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總部位於歐洲大陸腹地的世界著名藝術品經紀集團戴維德斯將它的業務拓展到中國。戴維德斯視中國是其「最後一個野心」——中國是一個剛剛開放的藝術品藏品大國，民間寶藏不可限量；中國更是一個藝術品潛在的消費大國，中國尚未形成真正的藝術交易市場。而中國對戴維德斯的意義非凡：中國是陶瓷大國，戴維德斯正在雄心勃勃地向瓷器藝術經紀業務深度拓展。戴維德斯的中國計劃是，趁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缺錢、缺藝術長遠眼光之機，派出強有力的藝術獵頭隊伍，進入中國，不惜血本收購民間藏寶。等到若干年後中國富裕了，且藝術市場甦醒，這批藏品可以通過國際拍賣和藝術品的「黑暗通道」高價「回流」，戴維德斯可以賺到數百倍甚至萬倍的巨額利潤。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後期的十幾年，戴維德斯的計劃推行得非常順利。最讓總部驚喜的是，戴維德斯的亞太大區專家，在進入中國的第一年，就從山西和廣東民間重金淘得兩件驚世之寶:一件清代乾隆御制琺琅彩「古月軒」題詩書畫花瓶和一件清代乾隆御制琺琅彩杏林春燕圖碗。琺琅彩瓷是清代專為宮廷御用而特製的一種精細彩繪瓷器，由於產量少，傳世極少，故價值連城。古月軒始於清代康熙年間，是用琺琅彩在玻璃胎上施以彩繪，經高溫燒製而成。此器系為乾隆皇帝特別燒製的賞玩器，由宮中造辦處御畫匠親繪。琺琅彩瓷大部是藝術精品，製作工藝非常講究，不計工本。製作方法是先由景德鎮官窯選用最好的原料製成素胎，燒好後送到清宮中的造辦處，由宮廷畫師精工繪畫，再經彩燒而成。清乾隆御制琺琅彩瓶世上據知僅存四隻，一隻於60年代由天津博物館從私人藏家手中購得館藏，兩隻在瑞士和英國私人藏家手中。還有一隻就是戴維德斯收到的這一隻了！而杏林春燕圖碗只發現過兩隻，全世界藏家皆知，另外一隻，它在美國著名藏家巴巴瑞·霍頓手上。
2010年代中期，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發育已經十分豐滿，各種藝術拍賣會上，交易活躍，且真正的藝術珍品重金難求。拋出藏品、套回巨資的最佳時期到來了。戴維德斯一舉發佈了其兩件御制寶瓷的資料，並決定於當年的香港蘇富比秋拍會上亮相出售。因為有這兩件驚世之寶，此屆秋拍會的預展富豪雲集，藏家接踵。然而，讓人們喜憂參半的是，預展和拍賣會上只出現了一件清乾隆御制琺琅彩瓶，御制琺琅彩碗自始至終沒有出現。不過，那只彩瓶沒有讓人們失望，在拍賣會上引起激烈角逐，最終以1.25億元港幣的價格拍出，一舉成為秋拍明星。據說，此價格超過了當年收購價的9000倍！其明星效應又加劇了人們對另一隻未能如期亮相寶貝的質疑。業界和新聞媒體紛紛指責戴維德斯和蘇富比不守信用，玩姜太公釣魚，只拋竿擺姿勢，不放釣餌釣鉤的故弄玄虛、吊人胃口的鬼把戲。
蘇富比給出的解釋是，戴維德斯對一口氣拿出這兩件珍品，大概有些後悔了，還是要留一隻由其博物館的「世界瓷器館」永久收藏。這也是藝術商家的良心和操守表現啊，任何巨額利潤都不能綁架人家對藝術極品的珍愛，藝術的最終歸屬一定是藏，而不是買賣！
好一個良心和操守說辭！
戴維德斯果真有蘇富比所說的那麼偉大嗎？對近萬倍巨額利潤無動於衷、臨陣撤拍？戴維德斯對其「偉大壯舉」卻一直沉默。其中的蹊蹺，後來被意大利著名文化學者、藝術收藏家蒂諾先生揭開。他說，當戴維德斯看到全球大咖為了他們的琺琅彩瓶頻頻舉牌的時候，他們喜悅的心其實有一半在滴血——為那只琺琅彩碗，那只更為珍稀、可以創造更高價格的寶貝，其實已經無法完美亮相。因為，它破裂了，對，它破、裂、了！
事情的真相是，20世紀80年代獲得這只彩碗的時候，在碗的底緣有一條暗裂，這條暗裂肉眼幾乎無法看出，隨著搬運、擺弄、藏家的玩賞和歲月的侵蝕，暗裂終於變成開裂，最終導致破裂。其價格當然隨之跳水，幾乎失去拍賣價值了。
暗裂，隱藏在器物內部的裂紋，肉眼一般不易察覺。一件藝術品，如瓷器、玉器等，如果內藏暗裂，就很難經得起歲月的磨煉，終有一天會暴露，造成藝術破損，甚至導致藝術品的解體。
所以，戴維德斯用過億損失和信用危機，給全球藝術藏家上了一堂藝術品的「警示教育課」:歲月驅使貴重的藝術珍品成為輕賤的藝術殘次品，只需要一條微乎其微的內傷。
他，教授，博導，理工專業的材料工程學和人文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學雙學科帶頭人，七個省級以上學會的兼職領導，名牌高校的副校長、黨委書記，位居正廳，擁有多個顯赫職位；「全國優秀教師」「省英才『555』工程領軍人才」等，擁有諸多榮譽；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是地方政府科學決策顧問，省政協委員，全國教育工作委員會研究會理事會成員，在學術界堪稱「明星」，在教育界堪稱大家，在省級政界堪稱要人。如今，他是一個犯人，因為嚴重違紀，利用職務便利，在基建工程、合作辦學、人事調整等工作中大搞錢權交易、權色交易，收受巨額賄賂，被判處17年的有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財產100多萬元，成為一個全國教育界作為警示教育反面典型的案例主角。
過去，他在全省乃至全國各地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演講，在國際論壇和全國諸多學術活動中做報告，他是知識界的精英，是學生的楷模。如今，關於他的違法犯罪的警示報告，被拍成警示片，刻成光盤，印成書籍，在教育系統的廣大幹部中巡迴播放，在全國的幹部隊伍中發行。他是知識界的羞恥，是學者型官員中的敗類。
他的形象交織正與邪，他的心靈含蓄著光與暗，他的人生兼併著功與罪，他的命運承載著成與敗。在他執掌那所超過兩萬人規模的名牌大學的最後幾年，知情者斥責他為「雙面人」「偽君子」「變色龍」，更多的普通師生和群眾卻依然沿襲著對他一貫的印象，讚譽他「學德兼備，克勤克儉，清高正派」。
在陪同我去他服刑地的路上，該省辦案人員介紹，他的案子，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省紀委查辦的第一個在任高校一把手違紀違法案件，也是為數甚少的高級知識分子加高官落馬案例。該案不僅在省高校的黨員領導幹部中震動大，甚至在全國高校以及整個中國學術界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而他全部的違紀和犯罪行為，竟然僅僅集中在案發前的三四年時間裡。在此之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確是如更多知曉他的人所認為的，是一個大專家，好領導，是一個正人君子，一個近乎完美的才俊。如果去掉他後面的這幾年，他的人生完全可成為勵志的教材。
「我像一台配置較高，價格不菲的寶馬，快速行駛在陽光大道上。但是，我有內傷，裡面某些零件，比如發動機核心有問題，沒有及時維修保養，一直不停地沿著高速向前跑，最後跑偏了，翻車了。」
