那種志滿意得的樣子，絕對不耐煩他對我指手畫腳，一副領導的樣子，慢慢地我甚至討厭一切服從廳主要領導和其他領導的那些下屬。
有的下屬其實以前對我很好，也是我多年的「哥們兒」，但是，當我落選廳長之後，發現他們一如既往勤奮工作，而且對新廳長的那種慇勤，一點不比對前任差，我心裡就不爽了，從此不把這些人當作什麼朋友了。看到他們積極樂觀的樣子，我的心裡往往就產生不愉快的情緒，所以就懶得參加單位的集體活動。單位黨組中心組織集體學習，我幾乎一律不參加；遲到早退是家常便飯，不請假閃人，也是司空見慣了。我的桌子上常年積壓著一大堆文件，我能不看就不看，實在要看，能不表態就不表態，能不批示，絕對不劃拉一個字；實在需要簽批的往來公文，我就故意拖延。對有審批時限要求的項目審批、資金申報等事項，則在經辦業務處室多次催促之後才肯簽發，但就是畫個圈，簽個名字，有時候連名字都懶得簽全了，就簽個姓，簽個日期，了事。我出事後，聽辦案人員講，發現我辦公桌上仍有積壓未簽批的四十幾份文件，有的甚至是下屬單位兩年前作為急件送給我而始終未簽批的文件。甚至對分管處室人員年度考核優秀等次建議的文件，也被我壓著不批。我的心態是，既然我都沒有得到提拔，我的下屬有什麼資格邀功領賞當先進啊，沒那好事。所以，我分管的下屬單位，後來再也沒有出過先進，沒有提拔過幹部。這些人，對我敢怒不敢言，背後也說過我不少壞話。
就我的這些所作所為，廳長找我談過，我直接就說，我對他們的工作不滿意，等他們幹得像我以前一樣好，一樣辛苦，陞官不陞官，我不能保證，推舉個把先進，還是可以同意的嘛。結果，年底組織部就讓一位分管機關幹部的副部長找我談話，提醒我注意。當時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沒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更討厭廳長和我的同事了，我覺得他們打了我的小報告，在組織部那裡搗鼓人，太缺德了。
雖然我的工作朋友越來越少，但我不缺朋友。畢竟是副廳長，來巴結我的老闆有的是。以前忙於工作，這些人來請我，我基本上不應酬他們。後來，他們的出現，正好中了我的意，填補了我一時的空虛。我的生活觀，在他們的影響下，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想方設法工作，變成挖空心思「提升生活品質」，那些跟我一起享樂、為我安排「活動活動」的老闆，成了我親密的「四海兄弟」。
有了這些兄弟，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種價值感」。
3
我的這些老闆朋友，沒有不知道我路子廣、關係硬、能量大、講義氣的。他們天天圍著我轉，捧著我，為我安排東安排西，很有耐心。他們一般都不開口，都是處了半年以上，有過多次一起「活動」的經歷，他們才開口求助。這類朋友太多了，這裡不一一說了，反正就是那麼回事。他們伺候我，我為他們，利用權力，開方便之門，突破規矩辦事，然後他們給我好處。就這個套路嘛，領導幹部，大都是這樣栽的吧，我也不例外。
挑一個最重要的說說吧。
為什麼說最重要，唉，法院認定我收了3000多萬元，有2200萬元就是這哥們兒送的。他姓黃，是省內一家高速公路運營公司的老闆，我為這家公司出過「大力」，幫過「大忙」。他們就不斷送我「大禮」，直到，呵呵，直到把我送到這兒來了。
大概五六年前，我們交通廳與馬來西亞的一家集團公司，簽訂了省內一條高速公路的BOT合同，由馬來西亞的公司投資建設這條高速公路項目。馬來西亞公司委派姓黃的過來籌備成立實施這個項目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並開展前期工作。馬來西亞方面打聽到我既分管這個項目，又神通廣大，就讓姓黃的來公關我。我就向黃先生推薦了我的哥們兒董某，擔任這個公司的CEO。董某是在我失意的第一時間，從北京跑到這裡來陪我的啊，我得報答人家。董某也很「懂事」，他後來專門在這裡開了一家公司，說是方便服務我，當然我知道這是個說法而已，在我的地盤上賺錢才是真，但當時我覺得這個不重要，人家為我服務也是真的啊。我就直白地告訴馬來西亞方面的黃先生，董某完全能勝任，而且董某，是我信任的人，你們好好考察他一下，先弄定了人，然後咱們再談事兒。
我在交通廳分管外資處和高速公路建設等工作。這個高速項目屬於外資，在項目審批、核准等方面，都需要過我這一關。黃先生立即答應董某參與該項目的前期工作。董某會意，一個星期內就把自己的公司關門，過來負責高速公路公司的籌備處工作。下半年起，我應黃、董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他們在省交通廳、發改委辦理高速公路項目相關審批手續。我利用與交通部、國家發改委等國家部委的工作關係，把上上下下的朋友和熟人統統調動起來，為這個項目服務。我連續多次帶他們到國土資源部、水利部、國家環保總局、商務部等部委，辦理該高速項目用地預審、水保、環評、核准等行政審批事項。在半年的時間內，高速項目先後取得水土保持方案、環境影響報告書、建設用地預審等相關批復。第二年7月，國家發改委核准該高速項目。很快，商務部批准也正式設立該高速公路公司。
