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道無非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
原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裡,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華杉詳解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都是古地名。諸馮、負夏、鳴條在東方,山東一帶。岐周、畢郢在西方,陝西一帶。符節,是古代表示印信之物,一般用玉、角、銅、竹做成,形狀也有虎、龍、人的區別,一般可剖為兩半,各執其一。比如用於調兵的虎符,將軍帶兵出去,帶走虎符的一半;國君如果有軍令,傳令人帶另一半去,如果合得上,就可傳令,調兵遣將,甚至把那將軍斬了都可以。
孟子說,舜出生在諸馮,之後遷居到負夏,死在鳴條,他是東方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畢郢,是西方人。兩地相距千里,兩人的時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們都能實現自己的志向,治理中國,他們的所作所為,簡直是一模一樣,就像符節那樣嚴絲合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可見古代的聖人和後代的聖人,其揆一也。揆,是道理、準則,就是說,他們的道理和準則是一樣的。
這就叫「千載一揆」。
王陽明說,人人皆可為聖人。怎麼修行做聖人呢?其實很簡單,聖道無非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當你做一件事的時候,就想一下,如果是聖人遇到這事,他會怎麼做?你就和他一樣去做。那麼在處理這件事情上,你就是聖人了。
比如說送客。孔子送客時,一定是站在大門口目送客人遠去,一直到客人走遠了,不再回頭招手,他才轉身進屋。那麼你在送客人的時候,也別在客人剛上車的時候就轉身回屋,要一直等客人的車開走看不見了再回。那被送的人呢?也不要一上車就低頭看手機,而是把車窗搖下來,跟主人道別,車開走了,要回頭致意,看著送你的人,直到看不見為止。
好了,如此這般,在送別這件事上,你的處理就和孔子一模一樣了,那你在這件事上就是聖人了。
好的政治,人人自便,都感覺不到領導人存在
原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zhēn)洧(wěi)。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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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產是鄭國的執政,也是春秋時期有名的賢相。他執政期間,鄭國氣像一新,國泰民安,他也深受百姓愛戴。不過,這裡孟子抓住他一件小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這件事本來是人們傳誦的一件美事。那時,鄭國境內有兩河交匯,一條溱河,一條洧河。一個冬天,子產從兩河交匯處經過,看見有老百姓涉水渡河。冬天水寒,凍人徹骨,子產看了於心不忍,就招呼老百姓上自己的車,把他渡了過去。這個人被感動了,傳誦子產的事跡,說他是百姓的好父母官!
可是,河上沒有橋是誰的責任啊?還是子產的責任。他該做的,不是拿自己車去渡人,而是在河上修橋。所以孟子說:「子產渡人是小恩小惠,這不是政治家該做的。如果十一月修成能走人的橋,十二月修成能走車的橋,那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發愁了。你把政治搞好了,出門鳴鑼開道,讓老百姓迴避你都可以,用不著你搞這些親民表演。如果搞政治的人,一個個地去討人歡心幫人渡河,恐怕你的時間也不夠用吧?」
這裡的十一月,是周朝的十一月。我們現在用的陰曆,是夏歷。而周朝的曆法,正月比夏歷早兩個月。所以這裡的十一月,就是今天陰曆的九月,十二月就是陰曆的十月,剛好是在秋收之後,農閒時節,天氣開始轉涼的時候。這時候,就應該趕緊組織民力修橋。徒杠,是修到人可以走的程度;輿梁,是可以過車了。
諸葛亮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張居正說,為政不必人人問其疾苦,而需事事立有規模。你把制度搞好,就公平正大,不要拿你的車去載老百姓渡河。
好的政治,領導人並不會讓百姓感動。而是法制健全、建設完備,人人自便,百姓都感覺不到領導人的存在。
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級,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華杉詳解
《論語・八佾》中,定公問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的關係,不是無條件的,而是相互的。國君對我好,我就在這兒干;國君對我言不聽計不從,也不尊重我,我就到別的國家去了。
孟子也說了這個問題:「要讓臣忠於君,那也得看君王對臣下如何。如果君王對臣下,能隆之以禮貌,推之以至誠,言聽計從,情投意合,看他就似手足一般,一刻也離不開,如此則為臣者莫不感恩圖報,矢志盡忠。一定會愛養君德,使之愈加清澈明亮;保護君身,使之愈加強健堅固。就像腹心一般,與君王相依為命,終身休戚與共。這是上下一體的恩義兼隆,明良相遇。
「相反,如果人君待臣下,就像犬馬一般,只是豢養他,讓他奔走效勞而已,那麼人人都會疏遠他,不和他親近,也沒什麼怨恨,就像對不相干的路人一般,只是幹活掙錢而已。
「更有甚者,人君視臣下如泥土草芥,隨意踐踏斬殺。如此則人人自危,離心離德,把那君王看得像強盜仇人一般。」
曾子說:「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人君對臣下,是以師道相處,還是以朋友之道相處,還是只看作聽話的犬馬,都能看出區別來。
我們今天也有這樣的現實問題,領導招聘人才的時候,都當手足腹心去招,人才進來之後就成了犬馬土芥。所以今天費了挺大代價招進來的,明天就走了,領導自己還感覺不到有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上下級關係。在今天的知識社會,一般來說,下級是專家,上級是外行,下級是上級的顧問。所以對於上級的君道來說,以師道待下級,尤為重要。而下級的臣道呢?儒家說是匡正君非,愛養君德,用今天管理學的話說是「管理上級」。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級,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華杉詳解
齊宣王看孟子句句都在說他,有點疑惑,就問:「按禮制規定,臣下即使離開主君,轉投他國,當遇到舊主去世的時候,他還要為舊主服喪三月。這離開的人都這麼大規矩,在我朝中的人反倒可能視我為路人、寇仇。那些離開了還為舊主服喪的人,他的主君是怎麼待他的呢?」
孟子說:「要想別人對您盡禮,您要先以禮待人。當他在您這兒工作的時候,如果對您有所規正,您不要認為他冒犯您,而是改正自己;當他向您陳述建議,不要覺得他囉唆迂闊,而是言聽計從。這樣他提出的方略,就能夠一一實施,惠及百姓,這樣君臣之間就相得益彰。
「如果因為相互議論不合,觀點想法不一樣,所以他要去別的國家,為別的君主工作,那就好合好散,派人送他出境,保護他的路途安全。同時,派人先到他的下一任老闆那裡,推薦他的好處,為他開闢新的仕進之路。
「在本國給他的田宅封地不要收回,給他留著,意思是你隨時可以回來。這樣保留三年,他若仍然沒回來,再收歸國家。
「這就叫『三有禮』,在這兒的時候、走的時候、走了之後,三個階段都有禮。」
孟子所說的道理,現在還真有企業家這麼做。海底撈的老闆張勇就有規定:一個店長離職,只要任職超過一年以上,就給八萬塊的「嫁妝」,就算這個人是被競爭對手挖走了,也給。如果離職的是小區經理(大概管五家分店左右),給二十萬;如果是大區經理,就送一家火鍋店,大概八百萬。我想張勇這種做法,也不是跟孟子學的,還是千載一揆,人同此心,則行同此禮。
孟子接著說:「如果他在這兒的時候,你對他言不聽、計不從,從而做不成事,不能有惠於民。等他失意要走,你又馬上翻臉成仇,要把他拘禁起來,還要想辦法讓他在下個地方也幹不下去,或者走的當天就把他的房子田地都收了,這就成了寇仇了。有誰會為寇仇服喪呢?」
對於君子來說,禮就是禮,義就是義,不能變成恩怨相報。
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上行下效
原文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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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比士級別高,士又比一般老百姓級別高。一個人出生成長在一個國家,沒人會想離開自己的祖國。但是,當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時,就要趕緊離開,提前行動,否則禍到臨頭就來不及了。人身安全的最大威脅,主要是國家的司法不公正。如果君王妄行誅殺,士本無罪,他乘一時之怒就殺了,大夫進諫也救不了,那大夫自己就要趕緊走,因為等殺到你頭上,也沒人救得了你。再往下推,如果一個老百姓無罪而被殺,那士也可以趕緊跑了。不要認為殺不到你這個級別的人頭上,沒有司法公正,任何人都不安全。
朱熹註解說:「君子當見機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孔子曾經想去晉國見趙簡子,走到黃河邊,傳來晉國賢大夫竇鳴犢、舜華被趙簡子誅殺的消息。孔子臨河而歎:「黃河之水洋洋壯美哉!我不能渡此河,是我的命啊!」子貢問他原因。孔子說:「竇鳴犢、舜華是晉國的賢大夫,趙簡子未得志時,是依靠他們才得以執政。可得志之後,他卻為了政治目的而殺掉他們。君子物傷其類,也要懂得避開不義之人。」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華杉詳解
孟子說:「君主若仁,就沒有人不仁。君主若義,就沒有人不義。」
上行下效,這是個生物學問題。法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加布裡埃爾・塔爾德1890年寫了一部世界名著《模仿律》。裡面的核心觀點是:模仿是先天的,是我們生物特徵的一部分,人們通過模仿而使行為一致。模仿是基本的社會現象,每一個小孩子都是在模仿中長大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模仿。而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社會下層人士對上層人士的模仿。
原文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華杉詳解
孟子說:「不符合禮的『禮』,不符合義的『義』,有德行的人是不會做的。」
張居正講解說,禮義貴乎中正不偏。比如禮尚敬,但不能諂媚;禮貴有文,但不能流於虛文;義貴在勇,但不能以奮激為義,行其所不必行。總之要把握中庸之道。焦循舉了一個「借交報仇」例子,捨身替朋友報仇就是不義。朋友的事是朋友的事,你拼自己的命去替朋友報仇,將自己的父母家人置於何地?