他見到我，情緒不高，眼睛裡充滿了不滿。當我告訴他，我也曾在高校工作過幾年，當年，還到他所在的學校參加過他們承辦的一屆全國高校董事會研討會時，他的眼睛裡才閃爍出親切和一絲驚喜，這才滔滔不絕地向我說開來。
「要不是紀委及時查處我，真不知自己會滑到哪裡，馬力越大，跑偏越狠，那就不僅是翻車了，車毀人亡是分分鐘的事。紀委也算是幫我踩了剎車，避免了傷亡最大化啊！所以，你來找我談，我真的很歡迎，我願做反面典型現身說法。現在，我在裡面也在構思，我要寫上一兩本小說，好好寫寫自己的人生，這麼大的起伏，是有一些通用型人格教訓的。我是研究材料學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舉汽車跑偏的例子，是科學，再從人文角度說我的教訓，是幾十年修成精英，幾年全部爆損，可能路上的確有釘子，但精英的身心內藏暗傷，這才是致命的啊。社會是複雜的，人是複雜的，但人性是最複雜的，我們要認識到這種複雜，重中之重，是要認識到自我的複雜，揚長避短，更要揚長補短。希望大家引以為戒，不要重蹈覆轍……」
他還是比較坦率的，比較犀利的。他解剖自己的時候，也捨得用一些比較「狠」、比較準的詞語。
辦案人員告訴我，「從本性上來講，他是一個書生，但財色令昏，權力使他一度迅速崩潰，實在令人痛惜。當初發現他的問題，開始外圍調查，他得到一些風聲後，耍了一段時間小聰明，搞了一些小動作，被雙規後擺出一副委屈的樣子，責問我們，是不是要搞運動，又要拿知識分子開刀了。但後來經過教育，並找到他的出血點，對症下藥，他的態度陡然轉好，對自己的認識也比較深刻了，整個人好像脫胎換骨了。其實，這個人原先不錯的，學校師生對他有不少好的評價。我們認為，他不過是痛定思痛，恢復了本性裡的一部分良知。他在裡面兩年多來，用他的專業知識，幫我們剖析省裡發生的許多腐敗案子，甚至結合自身，以身說法，深入靈魂，幫我們查找涉案官員的『病根』。而且，他在裡面依然堅持讀書、寫作、做學問。辦案點和監獄裡的工作人員，對他還是挺佩服的，大家依然喊他『教授』，言語中多有一份尊重」。
「只是，這結局，太可惜，太可惜，太可惜啦。」陪同我的省紀委辦案人員，一說三歎。
而他自己，對我講述他的人生故事時，單刀直入，這樣開場：
「我將自己腐敗犯罪的慘痛代價歸納為十三個一：事業上一直勤奮，人生上一直奮發，人格上一損俱壞，命理上一敗俱敗，情感上一時糊塗，政治上一擼到底，名譽上一文不值，地位上一落千丈，自由上一無所有，家庭上一塌糊塗，身體上一身病痛，良心上一生自責，總體上一敗塗地。」
1
我盤點了一下，我的人生分水嶺大概有三個。三個分水嶺，其實就是三道靈魂裂痕。現在先從第三個分水嶺說起。
2013年4月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召開校務會議。突然，校辦的秘書推門進來找我，在我耳邊悄悄說，省紀委來了幾個同志，要見我，有工作談。我心裡咯登一下，怦怦跳起來。但我還是故作鎮靜，有些不耐煩地說，怎麼事先沒有聯繫過，怕是私事吧。秘書說，不知道，最好還是見一下，看起來他們挺嚴肅的，不像是為私事而來。
我這個人，遇事不夠冷靜，站起來時，差點把椅子帶倒。當時心裡真是慌神了，直覺覺得不是好事。
省紀委來了三位同志，一見面，寒暄了兩句，就拿出一份立案調查的決定文件，口頭宣讀了短短的兩行字。被調查人是我的副手，學校的張副校長。文件說他涉嫌收受學校基建合作商的賄賂，省紀委需要把人帶走調查。我知道，這其實就是對張副校長實施「雙規」了。我鬆了一口氣，畢竟不是衝著我來的啊。但我的心裡還是很亂，因為這位張副校長是我的親信，學校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對他用得很「重」，凡是有「實惠」的工作幾乎都讓他分管。他跟我的關係千絲萬縷，總能糾結到一起的。我一看省紀委來執行任務的同志，為首的就是某處室的副主任，正處級幹部，我有點來氣了。我說，為什麼這麼大的事，動到我的班子成員了，人家是副廳級幹部，又是教授，也不是一般的幹部，事先怎麼不告知我們黨委一聲，以讓我們有些準備，工作上來得及調整，同時也可以把調查工作配合得好一點啊，如果該同志問題不是特別嚴重，也好及時治病救人啊。
那位副主任很不客氣地說，對不起，不存在您說的如果，希望配合，趕緊把人交給我們帶走。
張副校長被從會議室喊出來，帶走。我立即中止了會議，回到辦公室在腦子裡梳理了一番，決定做些補救工作。我自己開車，去了離學校較遠的一家銀行，上門預約要從存款裡提出200萬元現金。出了銀行，我又給我的情人小於打電話，說要過來吃午飯。小於在電話裡呵呵直笑，說你憋不住啦，中午就要過來！
我已經沒有心思跟她調情了，掛了電話就往小於的住處猛開。在接近她的小區的彎道上，我的前輪啃了路牙子，把護泥板刮傷了。我下來看了一眼，連警和保險都懶得報，就繼續上路，逕直開到她住處的樓下。
小於是我2009年認識並發展成情人的。她是我們學校合作辦學的民營二級學院的教務處工作人員。那時她剛參加工作，一個外地大學的畢業研究生，應聘到我的下屬民營學院工作，租房子住。為了方便跟她約會，同時改善她的生活狀況，更多的討她高興，我不顧走漏風聲的風險，親自出面找投資該學院的民營企業老闆、該學院董事長汪某，要求學院為她解決住房。汪某心領神會，在一個新開發的住宅小區買了一個兩室一廳精裝住房，傢俱家電都配齊了，讓小於拎包入住。從此，我們就有了一個安樂窩。
我來到小於的住處，見小於已經煮了一鍋牛肉麵，並洗漱一番在屋內等我。我對美人和美食全沒了興趣，直接把上午的事情說了一下，要求她盡快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把這套房子先還給汪老闆。我叮囑她，不管到哪一天，汪老闆給你的一切待遇，都跟我無關，可以視為汪某對優秀員工的獎勵，也可以視為他對你存在某種「意圖」，民營企業家嘛，美人面前，哪個沒有動過這樣的歪心思！只是記住，千萬別說我來過這裡，跟你有任何關係。
小於一聽就不高興了，說這麼慌張，什麼意思啊，又不是你出事，姓張的難道跟你有什麼瓜葛，你還會收副手的錢嗎？
我說，當然跟我沒關係。但是如果追責，就有關係，人是我到省裡力主提拔的啊，也是我重用他，讓他分管那些實惠崗位的啊，我用人失察啊。而且，我估計他收了你們汪老闆的錢了，如果這樣扯起來，扯到你這裡來，如果暴露出我們有這種特殊關係，有些事情，就說不清性質了。
小於不甘心突然失去這一切，加上受驚害怕，就坐在沙發上抹眼淚。
張副校長超過兩天48小時沒有被放出來，我估計他的事鐵定過不去了。我趕緊帶著現金，在第三天的晚上找到汪老闆。我回憶了一下，計算出幾年裡收受汪老闆錢物的大致數目，出來之前，從銀行取出的那些錢裡拿出150萬元，準備去退給他。
汪老闆正在一個會所吃飯，接到我的電話就下樓見我。我把裝著150萬元現金的包塞進他的後備廂。他推了推，就收下了。然後，就信誓旦旦地告訴我，跟張副校長之間，沒有什麼太大的經濟往來，讓我放心。最後他又很不高興地對我說，您這也太……那個了，過敏，緊張的吧，即便本人跟張副校長之間有什麼不正當交易，最多也是就事論事，自己兜著，怎麼可能把其他人帶進來呢！
我說，還是小心為好，再說，朋友之間，本就應該君子之交淡如水哦，早就要還給你的，工作太忙，耽誤了，希望諒解。
接下來的幾天，我又分別找了幾個人，退掉幾筆過10萬元的款子。我跟他們訂立攻守同盟。他們無不信誓旦旦地對我說，如果沒有我，也就沒有他們的今天，沒有他們全家翻天覆地的好日子，一定會終身感恩，怎麼會亂說呢，怎麼會出賣「朋友」，恩將仇報呢，請書記一萬個放心！
