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所謂史評，包括三種著作：
（一）如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是評論作史方法的，可說是史學方法論；
（二）如王船山的《宋論》、《讀通鑒論》，是評論史事的，就是借史事的討論來表現他對於時事的意見，這可說是史論；
（三）如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甌北）的《廿二史劄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等書，以考證史書記載的異同，論述各時代史實的特徵為主要內容，這種可說是史的考證學。
史論雖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那些評論對象的內容，但這一點無關重要，還不如把它當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資料。史的考證學對於史實的瞭解及史書的閱讀都給予了實際的幫助，是我們讀史的重要參考書。至於史學方法論著作，是關於史的本身的討論，是我國固有的科學之一部門，而且是社會科學裡面的一個重要部門，雖然還沒有多大的發展，那僅有的幾冊書也值得閱讀。
劉知幾是唐朝的史官，根據他的專門研究及工作經驗，著《史通》一書，詳論作史方法，分內外篇四十餘篇，有獨到的見解與銳利的批評。
內篇開始的兩篇，《六家》及《二體》，分析唐以前史書有六種體例，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而其中只《左傳》及《漢書》兩體才可以為作史的標準。他所說的六家，正代表著記言、記事、編年、國別、通古紀傳、斷代紀傳的六體。他所選擇的就是編年與斷代紀傳兩體。
《春秋》雖然也按年月次序，但內容太簡單，好像大事年表一樣，所以不能算作標準的編年體。《史記》、《漢書》雖然同是紀傳，但《史記》是通史，對秦以前史實敘述又不甚詳明，同時他所根據的經、子、史的古書，也多流傳於世，因此劉知幾認為它不完備，欠條理，且和別的書重複，不如斷代為史的《漢書》好。
劉知幾提倡斷代史而攻擊通史，自現代史家看來，是顯然錯誤的，但歷朝官修史書，自以斷代為最方便，因為它能夠寫得詳細完備而不至於重複，這或者是劉氏從史官立場而得出的結論。劉知幾又主張記載事實的真相，不大贊同因褒貶而歪曲事實的春秋筆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對《論語》、《孟子》及諸子書，都認為有些不可靠。
章學誠（實齋）曾過著游幕生活，曾修過地方志，他所著的《文史通義》分內外篇，內篇兼論文史及一般學術，外篇專論方志。他的論史有幾個要點：
（一）六經皆史；
（二）史家分記注與撰述兩種，記注是搜集並保存史料的，撰述則是史書的著作；
（三）通史一體，足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如《史記》及鄭樵《通志》等是（清修《四庫全書》，將鄭志入別史，未列通史一門，殊不瞭解通史的重要性）；
（四）史學須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編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國史書自《春秋》起，就有拿垂訓借鑒為宗旨的一派，朱熹著《通鑒綱目》，於三國時一定要把劉備做正統，就是這種道理。但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王鳴盛等都主張照事直書，不必強加褒貶，這可說是科學的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