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漢書》第九

說起中國的史書,《史記》、《漢書》,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有兩個原因。一則這兩部書是最早的有系統的歷史,再早雖然還有《尚書》、《魯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但《尚書》、《國語》、《戰國策》,都是記言的史,不是記事的史。《春秋》和《左傳》是記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簡短,《左氏傳》雖夠鋪排的,而跟著《春秋》編年的系統,所記的事還不免散碎。《史記》創了「紀傳體」,敘事自黃帝以來到著者當世,就是漢武帝的時候,首尾三千多年。《漢書》採用了《史記》的體制,卻以漢事為斷,從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後來的史書全用《漢書》的體制,斷代成書;二十四史裡,《史記》、《漢書》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這稱為「正史」。《史記》、《漢書》,可以說都是「正史」的源頭。二則,這兩部書都成了文學的古典,兩書有許多相同處,雖然也有許多相異處。大概東漢、魏、晉到唐,喜歡《漢書》的多,唐以後喜歡《史記》的多,而明、清兩代尤然。這是兩書文體各有所勝的緣故。但歷來班、馬並稱,《史》、《漢》連舉,它們敘事寫人的技術,畢竟是大同的。

《史記》,漢司馬遷著。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詳)。他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小時候在本鄉只幫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兒。司馬談作了太史令,才將他帶到京師(今西安)讀書。他十歲的時候,便認識「古文」的書了。二十歲以後,到處遊歷,真是足跡遍天下。他東邊到過現在的河北、山東及江、浙沿海,南邊到過湖南、江西、雲南、貴州,西邊到過陝、甘、西康等處,北邊到過長城等處;當時的「大漢帝國」,除了朝鮮、河西(今寧夏一帶)、嶺南幾個新開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遊,相傳是父親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處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寫的史料,沒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卻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遺跡,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軼聞;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來印證並補充他所讀的書。他作《史記》,敘述和描寫往往特別親切有味,便是為此。他的遊歷不但增擴了他的見聞,也增擴了他的胸襟;他能夠綜括三千多年的事,寫成一部大書,而行文又極其抑揚變化之致,可見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闊大。

司馬遷像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應試得高第,做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大行封禪典禮,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見父親,父親已經快死了,拉著他的手嗚咽著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世代作史官;週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復了世傳的職務,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禪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真是命該如此!再說孔子因為眼見王道缺,禮樂衰,才整理文獻,論《詩》、《書》,作《春秋》,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孔子到現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只管爭戰,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理;漢朝一統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卻沒能盡職,無所論著,真是惶恐萬分。你若能繼承先業,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揚名於後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著我的話罷。」[1]司馬遷聽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將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不敢有所遺失。」[2]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司馬遷祠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史籍和別的藏書,便開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時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裡,特別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告,他那裡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卻忙著改歷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一四),太初歷完成,才動手著他的書。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命,領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萬人圍著他們;他們殺傷了匈奴一萬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沒吃的,耗了八天,等貳師將軍派救兵。救兵竟沒有影子。匈奴卻派人來招降。李陵想著回去也沒有臉,就降了。武帝聽了這個消息,又急又氣。朝廷裡紛紛說李陵的壞話。武帝問司馬遷,李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李陵也作過郎中,和司馬遷同過事,司馬遷是知道他的。

宋本《史記》書影

他說李陵這個人秉性忠義,常想犧牲自己,報效國家。這回以少敵眾,兵盡路窮,但還殺傷那麼些人,功勞其實也不算小。他決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許在等機會給漢朝出力呢。武帝聽了他的話,想著貳師將軍是自己派的元帥,司馬遷卻將功勞歸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將他抓起來,下在獄裡。第二年,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只能發憤努力,在獄中專心致志寫他的書,希圖留個後世名。過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書令,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書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死後,這部書部分的流傳;到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惲才將全書獻上朝廷去,並傳寫公行於世。漢人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稱為《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流傳時頗有缺佚,經後人補續改竄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的有主名,其餘都不容易考了。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週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火以後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裡記著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討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揚孔子整理「六經」的豐功偉業,而特別著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借歷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著明些。」[3]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敝起廢,作後世君臣龜鑒。《春秋》實在是禮義的大宗,司馬遷相信禮治是勝於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羅萬象,采善貶惡,並非以刺譏為主。像他父親遺命所說的,漢興以來,人主明聖盛德,和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是他父子職守所在,正該記載表彰。他的書記漢事較詳,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漢的緣故。他排斥暴秦,要將漢遠承三代。這正和今文家說的《春秋》尊魯一樣,他的書實在是竊比《春秋》的。他雖自稱只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4],述而不作,不敢與《春秋》比,那不過是謙詞罷了。