我聽了他們的保證後，情緒漸漸平息了不少，心裡也獲得了不少慰藉。
張副校長進去好幾個月，並無更多的事情發生。我通過在省委工作的一個學生側面打聽，得知案情可能鎖定在姓張的本人身上，主要是他收了承建學校新樓的基建單位的錢物。我緊繃的神經稍微放鬆了一些。
因為把個人私藏的存款都取了出來，退還給別人，我身上幾乎沒有分文私房錢了。我甚至有點後悔自己心理素質太差，一點風吹草動馬上就穩不住了，搞那麼多動作，反而驚動了好多人，暴露了自己心虛。這個時候，我又開始想念小於。於是又找她，讓她租好一點的房子住。為了給她籌一筆房款，我豁出去了，居然回家跟妻子撒謊，讓她取50萬元存款出來，千萬不要聲張，這個錢是用來「活動關係，撈張副校長」的，張副校長身陷囹圄，他跟我雖是上下級，但情同手足，不能有難不幫啊。
我老婆，呵呵，還是挺善良的，也挺糊塗的。她什麼也沒說，就把錢取出來給了我。我這哪裡是報手足情，是買孽情啊。我前腳從老婆手中拿到錢，後腳就找到小於，把錢給了她，還魚水之歡了一個夜晚，把上次沒吃的牛肉麵也補回來了。想想，那時候的我，真的如一個卑劣小人，不知被哪根錯亂的神經支配著，人生表現真是猥瑣而又放縱，麻木而又破碎。
這兩年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一直在盤點那幾年的生活。說實話，如我剛才見面時跟你說的，寫一部自傳體小說，內容確實豐富，但也很糟糕，後半部，會很髒。
事實上，那些所謂的承諾，所謂的恩情和愛情，後來證實都是滑稽不堪的。幾乎所有向我送好處的和我送好處給對方的，都在第一時間揭發了我。比如，其中我最親密的幾個人，第一個，姓汪的老闆，他來找我投資辦學，我為他大開方便之門，為報批各種手續，腿都跑斷了，使得他的學院很快上馬運營，每年賺數千萬元，前面我一直沒有收他的錢物，甚至飯都很少吃他的。直到他開始嘩啦啦進賬，我才拿了他一些好處。可是，這個人特奸深，把送人的每一筆哪怕只有幾百塊錢的賬，都做了筆記，事發後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行，主動把賬本拿出來，交給檢察院。還有一個，我的情人小於，據說協助調查時，辦案人員都不需要問第二句，跟我是什麼關係，她就爽快地說，情人關係。還哭訴，說自己年幼無知，一個人在他鄉生存發展很難，說我乘虛而入，並威脅她如果不從，這麼好的工作是保不住的，等等。
小女人為了洗刷自己，把自己都快塑造成喜兒了。而姓汪的，現在看來，你看，證據收集得跟特工似的。這些老闆，從來都沒有把官員當真正的朋友。他們利用你的弱點獲利，然後再揭發你的弱點，以換來自己的「坦白從寬」。他們從向你求助的第一刻起，就為你建起了腐敗檔案。而你，還在樂悠悠地為這個檔案積累材料。
坐在一把有權力的椅子上，我們不自覺地就太自信了。我們若是掉以輕心，真的就成了被別人賣掉而不知道在哪裡過年的傻子。呵呵。
這一年，就是我人生的第三個分水嶺，我靈魂的裂痕完全張開，無法修補了，它讓我的人生徹底瓦解、徹底破敗了，成了一個殘局。
2
那麼，我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在內心深處，產生裂痕的呢？我這兩年想得很多，很深。應該是從做第一件不恥之事開始的吧？
比如，2009年開始收下了別人送的第一筆錢。第一筆，就是那個汪老闆給的，一下子就甩給我80萬元。剛才我說了，在與科技職業學院合作辦學過程中，我為該科技職業學院董事長汪某提供了太多的幫助，但我一直拒收他的任何好處，甚至一頓飯都沒有吃他的。有一次，他給我送了一盒新茶，我隨手就扔在了辦公室的角落，可幾天後，在校園裡遇到汪老闆，他上來跟我打招呼，然後隨口問我，說書記，那盒茶喝了沒有？那是很好的茶，包裝也忒考究，您一定不要送人，要親自拆了喝，味道很特別。我想，一盒茶嘛，用得著這麼鄭重其事？回來一想，不對啊，這裡面是不是有名堂啊。到辦公室拆開一看，果然裡面放著一條鑽石項鏈。我當即重新包起來，找了個機會還給了他。
但事情辦成了，那年一開學，汪某就從新生住宿費中直接提取了80萬元送給我。我心裡有數，他這項實業，只要開始運轉，每年的利潤進賬都會過千萬。我就跟他客氣了兩句，收下了。
噢，那應該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分水嶺，是我靈魂第二次裂開吧，我靈魂裡的醜惡終於調動出來，開始出頭活動了。但請您相信我，這個裂痕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那一刻才長大的。40歲之前，我的言行可以說，天衣無縫，好男人，精英知識分子一個，表現比較優秀。當然，這也不代表我的靈魂十全十美，誰敢肯定自己的靈魂天衣無縫？人太複雜了，看不清別人，更看不清自己。不撞牆也不知道自己額頭軟啊。正是靈魂深處有硬傷，醜惡的種子才在那裡找到了一個可以隱藏的裂縫，在裡面慢慢發育，長大，變質，惡化。等我有足夠的力量，或者一個契機，它就跳出來了，借力藉機，發揮它的惡了。
剛才我說了，我要寫一本書，把自己靈魂的軌跡畫出來。在這裡，百無聊賴中，我經常逆著我的人生河流，到上游，到源頭去尋找問題，去挖出這個種子。我弄清楚這個，至少對我自己，是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的。它解決了我一個心理上的癥結，給自己這個莫名其妙的跳水人生，一個合理的發展邏輯。
這些，雖然對我本人用途有限——我已經這樣了，可以回去找問題，但人生回不去了——但弄清楚這個，對別人會有幫助，特別是我們體制裡的那些年輕幹部，那些像我當年那樣躊躇滿志的青年才俊們，會不會靈魂有個傷口，有個裂縫，有個植入的醜陋小人胚胎蹲在深處，最好能看清楚。用現在流行的話講，洗洗澡，照照鏡子，早查早知道，早發現早好。
要說好這個事，還是要從我的第一次人生分水嶺、第一次靈魂開裂說起。
先允許我簡單回顧一下自己的成長歷程。
我17歲就考上了大學，然後一口氣念完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參加工作的時候，我26歲，因為學歷高，論文發表得多，第二年就直接弄了一個行政事業的正科級。提完正科級，我就得到一個機遇，被借調到團省委工作。
在團省委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借調工作，說到底是客人，一定要低調，勤奮，把工作做漂亮。這個代表學校出來工作，事關學校的形象啊。就是在那裡，我學到了團機關幹部的一些作風，也染上了某些團幹部的做派。比如，積極，上進，有活力，辦事講效率，不拖拉。善於舉辦各種活動，盡可能在一定範圍擴大工作影響力。還有，練好嘴皮子，要練就出口成章，句句精彩的語言表達能力。最重要的是，政治抱負大，但為了抱負身子要放得低，把自己擺在服務生的姿態上，尤其在黨委和政府領導面前，要善於做學生，藏起自己那些趾高氣揚的書生意氣。