人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
原文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華杉詳解
朱熹註解說:「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中,是中庸的中。程頤注《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極致完美的意思。後人以為中是中等水平,庸是平庸,這樣就把中庸之道全理解反了。
中是不偏不倚,沒有過分一點點,也沒有一點點達不到,妙不可言。德行中和,則待人接物處事,無不恰到好處,既能讓人舒服,又不會丟失原則變成好好先生。
張居正講解說:如果父兄自己有中和之德行,而子弟的德行有偏,則能抑制他過分之處,引導他不及之處,讓他也能致中和;如果父兄自己有干濟之才,而子弟之才或有所短,則能開悟其昏昧,警醒其懶惰,一點點引導他,讓他自己成才。如此,對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又不會因為急於求成而起反作用;對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又不會壓迫他激起他的叛逆。
所以人們也樂於有好的父兄啊,不僅能生養我,年長於我,而且能成就我。如果為父兄者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就嚴加督責,以求其速成。等看他不成器,又放棄他不教了。那他們自己也只是不中不才罷了。那「父兄之賢」與「子弟的不肖」之間也沒多大差距。其間不能以寸,意思就是,他們之間的距離也近到不能以分寸來衡量了。
看了張居正的講解,深歎知行合一之難!他講得如此透徹,自己卻完全沒做到,他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他上面這段話所批判的。他是幼年喪父的小皇帝的老師,也相當於是父親,同時又是帝國的實際執政者。他對小皇帝教育之嚴厲,幾乎讓皇帝戰慄。再加上那位望子成龍的太后,不僅違背易子而教的道理,而且時刻威脅小皇帝:「如果你不好好學習,張伯伯就可以為了國家,行伊尹、霍光之事,把你給廢了,另立明君!」於是,小皇帝在壓抑恐懼中長大,不僅沒能致中和,沒能成才,而且在張居正死後,對他的家族進行了瘋狂的報復。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華杉詳解
孟子說,人要有所不為,然後才能有所作為。
程頤註解說,所謂作為,是一種選擇。只有選擇了不做什麼,才能選擇做什麼。如果一個人無所不為,那他到底要幹什麼呢?
這一點,現代管理學也有講:戰略不是選擇做什麼,而是選擇不做什麼;營銷不是選擇誰是我的客戶,而是選擇誰不是我的客戶。如果你做一大堆事,等著東邊不亮西邊亮,那肯定沒有一邊會亮。如果你不懂得要做哪些客戶、不做哪些客戶,那你必然不能服務好自己的客戶。
所謂有為,就是在一個地方壓倒性地投入大量的時間。所有成功靠的都是時間的投入,所以你必須堅定地在其他地方都不花時間,才能把時間集中到你需要有所作為的地方。
張居正還講了另一層意思:大凡天下之人,有才能、有力量的,才肯有擔當。但如果見之不明,守之不確,則可能輕為而取敗,或者銳進而無成。所以平時要涵養精深,深藏不露,執持堅定,什麼也不幹,然後干濟自有餘才,擔當自有全力。一旦到了那事理當為,則重大艱難之任,毅然以身當之,而無所顧忌;遇到事機可為,則禍福利害之沖,慨然以身赴之,而無所畏縮。舉世皆不敢為、不能為之事,他獨能為之。他這樣有為,不就是靠之前的不為養成的嗎?如果一路都無所不為,他哪有機會有最後的作為呢?
張居正講的是從政的道理,如果一路無所不為,事事志在必得,就相當於是個開放的風險敞口,隨時會被人挑落。而涵養精深,深藏不露,執持堅定,什麼也不幹,就能不犯錯,從而等到大權在握、經世濟國的機會。
不要講別人壞話,也別在意別人講自己壞話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華杉詳解
孟子說:「說別人的壞話,招來後患怎麼辦呢?」
張居正講解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所以當別人有過失,往往要幫他掩護,不要到處播揚。這是一番忠厚之心,也是避害遠禍之道。如果聽到別人一點不好的事,就喜聞樂道,以快一時之口,不肯掩人瑕疵,那首先對別人是一種傷害。同時,《大學》說:「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今天你說別人,明天別人就說你。
誰在人後不說人?人性的弱點,就是喜歡說別人壞話,同時又受不了別人說自己的壞話。所以,君子的修為,應該是盡量不要說別人壞話,而聽到別人說自己壞話,就當沒聽見。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華杉詳解
孟子說:「孔子不做什麼過頭的事。」
楊時註解道:「聖人做事,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張居正講解說,天下之道,大中至正,聖人也不能把它加高。聖人如孔子,天下人皆仰望以為不可及者,但他並沒有什麼異於常人的高世絕俗之行。你看他平時的言行,也只是在日用常行之間,合於天理人情之正。他說出來的話,都是大家一聽就明白的平常道理,沒有過高之談;他的行為也都是人人都可以去做到的,沒有過激之行。所以說他不做什麼過頭的事,因為一旦過頭,就超出性情本分之外,不合義理了,那怎麼能做聖人呢?
