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節的。後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卜辭顯得整齊些罷了。便是這樣，王安石還說《魯春秋》是「斷爛朝報」[1]。所謂「斷」，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的意思。卜辭的簡略大概是工具的緣故，在脆而狹的甲骨上用刀筆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辭和《魯春秋》似乎沒有能夠跳出卜辭的氛圍去，雖然寫在竹木簡上，自由比較多，卻依然只跟著卜辭走。《尚書》就不同了。《虞書》、《夏書》大概是後人追記，而且大部分是戰國末年的追記，可以不論；但那幾篇《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也總在商、周之間。那不但有章節，並且成了篇，足以代表當時史的發展，就是敘述文的發展。而議論文也在這裡面見了源頭。卜辭是「辭」，《尚書》裡大部分也是「辭」。這些都是官文書。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辭」；辭原是「訟」的意思[2]，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係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的聽兩面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敘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係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慎重了。這也稱為「辭」，又稱為「命」，又合稱為「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於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為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讚美他的辭，更讚美他的「慎辭」[3]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先教裨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4]。他的確是很慎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為證。
子產像
孔子很注意辭命，他覺得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謙虛的說是辦不了。但教學生卻有這一科；他稱讚宰我、子貢，擅長言語[5]，「言語」就是「辭命」。那時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辭多指說出的言語，命多指寫出的言語；但也可以兼指。各國派使臣，有時只口頭指示策略，有時預備下稿子讓他帶著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總還得隨機應變，自己想說話；因為許多情形是沒法預料的。——當時言語，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當時的京話或官話。孔子講學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魯語[6]。卜、《尚書》和辭命，大概都是歷代的雅言。訟辭也許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寫出，而寫出的和說出的雅言，大體上是一致的。孔子說「辭」只要「達」就成[7]。辭是辭命，「達」是明白，辭多了像背書，少了說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辭命的重要，代表議論文的發展。
戰國時代，遊說之風大盛。游士立談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說辭。他們的說辭卻不像春秋的辭命那樣從容宛轉了。他們鋪張局勢，滔滔不絕，真像背書似的；他們的話，像天花亂墜，有時誇飾，有時詭曲，不問是非，只圖激動人主的心。那時最重辯。墨子是第一個注意辯論方法的人，他主張「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個標準。不過他究竟是個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歡文飾，「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說他「言多不辯」[10]。——後來有了專以辯論為事的「辯者」，墨家這才更發展了他們的辯論方法，所謂《墨經》便成於那班墨家的手裡。——儒家的孟、荀也重辯。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說：「君子必辯。」[12]這些都是游士的影響。但道家的老、莊，法家的韓非，卻不重辯。《老子》裡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學」所重的是自然。《莊子》裡說「大辯不言」[14]，「莊學」所要的是神秘。韓非也注重功利，主張以法禁辯，說辯「生於上之不明」[15]。後來儒家作《易·文言傳》，也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評著游士好辯的風氣，恐怕還在暗暗的批評著後來稱為名家的「辯者」呢。《文言傳》舊傳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這幾句話和「辭達」論倒是合拍的。
孔子講學
孔子開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從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種私家著作是《論語》，卻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們記的他的說話。諸子書大概多是弟子們及後學者所記，自作的極少。《論語》以記言為主，所記的多是很簡單的。孔子主張「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們說話，大概是很質直的，弟子們體念他的意思，也只簡單的記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鋪排得多。《墨子》大約也是弟子們所記。《孟子》據說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孫丑、萬章等編定的，可也是弟子們記言的體制。那時是個「好辯」的時代。墨子雖不好辯，卻也脫不了時代影響。孟子本是個好辯的人。記言體制的恢張，也是自然的趨勢。這種記言是直接的對話。由對話而發展為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老子》可為代表；後來的《墨經》，《韓非子·儲說》的經，《管子》的《經言》，都是這體制。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莊子·齊物論》等篇以及《荀子》、《韓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經諸子書裡常常夾著一些韻句，大概是為了強調。後世的文也偶爾有這種例子。中國的有韻文和無韻文的界限，是並不怎樣嚴格的。
《管子》書影