漢武帝像 《史記菁華錄》書影

他在《報任安書》裡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裡說:「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跡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只是天道對於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家言。陰陽家倡「五德終始說」,以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剋勝,終始運行,循環不息。當運者盛,王跡所興;運去則衰。西漢此說大行,與「今文經學」合而為一。司馬遷是請教過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原是一種歷史哲學;實際的教訓只是讓人君順時修德。

《史記·遊俠列傳》書影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並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只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書裡也有議論,那不過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關的。原來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鬱結,只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任安書》和《史記自序》裡引了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聖,都是發憤才著書的。他自己也是個發憤著書的人。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歎;他悲天憫人,發為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後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裡。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他「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以為「大敝傷道」[5];班固也說他「是非頗謬於聖人」[6]。其實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儒學已成獨尊之勢,他也成了一個推崇的人了。至於《遊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遊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遊俠的話。這和《伯夷傳》裡天道無常的疑問,都只是偶一借題發揮,無關全書大旨。東漢王允死看「發憤」著書一語,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便說《史記》是「佞臣」的「謗書」[7],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了。

班固像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跡,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記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面人物。史家稱為「紀傳體」,因為「紀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案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著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8]。「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確,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佔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於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漢書》,漢班固著。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馬氏一樣,也是個世家;《漢書》是子繼父業,也和司馬遷差不多。但班固的憑藉,比司馬遷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學有才氣,成帝時,和劉向同校皇家藏書。成帝賜了他全套藏書的副本,《史記》也在其中。當時書籍流傳很少,得來不易;班家得了這批賜書,真像大圖書館似的。他家又有錢,能夠招待客人。後來有好些學者,老遠的跑到他家來看書;揚雄便是一個。班斿的次孫班彪,既有書看,又得接觸許多學者;於是盡心儒術,成了一個史學家。《史記》以後,續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補充,著了六十五篇《後傳》。他詳論《史記》的得失,大體確當不移。他的書似乎只有本紀和列傳;世家是並在列傳裡。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但他的兒子班固的《漢書》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超像 班昭像

班固生在河西;那時班彪避亂在那裡。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後來都有功於《漢書》。他五歲時隨父親到那時的京師洛陽。九歲時能作文章,讀詩賦。大概是十六歲罷,他入了洛陽的大學,博覽群書。他治學不專守一家;只重大義,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辭賦。為人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驕人。在大學裡讀了七年書,二十三歲上,父親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他二十八歲,開始改撰父親的書。他覺得《後傳》不夠詳的,自己專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書。過了三年,有人上書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舊史。當時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預言,搖惑民心;私改舊史,更有機會造謠,罪名可以很大。

《東觀漢記》書影(玉函山房輯佚本)

明帝當即詔令扶風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陽獄中,並調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鬧出大亂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帶了全家趕到洛陽;他上書給明帝,陳明原委,請求召見。明帝果然召見。他陳明班固不敢私改舊史,只是續父所作。那時扶風郡也已將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卻很賞識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書郎,蘭台令史,跟別的幾個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紀。班家這時候很窮。班超也作了一名書記,幫助哥哥養家。後來班固等又述諸功臣的事跡,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些後來都成了劉珍等所撰的《東觀漢記》的一部分,與《漢書》是無關的。

明帝這時候才命班固續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六四),班固三十三歲,在蘭台重行寫他的大著。蘭台是皇家藏書之處,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蘭台令史。雖然在官不久,就從軍去了,但一定給班固幫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辭賦,更賞識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宮中讀書,往往連日帶夜的讀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書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歲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用他作中護軍,參議軍機大事。這一回匈奴大敗,逃得不知去向。竇憲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紀功,教班固作銘。這是著名的大手筆。