聖人是大中至正之人,而不是世外高人。
世上沒有「高論」,高論都是譁眾取寵,以惑下愚。
但是人們總會被「高論」所迷惑,趨之若鶩,如癡如醉。其實,天下的道理,就那麼簡單幾條,關鍵是要做到這些道理,而不是去聽新道理。對於追新逐異,孔子有個說法,叫「索隱行怪」,就是專研究誰都不知道的,專做誰都不會做的,以求名聲,以惑下愚。聖道不傳,就是因為追新逐異的人太多,沒有人去聽老生常談了。
正因為聖人不做過頭的事,所以王陽明才說「人人皆可為聖人」。因為聖人之道,就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這些事我們每天都要處理無數次。而我們和聖人的區別,就在於他怎麼說就能怎麼做,我們偶爾能做到的,他卻能堅持一生都做到,以至於「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就是真正的天壤之別。
「言必信,行必果」,原話是批評人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華杉詳解
孟子說:「有德之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行為不一定貫徹始終,與義同在,依義而行。」
張居正講解說:君子對於言行,要隨時順應。不可先有成心,認為一定要達成。客觀上達不成,或者達成已經不合於義,就不要淺薄固執地堅持。如果言貴於信,則不擇是非,明知錯了還不改;如果行貴於果,則頑固不化,明知走錯路還不回頭。對君子來說,言非不信,但並不死守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心於果,只看於義理上如何。
孔子還提出「意必固我」,要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憑空猜測、主觀臆斷;不要期必,認為一定會怎樣;不要固執己見,聽不進別人意見;不要我執,要無我。
孟子說,善莫大於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不是對人善,而是捨己從人,善與人同,懂得放棄自己的觀點和做法。
孔子還有一句話:「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當然是好的品德,但是發現自己不對,還要堅持做,那就是淺薄固執、意必固我的小人了。我們時常引用「言必信,行必果」,卻不知道孔子、孟子的意思都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這也是中國講結果正義,不講程序正義的文化根源了。
心學的宗師是孟子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華杉詳解
赤子,是剛生下來的嬰兒。大人,可以說就是聖人。
朱熹註解說:「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張居正講解說,人們都以為那些所謂的大人,都是盛德大業高出天下,非常人所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不過是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因為那赤子之心,沒有絲毫人欲之蔽,是心體之本然。長大後,學了知識,有了物慾引誘,就失去了那赤子的純一之心。而世間所謂大人,涵養極其精純,操持極其堅定,內不藏於私慾,外不奪於物誘,所以從小到老,時時刻刻,只有這一點純一無偽之心,沒有一點間斷或喪失。所以智周萬物,無所不知,就是赤子的這一點點良知;道濟天下,無所不能,就是赤子的這一點點良能。並沒有什麼心體之外的穿鑿之智、機械之巧。
孟子的這句話,和朱熹、張居正兩位老師的講解,信息量太大了。可以說,整個王陽明心學的思想,都在上面這三段話裡。也可以說,心學的宗師是孟子,而陸九淵、王陽明是總結提煉,重新發明之。
孟子說的不失赤子之心,就是王陽明說的致良知。
朱熹和張居正的講解裡有五個關鍵詞:良知、良能——擴而充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幾乎就是心學的整個方法論了。
良知是什麼,是生而知之,你天生就知道的;良能是什麼,是不學而能,你本來就會的,也就是本能。那我們為什麼不知道了?為什麼不會了呢?就是因為學了太多沒用的。為什麼要學沒用的呢?因為那有用的,沒人肯下苦功去練習,老想學點新的、奇的、巧的,就走到王陽明說的斷蹊僻徑去了。腳下的大路,但很多人都不願意走,因為他們知道那要下苦功,要花時間,老想去找捷徑,或者為物慾所牽引,志無定向,隨波逐流,在每件事情上投入的時間都不夠,當然一事無成了。
朱熹和陸九淵是同時代人,兩人有著名的鵝湖之會,在江西鵝湖寺辯論得天翻地覆。但是在朱熹註解《孟子》這一句話上看,他和陸九淵的思想沒區別,用的詞都一樣。朱熹說把赤子之心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陸九淵則曾經說自己:「我在那無事時,只是一個無知無能的人。而到那有事時,我便是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這就是良知良能的擴充。
王陽明說:「我等用功,不求日增,但求日減,何等灑脫!」每天學習,不是為了要去學新東西,而是要把幾千年聖人傳下來那一點真骨血,反覆修煉,在自己的良知良能上找,再擴而充之,就能實現陸九淵說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就能實現王陽明說的「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什麼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左右逢源呢?我們說,當你心中裝著問題,就會發現滿世界都是答案,就在你的左右,往你身上撞。找不到答案,是因為你沒找對問題。找問題靠什麼?就靠赤子之心,靠良知。
歷史就是文明,儀式就是文明
原文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華杉詳解
孟子說,奉養父母還算不上大事,為他們送終才算得上大事。
或者說,能奉養父母者,未必能擔當大事;能為他們送終的人,才能擔當大事。
朱熹說,奉養父母,自當愛敬,但也是人道之常,什麼地方沒做好的,還可以彌補。至於送死,則是人道之大變,如果有一個地方沒做好,就再也沒有機會了,只能留下永遠的遺憾。所以這是最大的事。
我們一生中最大的事變是什麼呢?就是親人的離去。親人走了,從此世間少了一個和我最親的人。幾十年的朝夕相處,卻突然再也見不到了。孝子當此人倫大變,就要為父母送最後一程,在悲痛之餘,籌劃周詳,禮儀完備,樣樣安排,都要符合死者的心意。人死了,我們說他「永垂不朽」。垂,就是留傳後世。留傳下什麼,就在這葬禮上總結;如何留傳,這葬禮就是儀式;誰來留傳,就是由孝子來留傳,讓子子孫孫都銘記逝者對家族的貢獻。
能理解這些,能做到這一步,你就是能擔當大事的人。不管你在父母生前如何盡孝,如果對葬禮草草了事,只有錢財供養,沒有禮節儀式,那就還不算一個文明人,更不用說能擔當大事。
孔子還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親去世三年之後,都還能堅持他的作風和規矩,那真算是孝敬了。對一個人敬不敬,當面的表現都不算,背後尊敬才是真的敬。同樣,對父母孝不孝,父母生前如何奉養都不算,死後依然孝敬,那才是真的孝。
什麼是文明?歷史就是文明,儀式就是文明。沒有歷史,沒有儀式,就沒有文明。慎終追遠,是一個家族的文明,那就是文明的起點。
學習是一個包圍戰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華杉詳解
孟子說的這一段,把學習的本質講得很透徹,這也可以說就是心學的源頭。「取之左右而逢其原」這句話,也是王陽明講課時喜歡引用的。
朱熹講解說:造,是造詣;深造,是進而不已;道,是進為之方。君子依靠正確的方法來得到高深的造詣,就是為了自己能得到那道理。
什麼叫自得之呢?朱熹說,就是默識心通,得到自己心裡去。張居正說,「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的「原」,就是心。因為「天下無心外之道,亦無心外之學」,學習義理之道,一定是學到自己心裡去,等你的心和這義理一致了,就叫心與理一、理與心會,精神凝定,外物不能搖奪。如此則居之安、資之深,意思就是,那義理在你心裡牢固地被掌握,住得很安穩,積蓄很深。如果你的造詣不夠,沒有真正學到心裡去,那就居之不安,你不能按那義理要求的去做,不能知行合一,等於沒學到。
自得之,就是學到心裡去,學到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血管裡去,如此則「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事感於外,理應於中,上下左右,無往不利。就好比,當你心裡裝著正確的問題,滿世界都會給你答案。
相反,如果沒學到心裡去,就像我們學這《孟子》,只是站在外面看,你只會覺得「嗯,孟子講得不錯」,但其實跟你沒關係,你也不會按他說的去做。不去做,是因為心裡沒有,讀書也就是看看熱鬧。
原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華杉詳解
孟子說:廣泛地學習,詳細地解說,是為了在融會貫通之後,再回歸到最簡約的總結。
大道至簡,就是幾千年來聖人傳下來的那一點真骨血。但是,這一點真骨血,你不是直接拿來就會,而是要靠廣博地學習,最終自己再由繁而簡地總結出來。
張居正講解說,天下之理,不求於博則識見淺陋,不能觸類旁通;不反之於簡約,則功夫汗漫,無所歸宿,不知道你這人到底是學啥的。所以君子治學,凡天地民物之跡,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偏觀盡識,學之極其博矣。這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或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者百戰歸來再讀書。學習之餘,又對那所學的東西,無一事不究竟其道理,無一物不窮盡其變化,或者向老師請教,或者與朋友交流,辨析得非常詳細。這樣學習,不是為了誇耀自己學識淵博,而是因為義理散見在萬事萬物之中,要一點點把它收拾起來,由支派而窮其本源,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之於簡約之地。這樣由博到約,由繁到簡,才是我真正學到了。
學習是一個包圍戰,義理就是中間那一點點。但是你一定要畫一個大大的包圍圈,廣博地去學習才行。所謂「觸類旁通」,沒有「旁」就沒有「通」。你不可能盯著一個點死學,就能把它學通,而是要旁敲側擊,從旁邊敲通。讀一本書,聽一堂課,往往並不能弄懂,不懂沒關係,學習的過程就是埋下一個個伏筆,播下一粒粒種子,這些埋下的東西會潛伏,會生長,會與你之後看到、聽到、學到、遇到的東西互動。在這互動之中,就功到自然成,總有一天自然會通。通了之後,這事對於你來說就簡單了,這就是由博到約。
經常有些同學參加了一堂課,就不滿意,表示「沒學到什麼東西」。這其實就是不懂學習,才一堂課,你想學到啥?就算「學到」了,下課鈴響的時候,也已經忘記70%了;到第二天,95%都還給老師了。能記住一句話,就一輩子受益了。學習是一個長期反覆的過程,要終身持續不斷。
話說回來,如果上了一堂課,就覺得「學到了很多東西」,那反而更可疑。或許只是追新逐異,聽到了很多譁眾取寵的新鮮詞罷了。
向領導推薦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績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華杉詳解
這裡的「以善服人」和「以善養人」有什麼區別呢?朱熹說,以善服人,是要以善來取勝於人,意思是,我比你善,你服不服?而以善養人,是要熏陶教養對方一起同歸於善。心態有這麼一點小小的差別,別人對你的人心向背就相差毫釐千里,所以一定要審慎注意!