由於工作出色，在那裡借調工作幾個月後，團省委就給我掛了一個學少部副部長的頭銜，並選我當上了省學聯主席。借調兩年結束後，團省委的一位分管學聯工作的副書記對我說，你可以有兩個選擇機會，一個是留在團省委，留在學少部，團省委發個正式的任命文，你就是正規的機關副處長了。第二個選擇就是回學校，我們也會對你有個交代，建議學校讓你到校團委擔任副書記什麼的，這樣也方便你繼續跟我們團省委保持工作上的聯繫，也有利於學校這一塊的工作嘛。
我表示感謝，然後說回去跟學校的書記請示一下，聽聽他的意見，然後回來給您答覆。團省委的副書記說好，還表揚了我一通，說你政治上進步很快，從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你的組織意識很強，個人屬於組織裡的一員，凡事有請示匯報的習慣，很好。
其實，我這是給自己留一個可以迂迴的空間。
我在學術上有很好的前途，念到那麼高的文憑，發表了那麼多論文，難道就是為了出來當一名埋在雜事堆裡的政工幹部？我有點不甘心。我回到學校，找黨委書記談這事。我在表述的時候，玩了一點語言技巧。首先，我感謝書記給了我到上級團委鍛煉的機會，兩年裡工作辛苦但水平提高很快，收穫很大。然後我把團省委副書記對我工作安排的建議轉述了一下，我在轉述第二條意見裡的推薦回校團委擔任副書記時，故意把這句話裡的副字漏掉，直接說他建議我回來當校團委書記什麼的，說是便於學校團委跟團省委對接工作。書記就問我自己的想法。我說自己留戀學校，留戀學術氛圍，還是不想丟掉專業。
我們那位老黨委書記有高校領導的顯著特點，就是愛才，喜歡有真才實學的年輕人。他一聽我這話很高興，就說，也好，你們年輕教師精力旺盛，做點團幹工作，學問也不要撂下，是明智的選擇。這件事就這樣辦成了，我回來當上了校團委書記，成了全校最年輕的正處級幹部，年齡剛剛30歲啊。
為了消除我那個「副」字的後患——萬一哪天校黨委書記遇到那位團省委的副書記，聊起來這個事可能會出邏輯上的「紕漏」——我故意在書記找我任職談話的時候，表現出一種用重了的惶恐。我說，我也跟團省委副書記表達過自己的心態，太年輕了，經驗不足，從團委副書記崗位幹起就很好了。黨委書記呵呵笑了，還拍打了兩下我的肩，說壓重擔才能長大力，團的工作崗位，本來就不同於其他崗位，設那麼多死台階幹什麼，再說，這也是學校對落實上級團委意見的重視嘛。
我想想，心裡還是不踏實。於是在任職報到的當天，又跑到團省委，找到那位副書記，匯報自己的事。副書記很高興，說學校落實得好，很到位。我就說，我正是為這事來的呢，我覺得當個副書記就很好，校黨委硬是要給我壓擔子，而且我們書記說您的意見，一定要重視，您是一位很少向基層團委推薦幹部的人，雖然年輕但德高望重，不會看走眼。副書記哈哈大笑，說你當然能幹好，我告訴你，你不要怕擔子重挑不起，書記比副書記好幹，一把手，好想法、好辦法之間，沒有周折，副手就不一樣了，我支持學校的安排，你就甩開膀子干吧，幹好了也算我們團省委培養幹部有方啊。
就這樣，我在仕途上巧取到了一個很高的起點。但你可能察覺到了，這裡面埋下了一點隱患，為了前途，我不是真正選擇學問之路，關鍵時刻也不是那種很人文情懷的做法，而是選擇功利，選擇了手段，玩弄了一些惡俗小聰明。這種方法一旦僥倖成功，必然在內心深處埋下種子。當然，這點種子，如果在不斷優化的心靈土壤裡，恐怕也就死掉了，發不出芽來。能成為一種羞恥的隱私，說不定會對自己的人生有好處，知恥乎而後勇，許多人年輕時一時糊塗，做了錯事沒有受到懲戒，但心裡清楚，通過反省悔悟，不斷激發內在正能量救贖自己，最後成為偉大的人。美國有1/3的總統年輕時都是壞小子，像林肯、奧巴馬、小布什，還有肯尼迪這些人，年輕時有的學習成績很差，調皮搗蛋，但後來都陷入懊悔、自責，最終奮發有為，不只成就偉大，品德也堪稱楷模。有些事情，我也知道做得不好，做多了會遭報應。但是，我一方面小心翼翼，藏起這些隱私，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是一種「秘密武器」，這是中國文化胎裡出來的，中國自古不以人品論英雄，而以成敗論英雄，難道誰能有三頭六臂，僅僅以品德高尚成就英雄地位嗎？我們不都在動用著孔明的腦筋，表演著劉備的偽善，實施著曹操的手段，成就著自己的江山嗎！
我那幾年甚至跨學科做了一篇文章，對中國古代四大名著，做一個不同於眾的古小說人物形象歸類研究。我的論點是，四大名著裡沒有一個好人，有好人也是一些很爛的好人，比如武大郎、賈寶玉這樣的，很
，還有孫猴子那樣一身才藝卻永遠只能做奴隸的苦命漢。這就是我當時反思的結果。我覺得跟許多成功人士相比，我那點小伎倆，都擺不上檯面，小得不易察覺，小得不值一提。
也正因為如此，我的這個階段，還不是人生的第一分水嶺，還不能看出靈魂有太大的口子。
應該說，我的整個中青年時代，雖然不反省自己，但很激勵自己。我的工作是拚命的，我的學問是紮實的。我奮鬥的弦繃得很緊，一刻也沒有放鬆。這裡面可以舉無數例子。
我記得40歲前後的十來年內，是學校發展最快的時期，招生數數倍擴大，教職工和學生人數破一萬，再破兩萬，重點學科拿下一個又一個，新校舍和新校區規劃、落成和投入使用，二級學院、民營學院崛起，等等，無一不是我的親力親為。我個人的事業也是飛速發展，從團委書記到二級學院院長到副校長，職務不斷陞遷。我當學院院長的時候，是全校最年輕的院長，我當副校長的時候，是全省最年輕的高校領導之一。在學術上，33歲的我開始擔任碩士研究生導師，之後逐步展現出我的出色才華，36歲擔任博導和國家級科研課題的領導小組成員。次年，我破格晉陞為教授，成為全省材料科學領域甚至全國的中堅。同時，我還是省哲學社會科學專家庫成員，省級科研課題項目的評審專家。其間還到清華大學進修了管理，被組織部派到國外參加幹部境外培訓半年，到老家的縣鄉教育扶貧一年。我的狀態就是一個陀螺，被抽打著快速旋轉的陀螺。我得到了很多，仕途順進，著作等身，榮譽滿滿。但是，我也付出了很多，比如兒子上學受到了耽誤，學習成績一塌糊塗，沒有任何才華和特長。夫妻感情破裂，跟結髮妻子離婚，然後匆匆忙忙找了一個只有大專學歷的女人再婚，婚後發現兩人幾乎沒有什麼共同語言。前妻的父親待我如親生兒子，可是他得了肝癌，去世前我都未能照顧他一天，只是出差時繞道到前妻老家，送了5000元錢到老人床頭。也就是從那件事起，我前妻對我失望透頂了，兩個人的矛盾開始激化。我自己的父親三次住院，我只得空去陪護過半天，未能盡到應有的孝心。
那麼，我當時志滿意得了嗎？沒有。
我擔任副校長的時候，在老家名氣已經很大。不久省教育廳安排部分高校領導帶隊，為全省部分縣區開展「教育扶貧」。我帶了一個隊，到我老家那個縣的鄰縣蹲點。有一個週末，我回老家，老家縣裡的教育局長得知消息，就過來請我吃飯，而且告訴我，已經跟縣裡領導匯報了。我說不要打擾縣裡領導吧，我們教育上的自己人，吃個便飯交流一下工作就好。可局長說，那哪成啊，您是副廳級幹部，相當於我們縣上面的地級市的副市長啊，您來了，縣長書記都要出面接待的。再說，您是家鄉的傑出人才，大專家，您不肯見這些縣老爺，他們會感覺沒面子。我要是不告訴他們，不安排好這件事，還不得罪狠了這些縣太爺啊。
他說得這麼嚴重，我想想，也是啊，符合情理啊。於是我說，那就好吧。
結果，這頓飯吃得很有戲劇性，吃得我心理嚴重失衡。
縣委書記聽了教育局長的匯報，說正好有幾個接待，要趕個場子。就委託縣長來陪我吃飯。到了縣長那裡，縣長說縣委書記接待的那批客人很重要，是省委組織部的領導，市委組織部的領導陪同過來的，自己不便不參加。然後就委託分管教育的副縣長來陪我。副縣長就對教育局長說，書記和縣長很不好意思，為了彌補不敬，就吩咐把接待放在同一個飯店，到時候他們方便過來交錯陪我。我覺得這也挺好，人家這麼忙，還動這麼大心思，想盡辦法照顧到我，真是太熱情太誠懇了。我就愉悅地赴宴了。