宋本《漢書》書影

次年他回到京師,就作竇憲的秘書。當時竇憲威勢極盛;班固倒沒有仗竇家的勢欺壓人,但他的兒子和奴僕卻都無法無天的。這就得罪了許多地面上的官兒;他們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罵了洛陽令種兢,種兢氣恨極了,但也只能記在心裡。永元四年(西元九二),竇憲陰謀弒和帝,事敗,自殺。他的黨羽,或誅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種兢卻饒不過他,逮捕了他,下在獄裡。他已經六十一歲了,受不得那種苦,便在獄裡死了。和帝得知,很覺可惜,特地下詔申斥種兢,命他將主辦的官員抵罪。班固死後,《漢書》的稿子很散亂。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學,嫁給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節行並為人所重。當時稱為曹大家。這時候她奉詔整理哥哥的書;並有高才郎官十人,從她研究這部書——經學大師扶風馬融,就在這十人裡。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時還未完成,她和馬融的哥哥馬續參考皇家藏書,將這些篇寫定,這也是奉詔辦的。

《漢書》的名稱從《尚書》來,是班固定的。他說唐、虞、三代當時都有記載,頌述功德;漢朝卻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是通史,將漢朝皇帝的本紀放在盡後頭,並且將堯的後裔的漢和秦、項放在相等的地位,這實在不足以推尊本朝。況《史記》只到武帝而止,也沒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斷代述史,起於高祖,終於平帝時王莽之誅,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紀、表、志、傳凡百篇,稱為《漢書》[9]。班固著《漢書》,雖然根據父親的評論,修正了《史記》的缺失,但斷代的主張,卻是他的創見。他這樣一面保存了文獻,一面貫徹了發揚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後來的正史都以他的書為範本,名稱也多叫作「書」。他這個創見,影響是極大的。他的書所包舉的,比《史記》更為廣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藝術、文章,盡在其中。

《漢書·藝文志》書影

書裡沒有「世家」一體,本於班彪《後傳》。漢代封建制度,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所謂侯國,也就無所謂世家。這一體的併入列傳,也是自然之勢。至於改「書」為「志」,只是避免與《漢書》的「書」字相重,無關得失。但增加了《藝文志》,敘述古代學術源流,記載皇家藏書目錄,所關卻就大了。《藝文志》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劉向、劉歆父子都曾奉詔校讀皇家藏書;他們開始分別源流,編訂目錄[10],使那些「中秘書」漸得流傳於世,功勞是很大的。他們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藝文志》還保留著劉歆《七略》的大部分。這是後來目錄學家的寶典。原來秦火之後,直到成帝時,書籍才漸漸出現;成帝詔求遺書於天下,這些書便多聚在皇家。劉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貢獻,班固所以想到在《漢書》裡增立《藝文志》,都是時代使然。司馬遷便沒有這樣好運氣。

《史記》成於一人之手,《漢書》成於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馬續補成;紀、傳從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後傳》作底本。而從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記》的文字。這樣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說他的書是「剽竊」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時的著作權的觀念還不甚分明,不以抄襲為嫌;而史書也不能憑虛別構。班固刪潤舊文,正是所謂「述而不作」。他刪潤的地方,卻頗有別裁,決非率爾下筆。史書敘漢事,有闕略的,有隱晦的,經他潤色,便變得詳明,這是他的獨到處。漢代「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他實在表彰得更為到家。書中收載別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說他是「浮華」之士[12]。這些文章大抵關係政治學術,多是經世有用之作。那時還沒有文集,史書加以搜羅,不失保存文獻之旨。至於收錄辭賦,卻是當時的風氣和他個人的嗜好;不過從現在看來,這些也正是文學史料,不能抹煞的。

《史通》書影

班、馬優劣論起於王充《論衡》。他說班氏父子「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勝於《史記》[13]。王充論文,是主張「華實俱成」的[14]。漢代是個辭賦的時代,所謂「華」,便是辭賦化。《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弘麗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著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著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

《經典常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