張居正說,善雖然有服人之理,但是你自己拿善去要別人服,那就已經有自矜之心了。如果有了一善,就要恃以驕人,那麼人家即使服,也是表面上的,並不是心服。真正的善,是必善而不獨善,要推己及人,熏陶教養,讓別人也同歸於善。這樣以曲成萬物為心,兼善天下為度,才真正可以令天下心悅誠服,從而王天下。不能使天心服就能王天下,那是從來沒有過的。
焦循對「養」的解釋有所不同。他說「養」就是「養之以仁恩」:我既然要善,就要對人好,要有仁有恩,在我的能力範圍內,讓大家都因我而得益。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所以,「以善養人」有兩個層次:一是真心對人好,利他,助人為樂;二是教養教化,讓天下同歸於善,和我一樣善。而「以善服人」就有一種道德優越感,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德壓人。服,應該是人家自己服,而不是你去要人家服。
任何時候,你要別人服你,他肯定不服。當你沒有服人之心,只有純粹的善意,別人才會服你。
原文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華杉詳解
張居正講解說,人的言語如果招禍啟釁,就是不祥之言。這樣的不祥之言,往往沒有事實依據,只是信口傳謠,說人是非。不過,不祥之言在一般人身上,也只是止於他自己的吉凶,而無關於國家之利害。真真正正最不祥的,是蔽賢者,也就是那些嫉賢妒能、遮蔽賢者的奸臣小人。他們一看見別人有善行,就遮蔽他,不讓君王知道;一看見別人有才幹,就排擠他,不讓他得位任事。這些人說的話,下蔽士庶之公議,上蔽人主之聰明,真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貽害深而流毒遠,沒有比這更不祥的了。
《晏子春秋》說:「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國家最不祥的是三件事,一是有賢能之人,國君不知道;二是知道了,卻不給他官做;三是給他官做了,卻不給他權力和信任,讓他真正能擔當任事。
《漢書・漢武帝紀》說:「進賢者受上賞,蔽賢者受顯戮,古之道也。」發掘人才,培養人才,向領導推薦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績。而嫉賢妒能,遮蔽人才、排擠人才,是國家最不祥之事,也是奸臣最大的惡。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別人跟前湊,往自己身上找
原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華杉詳解
徐子,就是徐辟,是孟子的弟子,在前文出現過。
徐辟問老師:「孔子數次稱讚水,總是讚歎:『水哉!水哉!』這孔子到底覺得水有什麼可取之處呢?」
孟子說,有源之水,滾滾流出,晝夜不停。把溝坎注滿,再繼續往下流,漸進而流入江河,注入大海。有本有源的事物,就是這樣子,孔子就取它這一點罷了。假如沒有本源,就像那七八月間的驟雨,一下起來,嘩啦嘩啦,大小溝渠都滿了,但是不一會兒就乾涸了。所以名聲超過了實際的,君子引以為恥。
人呢,實勝於名為善,名勝於實為恥。設工作目標,要跳起來夠得著的;追名逐譽,則千萬不要跳起來去夠。如果道德才能都本不足稱,卻獲得了超過實際的虛名,雖然一時可以掩飾,時間長了必然敗露,就像暴雨後的大水退去一樣,之前的聲名,都成了一場事先張揚的丟臉事件。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別人跟前湊,往自己身上找,反身修德,養深而蓄厚。然後實大聲宏,而名譽隨之,有本有源,漸進不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管他有多高的聲名,他都還有更大實力在後面!
這一點,還要結合《論語》裡學的「人不知而不慍」。我們很容易因為別人低看了自己而不爽,而君子是很注意要保持別人對自己的「低看」,這才能實勝於名,源遠流長,源源不斷,不可限量。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決策樹,有數萬個決策點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華杉詳解
孟子說:「人和禽獸的差別只有那麼一點點,一般老百姓放棄了它,而君子保存了它。」
這一點點區別是什麼呢?就是人性、善惡、良知、品德、志向。
一般人放棄了它,而君子保存了他,這就形成了人和人的巨大區別。
有人仁義,有人不仁義;有人有想法,有人沒想法;有人有志向,有人沒志向。雖然剛開始只有那麼一點點差別,但隨著人生道路的不同,差別一路放大,三十年後就變成天壤之別了。
張居正講解說,「幾希」之介,間不容髮,就那麼一丁點兒,如果能擇之唯精、守之唯一,則「幾希」之理,自能常存。「此聖學之淵源,而孟子獨得其傳者也。讀者宜究心焉。」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張居正卻把它提到了聖學之淵源的高度,而且說只有孟子真正懂得這句話的含意,要我們潛心研究。那我們就再對這句話仔細玩味一下。
聖學的淵源,一是最簡單的道理,就是王陽明說的,幾千年聖人傳下來的那一點真骨血,也就是致良知;二是「擴充」,要把這最簡單的道理,最基本的原則,在修養中不斷擴充,在日用常行每一件事上知行合一,幾十年擴充下來,就能參與天地之化育,入天人合一之境。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決策樹,有數萬個決策點。你要把自己的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看作是一個決策。每一個決策,都會對你的人生有不同的影響,把你引向不同的道路。如果在每一個決策點都把握住那「幾希」的區別,認真對待,這就是善的擴充、成就的積累、聖學的淵源。
做事不看盡沒盡力,而看盡沒盡心
原文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華杉詳解
庶物,就是萬事萬物。焦循是直接將庶物解作「禽獸」的,因為前面的話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以這裡接著說舜對禽獸和人類都瞭然。而張居正說是「世間萬物,飛潛動植」,不光是禽獸,植物也包括進來了。《莊子・漁夫》裡有一句:「寒暑不時,以傷庶物。」意思是,季節錯亂,就會傷害庶物,這裡也是指動植物。
不管是人,還是禽獸,甚至植物,都懂得趨利避害,都是一樣的。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就在於物有物理,人有人倫。舜對於這些都明白,對萬物之理,物盡其用;對於人,明察人倫之序,教化天下。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這句話很重要。前面孟子說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舜就有一顆赤子之心,仁義就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的脊柱神經裡。遇事接物,不需要經過大腦思考,他的行為反射就是仁義。他本性中的仁義,慈祥惻怛,從心上生發出來,自然無所不愛。而他的行為,無論對何人何物何事,都是仁義。這就達到了生知安行的境界,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仁義自己就會不安。這就是由仁義行。
如果說由仁義行,是仁義在心中,那行仁義,就是仁義在大腦裡,是學知利行。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學習到了,知道仁義有利,就會為了仁義的好處而行仁義。甚至是困知勉行,困而知之,勉強行之。因為吃了不仁義的虧,知道自己必須行仁義,所以勉強自己去行。
可以說,由仁義行,是心性;行仁義,是理性。孟子說要「盡力知性」,由仁義行,是盡心;行仁義,是盡力。盡力去做,怎麼也不能跟盡心去做相比。唯有盡心,才能無微不至,無所不達;而盡力,總是力有不足。張居正說,舜這是繼承帝堯精一之統,開萬世心學之傳。
做一件事,不能說我盡力了,而是要問自己盡心沒有,這就是心學。
你心裡裝著,就自己會生發
原文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華杉詳解
旨,是美味;旨酒,就是美酒。大禹討厭美酒,卻喜歡有價值的話。
《戰國策》記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堯帝的女兒令釀酒官儀狄釀出美酒進獻給大禹。大禹喝了之後,覺得美味無比,於是疏遠了儀狄,戒了酒,說:「後世一定會有因酒而亡國的。」
幹嗎要戒酒呢?少喝一點不就行了嗎?因為惡和善一樣,都會擴充,會放大,所以要把危險的慾望消滅在搖籃裡。大禹一方面不認為自己有自制力少喝一點;另一方面,也不願意有示範效應,讓大家都跟著喝,小欲變大惡。