那晚，飯吃到一半，副縣長就提著酒壺，說我先去給省市領導敬個酒，順便幫書記、縣長領個路，再過來陪我們的校長大教授。然後，他去了，這一去就是將近一個小時，都沒有回來。我們就干坐在那裡等他。所有的菜都上完了，都上餐後水果了，副縣長才歪著身子，一個人進來了。他喝得滿面紅光，看來興致不錯，說領導們知道他酒量好，一定要拽著他，把省市領導陪盡興了。
說話間，我們就發現一大群人，前呼後擁，呼啦啦路過我們的包間外，走了。副縣長和教育局長一看，說正是領導們，馬上跑出去。過了一會兒，兩個人回來了，說他們喝多了，書記和縣長送省市領導去住的酒店了，一時回不來，讓給校長打個招呼，失禮了，只能下次補償。
當時的氣氛有點尷尬。我有點不高興，但想想，還是能理解。省市領導，人家的頂頭上司，官大一級壓死人，好容易來一趟小地方，地方官員們高度重視也是應該的。管組織的省領導，不要說是到一個小縣裡，即便是到我們省城的任意一所大學，學校領導一樣也會傾巢出動。
我們就怏怏地結束了飯局。跟副縣長告別後，我多了一句嘴，問教育局長，今天來的是不是省委常委、組織部某某部長啊。局長笑了，說，哪裡啊，省委組織部市幹部處的一位副處長，陪他過來的是市委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兩個副處級幹部而已。
那一刻，我的心裡的自傲自尊，我的價值之塔，簡直是土崩瓦解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我在省城混成一個名流，一個名牌大學的副校長，一個體制內的副廳級幹部，竟然跑到老家，面子抵不上組織部門的副處級幹部。
教育局長可能看出了我的臉色不好，連忙解釋說，也是特殊情況，今天他們喝多了，本來都要來敬酒的，要不然也不會提議放到同一個飯店接待。他還說，其實基層都是這樣的，如果是上級黨委政府部門來人，哪怕是科長，縣領導都願意出面。他們也沒辦法，為了地方發展，越來越務實，非常對不起，代表他們向您致歉，絕對不是有心，這車實在是撞得不好。
這件事還是在我們老家那一帶傳開了，而且越傳越歪。最後的版本變成：書記縣長請省裡的副處長和市裡的科長吃飯，順便請回鄉的大學校長、大學者吃飯，弄到一桌，省裡的副處長被安排到書記右手的主賓位置，市裡的科長被安排到書記左手副賓，大學校長被安排到第三嘉賓位置，坐在了縣長身邊。宴會開始後，書記、縣長、副書記、常委、副縣長競相給副處長和科長敬酒，酒喝到第二瓶，還沒有輪到給校長敬酒。校長不高興，中途拂袖而去。
這些八卦傳來傳去，從家鄉傳到了省城，傳到我的耳朵，更加走形，更加變態，讓我顏面盡失。我一個沒有考上大學的中學同學，在家鄉搞養殖，發了一點小財，據說可以經常請到縣裡的領導吃飯，居然發信息勸我，不要跟家鄉領導把關係搞僵，沒有面子，甚至波及同學圈，對大家都不好。
我的肺簡直都氣炸了。
這件事，才真正導致我的內心巨變，導致我的人生第一次分水嶺。我自認為我頓悟了中國社會的現實，這就是世界之最的官本位文化，覆蓋到每一個角落。虛名輕如鴻毛，知識不能增加你在人心目中的份量，有時候，只是一個空架子。沒有實力，想在社會上搬弄這個空架子，只能自取其辱。我這麼多年的奮鬥與功名，原來就是搭了一個巨大的空架子，經不起別人輕輕一推。我開始苦思冥想，我甚至後悔當初不該為了虛長一級，回到高校，應該留在團省委發展，留在省級機關從政。
從那件事情後，我的心態完全不一樣了。後來的兩年，我幾乎都沒有心思做任何學問，工作的重心，也開始向經營仕途傾斜，而不是在學校圍牆內死幹活兒。我才40多歲，已經擁有好幾年副廳資歷了，我希望通過「各種努力」，能盡快解決正廳，並把自己的屁股落到省級機關或者地方大市的領導崗位上。
我內心的傷口，迅速開裂，一個小人從靈魂裡鑽出，迅速茁壯。
但是，我的苦心經營，只成就了一半美夢：沒有幾年，我得到了正廳的位置，但沒有出得去，還是落實在圍牆內，走上了學校黨委書記的崗位。
3
省委來學校宣佈我任職時，我寫了一個很長的對黨、對學校效忠履職的書面報告，在全校幹部大會上慷慨演講。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當時我內心的真誠與感恩，是打了折扣的。我已經看透了所謂正廳副廳，我在乎的是賦予這個位置的權力有多大，權力有多少。所以，在我任職書記的幾年裡，我變得非常老辣。我觀察了幾個月，進行了一場大的人事改革，以此名義幹掉了一批賣老資格或者書生氣太重的幹部，換上一批對我逢迎的幹將。然後我就開始佈局各項事業。我的基本原則是，不能為我帶來名利雙收的事情，能不干就不干；能為我帶來名而無實利的事，放權給別人去幹；能為我帶來利的事，積極支持並參與干；能為我帶來名利雙收的事，我舉全校之力，真抓實幹。由於幹了不少實事，客觀上學校也收益了，在我主持下發展態勢良好，而我本人更是獲得了很多實惠。
在這個利益大佈局中，為了掩蓋我的「藍圖」，我暗地裡謀取實惠，明裡開始設計和塑造自己的正大形象。每天白天上班的時候，我基本上都在忙著「表演」這種形象。
我曾對青年學子這樣談自己的人生觀，要「以哲學的姿態生活」，提出人生要做到「四然」，即泰然、淡然、坦然和自然。我告訴學生，「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夫為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很多問題想通了，人的一輩子就會很平靜。我收集了古今中外很多成功人士淡泊有為的例子，左手教條，右手舉案，深入淺出，侃侃而談。年輕學生在台下，經常聽得熱淚盈眶，給我的掌聲如雷貫耳。由此，我在這群不諳世事，更不諳老江湖心機的年輕人中，贏得了很多的粉絲，成了他們的「人生導師」。我開設的思想政治教育課，把馬列主義講得十足接地氣，當代大學生不怎麼感興趣的一個學科，在我這裡，硬是被盤活了，每次選修我課程的學生都超過指標。有時候開大課，連樓道裡都擠滿了學生。我還是省裡各種道德教育活動的積極組織者、參與者，我主編的道德教材進入到很多大中小學的課堂。
一個人越是哪裡軟腿，有時候越是在哪裡硬嘴。什麼意思？比如，天天喊實事求是的幹部，往往都是些混世幹部，一屁三謊，不干實事。比如，有些商人請你吃飯，口口聲聲說交朋友，不是有所圖，只是喜歡交朋友，這類商人其實最唯利是圖，你吃他一百塊錢飯，他恨不得從你身上掙一萬、十萬的，一件事沒辦成，他就翻臉，恨不能把你吃下去的飯給摳出來。比如，有些女人，喜歡表白自己多麼能抵制男人，面對頻繁騷擾無不嚴詞以拒，哼哼，這種女人，多是既虛榮又不檢點的，她就是缺別人的頻繁獻媚，更不具備強大的抵禦能力。說到我身上，因為我心裡重名利，所以嘴上就整天掛著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我背地裡開始向不正當利益伸手，表面上在反腐倡廉方面抓得很緊。每次會議都大講特講廉政；每年都出台一兩個文件，針對廉政建設，建章立制；跟每個利益崗位，比如基建辦、聯合辦學辦、招生辦、後勤保障部、人事處、校辦產業公司等等，每年都簽訂廉政責任書。我還在學校專門拿出地方開辦了廉政教育室，每年新生開學都要參觀，幹部上崗必來觀摩。其實，這些表面文章，也許能嚇嚇下屬，制約一下他們的放縱，但對我自己，根本就沒有什麼用。作為一把手，我的任何決策，只要朝自己的小九九里歪一下，好處就神不知鬼不覺地送上門了。