還有一種「寓言」，藉著神話或歷史故事來抒論。《莊子》多用神話，《韓非子》多用歷史故事，《莊子》有些神仙家言，《韓非子》是繼承《莊子》的寓言而加以變化。戰國游士的說辭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風氣，這開了後來辭賦的路。論是進步的體制，但還只以篇為單位，「書」的觀念還沒有。直到《呂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統的書[16]。這部書成於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三十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數，六是秦代的聖數，這些數目是本書的間架，是外在的系統，並非邏輯的秩序，漢代劉安主編《淮南子》，才按照邏輯的秩序，結構就嚴密多了。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日漸平民化。著作越過越多，流傳也越過越廣。「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體了。後世大體採用，言文漸漸分離。戰國末期，「雅言」之外，原還有齊語、楚語兩種有勢力的方言[17]。但是齊語只在《春秋公羊傳》裡留下一些，楚語只在屈原的「辭」裡留下幾個助詞如「羌」、「些」等；這些都讓「雅言」壓倒了。
《國語》書影
伴隨著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裡《春秋左氏傳》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國記言的《國語》，《左傳》從它裡面取材很多。那是鋪排的記言，一面以《尚書》為範本，一面讓當時記言體的、恢張的趨勢推動著，成了這部書。其中自然免不了記事的文字；《左傳》便從這裡出發，將那恢張的趨勢表現在記事文裡。那時游士的說辭也有人分國記載，也是鋪排的記言，後來成為《戰國策》那部書。《左傳》是說明《春秋》的，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它最長於戰爭的記載；它能夠將千頭萬緒的戰事敘得層次分明，它的描寫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記言也異曲同工，不過不算獨創罷了。它可還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系統的書；它的順序是依著《春秋》的。《春秋》的編年並不是自覺的系統，而且「斷如復斷」，也不成一部「書」。
《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書影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統的史書。他創造了「紀傳」的體制。他的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多萬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數，三十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表示那些「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為列傳是記載人物的。這也是用數目的哲學作系統，並非邏輯的秩序，和《呂氏春秋》一樣。這部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剪裁與組織見長。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貢獻，還在描寫人物。左氏只是描寫事，司馬遷進一步描寫人；寫人更需要精細的觀察和選擇，比較的更難些。班彪論《史記》「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19]，這是說司馬遷行文委曲自然。他寫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盡；他的悲憤的襟懷，常流露在字裡行間。明代茅坤稱他「出《風》入《騷》」[20]，是不錯的。
漢武帝時候，盛行辭賦；後世說「楚辭漢賦」，真的，漢代簡直可以說是賦的時代。所有的作家幾乎都是賦的作家。賦既有這樣壓倒的勢力，一切的文體，自然都受它的影響。賦的特色是鋪張、排偶、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都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裡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的賦，雖用排偶，卻還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漢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兩個字的。東漢的句子，便長起來，最短的是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以完一意。所謂「駢文」或「駢體」，便這樣開始發展。駢體出於辭賦，夾帶著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讀整齊，對偶工麗，可以悅目，聲調和諧，又可悅耳，也都助人情韻。因此能夠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廢的體制。
宋本《文選》書影
梁昭明太子在《文選》裡第一次提出「文」的標準，可以說是駢體發展的指路牌。他不選經、子、史，也不選「辭」。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不算「文」；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辭」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選的只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是「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選在他的書裡。這種作品好像各種樂器，「並為入耳之娛」；好像各種繡衣，「俱為悅目之玩」。這是「文」，和經、子、史及「辭」的作用不同，性質自異。後來梁元帝又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21]這是說，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這種「文」大體上專指詩賦和駢體而言；但應用的駢體如章奏等，卻不算在裡頭。漢代本已稱詩賦為「文」，而以「文辭」或「文章」稱記言、記事之作。駢體原也是些記言、記事之作，這時候卻被提出一部分來，與詩賦並列在「文」的尊稱之下，真是「附庸蔚為大國」了。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書影（鳩摩羅什譯）
這時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佛典的翻譯，一是群經的義疏。佛典翻譯從前不是太直，便是太華；太直的不好懂，太華的簡直是魏、晉人講老、莊之學的文字，不見新義。這些譯筆都不能作到「達」的地步。東晉時候，後秦主姚興聘龜茲僧鳩摩羅什為國師，主持譯事。他兼通華語及西域語，所譯諸書，一面曲從華語，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譯筆可也不完全華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語趣」[22]；他介紹的「西域之語趣」是華語所能容納的，所以覺得「天然」。新文體這樣成立在他的手裡。但他的翻譯雖能「達」，卻還不能盡「信」；他對原文是不太忠實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確，才能「信」、「達」兼盡，集佛典翻譯的大成。這種新文體一面增擴了國語的詞彙，也增擴了國語的句式。詞彙的增擴，影響最大而易見，如現在口語裡還用著的「因果」、「懺悔」、「剎那」等詞，便都是佛典的譯語。句式的增擴，直接的影響比較小些，但像文言裡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譯語。另一面，這種文體是「組織的，解剖的」[23]。這直接影響了佛教徒的註疏和「科分」之學[24]，間接影響了一般解經和講學的人。
