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經傳釋詞》，意在發現古代語文中語詞（虛字）的用例及古人說話的詞氣。詞氣表現的方式就是語法或文法，所以王氏的著作可說是中國文法學的萌芽。除王氏外，劉淇也是文法的先驅，劉氏著有《助字辨略》，所謂助字即全部虛字的總稱，劉氏將它分成三十類，比之王氏更有系統。到清末馬建忠，仿西文葛郎瑪著《馬氏文通》，文法學便成立了。馬著用西文義例解釋我國古書的文法，雖然有些牽強的毛病，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說及今日通用語言，無益於言文一致運動，如國父在《孫文學說》中所指出者，但從此使過去所謂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古文奧妙，變得比較平常易懂了。
文法現象與語言同時產生，但文法的研究則在文字發生了好久以後。從學術的傳統看，文法學是訓詁學的一個分支，但馬建忠以後的文法學，卻是受西文的影響較多。過去訓詁家對於文字已有虛實的分別（起於宋代），宋以前則以「名」與「詞」相對舉，劉熙《釋名》不涉及虛字，許慎《說文》解釋虛字，都稱為詞，可以為證。《爾雅》除解釋各類名物以外，還有《釋詁》、《釋言》、《釋訓》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質。這可見古代訓詁學中早已包含了文法研究，但不如今日的精密罷了。
文法學也是讀古書所必需的工具。馬氏以後，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釗、陳承澤、楊樹達、王力等，章氏著《中等國文典》，陳氏著《國文法草創》，楊氏著有《馬氏文通刊誤》、《高等國文法》、《詞詮》等書，王氏著有《中國文法學初探》，陳王兩書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