在執行組織紀律上，我自有一套「爪子」。為了體現我的清正廉明，我對班子其他成員要求還是比較嚴的，經常以班長的名義「敲打敲打」他們。我從來不參與他們的私人活動，不收他們一點好處，杜絕了人情往來。有一次，一位副校長出國訪學回來，在免稅店給我愛人帶了一個古馳包包，裡面還裝了一些外國巧克力和點心。我像征性地從裡面拿了一盒巧克力，其他全部還他。兩個人的關係弄得很尷尬。這個副校長就在一次應酬時把這件事講出去了，說我不近人情，很難相處。我表面上很不高興，其實心裡竊喜。這不正是我要的宣傳效果嘛。你拿這個說事，不等於是我廉潔形象的義務宣傳員啊！
程序，是我最喜歡的說辭。我多次在校黨委班子會和幹部大會上講，「你做事按程序來，錯了我也不會批評你；要是不按程序來，對了我也不會表揚你」。乍一聽，我是個懂規矩、講規矩的領導幹部，其實這些都是我的「障眼法」。我是這麼要求別人的，卻不會或者不需要這麼要求自己。
當然，在這裡面得有一點技巧，實際上，我也並不是對班子裡的每個人平均用力。後來在我之前出事的張副校長，我表面上對他也很嚴厲，暗地裡其實是給他空間的。他是我親自培養起來的親信，所有有實權的事，我需要通過他控制。一塊肉遞過來，儘管最終必須到我手裡再分配，但是是別人去搬運的，你無法不讓別人過手留油。張副校長就這樣被我「慣」壞了。他的名聲並不好，有他的自作自受，其實也有很多事是替我背鍋的。所以，他一旦出事，我就有些慌，感覺省紀委在順籐摸瓜。七八個人的一個班子，班長對誰偏心眼，對哪個特別關照，特別放權，怎麼可能蒙得住其他人的眼睛呢，這裡面怎麼可能不存私心，不存利益交易呢！
不僅如此，我還經常關心下屬職工的生活。如果某個教職工家裡遇到不幸之事或者生活難事，我都會噓寒問暖，極力幫助。一位老門衛得了癌症，我親自把學校的慰問金送到病房，這件事成為教職工口傳的佳話。我也經常跑到學生宿舍和食堂去，跟他們一起聊聊天，問問生活，吃吃學生餐，指點一下廚房裡的鹹淡酸辣。我還倡導學校成立了愛心基金會，每年開春帶頭捐款2000元給基金會，一直到我被「雙規」，一年未落下過。
在單位裡，我總是一副很清廉的樣子，不穿名牌，裝扮樸素。我在學校參與接待不多，吃吃喝喝的事，盡量讓班子其他成員參加，他們也樂得。因為有大食堂的「飯卡」，所以我從來不在學校接待點多吃一頓飯，而是經常拿著飯卡，大搖大擺地進出校職工食堂，跟師生們打成一片。我出門一般不用專車，自己開車或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出入。有時候，我還故意在下班後，提著一個買菜的帆布袋，從學校邁著老腿，走到對面街道的農貿市場，去買點菜提著。次數多了，許多師生都看到了。有女生還把這件事寫到作文裡去，稱我是「燭光裡的教授，菜場裡的爸爸」，文字煽情，十分感人。其實，我的白天跟夜晚完全不一樣，在台上跟在室內完全不一樣，在單位一套，在企業老闆朋友面前一套。我像一個活動變形人，根據不同場合切換著自己的「形狀」，變換著截然不同的角色。我切換得很麻利，很嚴密，不露聲色，幾無破綻。因此，當我接受組織調查的消息傳出後，教職工都大吃一驚，認為是被別人誣告。有的人甚至提出到省委上訪，還我「清白」。
事實上，自從我當上一把手，並收受了合作辦學的汪老闆的80萬元第一筆賄賂，我的人生第二個分水嶺完全形成，在我表演好領導、好男人的當兒，開始開足馬力謀私利。說得難聽點，我感覺幾十年的奮鬥，就是奔這些來的。我不是權力部門和地方領導，我的價值建立在什麼之上，難道是寫一大堆論文，忙幾十年教學和管理，換一頭粉筆灰和一張退休證？黨委書記任上的幾年，尤其是後兩年，隨著白天演技的日臻完美，黑夜我抓緊時間肆意妄為，徵收權力的租子。
在大學新校區路網、綜合實驗大樓、新校區大樓、新體育館等工程項目中，我為某投資實業有限公司老闆暗施幫助。之後，老闆為表示感謝，先後9次送給我人民幣80餘萬元和豪華沃爾沃越野車一部。這位老闆還多次向我承諾，等新的兩棟承建大樓竣工後，將「重重地報答」我。當他得知我多年忙於公務和學問，耽誤了兒子的學習和前途，兒子只讀了一個專科文憑就匆匆走上社會，瞎七瞎八混著，生活很不景氣，老闆竟然流下了同情的眼淚，拍著胸脯說，將親自帶兒子，用三五年的時間，幫兒子成為身家千萬的商業成功人士。後來，這個老闆把兒子安插到他入股的一個公司，變相給兒子高報酬累計數百萬元。
我常年繞過組織程序，習以為常地為一些不符合條件的幹部，提拔任用，調換崗位，評聘高職等等的個人問題，提供特殊通道，達到超越能力範圍和政策限制的目的，然後心安理得地接受他們的「感謝」。為了方便在人事上任性操控，我選用一個特別無能卻對我俯首帖耳的幹部，擔任人事處長。此人不過是我的木偶和輿論擋箭牌。有一年，我要求人事處將某校財務處一位有問題，正被人舉報的副處長調入我校財務處任副處長，把某市出問題的副市長的司機，調入校黨政辦工作，把某兄弟學校的一位被紀律處分的主任，調到我們學校任工會副主席，把某政府部門負責人的情人，調到學校產業辦打雜……這一切，我一般放在暑假進行，這樣乾脆連會議都不用開，只需讓人事處負責人，跟班子其他成員，打打電話，說一下，就算會商過了。無須考察，直接辦理，開學就到位上班，其他校領導均稀里糊塗。我這麼講義氣講效率，說到底就是每一個調動裡，都有「好處」在驅動。
至於跟汪老闆，我的牽扯就更多了。我幫他辦成了民營合作學院，我認為他這個穩賺不賠的董事長，就是我給的，所以每年拿他幾十萬元辛苦費，是理所當然的。在與他的合作辦學問題上，校紀委曾發現該院不僅不符合上級規定的合作辦學條件，而且連學校的土地證等有關手續都是假的。對此，我卻總以各種理由來幫助他們搪塞。紀委書記反覆提醒我，這裡面有問題，最好停一停，說多了，我就煩透他了。為了盡快成功簽署合作協議，我乾脆就找了一個機會，把校紀委書記支到省委黨校，參加一個時間較長的培訓學習去了。等他回來，不單手續早就辦完，相關業務已經正常運轉好一陣子了。
短短的幾年間，我收受、索取數十名行賄人的財物共計幾百萬元，這些財物包括人民幣、美元、澳大利亞元、股份、房產、轎車、購物消費卡券等。其中兩次單筆受賄金額高達100萬元。作為回報，我在工程建設、人事任用、考生招錄等方面挖空心思，尋求突破，為他們大肆謀取利益，包括為沒有建築資質的工程隊獲得基建工程項目、幫助不符合條件的行賄人提拔、為不符合錄取條件的考生增補錄取，等等。金錢加速了我的腐化墮落，腐化墮落又加重、加劇了我經濟上的壓力。我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中。
我的情人小於是我在幫助汪某籌備合作辦學過程中認識的。汪某見我喜歡她，就故意在一次我出差海南的時候，派小於去找我簽署一個「急件」。那時候我剛剛再婚，跟第二個妻子在一起時間不算長，應該說，還處在「來電」期。可是，我仍然沒有控制得住自己的慾望，當天晚上就帶著小於在三亞泡吧，然後喝得半醉，以醉酒的名義，膽大包天地把小於帶進房間同宿。我在三亞三天的會議，肆無忌憚地把她藏在房間三天。會議結束後，又轉移到另一家酒店，多滯留了兩天，與小於共度了一段浪漫春宵。我們在鬆軟的沙灘上散步，在夜空下的海水裡嬉戲，在海鮮大排檔享受美食。
