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說過，隋唐時佛家思想的勃興，使儒家也受了影響，如韓愈、李翱等，一方面吸收了佛家理論，另方面又要闢佛，這就是產生新儒學的先聲。
新儒學即在宋代開始建立的理學，它的特點是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成分而發揚儒家的倫理思想與政治哲學。理學所吸收的佛、道兩家思想，特別是運用在宇宙論與心性論方面，而這兩方面又老早是儒、釋、道三家混合的所在。如晉王弼拿道家的道理來解釋《易經》，道教——是陰陽家假托道家之名而創造的，也拿儒家一部分的經典，主要的是《易經》，附會於道家的學說（在《老子》書中只附會少數的語句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等）。佛教中的「格義」，是拿《老》、《莊》及《周易》去解釋佛經。這些混合的現象，造成了宋明理學的前提條件，而宋明理學則是將儒、釋、道三家思想貫通之處整理成一體系。
宋明理學產生的另一前提，就是漢唐訓詁註疏之學，煩瑣無味，已經為有思想的儒者所厭棄。他們既然厭棄訓詁，就不得不另找革新學術的途徑。宋代有學問的人物，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等，都是留心政治，拿經史的義理來配合實際問題的。當時學者又有自命不凡的氣概，動輒要繼承孔孟，講內聖外王之學。尤其是宋初有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三個學者，講求經世致用之學，開闢了一代學風。安定教人方法，分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是「明體」的，治事齋是「達用」的，這可說是當時的新教育。在這種教育影響之下，出了不少的學術人才。
就當時社會背景看，手工業與商業有相當的發展，貨幣流通的範圍相當擴大，南宋時甚至使用紙幣。在這一經濟活躍的狀況之下，民間文化頗為發達，如印刷術的完成，書籍數量的增加，官學之外又有民間自由講學的書院，設立於各地。自然科學方面，除印刷術外，羅盤針及火藥的發明，也在宋代。因此，一種新的哲學思想的產生，不是偶然的。
這種新的哲學，稱為理學，又稱為道學。因陸象山說「心即理」，故人們又稱陸王一派的理學為「心學」，來和程朱一派的「理學」相區別，而以「道學」作為兩派的總名（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也有把「理學」的範圍擴大，連周秦諸子之學甚至堯舜禹湯的思想都包括進去，但又和哲學對立起來的（如賈豐臻《中國理學史》）。我們依照歷史的事實看，理學的名詞創自宋時，所代表的只是宋明儒家學術，決不可廣泛地應用到諸子思想上去；道學與理學兩名詞，所指也沒有什麼廣狹。至於哲學一名詞，可以應用到各種宇宙觀與人生觀，乃至談歷史法則，可以稱為歷史哲學，談政治原理，可以稱為政治哲學，實在包含很廣，所以要說中國的諸子思想及宋明理學，與西洋哲學不一致，是可以的，若說中國只有理學而沒有哲學，將理學放在哲學範圍以外，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