反過來說,小小的善言也有巨大的價值,取而行之,擴而充之,也能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尚書》記載說:「禹拜讜言。」對正直無欺、恰當中理的言論,禹馬上就拜謝。這並不是誇張,一者,處在天子的高位,別人不敢跟你說真話,不敢頂撞你,不敢批評你,所以一定要用很鮮明的態度和很誇張的肢體語言來表示誠意,鼓勵大家說真話;二者,知道正直當理的話有巨大的價值,只要落實它,擴充它,就能治國理政造福天下。
原文
「湯執中,立賢無方。」
華杉詳解
商湯執中庸之道,提拔人才卻不拘一格。
朱熹註解說,方,是類。立賢無方,就是選拔人才的時候不問出身,不問他是哪一類,唯賢是舉。商湯立的最大的賢才,就是伊尹,他輔佐商湯完成了建國大業,並在商湯死後,輔佐他的子孫,一共做了五朝執政宰相。而伊尹的出身本是一個奴隸、廚師。
原文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華杉詳解
那百姓已經安居樂業了,周文王卻還是覺得他們受了傷害,還要想怎麼保護照顧他們,怎麼讓他們過得更好,其愛民之深如此。不如此也不行啊,政教一有未修,刑罰一有不當,不就妨礙民生,傷害百姓了嗎?周文王敢說自己沒傷害任何人嗎?但是別的君主不會想這事,只有周文王能感受到,能仔細努力地去對待,因為他心裡真正裝著百姓。唯有百姓各得其所,他的心才安。
同樣,他也有一顆求道之心,他已經是聖人了,自己卻不滿足,覺得道無終窮,學無止境。不斷點檢反省自己,只要學習進修一時懈怠,就可能與道背馳。看見自己已經達到道了,還不滿足,就像沒看見一樣,繼續精進,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才能放心。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經有人比你聰明
原文
「武王不洩邇,不忘遠。」
華杉詳解
朱熹註:洩,狎也。人對自己身邊的人容易放鬆,親暱而不莊重,又或者有情緒時拿他發洩出氣。周武王心思縝密,志慮周詳,可他對身邊的人也不敢有一毫輕忽,而是始終保持尊敬;對離得遠的遠臣,也不敢有一些疏略,而是懷遠為近,鹹正無缺。
對身邊人保持莊重,是德之甚;對遠方的人保持關懷,是仁之至。所以武王才能成就王天下的事業。
原文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華杉詳解
三王,是夏商週三代之王。四事,是上文說的禹、湯、文王、武王所行之事。
武王去世後,周公輔佐成王,天下的擔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他不但繼承文王、武王的遺志,也遠求於上古,學習大禹、商湯,把三代聖君的德行,一一措之施行,無所遺失。禹的惡旨酒、好善言,湯的執中道、立賢無方,文王的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的不洩邇、不忘遠,他都一一照做。
但是古今時異勢殊,推移變化。有些事情和三王四事的經驗合不上,他就仰頭思索,夜以繼日。幸而半夜想通了,他就乾脆不睡了,坐起來,等到天亮付諸實行。
對前人經驗的尊重,是人生的大智慧。儒家說「善為天下公」,不要「任其私智」。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要明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經有人比你聰明。我們每天處理的事情,沒有什麼是別人沒遇到過的。既然前人有無數的經驗,就把這些經驗找到、學習、照做。如果實在找不到、合不上,再自己去探索。
真理都是普世的,不僅普世,而且跨越時空,這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要反覆體會,自己落實。
歷史是國家的聖經,是凝聚一國的精神紐帶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tao wu),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華杉詳解
孟子說,聖王之道不行,詩就沒有了。
詩,是《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民間的,包括十五國風,也就是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這十五個諸侯國的民歌;雅是貴族的,是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頌是國家的,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
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每年秋收之後,百姓無事,男女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政府就派人走訪鄉里,收集民歌。鄉里匯報到邑,邑匯報到國都,再匯報給天子。這樣,一方面,天子足不出戶,就能體察民情;另一方面,也將民間之風、列國之雅挑選整理出來,加上朝廷所作之頌,再推廣到全國,這就是治國之禮樂。
可以說,《詩經》是國家的精神,是國家的文化,可以陶冶情操,教化民俗,確立禮儀規範。在西周,《詩經》扮演了宗教般的作用,《詩經》就是「聖經+法典」,我們是以詩治國。
周平王東遷之後,進入東周時期。從此,政教號令不及於諸侯,政府也不組織收集詩歌,自己也不寫詩了。於是,禮崩樂壞,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將不知所止。孔子看著覺得擔憂,就寫了《春秋》,詳述魯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使王者之政雖不能行於當時,也可昭示於後世。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他寓價值觀和刑罰標準於歷史。這樣,「以詩治國」就變成了「以史治國」。
史書並非只有魯國有,各國都有其史,只是名字不同。晉國的叫《乘》,乘是兵車,寓意記載田賦乘馬之軍國大事;楚國的叫《檮杌》,檮杌是一種惡獸,以惡獸比喻凶人,記之以垂戒。
《春秋》雖然是魯國之史,也不限於記魯國之事。周室東遷之後,王室衰微,五霸迭興,齊桓、晉文功業鼎盛,所以《春秋》也大量記載了齊桓、晉文征伐會盟的事跡。至於文辭之體,都是當時史官根據列國互相通告的策書以記於年月日期之下,本來沒有什麼褒貶。但孔子卻假其舊文,加以筆削,明典定禮,命德討罪,申明大義。我們常說春秋大義,是指《春秋》本是按日期記事,而孔子則以史事明大義。這不是天子交辦給他的任務,而是他自己去做的,所以他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意思是,這是我私自定的。這是他的謙辭,而他也因此成為「素王」,因為修史定義是王者之事。
歷史就是國家的聖經,是凝聚一國的精神紐帶,共同的歷史,是人與人最緊密的關係。中國沒有司法獨立的傳統,卻有「歷史獨立」的精神,歷史甚至高於司法。比如著名的「崔杼弒君」的故事。齊國的崔杼成功發動政變,殺死了齊國國君。官方史官秉筆直書寫下「崔杼弒其君」,崔杼毫不客氣地把他也殺了。史官的兩個弟弟繼續哥哥的事業,依然如此書寫,也依次被崔杼殺了。第三個弟弟又站出來,繼續書寫,這下崔杼無可奈何,不殺了。其實殺了也沒用,因為有個叫作南史的史官,聽說崔杼連續殺死史官,就準備好筆墨竹簡,前往齊國宮廷。後來聽說還是如實書寫了,他才中途返回。
史官記錄的不僅是歷史,也是政治。同時,歷史也是習慣法,什麼是習慣法呢?從法社會學的視角考察,法律有多種表現形式,可以是有組織的有序體,也可以是無組織的鬆散體。在沒用成文法可循的情況下,那些長久的習慣常常被當作法律來遵守。而從法人類學、法史的視角考察,習慣法是法律的最早淵源形式,它先於國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國家以前的社會,以及初期的國家,習慣幾乎占法律之全部。
我們今天,可以說很大程度上還是習慣法社會,還是在按過去的老習慣辦事,大家也都能接受,至少能順從。為啥?都習慣了。
沒成功的人關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後關注的是傳承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華杉詳解
君子,是有官職的大人物。小人,這裡是指沒有官職的小人物。澤,是流風餘韻。世,父子相繼為一世,或三十年為一世。斬,是斷絕。淑,這裡是「取」的意思。
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人,差不多到第五代,影響力就斷絕了;那在下而無位的,其道德聲名垂於後人,也差不多能傳五代。
