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第八

春秋末年,列國大臣的勢力漸漸膨脹起來。這些大臣都是世襲的,他們一代一代聚財養眾,明爭暗奪了君主的權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機會成熟,便跳起來打倒君主自己幹。那時候各國差不多都起了內亂。晉國讓韓、魏、趙三家分了,姓姜的齊國也讓姓田的大夫佔了。這些,周天子只得承認了。這是封建制度崩壞的開始。那時候周室也經過了內亂,土地大半讓鄰國搶去,剩下的又分為東、西周;東、西周各有君王,彼此還爭爭吵吵的。這兩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時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國諸侯相等了。後來列國紛紛稱王,周室更不算回事;他們至多能和宋、魯等小國君主等量齊觀罷了。

秦、楚兩國也經過內亂,可是站住了。它們本是邊遠的國家,卻漸漸伸張勢力到中原來。內亂平後,大加整頓,努力圖強,聲威便更廣了。還有極北的燕國,向來和中原國家少來往;這時候也有力量向南參加國際政治了。秦、楚、燕和新興的韓、魏、趙、齊,是那時代的大國,稱為「七雄」。那些小國呢,從前可以仰仗霸主的保護,作大國的附庸;現在可不成了,只好讓人家吞的吞,並的並,算只留下宋、魯等兩三國,給七雄當緩衝地帶。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壞中,七雄便各成一單位,各自爭存,各自爭強;國際政局比春秋時代緊張多了。戰爭也比從前嚴重多了。列國都在自己邊界上修起長城來。這時候軍器進步了,從前的兵器都用銅打成,現在有用鐵打成的了。戰術也進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從前精明,從前只用兵車和步卒,現在卻發展了騎兵了。這時候還有以幫人家作戰為職業的人。這時候的戰爭,殺傷是很多的。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1]可見那凶慘的情形。後人因此稱這時代為戰國時代。

《戰國策》書影

在長期混亂之後,貴族有的作了國君,有的漸漸衰滅。這個階級算是隨著封建制度崩壞了。那時候的國君,沒有了世襲的大臣,便集權專制起來。輔助他們的是一些出身貴賤不同的士人。那時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攬有技能的人,甚至學雞鳴、學狗盜的也都收留著。這是所謂「好客」、「好士」的風氣。其中最高的是說客,是遊說之士。當時國際關係緊張,戰爭隨時可起。戰爭到底是勞民傷財的,況且難得有把握;重要的還是做外交的工夫。外交辦得好,只憑口舌排難解紛,可以免去戰禍;就是不得不戰,也可以多找一些與國,一些幫手。擔負這種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既然這般重要,所以立談可以取卿相;只要有計謀,會辯說就成,出身的貴賤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從孝公用商鞅變法以後,日漸強盛。到後來成了與六國對峙的局勢。這時候的遊說之士,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抗秦,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親秦。前一派叫「合縱」,是聯合南北各國的意思;後一派叫「連橫」,是聯合東西各國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國家。合縱派的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是張儀,他們可以代表所有的戰國遊說之士。後世提到遊說的策士,總想到這兩個人,提到縱橫家,也總是想到這兩個人。他們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蘇秦起初也是連橫派。他遊說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窮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瞧不起他。他恨極了,用心讀書,用心揣摩;夜裡倦了要睡,用錐子扎大腿,血流到腳上。這樣整一年,他想著成了,便出來遊說六國合縱。這回他果然成功了,佩了六國相印,又有勢又有錢。打家裡過的時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頭,嫂嫂趴在地下謝罪。他歎道:「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真是少不得的!」張儀和楚相喝酒。楚相丟了一塊璧。手下人說張儀窮而無行,一定是他偷的,綁起來打了幾百下。張儀始終不認,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說:「唉,要不是讀書遊說,那會受這場氣!」他不理,只說:「看我舌頭還在罷?」妻子笑道:「舌頭是在的。」他說:「那就成!」後來果然做了秦國的相;蘇秦死後,他也大大得意了一番。

蘇秦像

蘇秦使錐子扎腿的時候,自己發狠道:「那有遊說人主不能得金玉錦繡,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這正是戰國策士的心思。他們憑他們的智謀和辯才,給人家劃策,辦外交;誰用他們就幫誰。他們是職業的,所圖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貴;幫你的時候幫你,不幫的時候也許害你。翻覆,在他們看來是沒有什麼的。本來呢,當時七雄分立,沒有共主,沒有盟主,各幹各的,誰勝誰得勢。國際間沒有是非,愛幫誰就幫誰,反正都一樣。蘇秦說連橫不成,就改說合縱,在策士看來,這正是當然。張儀說舌頭在就行,說是說非,只要會說,這也正是職業的態度。他們自己沒有理想,沒有主張,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彎兒抹角投其所好。這需要技巧;《韓非子·說難篇》專論這個。說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錦繡」和「卿相之尊」,說得不好也會招殺身之禍,利害所關如此之大,蘇秦費一整年研究揣摩不算多。當時各國所重的是威勢,策士所說原不外戰爭和詐謀;但要因人、因地進言,廣博的知識和微妙的機智都是不可少的。

蒯通像

記載那些說辭的書叫《戰國策》,是漢代劉向編定的,書名也是他提議的。但在他以前,漢初著名的說客蒯通,大約已經加以整理和潤飾,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漢書》本傳裡記著他「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大約就是劉向所根據的底本了[2]。蒯通那枝筆是很有力量的。鋪陳的偉麗,叱吒的雄豪,固然傳達出來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聲口,也絲絲入扣,千載如生。讀這部書,真是如聞其語,如見其人。漢以來批評這部書的都用儒家的眼光。劉向的序裡說戰國時代「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說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異智」,「亦可喜,皆可觀」。這便是文辭的作用了。宋代有個李文叔,也說這部書所記載的事「淺陋不足道」,但「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又道,說的還不算難,記的才真難得呢[3]。這部書除文辭之勝外,所記的事,上接春秋時代,下至楚、漢興起為止,共二百零二年(西元前四三—二二),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謂戰國時代,便指這裡的二百零二年;而戰國的名稱也是劉向在這部書的序裡定出的。

劉向像


[1]《離婁》。

[2]羅根澤《〈戰國策〉作於蒯通考》及《補證》(《古史辨》第四冊)。

[3]李格非《書〈戰國策〉後》。

【參考資料】雷海宗《中國通史選讀》第二冊(清華大學講義排印本)。

《經典常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