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節所說看，佛教對於我國俗文學的影響頗多，其實士大夫的文學也受了它的影響。
第一，是文學用語的擴充。例如孟浩然詩，「導以微妙法，結為清淨因」。柳宗元詩，「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白居易詩，「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微妙法、清淨因、貝葉書、無生無滅，都是佛教中的語彙。又如「塔」、「僧」、「懺悔」等字，用得更普遍。由漢至唐八百年間，佛經譯述者所創造的語彙，包含三萬五千多個詞，有一部分是采綴華語而另給一新的解釋，如「真如」、「眾生」、「因緣」、「果報」等，有一部分是音譯梵語，如「涅槃」、「剎那」等。這種語彙的增加對於文學自不能沒有影響。
第二，是語法及文體的通俗化。這是矯正綺麗及古雅的積習的藥石。法護、鳩摩羅什等人所用的散文，大概是根據當時人的口語。又佛教的偈，質樸與民歌相似，唐朝且有寒山、拾得等白話詩人。禪宗語錄更是宋儒語錄的範本。
第三，佛教文學極富於想像力，它給予晉朝到唐朝間的志怪與傳奇小說之創作以刺激，就是明代的神魔小說，也和佛教有關。甚至描寫社會現實的《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也包含了佛教思想，如西門慶遺腹子孝哥的出家，賈寶玉跟隨和尚、道士而去，都是看破紅塵的出世觀念之強調。唐宋詩人，思想受佛教影響的也不少，王維、蘇軾等更顯著。
第四，我國音韻學的產生，顯然是受了印度的影響，這件事對於駢文及律詩的成立，有密切的關係。
除印度方面的影響外，西北胡人對我國文學也有相當的影響，如樂府中所收的民歌，有一部分是「五胡亂華」時期外來民歌的譯作，例如《琅琊王歌辭》、《隴頭歌辭》、《折楊柳歌辭》之類。南北朝時，文學作品的風格，顯然不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北史·文苑傳》）。這種質樸剛健的作風就是西北民族輸入的。後來唐朝詩人的邊塞詩，也有這種氣派。南北朝隋唐間的歌舞戲，也有外來的影響，如《缽頭》是西域胡人的故事，《康老子》一戲與波斯有關係。又唐人《宣室志》裡有陸顒入海求寶的故事，近人指為從阿拉伯輸入的。
中國的樂府詩及詞曲文學，與音樂有密切關係，而音樂，自漢以來，即有陸續由西域或印度輸入的新聲與新樂器，如箜篌、琵琶、觱篥等樂器，都是外來的，特別是琵琶，佔著主要樂器的地位，它是由阿拉伯輾轉傳來的。近代戲曲，又受金元的影響，如胡琴等樂器，亦自蒙古而來。
另一方面，中國文學，自隋唐時代，就給予高麗（朝鮮）及日本以影響。高麗人及日本人能作中國詩的很不少。日本人所輯《全唐詩逸》，載了許多高麗人的詩。俞樾所輯的《東瀛詩選》四十四卷，收日本五百餘詩人的作品，元明以來的作者居多。元及清代，蒙古人、滿洲人到內地來，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有些能創作漢文詩詞的，如薩都剌、納蘭性德，是最有名的。但宋元時期，中國對日本、朝鮮，因交通阻隔，文化上沒有關係，到明清時代，才恢復聯絡。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學不但對日本、朝鮮輸出（同時又從日本取回一些失傳了的書），而且影響到安南去，到琉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