從孔子到孟子,還沒有到五代人。孔子逝於公元前479年,而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年,畢竟相距不足百年。在五世之內,孔子遺澤尚存,微言未絕,淵源所自猶有可承,所以能私聞孔子之道於人,而自善其身。
為什麼說五代呢?這是宗法社會的規矩。五代之後,民間叫「出五服」。五服,是根據親疏遠近五種等級的喪服。過了五代,就親盡服窮,不算一家人了。過了五代,同姓都可以結婚了。
無論是君子之澤,還是小人之澤,要想超過五代,傳諸後世,就要靠載道,要著史。前面說了國家以史治國,民間亦以史治家。國家有經史,民間有家譜,家史就在家譜裡。
沒成功的人關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後關注的是傳承。家族的傳承,最低層次是傳下家財,給子孫留下錢財;再上一層是傳下家業,有事業能持續生財,可持續發展;再上一層,就是傳下家風,家族文化。要傳承,首先要有家史,有家史,才有家風。
取利、分配和獻身的邏輯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華杉詳解
孟子說,可以拿,可以不拿的,拿了對廉潔有害;可以施與,可以不施與的,施與了對恩惠有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死了對勇敢有害。
我們先說第一點,見利而動是人之常情,但見利之時,要仔細思量,是否合乎於義。如果不義而取之,就成了見利忘義,傷害了自己的廉潔。當無所謂義與不義的時候,就可以取,也可以不取。你選擇不取,就不擔那不義不廉的風險。
人有兩種:有的人怕吃虧,有的人怕佔便宜。怕吃虧的人,一旦覺得自己吃了虧,就像吃了一隻蒼蠅,各種難受,一定要找回來,心裡才平衡;怕佔便宜的人,一旦發現自己可能佔了別人便宜,也像吃了一隻蒼蠅,各種難受,一定要吐出去,心裡才平衡。
一般來說,怕佔便宜的人,樂意與人分享利益,樂善好施。如果你是樂善好施的人,就要注意這第二條。你可能會認為,可給可不給的,就給別人算了。但孟子認為,你還是要認真對待,不要隨便給。張居正說,施不必博,惠不必眾,尤其是不要「市恩」而給。
市恩賈義,和沽名釣譽一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你把對別人的施與,當恩情出售,要別人記你的好。如果你對領導有影響力,能幫人陞官,就運用這種影響力去施恩,那更是出賣了領導,成了奸臣了。
在一個組織裡面,也不可優崇過度。華為任正非就提出,高層員工要有使命感,中層員工要有危機感,基層員工要有飢餓感。如果全都吃得飽飽的,都不想幹活,以後拿什麼來給大家施惠?
最後一條,見危授命,見義勇為,捨生取義,這是勇。但如果白白犧牲,仁未必成,義未必取,輕身而死之,這血氣之勇,就不足為勇。子貢之死,就是這種情況。不該他死的,他自己去找死,這就不仁不義不勇,白白讓家人和師父悲傷。
如果你的朋友或屬下背叛你,那你有兩條罪
原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華杉詳解
逢蒙跟羿學射箭,學會了羿的全部技巧後,他覺得天下只有羿的箭術比自己強了,於是便殺死了羿。孟子說:「這事也有羿自己的罪過。」
公明儀說:「羿好像並沒有什麼罪過啊。」加害者有罪,被害人也有罪嗎?
孟子說:「罪過不大罷了,怎麼能說沒有呢?從前鄭國派子濯孺子侵入衛國,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他。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不能夠拿弓,我死定了!』又問其僕,他的車伕說:『追我的人是誰呀?』車伕答道:『是庾公之斯。』濯孺子便說:『那我不會死了。』車伕說:『庾公之斯是衛國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說不會死了,這是為什麼呢?』子濯孺子說:『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學的射箭,尹公之他是跟我學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個端正的人,他所選擇的朋友也一定端正。』庾公之斯追上來了,問:『先生為什麼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疾病發作,不能夠拿弓。』庾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學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術反過來害您。不過今天這事是國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於是抽出箭,在車輪上敲打了幾下,把箭頭敲掉,發了四箭之後就回去了。」
孟子說的道理是,如果你的朋友或屬下背叛你,那你也有罪。罪之一,是交友不慎,自己擇人不當。焦循說:「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對壞人好,就會給自己帶來災難,變成農夫與蛇的故事。罪之二,恐怕就是你教壞的,你自己沒做出善的示範,徒弟不過是有樣學樣罷了。《論語》裡孔子說的「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就是這個道理。季氏成天和家臣們密謀怎麼篡奪國君的權力,家臣回家也和他的家臣毫不愧疚地密謀怎麼篡奪你,所以季氏後來就被陽虎篡奪了。
我們研究「謀」,主要是判斷「天謀」是啥
原文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華杉詳解
西子,是西施。惡人,是醜陋的人。
孟子說:「如果西施身上沾染了骯髒污穢之物,別人走過的時候,也會捂著鼻子走。而一個相貌醜陋的人,如果他齋戒沐浴,也可以祭祀上帝。」
這是孟子勉勵人去惡從善,善惡雖有一定之質,但其變化之機,在於人如何自處。善者當兢兢業業以求保全其善,惡者當洗濯自新以求去其惡。
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華杉詳解
《中庸》第一句就是「天命之謂性」。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是自然規律,是人的人性,物的物性(物理性質、化學性質)。
故,是所以然,是自然之理,已然之跡。
事物之理,雖然好像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可循。所以天下之言性者,當在日用常行之間,隨感而應,把那已然可見的行跡,發之端倪,順其所以然。
其故,是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為之勉強。一有人為之勉強,就不是「故」了。
故者以利為本,循其自然之理,則有利。我把這稱為「有理原則」和「有利原則」。當我們和人有爭執,有衝突,我們都認為自己「有理」,然後在「我有理」原則下行事。事實上誰有理呢?都沒理,只有天有理,就是天理。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們根據「有利原則」行事,判斷怎樣做對解決問題有利,就比較容易能遵循天理。
張居正說:不以人謀為能,而以天謀為能,順其自然之性以任事,則無所處而不當,何必任術以擾天下哉!
孟子說,我之所以厭惡使用聰明,是因為自作聰明,便穿鑿附會。
穿鑿附會,索隱行怪,拔苗助長,這都是自作聰明的人幹的事。
穿鑿,是把講不通的硬要講通,那本來不通的,他也要穿個洞把它打通。附會,是把不相干的事硬拉在一起。把講不通的或不相干的道理、事情硬扯在一起進行解釋,就是穿鑿附會。
索隱,是專門探索那偏僻的、誰都不知道的事。比如孔乙己,連「回」字有四種寫法他都知道。行怪,是行怪迂之道,特立獨行,不走尋常路。
拔苗助長,是對抗自然規律,貪巧求速,不願意等待。
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實也可以說「謀事在天,成事在人」。所有的成功都是靠時間,你若知道那「天謀」是什麼,則投入時間、下笨工夫就是了。等時間到了,成果自然結出來了。若你的「人謀」和「天謀」不一樣,那你怎麼幹也成功不了。所以我們研究的「謀」,主要是判斷天謀是啥。
原文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華杉詳解
孟子說,我之所以厭惡使用聰明,是因為聰明的人容易陷入穿鑿附會,如果聰明人都像大禹使水運行那樣,我就不討厭聰明了。大禹治水,就是行其所無事,順其自然,因勢利導,使水順勢流瀉。如果智者能行其所無事,不違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實行,那智慧也不小了!