演釋古人的話的有「故」、「解」、「傳」、「注」等。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叫作「故」。演釋原來辭意，叫作「解」。但後來解釋字句，也叫做「故」或「解」。「傳」，轉也，兼有「故」、「解」的各種意義。如《春秋左氏傳》補充故事，兼闡明《春秋》辭意。《公羊傳》、《穀梁傳》只闡明《春秋》辭意——用的是問答式的記言。《易傳》推演卦爻辭的意旨，也是鋪排的記言。《詩毛氏傳》解釋字句，並給每篇詩作小序，闡明辭意。「注」原只解釋字句，但後來也有推演辭意、補充故事的。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釋辭意，大抵明白易曉。《春秋》三傳和《詩毛氏傳》闡明辭意，卻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所以支離破碎，無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該有大出入，但因對於辭意的見解不同，去取字義，也有各別的標準。注辭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實在是發揮老、莊的哲學；郭象注《莊子》，更是藉了《莊子》發揮他自己的哲學。南北朝人作群經「義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響，一面也是翻譯文體的間接影響。這稱為「義疏」之學。
郭象注本《莊子》書影
漢、晉人作群經的注，注文簡括，時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曉。南北朝人給這些注作解釋，也是補充材料，或推演辭意。「義疏」便是這個。無論補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義；這種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經文更精細一層。這種精細的確不算是破壞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譯的影響。就中推演辭意的有些也只發揮老、莊之學，雖然也是無中生有，卻能自成片段，便比漢人的支離破碎進步。這是王弼等人的衣缽，也是魏、晉以來哲學發展的表現。這是又一種新文體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經正義》，削去玄談，力求切實，只以疏明注義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極詳。宋人所謂「註疏」的文體，便成立在這時代。後來清代的精詳的考證文，就是從這裡變化出來的。
韓愈像 《韓昌黎集》書影 不過佛典只是佛典，義疏只是義疏，當時沒有人將這些當作「文」的。「文」只用來稱「沈思翰藻」的作品。但「沈思翰藻」的「文」，漸漸有人嫌「浮」「艷」了。「浮」是不直說，不簡截說的意思。「艷」正是隋代李諤《上文帝書》中所指斥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那時北周的蘇綽是首先提倡復古的人，李諤等紛紛響應。但是他們都沒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陳子昂提倡改革文體，和者尚少。到了中葉，才有一班人「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結、獨孤及、梁肅最著。他們作文，主於教化，力避排偶，辭取樸拙。但教化的觀念，廣泛難以動眾，而關於文體，他們不曾積極宣揚，因此未成宗派。開宗派的是韓愈。
韓愈，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唐憲宗時，他作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被貶；後來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稱為韓吏部。他很稱讚陳子昂、元結復古的功勞，又曾請教過梁肅、獨孤及。他的脾氣很壞，但提攜後進，最是熱腸。當時人不願為師，以避標榜之名；他卻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願作章句師，他說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26]。他實在是以文辭為教的創始者。他所謂「傳道」，便是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謂「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繼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的距楊、墨一樣。當時佛、老的勢力極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觸犯了皇帝[27]。這自然足以驚動一世。他並沒有傳了什麼新的道，卻指示了道統，給宋儒開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貢獻，還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柳宗元像 曾鞏像 他說他作文取法《尚書》、《春秋》、《左傳》、《周易》、《詩經》以及《莊子》、《楚辭》、《史記》、揚雄、司馬相如等。《文選》所不收的經、子、史，他都排進「文」裡去。這是一個大改革、大解放。他這樣建立起文統來。但他並不死板的復古，而以變古為復古。他說：「惟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28]，又說：「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29]；他是在創造新語。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換去排偶的句子，句逗總弄得參參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標準，那就是「氣」。他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30]「氣」就是自然的語氣，也就是自然的音節。他還不能跳出那定體「雅言」的圈子而採用當時的白話；但有意的將白話的自然音節引到文裡去，他是第一個人。在這一點上，所謂「古文」也是不「古」的；不過他提出「語氣流暢」（氣盛）這個標準，卻給後進指點了一條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這條路上走，文體於是乎大變。這實在是新體的「古文」，宋代又稱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裡。
三蘇像（蘇洵、蘇軾、蘇轍）
柳宗元與韓愈，宋代並稱，他們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書》、《詩》、《禮》、《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也將經、子、史排在「文」裡，和韓的文統大同小異。但他不敢為師，「摧陷廓清」的勞績，比韓差得多。他的學問見解，卻在韓之上，並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潔，最工遊記；他創造了描寫景物的新語。韓愈的門下有難、易兩派。愛易派主張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愛難派主張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當時愛難派的流傳盛些。他們矯枉過正，語艱意奧，扭曲了自然的語氣、自然的音節，僻澀詭異，不易讀誦。所以唐末宋初，駢體文又迴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駢體文和僻澀的古文先後盤踞著宋初的文壇。直到歐陽修出來，才又回到韓愈與李翱，走上平正通達的古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