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
原文
（1）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2）彼其初與萬物俱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3）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4）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民）而無叛吏。人（民）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5）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
（6）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7）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余又非之：
（8）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9）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萬人（民）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10）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漢事然也。
（11）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治）平矣。
（12）或者又曰：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13）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14）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指導大概
本篇是議論文，而且是議論文中的辯論文。辯論的題目是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辯論的對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論》，晉代的陸機，他作《五等論》，都是擁護封建的人；還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陸的論，《文選》裡有；杜佑等的意見，載在《唐書·宗室傳贊》裡——那「贊」裡也節錄了本篇的文字。本篇著重實際的政制，所以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但實際的政制總得有理論的根據；曹、陸都曾舉出他們理論的根據。柳宗元是反對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學作根據，這便是「勢」。他再三的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2）（14）。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亂後，又親見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諸人作亂。這些都是「藩鎮」，都是軍閥的割據。篇中所謂「叛將」，便指的這些人。他們委任官吏，截留稅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裡。這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柳宗元反對封建，是在這一種背景裡。他是因為對於當時政治的關心才引起了對於封建制的歷史的興趣；所以引證的事實一直到唐代，而且對於當時的局面還建議了一個簡要的原則（11），供執政者參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諱。太宗諱「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兩個「民」字（10），大概是傳刻的人改的。高宗諱「治」，文中作「理」。當時人都得如此，不獨柳宗元一個。今在想著該是避諱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應作的本字，也許看起來明白些。
曹、陸都以為封建是「聖人意」。《六代論》說：「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論》也說：「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同「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共憂樂，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論的根據。曹、陸都說這是「先王知」，可見是「聖人意」。這是封建論者共同的主要的論據。柳宗元反對封建，得先打破這個論據。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1）—（6）。「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便是針對著曹、陸的理論而發的。柳宗元還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1）。那麼，不但「封建非聖人意」，聖人並且要廢除封建，只是「勢不可」罷了。說到「勢」，便得從封建起源或社會起源著眼，這便是所謂「生人（民）之初」（1）。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傳的「天作君師」說（《孟子》引《逸尚書》）；他以為「君長刑政」起於「爭」。人與人因物資而爭，其中「智而明者」給他們「斷曲直」，施刑罰，讓他們息爭。這就是「君長」。有「君長刑政」然後有秩序，然後有「群」。群與群又因物資相爭，息爭的是兵強德大的人；於是乎有諸侯。諸侯相爭，息爭的是德大的人；於是乎有方伯、連帥。方伯、連帥相爭，息爭的是德更大的人；於是乎有天子。「然後天下會於一」（2）。群的發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他的理論大概是從《荀子》來的。《荀子·禮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君道篇》又說：「君者，何也？曰，能群也。」這便是「君長刑政」起於「爭」的道理，不過說得不成系統罷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勸學篇》「君子……善假於物」的話，篇中已提明荀卿。至於那種層次的發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說翻了個個兒。《尚同篇》以為「正長」「刑政」起於「亂」；而封建的社會的發展是自天子至於「鄉里之長」，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接著就說「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這是說明封建的世襲制的來由，但未免太簡單化了些。
可是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篇中論湯、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緣故道：「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13）。「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協。所以接著便說：「夫湯、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13）。這種「不得已」出於私心，雖然也是「勢」，卻跟那聖人無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勢」不一樣。但是無論怎麼樣，封建「非聖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襲制下，「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聖人那會定下這種不公的制度呢？本篇除辯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這個主旨以外，還設了三個難。末一難是「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柳宗元便舉出「湯、武之所不得已」來破這一難，已見上。中一難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12）。《六代論》開端就說「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縣制「主祚常促」。但這也是封建論者一般的意見，因為周歷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們有力的證據。柳宗元卻只舉魏、晉、唐三代作反證。魏、晉兩代，封建制還存著，「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唐代改了郡縣制，「垂二百祀，大業彌固」（12）。可見朝代的長短和封建是無關的。頭一難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7）這也是《五等論》裡一層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陸機自己的見解—他那「共憂樂，同安危」的論據是襲用曹冏的。這裡他說：「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征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民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共憂樂，同安危，是從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難易是從受治方面看。這後一層的重要僅次於前者，也是封建論者一種有力的論據。所以本篇列為頭一難。別的兩難，柳宗元只簡單的駁了過去；只對於這一難，卻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證明它的不正確。他對於「共憂樂，同安危」那個論據，除建立了新的代替的「勢」的理論外，也曾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這一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篇中兩回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卻不同。一回著重在「制」，在治者；一回著重在「政」，在被治者。但從實際的政治裡比較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卻是一樣的。
照全篇所論，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3）。二是「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8）。三是「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14）。因為「末大不掉」，便有陸機說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論周代的末路「判為十二，分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3），正是這種現象。因為「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的情形（10）。而這兩種流弊大半由於「繼世而理（治）」，便是所謂「世襲」。「生人（民）之初」，各級的君長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級的君長德越大（2）。雖然在我們看，這只是個理想，但柳宗元自己應該相信是真的，他也應該盼望本篇的讀者相信這是真的。那麼，封建制剛開頭的時候，該是沒有什麼弊病的。弊病似乎起於「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這就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這種世襲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長的局面剛剛相反了嗎？自然，事實上世襲制和封建制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將「繼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這制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襲的時代，怎能明目張膽的攻擊世襲制呢？他只能主張將無數世襲的「君長」歸並為一個世襲的天子，他只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論郡縣制之得有二。一是「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便是中央集權的意思。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10）—一方面也便是聖賢有以立於天下（14）。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只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歷代政制的得失，只舉周、秦、漢、唐四代。「堯、舜、禹、湯之事遠」（3），所以存而不論。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態度。「及有周而甚詳」（3），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這裡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制的全副面目。這是封建制的最完備最適當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艷羨的，並且是他們憑藉著起人信心的實證。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爭辯。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鐵證。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速亡並不在郡縣制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漢是封建和郡縣兩制並用；郡縣制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制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年代又相當長。這是郡縣製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於比較兩種制度的得失的時代。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只將魏、晉帶了一筆，並不詳敘，便是為此。漢其實也未嘗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係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別的朝代未嘗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就這兩種制度本身看，唐代並不需要特別提出；但他卻兩回將本朝跟周、秦、漢相提並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唐書·宗室傳贊》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語。「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覆」正指兩回將唐代跟周、秦、漢一併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雖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須由「政」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為「反覆」是不錯的。第一回引證以「制」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4），「徇周之制」，「秦制之得」（5），「州縣之設，固不可革」（6）等語。這裡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制之得是「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漢代兼用兩制，「有叛國而無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可見「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將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6）。兵原也可以息爭，卻只能用於小群小爭。群大了，爭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鎮」是大群，有大爭；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了。—這番徵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第二回引證以「政」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於制，不在於政」（8），「失在於政，不在於制」（9），「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10）等語。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掣，以至於此。所以真正的失，還「在於制，不在於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於政」。「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篇中接著舉出孟舒、魏尚、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政」因於「制」，由此可見。至於唐「盡制郡邑，連置守宰」（11），「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謹擇守」，便會「理（治）平」（11），不致失「政」。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這番徵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難。郡縣制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9），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制的弊病，郡縣制本身並無弊病。封建制本身卻就有弊病，「政」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篇中徵引，第一回詳於周事，第二回詳於漢事。這因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漢是「政」因於「制」的實證的緣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跡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一來是因為就封建郡縣兩制而論，唐代本不佔重要的地位，用不著詳其所不當詳。二來也許是因為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