智貴於順,不歸於鑿。務為穿鑿是小聰明,行其所無事是大智慧。
行其所無事,就是沒有廢動作。自作聰明的人,喜歡穿鑿附會,索隱行怪,拔苗助長,這都是廢動作、反動作、破壞性動作。我們平時做的事,80%都是不應該做的,或者是可以不做的。排除廢動作,是組織永恆的工作。這也是個管理會計的問題,通過砍掉作業,來砍掉成本。
原文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華杉詳解
日至,是冬至。天空那麼高,星辰那麼遠,但是,只要能推求它們固有的運行規律,以後一千年的冬至,也可以推算出來。
參加葬禮,就要與家屬同悲
原文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華杉詳解
齊國大夫公行子的兒子不幸去世,諸大臣都前往弔唁,右師王驩也去弔唁。他的官最大,又是齊王的寵臣,所以他一進門,大家都爭相趨附,以通慇勤。有看見他進門就迎上去打招呼的,也有他坐定之後走到他的席位和他說話的。只有孟子坐著不動,不和右師說話。右師很不開心,說:「各位大夫都和我說話,只有孟子不和我說話,這是簡慢我啊!」
原文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華杉詳解
孟子聽到後,回應說:「咱們來這兒,是幹嗎來的呢?我們是來出席葬禮的,不是來聚會交際的。這是大夫家的葬禮,同僚們來出席,就遵循朝廷之禮,百官有位次,也按位次入座弔唁。人臣在朝廷,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可歷位,就是不可跨過位次來交談,也不可逾階,就是不可跟隔一行的人打躬作揖,這樣威儀整肅,才是個朝廷的樣子。否則朝廷上大家相互招呼交談,還有什麼體統呢?
「在別人家葬禮上,與家屬同悲,撫慰喪親之痛,這是禮。在百官的班次中,謹守自己的位置,不要交頭接耳,更不可越過位次去跟別人招呼作揖,這也是禮。我來參加葬禮,就是來行這禮。王驩卻認為我對他無禮,這不是奇了怪了嗎?」
君子活在歷史裡,因為他想活進歷史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華杉詳解
孟子說,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存心不一樣。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對別人有真誠的愛;有禮者敬人,無論對方地位高低,他都恭敬地對待。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意思就是,見到每個人都像見貴賓一樣以禮相待,使用民力就像祭祀一樣慎重,這就是仁和禮。
如果你是一家企業的領導,一來對每個人都要尊敬,二來安排工作給屬下,要考慮他的辛苦,不要過於勞累。如果把工作不要命當「企業精神」,那就是不仁無禮。
存心,又叫居心。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你的心就住在裡面,仁和禮就在自己身上。孟子說舜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他的心是仁義的,行仁義是由內而外的。一旦到了不仁不義的邊緣,自己心裡的「保險絲」就燒斷了,自動跳閘了,所以他做不出來。如果不是居心於仁,而是努力去行仁義,那是做不到的。
原文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華杉詳解
請先回答三個問題:
一、你愛別人嗎?你對別人有禮嗎?
二、別人都愛你嗎?別人對你都有禮嗎?
三、你是君子嗎?
如果你對第一個問題回答「是」,對第二個問題回答「不是」,那說明你第一個問題回答錯了。因為第二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問題的檢測標準。你愛大家,大家一定都愛你;你尊敬大家,大家一定都尊敬你。如果別人不愛你,不尊敬你,一定是因為你先不愛他們,先不尊敬他們。
如果你不同意這個邏輯,剛才的第三個問題怎麼回答的?你是君子嗎?不同意這個邏輯,就不是君子。因為這就是君子的邏輯,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
原文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華杉詳解
假定確實有個人,他對我橫蠻無理,跟我對著幹,那君子一定反躬自問:我一定是什麼地方對他不仁,對他無禮,否則他怎麼會這麼對我呢?反躬自問之後,我實在有仁,實在有禮,但他還是那樣橫逆,那就再反求諸己:我是不是還不夠忠呢?我是不是盡力了,但還沒有盡心呢?雖然愛他,可能還少一點惻怛之真心;雖然敬他,可能還少一點退讓之實意。總之要在自己身上找問題。反省之後,覺得自己已經盡心盡力了,他卻還是那麼橫逆地對我。這時候君子就說:「這是妄誕之人罷了,這麼狂妄荒誕,和禽獸有什麼區別呢?我跟一個禽獸較什麼勁?論什麼是非曲直呢?」
君子對人最壞也就是不跟他計較而已。因為他對別人沒需求,也不去爭啥,他不會說:「你不仁,莫怪我不義。」因為君子的仁義在心裡,如果要不仁不義,就是掏空了自己的心,那他是受不了的。所以,如果我們對人有了「你不仁,莫怪我不義」的念頭,那一定是自己不仁不義,別人是否真的不仁不義,那還不一定。
原文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華杉詳解
但凡對外遇到什麼事變,則憂患交攻於內,這是人之常情。君子則不然,無論別人把什麼加之於我,都反思自己,這志氣一點也不鬆懈,像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一輩子都在反省,還每天三次,這就是終身之憂。
君子這麼反省自己,這麼對人有愛有禮,本身就是遠禍之道,所以他沒有禍患。人有禍患,都是自己找來的,拿了不該拿的,謀了不該謀的,所以才有禍患。一切自足的人,友愛退讓的人,能有什麼禍患呢?君子在生活中,愛人敬人;在事業上,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素位而行,明哲保身,他是很難招禍的。就算碰到那橫逆之人,把意外之患加之於我,我置之不理,相安而不爭,他也就自己消停了吧。
君子志向宏大,哪裡會去跟妄人計較得失?他心裡比對的是舜!他就想:這舜是人,我也是人,舜在我這年紀的時候,已經成為天下人的模範,聲名傳諸後世;而我卻還只是個普通人。這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事。
這一段很重要。我們不是說人不要攀比嗎?其實君子也攀比。只是一般人的攀比是跟身邊的人比,而君子的攀比,不在當世,而是跟上下五千年的傑出人物比。這就是境界、視野的不同。君子活在歷史裡,因為他想活進歷史。
發現自己不如舜,怎麼辦呢?如舜而已矣!向舜學習,照著舜那麼做唄!
怎麼照做啊?舜是天子,你又不是天子,怎麼照做呢?