我跟你講，你不幹這一行，你不知道報批這樣一個項目，有多麼的煩瑣。這可是一個非常龐雜、複雜、繁雜的大手續工程。一般來說，同類項目審批完成，順利的話也需要很長時間。但是，我出馬了，效率就不一樣了，在我親力親為聯繫協調下，這個項目只用了較短時間就通過審批。對於每天支付資金利息高達百萬元的高速公路籌備公司來說，真正是「時間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錢」。這兩老小子，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而我在高速項目其他方面「一揮手一彈指」就能幫「大忙」的能量，更是讓他們兩人對我有求必應。
比如，該高速項目合同簽訂後，省交通廳要求外方投資主體馬來西亞方面公司，在編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時增加一個連接線方案，我稱為J-X連線，就是連接J地到X地的一個專用高速線，將J-X連線納入整個高速項目同步建設。就此，黃先生向我提出，修建連接線會增加約5億元的投資且沒有收益，馬來西亞公司不同意增加該連接線，請我幫助協調解決。我覺得這可是大事，要改變整體規劃建設，也就是推翻廳裡已經確定的方案。儘管如此，在拿到他們的一筆巨額好處費後，我還是答應幫忙。我召集交通廳外資處、規劃計劃處等相關處室負責人和黃、董等人開會，研究J-X連接線問題。這是一次開得艱難的會議，多數人建議按交通廳的決定，先將J-X連接線納入該高速項目上報國家發改委。我堅持必須剔除該連接線規劃，並且威脅意見不同的會議代表，誰要是同意保留這條連接線，誰就負責到北京跑部委，報批項目，搞不下來，耽誤了工作進展，要負全責。此言一出，他們全部閉嘴，我就拍板決定不將J-X連接線與高速項目捆綁建設。我抓住了他們的軟肋。
這麼多年，上面的路子，幾乎都在我的手中，這是我的籌碼，我認為沒人可以取代。
有一天，黃和董又來找我，要我協調促成高速項目在路過的一個縣增設一個互通。我明明知道這也不太妥當，支吾了兩句這個有難處。董在當天夜裡請我吃飯，送我回家時，提了整整500萬元的現金，放在我的客廳裡。第二天我就讓老婆把錢存入銀行私人賬戶，然後打電話答覆，幫他們試試。結果，這一「試」，又「試」成了。
很多事，我覺得沒有我，根本辦不下來。我那時候的心態，現在想想已經相當的可怕。我認為，我在幫助這些朋友，幫他們發財，也回報他們對我的「關照」。這是朋友間有情有義的表現，也有助事業，算是在積功累德啊。因沒有提拔，我的確鬧了一陣子情緒，懶散不作為，但後來又開始「作為」，一改「故意拖延、壓文不批」的毛病，許多事項批示不過夜，立馬走流程，主動催著辦，積極工作的感覺，總歸比消極應付的感覺好啊。可是，我自己知道，這種改變的動力，也就是這些所謂的兄弟，他們讓我四海之內，自由行，讓我幾年之內，路路發，對我的照顧相當的周到，對我的給予，也是相當慷慨啊。
最終，這些兄弟讓我四海之內走投無路。
我的廳長老哥，曾經照顧我多年，我跟他一起奮鬥，陪伴了我整個青春，並培養我到副廳級領導崗位，他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恩人。可他不幸在退休的第三年患病去世。我覺得他毀於太傻，是在位時積勞成疾，把一切獻給了工作造成的。他去世時躺在那裡，四肢瘦得如同幾根枯竹，關節骨出來很高。那曾是一個多麼生龍活虎的漢子啊。我在他的床頭號啕大哭。但我當時沒有為他感動，而是為他惋惜。我吸取的不是他的優秀，而是把他當成教訓，下決心再也不能像他那樣活！從此我走上了享樂主義的邪路。
現在想起我在大哥床頭的哭，我又忍不住再哭，我痛哭我自己，痛恨我自己，我寧可像大哥那樣死，也不要像現在這樣活啊。
我手頭關於他的案卷材料顯示：公訴機關指控，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不當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3000多萬元人民幣，以及40多萬元港幣和34萬美元，數額特別巨大。縱觀他的貪腐過程，他「收人錢財，幫人辦事」，看起來是「順水推舟、成人之美」，實則是動用了手中的權力或者工作人脈，促成了請托人看來比登天還難的大事。在犯罪過程中，他認為，他只不過是從雙贏的結果中獲得了一點「感謝」。後來他對法院說，自己的犯罪行為沒有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只是為請托人促成項目合作成功，促成外商、民企來省裡投資建設，從中獲取了一些請托人的好處。希望法院對他從寬處罰。省紀委認為，他的行為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侵害了公權力的廉潔性，惡化了政治生態，敗壞了社會風氣，流毒甚遠。法院裁定，其行為已經嚴重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有關規定，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跟我的言談中，他反覆表示自己已經「知罪、認罪、悔罪」。
儘管我在訪談一開始，就已經追問了他一個來自「人生問答」中的問題，但談話結束後，我又產生了一個強烈的追問念頭，我特別想知道，如果當初他如願當上廳長，他的那些所謂朋友兄弟，來找他辦事，他辦不辦？事情辦了，給他答謝好處，他要不要？難道職務的正副，就能直接導致人生的正負？
我把我的疑問一股腦兒說出來。他聽完，一下子愣住了。後來他說，你這假設太厲害了，我頭疼欲裂，現在真的無法回答你了，等幾天，等幾天，我會想明白然後告訴你的。就這樣吧。
顯然，人家對我下逐客令啦。
嗯嗯，那好吧。我說，謝謝你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