小於年輕，嬌艷，給了我從未有過的「蜜月」體驗。我瘋狂迷戀她，編織了一套美妙的說辭，套取她的芳心，也給自己找到了出軌的台階。我告訴她，我這麼多年的奮鬥與成功，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重的問號，橫在心裡，無法跟人言說。我說，我常問自己，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我匆匆而行，日夜兼程，風雨無阻，卻不知來路和去處。所以，不要看我今天在社會上有一席之地，有三尺之台，海闊天空，其實，從來沒能找到知己，無法確定歸屬。我說，直到遇到了你，我才豁然開朗，你，就是我等到的緣分，就是我人生的指向，就是我生命的歸屬，就是我落定的江山。
這些話，文采飛揚。那時候說出來不覺得肉麻，現在想想都覺得噁心。想想我這個孩子已長大成人的父親，老婆已換了一個的老男人，一個整天坐主席台上慷慨陳詞的高級幹部、德育專家，竟然對著一個小自己二三十歲的小姑娘，極言獻媚，用盡鉛華。而且，為了維持住跟這個年輕肉體的關係，我從受賄發展到後來的索賄，全然不顧被索賄者的感受，不顧一點點一個萬人大學一把手的尊嚴。
我的這些錢，大都源源不斷地流向這個女人，也把一個本來出身貧寒、還算樸素的女孩，逐步侵蝕成一個慾望膨脹的物質女。後來，小於花錢的氣勢，連我自己都看呆了。幾十件一萬多元的衣服，買回來，穿一次發現不理想，立即淘汰，隨手送給閨密。出國買名牌包包，論打，而不是論個買。有一次，我帶她到杭州玩，逛商場的時候，她看中一套皮衣皮褲，反覆試穿，覺得合身，時尚，得體，滿意得不行。可是，結賬的時候，她卻突然改變主意了。我覺得她是心疼錢，嫌貴吧，就安慰她說不要緊，貴一點沒事，喜歡就行。可是，她還是放棄了。我心裡一陣高興，覺得女孩的樸素本性並沒有喪失。吃飯的時候，我就勸她回頭可以再去買回來，這套皮衣穿起來確實不錯，我要你美給我看，錢不是問題，美才是最貴的。小於哈哈大笑，說，傻子，我告訴你吧，我不是嫌貴，我是嫌便宜，擔心便宜沒好貨呢。我說，多少錢啊。她說，一開始我看多了一個零，才願意試穿的，結賬時發現是3000多，營業員還說，可以打九五折，我就傻了，不敢要了，三千多塊錢的皮衣，能穿嗎！親愛的，你說我的決定是不是很明智。
我那幾年在這個女孩身上花掉和送給她近600萬元，最後專案組查到她時，只追回來80多萬元。
有一句俗語說惡人裝忠厚，是披著羊皮的狼。我這種人啊，最後幾年成了披著君子皮囊的流氓。我坐上高位，最好的平台沒有用在為教育事業做貢獻上；最鼎盛的精力，沒有用在事業正道上快馬加鞭；甚至最好的詞語，最後都用在讚美女人，滋養情色的歪門邪道上了。踏過人生的三道分水嶺，我徹底改變了本色，丟掉了正派，陷入了無恥。我暗藏的虛榮、功利觀，潛在的學而優則仕、仕而高則作威作福的青雲夢，最終走到了盡頭，徹底覆沒。
一道內傷，可以潛伏幾年，幾十年，甚至一生。然而，它的爆裂，發生在我身上，不過就那麼短短的幾年。
不知為什麼，跟他談了半天話，聽得還是比較累。說不清這是為什麼。
在回來的路上，陪同我的省紀委案件審理室的一位參與辦案的主任告訴我，就是他當時帶著人，去學校雙規張姓副校長的。那時自己是處長。「當時，他有過一瞬間的慌亂，但很快鎮定了下來。」主任告訴我，「我立即預料到，張姓副校長跟他關係不一般，一個出事，另一個心裡有震動，有恐懼。其實那時，我們除了知道張姓副校長是他的親信，其他牽涉他的線索，並未掌握。可他太慌，到處找人打聽，甚至妄圖通過『上面』做做工作」。
主任還介紹說，他是名人，又是高官，有一種自命不凡的自負和麻木。他天真地認為，就那點事，根本不至於扳倒他，頂多弄個黨紀處分，退了贓，繼續回去上班。所以，紀委把他帶走時，在被帶走的路上，他還與我們談笑風生。不僅如此，他還在接受辦案人員談話時，拿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做派，抱定與組織對抗到底的「決心」，拒不配合。整整兩個星期，他反覆「強調」四點：
「1.濁者自濁，清者自清，我光明正大，坦坦蕩蕩，沒什麼經濟問題。
2.我比你們還要懂黨紀國法，你們這樣做事是錯誤的，你們要保證我的自由、申訴等合法權益。
3.我是國內外有影響的雙學科專家，你們這樣草率決定調查我，是不負責任的，要給我恢復名譽。
4.你們要盡快讓我回去工作，幾萬教職工和學生在等著我，我回去時，你們要代表組織，在全校師生面前給我澄清事實。」
後來，紀委的同志，只好先向他爆了幾件已經掌握了的「料」。看得出，他非常震驚。他沉默了一段時間，有一天，突然主動請求交代問題。從此，他的態度180度大轉彎，整個人就像脫胎換骨了，對自己的認識，說得特別到位。
聽了這番介紹，我提出來，能否再遞一個紙條給他，請他書面回答我一個問題。紀委的同志說，當然可以，他現在對我們的工作很配合。
我的問題是這樣的：
「請如實談一談你在被雙規後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認識。」
我人一回到江蘇，就收到了此案的審理主任幫他快遞過來的回答材料。
他的字娟秀中不乏硬朗。但字寫得很小，整體感覺是受到了一種強烈的約束，形態上表現出了一種克制和內斂。都說字如其人，字映其態，我能從他的字，隱約看到他這個人，部分內在的情志，外在的處境。
他的書面陳述如下：
紀委開始調查我的時候，我既恐懼，又憤怒。我覺得自己為黨和國家，為教育科研事業，奉獻了大半輩子，把一個脫胎於高專的學校，發展成地方最重要的萬人大學，培養的人才遍佈全國，乃至世界的許多角落。怎麼會為那麼一點點「雞毛蒜皮」的事，就對一個大學的黨委書記，一個著名學者，動手段呢！我想不通。所以，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拒不承認錯誤，大鬧情緒，跟調查組的同志擰著干。
為打消我的對抗和僥倖心理，辦案組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教育引導，給我講政策講法紀，要求我認識錯誤、交代問題；另一方面主動關心照顧我的生活，每天給我檢查身體。我的態度慢慢發生了變化。
回顧這段時間自己的思想變化、靈魂洗禮、情感起伏，難以用語言來表達。正是組織上溫暖的懷抱、辦案人員無私的關心，自己的心情能夠得以平復，能夠坦然地面對組織敞開心扉，懺悔自己錯誤的過去。自從進入省紀委辦案點至今，我在思想認識上和認錯態度上經過這樣一些階段：
剛到辦案點初期，一開始思想情緒上一片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些麻木，心裡一直在想「我到底為什麼被帶到這兒來的？」自己還搞不清。其實在這個時候，自己最應該清楚過去做錯了什麼，然而，這個時候，自己頭腦是不清醒的，這時候自己考慮的不是哪些是該做的，哪些是不該做的，而是組織上掌握、瞭解自己多少事情，這些事情說出來會對自己有什麼影響。一想到這裡，我心裡就十分害怕，也潛伏了不少怨氣，覺得組織上不包容我們這些基層幹部，不體諒我們開展工作的難處。特別擔憂的是在經濟方面的問題，數字大肯定問題重，一旦暴露了，將來會是什麼出路等等。這些就是當時在思想上、頭腦裡反覆盤算的問題。在這種心態下，自己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則必然是僥倖心理，想矇混過去，即能不說則不說，不能講的則不講，因此自己的態度一直不能端正。
