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列國大臣的勢力漸漸膨脹起來。這些大臣都是世襲的，他們一代一代聚財養眾，明爭暗奪了君主的權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機會成熟，便跳起來打倒君主自己幹。那時候各國差不多都起了內亂。晉國讓韓、魏、趙三家分了，姓姜的齊國也讓姓田的大夫佔了。這些，周天子只得承認了。這是封建制度崩壞的開始。那時候周室也經過了內亂，土地大半讓鄰國搶去，剩下的又分為東、西周；東、西周各有君王，彼此還爭爭吵吵的。這兩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時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國諸侯相等了。後來列國紛紛稱王，周室更不算回事；他們至多能和宋、魯等小國君主等量齊觀罷了。
秦、楚兩國也經過內亂，可是站住了。它們本是邊遠的國家，卻漸漸伸張勢力到中原來。內亂平後，大加整頓，努力圖強，聲威便更廣了。還有極北的燕國，向來和中原國家少來往；這時候也有力量向南參加國際政治了。秦、楚、燕和新興的韓、魏、趙、齊，是那時代的大國，稱為「七雄」。那些小國呢，從前可以仰仗霸主的保護，作大國的附庸；現在可不成了，只好讓人家吞的吞，並的並，算只留下宋、魯等兩三國，給七雄當緩衝地帶。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壞中，七雄便各成一單位，各自爭存，各自爭強；國際政局比春秋時代緊張多了。戰爭也比從前嚴重多了。列國都在自己邊界上修起長城來。這時候軍器進步了，從前的兵器都用銅打成，現在有用鐵打成的了。戰術也進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從前精明，從前只用兵車和步卒，現在卻發展了騎兵了。這時候還有以幫人家作戰為職業的人。這時候的戰爭，殺傷是很多的。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1]可見那凶慘的情形。後人因此稱這時代為戰國時代。
《戰國策》書影
在長期混亂之後，貴族有的作了國君，有的漸漸衰滅。這個階級算是隨著封建制度崩壞了。那時候的國君，沒有了世襲的大臣，便集權專制起來。輔助他們的是一些出身貴賤不同的士人。那時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攬有技能的人，甚至學雞鳴、學狗盜的也都收留著。這是所謂「好客」、「好士」的風氣。其中最高的是說客，是遊說之士。當時國際關係緊張，戰爭隨時可起。戰爭到底是勞民傷財的，況且難得有把握；重要的還是做外交的工夫。外交辦得好，只憑口舌排難解紛，可以免去戰禍；就是不得不戰，也可以多找一些與國，一些幫手。擔負這種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既然這般重要，所以立談可以取卿相；只要有計謀，會辯說就成，出身的貴賤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從孝公用商鞅變法以後，日漸強盛。到後來成了與六國對峙的局勢。這時候的遊說之士，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抗秦，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親秦。前一派叫「合縱」，是聯合南北各國的意思；後一派叫「連橫」，是聯合東西各國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國家。合縱派的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是張儀，他們可以代表所有的戰國遊說之士。後世提到遊說的策士，總想到這兩個人，提到縱橫家，也總是想到這兩個人。他們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蘇秦起初也是連橫派。他遊說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窮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瞧不起他。他恨極了，用心讀書，用心揣摩；夜裡倦了要睡，用錐子扎大腿，血流到腳上。這樣整一年，他想著成了，便出來遊說六國合縱。這回他果然成功了，佩了六國相印，又有勢又有錢。打家裡過的時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頭，嫂嫂趴在地下謝罪。他歎道：「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真是少不得的！」張儀和楚相喝酒。楚相丟了一塊璧。手下人說張儀窮而無行，一定是他偷的，綁起來打了幾百下。張儀始終不認，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說：「唉，要不是讀書遊說，那會受這場氣！」他不理，只說：「看我舌頭還在罷？」妻子笑道：「舌頭是在的。」他說：「那就成！」後來果然做了秦國的相；蘇秦死後，他也大大得意了一番。
蘇秦像
蘇秦使錐子扎腿的時候，自己發狠道：「那有遊說人主不能得金玉錦繡，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這正是戰國策士的心思。他們憑他們的智謀和辯才，給人家劃策，辦外交；誰用他們就幫誰。他們是職業的，所圖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貴；幫你的時候幫你，不幫的時候也許害你。翻覆，在他們看來是沒有什麼的。本來呢，當時七雄分立，沒有共主，沒有盟主，各幹各的，誰勝誰得勢。國際間沒有是非，愛幫誰就幫誰，反正都一樣。蘇秦說連橫不成，就改說合縱，在策士看來，這正是當然。張儀說舌頭在就行，說是說非，只要會說，這也正是職業的態度。他們自己沒有理想，沒有主張，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彎兒抹角投其所好。這需要技巧；《韓非子·說難篇》專論這個。說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錦繡」和「卿相之尊」，說得不好也會招殺身之禍，利害所關如此之大，蘇秦費一整年研究揣摩不算多。當時各國所重的是威勢，策士所說原不外戰爭和詐謀；但要因人、因地進言，廣博的知識和微妙的機智都是不可少的。
蒯通像
記載那些說辭的書叫《戰國策》，是漢代劉向編定的，書名也是他提議的。但在他以前，漢初著名的說客蒯通，大約已經加以整理和潤飾，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漢書》本傳裡記著他「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大約就是劉向所根據的底本了[2]。蒯通那枝筆是很有力量的。鋪陳的偉麗，叱吒的雄豪，固然傳達出來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聲口，也絲絲入扣，千載如生。讀這部書，真是如聞其語，如見其人。漢以來批評這部書的都用儒家的眼光。劉向的序裡說戰國時代「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說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異智」，「亦可喜，皆可觀」。這便是文辭的作用了。宋代有個李文叔，也說這部書所記載的事「淺陋不足道」，但「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又道，說的還不算難，記的才真難得呢[3]。這部書除文辭之勝外，所記的事，上接春秋時代，下至楚、漢興起為止，共二百零二年（西元前四三—二二），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謂戰國時代，便指這裡的二百零二年；而戰國的名稱也是劉向在這部書的序裡定出的。
劉向像
[1]《離婁》。
[2]羅根澤《〈戰國策〉作於蒯通考》及《補證》（《古史辨》第四冊）。
[3]李格非《書〈戰國策〉後》。
【參考資料】雷海宗《中國通史選讀》第二冊（清華大學講義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