其實不是舜做什麼,我就做什麼,而是在日用常行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想想,如果是舜,他會怎麼做,那我就也這麼做,那麼我就趕上舜了。這就是王陽明說「人人皆可為聖人」的修煉心法,全在每天做的每一件小事,而不在大事。至於能不能有舜那樣的際遇事功,則人各有天命。
不是仁愛的事不幹,不是合於禮節的事不做。即使有意外發生的禍患,君子也不以為痛苦。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
原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斗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華杉詳解
這是在比較兩種聖人:一種是得位行道者,一種是隱居樂道者。儒家的價值觀是,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天命在我,我就行道以利天下;天命不在我,沒有機會,我也不會志在必得,而是卷而懷之,一身本事帶進棺材,也不覺得遺憾。得位行道者,是大禹、後稷;隱居樂道者,是顏回。
大禹和後稷生活在堯舜治平之世,都身居高位。大禹受命平治水土,後稷則教民稼穡,兩人都是走遍全國,不辭辛勞,三過家門而不入,憂國憂民,奮不顧身。而顏回居於春秋亂世,隱於陋巷之中,一筐飯、一瓢水,別人都受不了那種困苦的生活,他卻自得其樂,孔子也稱讚他。孟子說:「大禹、後稷、顏回處世的態度雖然不一樣,但他們所守之道卻相同。」這個「道」,就是「時可以行則行,時可以藏則藏」。大禹、後稷碰到的是前一種情況,所以進而救民,功蓋天下;顏回碰到的是後一種情況,所以退而修己,善只一身。雖然結果不同,但道是相同的。
大禹負責治水,這是他的職責,所以天下哪怕還有一個人被水淹,他也覺得這是自己推下水的;後稷負責農業,所以天下哪怕還有一個人挨餓,他也覺得是自己害的,所以他們如此急迫。這是一種擔當的精神,遇到問題,把自己的責任擔起來。
如果把大禹、後稷和顏回換一個位置,他們的做法也是一樣。顏回若有濟世安民之位之責,他也會像大禹、後稷一般廢寢忘食;大禹、後稷如果遇到顏回那樣的亂世,窮居陋巷,他們也一定會自得其樂。
所以聖賢之心本無偏倚,隨感而應,隨遇能安。用之則行,但並不非得用不可;捨之則藏,也不是故意要藏起來。假如我自己家裡的兩人打起架來,這就是我自己的家事,我就算是正在沐浴,披頭散髮,來不及繫上帽帶,也要出手相救,把他們拉開,因為這是我的責任。但是,如果外面鄉鄰打架,那是他們的事,他們自己負責,我如果也披頭散髮跑去拉架,就太糊塗了。我閉門高臥就可以了。
大禹、後稷為天下負責,則天下就是家,天下人都是家人,所以急於救民。顏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視天下如鄉鄰,而身居亂世,更是視祖國為他鄉,所以他安於修己。
齊威王對匡章絕對信任,是完全準確的判斷
原文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華杉詳解
公都子問孟子:「匡章,整個齊國的人都說他不孝,您卻和他交遊,而且相信敬重他,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說:「一般人所謂不孝的事情有五件:四肢懶惰,不奉養父母的生活,一不孝;好賭博喝酒,不管父母的生活,二不孝;好錢財,只顧妻子兒女,不顧父母的生活,三不孝;放縱耳目的慾望,使父母因此受到恥辱,四不孝;好勇鬥狠,不顧自己安危,從而使父母有失去兒子、成為失獨家庭的危險,五不孝。這五不孝,匡章有其中一條嗎?
「匡章的問題,不過是父子之間以善相責而把關係搞壞罷了。以善相責,是朋友之道。父子之間,應該以恩養為主,父子責善,是最傷感情的事。匡章難道不想和父母妻子團聚住在一起嗎?只是因為得罪了父親,所以不能和他親近,又把自己的妻子兒女都趕出去,不和他們親近,以此來處罰自己,終身不要他們侍奉。他心裡覺得,如果不這樣做,自己的罪過就更大了,這個就是章子的為人啊!」
前面我們學過,孟子說「君子易子而教」。因為父子不責善,你若管教兒子太嚴厲,就容易傷感情,所以把嚴厲管教的事給別人做,自己對孩子以恩養為主。匡章就是遇到了父子相責的問題,但是,他的問題沒那麼簡單,而是巨大的家庭悲劇。
匡章的母親啟是他父親的妾,因為和他父親起衝突,被他父親殺了,埋在馬棚下面。所以他沒法再跟父親住在一起,也做不到給父親養老送終了。或許是他做不到,也或許是他的父親不允許他回去。總之父子倆是決裂了。
匡章遭遇喪母之痛,而兇手就是父親。那麼他也失去了為父親盡孝的資格。既不能保護母親,又不能為父親盡孝,於是他就以自虐來平衡自己,所以又做了一件惡事,把自己的妻子兒女都攆出去,不要兒子侍奉,孤獨一生。
孟子並非贊同匡章的行為,只是同情他罷了。
還有一位同情匡章的人,是齊威王。匡章後來就成為了齊國名將。一次和秦國打仗,匡章率軍衝到前面,卻不見了蹤影。探馬看到他換了秦軍軍服,混進了秦軍隊伍裡去,於是幾次回報說匡章投降秦軍了,請齊威王發兵攻擊。齊威王堅決不信,讓大家等著。齊威王跟身邊的將領講了匡章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出征打仗,寡人對匡章說:『匡章,今日如果你立了戰功,回去後寡人就隆重改葬你的母親!』可他卻拒絕了寡人的好意,他說:『我的母親因為得罪了我的父親被處死。如果我改葬母親,又是欺瞞死去的父親了。』你們想,他連死去的父親都不敢欺瞞,會背叛寡人這個活著的君王嗎?」最後,匡章果然得勝回來。
匡章慘烈的家庭悲劇,和他極端的自虐行為,是嚴重的心理問題。後世儒家沒法把他作為榜樣來表揚。楊時註解說:「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孟子也不是讚揚他,只是哀憐他、安慰他,不和他絕交罷了。他都已經把自己搞成這樣,大家還要指責他,和他絕交,不是太殘酷了嗎?更何況,他失去了家庭的溫暖,就更需要組織的接納和信任,來作為一種親密關係的替代。齊威王對他絕對信任,是完全準確的判斷。
君子處世,唯義所在
原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
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華杉詳解
曾子在魯國設教,居住在武城。越國的軍隊攻打過來。有人說:「敵軍打來了,何不離開這裡?」曾子馬上就撤,交代留下的人說:「不要讓人住我的房間,恐怕毀壞了我院子裡的樹木。」敵人退兵之後,曾子準備回去,又先派人回去交代說:「長時間不住,又經歷了兵災,恐怕牆屋有毀壞的吧?趕緊給我修好,我要回來了。」曾子回到武城後,左右有不理解的人,議論說:「武城的大夫,對咱們家先生是這樣的忠誠恭敬,並且以先生為人師表,為眾望所歸的榜樣。可是這敵人一來先生就撤了,敵人一退就回來,對武城之患漠不關心,這不太好吧?」
沈猶行是曾子的弟子,也是魯國貴族。他給大家解釋說:「這真不是你們所能懂得的。以前先生住在我們家,也和今天在武城差不多。當時有個叫負芻的人作亂,跟隨先生的有七十個弟子,先生都帶著他們早早避開了,沒有一個參與平亂的。」
子思在衛國做官,齊軍打過來了。有人對子思說:「敵軍來了,趕快撤吧!」子思說:「我走了,君主和誰來守城呢?」
孟子說,曾子和子思同道。曾子在武城的身份,是賓師,是客人,是老師,就如父兄一般。敵人打過來,參戰不是他的責任,他既然是被保護對象,自己撤退,不麻煩主人保護,這就是道義。而子思在衛國,是臣子,以臣事君,身份微賤,奔走禦侮就是他的職責。假如把曾子和子思換一個位置,子思在武城,他也一定馬上就撤。曾子在衛國,他也一定身先士卒。
君子處世,唯義所在,不拘泥於行跡,也不怕別人說。因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若是正人君子,時間長了,人人都知道你是怎樣的人,知道你的原則,知道怎麼和你打交道,你就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如果你遷就別人,怕別人的說法,照顧別人的感受,於是勉強自己做一些事,不但還是會有誤會,而且你的原則形象還模糊了,自己也不自由,不自在了,這又何必呢?
聖人威儀、英雄氣象,主要是看氣質
原文
儲子曰:「王使人瞷(jian)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華杉詳解
儲子,是齊國大夫。瞷,是偷看。
孟子剛到齊國,住在賓館裡。齊宣王聽說孟子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心想他是不是長得跟一般人不一樣,就派人來觀察回報。
儲子就問孟子:「大王打發人來窺探你,你真有跟別人不同的地方嗎?」
孟子說:「有什麼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呢?堯舜也同一般人一樣呢!」
這段對話讓我想起《世說新語》裡記載的曹操的故事:
匈奴來使,曹操覺得自己長得不夠帥,不夠威武,不足以揚國威,就找了一個最帥的替身——崔琰,來代替自己接見匈奴使臣,他自己持刀站立旁邊。接見完畢,他叫人問匈奴使者:「魏王何如?」對方回答說:「魏王雅望非常,然旁邊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曹操一聽,演砸了,這樣回去匯報,匈奴王不認為我政局不穩嗎?於是就派人在半路把匈奴使者殺了。這就是把替人代筆稱為「捉刀人」的來歷。
孟子有沒有聖人威儀,曹操有沒有英雄氣象,主要看的是氣質。
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
原文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
華杉詳解
良人,是古代婦女對丈夫的稱呼。饜(yan),是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