針對我的這些思想認識和對待問題的態度，辦案人員採取了急風暴雨式的嚴肅批評及和風細雨式的耐心教育，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使我在震驚中思考，在思考中提高，在這一階段，也就是我對是否向組織靠攏左右搖擺、徘徊不定的時候。辦案人員擺事實、講道理，拿出我認識的落馬幹部魏某某、沈某某以及安徽的王懷忠、江蘇的王益民等，態度完全不同的正反兩方面的典型案例來開導、教育我，使我慢慢打消思想顧慮，自覺地、積極地向組織靠攏。經過他們耐心細緻的教育引導，我開始認識到自己身上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這些問題只有依靠組織，以如實向組織交代問題的實際行動向組織靠攏，積極配合組織調查好這些問題，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自己開始轉過思想認識上的彎子，開始慢慢地梳理自己的問題。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自己也曾有過在良知初醒階段對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危害性轉到震驚、恐懼的情況，而針對這些情況，辦案組領導都有預測，並且都及時地做好了我的思想工作，使我安穩度過了認識波動的階段。
通過組織上耐心的教育和細緻的工作，我幡然醒悟，開始意識到，在自己犯錯誤的問題上，領導的話哪一句用在自己身上都是對的，組織對每個人都是負責的，每一句話都是可信的，在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的情況下，挽救自己的只有組織。
我還從組織的關心、關懷中看到了組織的大度。在這個過程中，組織上瞭解到我的自身情況和家庭狀況後，各位領導給予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我生病了為我請醫送藥，帶我到醫院做檢查；春節前領導專門到我家中看望我家人，對我妻子說了不少我的好話，安排我與兒子通信，使我能夠安心放心，集中精力在這裡交代問題；辦案組的同志放棄與家人團聚的機會，陪我吃年夜飯、看春晚。特別是中秋夜，還讓我與兒子互通手機信息。這些都讓我為之感動，使我在積極配合組織交代問題的過程中充滿了正能量。
正是組織上源源不斷地給了我這樣的動力，使我有一種向組織敞開心扉、吐露心聲，與舊我徹底決裂的決心和信心。儘管在這樣一個半月左右的過程中，在我對問題的認識方面，在交代問題的態度方面還出現過一些反覆，這些反覆有的甚至還比較大，分析下來，小反覆是一些認識問題的苗頭，而大的反覆則是這些苗頭的集中爆發。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個時候組織上及時幫助了我，我也在第一時間認識了錯誤，並比較深刻地向組織做了檢討。這些情況的出現，既在組織的意料之中，又在組織的掌控之中，沒有對我認識問題、交代問題帶來太大的影響。另外，是今後朝著組織指引的方向前行中的重要教訓、反面坐標。正是在這樣痛苦的思想鬥爭中使自己對組織更加充分信任，主動積極向組織靠攏，讓組織拉著自己走向光明大道的決心和勇氣更加堅定，向組織交代了全部問題。
回顧這段時光，我觸及了自己的靈魂，選擇了走向光明的道路，徹底告別舊我朝著正確的方向前行。經歷這段時光，我的體會是，犯了錯誤的同志，唯一正確的選擇和出路就是聽組織的話，按「兩規」要求，如實徹底地交代自己的問題，走好後面的每一步。還有就是「相信組織、依靠組織」絕不是一句空話，我按照組織要求，交代全部問題後，更感受到組織懷抱的溫暖。有了一種要反思自己的過去、要向組織懺悔、要向組織吐露心聲的決心。
最後，我要結合我的職務，結合我的失控教訓，跟全國高校的同行說幾句話，也斗膽對組織進幾句言。
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就會像脫韁的野馬一樣肆無忌憚地踐踏一切。想想我在位最後的幾年，確實是表面上樸素謙和，骨子裡狂妄、霸道，且耍弄了不少自以為絕頂聰明的官場手段，為所欲為，在學校幾乎一手遮天，沒有人敢挑戰我的權威。一個人在某個單位、某個地方任職，如果到了這種程度，還不警醒，而是我行我素，基本上就是走上懸崖，離墜落近在咫尺了。
學校是一個相對封閉和獨立的小社會，一旦主要領導人的權力無人能制約，權力過於集中，以權謀私就變得非常方便，人性中的醜惡就會脫韁而出，縱橫馳騁，無法無天。這就像一件瓷器，幾乎很少有碰不壞的瓷器，磕磕絆絆中，一個人靈魂的瓷器總會有一些裂痕，這個時候需要把瓷器捆綁住，以便及時做內部的修復。如果得不到束縛，再繼續甚至更加大幅度的磕磕絆絆中，瓷器一定會突然破碎，散落一地，像我這樣，無法收拾。有些單位的一把手常常如赤裸的皇帝，自己認為穿著新裝，一些不懷好意的身邊人，也告訴你穿著新裝。你會麻木自大，感到自己如同君主，萬人之下，一呼萬應，無所不能。等很多東西傳遞到上級組織那裡，組織上下來視察，往往發現事態已經嚴重，連亡羊補牢都來不及了。害了自己，也害得整個學校的事業受到損傷。這樣的事例在全國高校系統，多有發生，絕非我這一家。
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迅猛發展，高校辦學產業化，導致高校與社會之間，幾乎沒有了圍牆，社會風氣長驅直入，魚目混珠，無法過濾。高校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給職務犯罪以可乘之機；監督制約機制沒有發揮作用，內部監督、上級監督、社會監督均存在缺位或弱化現象。這種情況下，高校領導的人性善惡，道德高低，自控強弱，都會直接映射到整個學校的管理效能中去。一個人與一個學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種過度依賴高校領導辦大學的情形，成為常態，特別危險。
如何監督制約高校一把手，讓我們這樣的人不再成為「爆裂的瓷器」？我覺得，主要還是要加強高校黨風廉政建設，重點是要緊抓容易滋生腐敗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一方面，要加強廉政風險防控管理。對人、財、物權力集中的崗位，要進行職權梳理，切實找準崗位風險。另一方面，加強對財務、基建、採購、科研經費等的監管，繼續推行高校黨政主要負責人「三個不直接分管」制度。再一方面，完善基建和修繕等工程監管制度，健全物資採購制度，進一步規範科研經費使用、財務管理。
最後要建議的是，高校科研院所、國有企業這類相對獨立的單位，事業、經營兼具，情況特別複雜，其紀檢監察機構，最好不要在單位黨委內設，而是由上級紀委派駐，比較有威懾力和制約性。這種單位比黨政機關更複雜，為什麼機關採用紀檢派駐制，我們這樣的單位卻內設呢？我覺得紀檢體制建設的完善工作，還有空間。
想了很多。覺得仍未說到點子上。慚愧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