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山海經》，我不由想到《莊子•逍遙游》中的幾個字，《山海經》者，“志怪者也”。《山海經》究竟是怎樣的一本書呢？古今之說法，不一而足。書名“山海經”，但它絕不是一部經典，這個“經”應該是“經歷”的意思，所謂“山海經”者，實為所“經歷之山海”也。因此古之目錄學家將其列為地理類，自然是無可厚非的。這一說法，雖不科學，卻也有依據。看《山海經》時，我便發現《西山經》《北山經》中的山川遠遠多於《南山經》《東山經》中的，這便是我國地勢西高冬低的最好體現。但是《山海經》所述之事物，實為怪哉，非常人所能辨也。所歷愈久，人們便開始產生疑問，不把它當成一部地理著作了，而發現它與小說頗為相似。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到《山海經》，說它“蓋古之巫書”。這一論斷十分精闢，為後世所稱道。我觀之，亦深感恰到。在《山經》之末，都有祀神的記述，其用途十分明了。現在的學者認為《山海經》是保存中國神話材料最多的一部古書。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巫以記神事”，神事者，神話之別稱也。與之相對的就是“史”，史以記人事。因此，我認為《山海經》就是一部記錄上古神事的“史”書。
《山海經》分為《山經》和《海經》兩部分，畢沅在他的《山海經新校正》中註釋過。《山海經》的立名，是劉向，劉秀（歆）父子校書（漢成帝河平二年，公元216年）才開始有的。而它大約成書於春秋末年到漢代初期這個漫長時期中，作者非一人。《山海經》應是劉向父子的命名，可是司馬遷《史記•大宛傳》中卻提到了《山海經》，故畢沅稱之“其名久也”。這裡存在一個小小的誤解。司馬遷《史記》的原文是這樣的：“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可是在東漢王充《論衡•談天篇》中引的這段話，卻少了一個“海”字，緊接著又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所以《史記》中《山海經》的“海”字很有可能是後世之人篡加的。再者史公所言“所有怪物”，應是《山經》所記的奇禽異獸，怪蛇怪魚，還有稀奇古怪的花草樹木等。而《海經》則主要記述的是異域的國度和民族，並非什麼“怪物”。
中國古代神話雜亂無章，不成體系，不像古希臘神話那般條理清楚。《山海經》便體現了這一特點。看《山海經》時，總覺得神話故事只是點綴，一筆帶過，僅僅是記述的附帶品。古時的先民更關心的似乎是奇珍異物的功用和祭祀山神的方法。中國古代神話的功力性明顯要強於西方神話，這實在是與中國遠古先民所居住的環境相關的。黃河流域的文明發源得實為不易，與其他的文明古國根本無法同日而語。古巴比倫有肥沃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古埃及尼羅河的汛情可以為人們帶來肥沃的土壤，而古印度的恆河兩岸也都是沃野千里。而黃河流域的土地貧瘠自是不說，連年的洪水也威脅著先民。中國的先民總是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者艱苦卓絕的鬥爭，自然在敘述神事時更多地體現的是抗爭和功用的意識。
我們總驚歎古希臘，古羅馬的繪畫，建築，戲劇，史詩是如何如何的有藝術性，自愧不如的東方民族卻總為著極其功利性的目的在進行著所謂的藝術活動。我們也有出色的建築——都江堰，可是我們從來不覺得它很美，只在乎它有多管用。藝術固然偉大，這卻不是我們的先民奢求的。古希臘藝術興盛的時候——公元前四五百年，中國正處在四分五裂的春秋戰國時代，人民的性命朝不保夕，又怎麼會有閒情逸致去搞“無用”的藝術呢？而百家齊鳴只不過是各國君主霸業的派生物罷了。因此，我們常在教課本上見到這樣的話：“這是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結晶。”正因為災害連年，戰亂頻繁，所以《山海經》中的神話才不可能形成完整的體系。
只看一遍《山海經》，與沒看無異。這是一本內容龐雜，包羅萬象的奇書，從中可以讀出那個時代的精神。有機會的話，我想為它做個詳細的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