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不是去做不尋常的事，而是在尋常的事上，付出不尋常的努力和堅持
原文
《子路篇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華杉詳解
子路問如何治國理政。孔子說：自己給百姓帶個頭，然後讓他們勤勞地工作，別讓他們閒著。
「先之」，《禮記》：「夫躬行者，政之始也。」又說：「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躬身親自去做示範，是為政之始。你要想你的政策措施能得到最快推行，沒有什麼比自己先做到更有效的。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模仿率」一貫道理，講過多次了。今天重點講講後一個，「勞之」。
《國語》敬姜論勞逸：「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
敬姜，中國歷史著名賢母，齊侯的女兒，嫁到魯國，季氏公父文伯的母親，和孔子同時代人。有一天，公父文伯退朝回家，見敬姜在紡線，就說：像我季氏這樣的人家，我媽媽還要親自勞動紡線，是我不能孝敬母親嗎？
敬姜大怒：「小子！魯國要亡國了嗎？讓你說出這樣的話！過去聖王統治天下，選擇貧瘠的土壤來讓人民定居，讓他們迎接大自然的挑戰，發揮他們的才能，辛勤地勞作，君王才能長久地統治天下。人民辛勞，就會思考，尋找改善生活的好辦法，才能建立良善的社會。如果生活太安逸，沒有挑戰，只會享樂，就會忘記美好的品行，就會心生邪念。所以，居住在肥沃土地的人民，勞動水平不高，沒有才能，因為生活太容易了。而生活在貧瘠土地上的人民，沒有不講道義的，因為他們勤勞啊！」
兩千五百年前一位中國母親的話，說出了兩千五百年後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不朽巨著《歷史研究》中提出的著名論斷：文明產生於挑戰，富饒的土地不能產生文明，只有貧瘠的土地能產生文明，因為挑戰才能使人類進步。
我們今天看以色列的文明和創新精神，能成為中東最強大的國家，因為什麼呢？主要是因為它既沒石油也沒水，啥也沒有，只有勤勞、智慧和勇敢。如果地下全是石油，就沒有強大的以色列了。那地下全是石油的國家，就像敬姜說的，勞動水平不高，沒有才能。資源是財富，也是詛咒。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楚越地區，地廣人稀，以稻米為飯，以魚類為菜，刀耕火種，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須從外地購買，便能自給自足。地形有利，食物豐足，沒有饑饉之患，因此人們苟且偷生，沒有積蓄，多為貧窮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無挨餓受凍之人，也無千金富戶。沂水、泗水以北地區，適合種植五穀桑麻，飼養六畜，地少人多，屢次遭受水旱災害，百姓喜好積蓄財物，所以秦、夏、梁、魯地區勤於農業而重視勞力。三河地區以及宛、陳等地也是這樣，再加上經商貿易。齊、趙地區的居民聰明靈巧，靠投機求財利。燕、代地區的居民能種田、畜牧，並且養蠶。
司馬遷講這個，今天我們也能看到，什麼地方吃不上飯，什麼地方出的富豪就多，比如廣東潮陽。湯因比講的文明產生於挑戰，就和司馬遷及敬姜說的一樣。當然湯因比也說了，有一個限度，挑戰太大也不行，太大，則人的全部財智和精力用上，也剛好夠生存，發展不出更高文明，比如愛斯基摩人，北極圈生存挑戰太大了。
敬姜接著教訓她兒子：
天子穿著禮服隆重地祭祀太陽，讓三公九卿，熟悉農業生產，中午考察政務，交待百官要做的事務。京都縣邑各級官員在牧、相的領導下，安排事務使百姓得到治理。天子穿著禮服祭祀月亮，和太史、司載詳細記錄天象；日落便督促嬪妃們，讓她們清潔並準備好禘祭、郊祭的各種穀物及器皿，然後才休息。諸侯們清早聽取天子佈置事務和訓導，白天完成他們所負責的日常政務，傍晚反覆檢查有關典章和法規，夜晚警告眾官，告誡他們不要過度享樂，然後才休息。卿大夫清早統籌安排政務，白天與屬僚商量處理政務，傍晚梳理一遍當天的事務，夜晚處理他的家事，然後才休息。貴族青年清早接受早課，白天講習所學知識，傍晚複習，夜晚反省自己有無過錯，直到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然後才休息。從平民以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一天懈怠的。王后親自編織冠冕上用來系瑱的黑色絲帶，公侯的夫人還要編織繫於頜下的帽帶以及覆蓋帽子的裝飾品。卿的妻子做腰帶，所有貴婦人都要親自做祭祀服裝。各種士人的妻子，還要做朝服。普通百姓，都要給丈夫做衣服穿。春分之後祭祀土地，接著開始耕種，冬季祭祀時獻上穀物和牲畜，男女都在冬祭上展示自己的勞動成果，有過失就要避開不能參加祭祀。這是上古傳下來的制度！君王操心，小人出力，這是先王的遺訓啊。自上而下，誰敢挖空心思偷懶呢？如今我守了寡，你又做官，早晚做事，尚且擔心丟棄了祖宗的基業。倘若懈怠懶惰，那怎麼躲避得了罪責呢！我希望你早晚提醒我說：一定不要廢棄先人的傳統。你今天卻說：為什麼不自己圖安逸啊？以你這樣的態度承擔君王的官職，我恐怕你父親穆伯要絕後了啊。
從天子，到嬪妃，到三公九卿百官士人全國人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一個也不能讓他們閒著！
一個公司也一樣，日子不能太安逸，錢太多你就把它都花掉，不要關心資產積蓄，要前進奮鬥，所有人不能鬆懈。人一閒著，就出毛病，生是非，什麼亂七八糟事兒都有。
子路問孔子政事，孔子就回答了他「先之」「勞之」這兩條。
子路不滿意，就這兩條？這麼簡單？「請益」——益，是增加——老師能再多教我兩條麼？
孔子一聽，就知道他的毛病，總以為還有什麼絕招。這世上哪有什麼絕招，都是最簡單的道理，千百年聖人傳下來那一點真骨血，都告訴你了，你還要「請益」！孔子看了子路一眼，說了兩個字：
「無倦！」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路的性格，開始時都能銳意進取，但難免懈怠，不能善始善終，老想要「絕招」。子路啊，你就照我說的去做，不要倦怠就行！成功不是去做不尋常的事，而是在尋常的事上，付出不尋常的努力和堅持！
向內的工作做好了，天下人才會趨之若鶩地來，做不好，在這兒的也會離開
原文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
華杉詳解
仲弓要去季氏領地費（bi）邑做邑宰，臨行向孔子問為政之要。孔子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先有司」，「有司」，就是「有關部門」。什麼事，要信任下屬，讓下屬各具體負責部門去幹，然後你考核他，這樣就可以不勞而事畢。你別說他能力不行，不用他。領導嘛，總是能力比下屬強些，常常自恃才能：我有那工夫交待他，我自己早幹完了！那一件事可以，十件事，一百件事，你自然就幹不過來，只能交給別人去幹，幹得不如你，你也得當「代理成本」，忍了。再者，如果你自以為本事大，什麼事都好自己動手，則上下職責不清。那「有司」，也是一級領導，被你弄得啥也不是，他在他的下屬面前也沒權威，整個組織就亂了。《呂氏春秋》說，那會造成「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此亡國之風也」。管點事兒的，都很受困擾，因為本來他管的事，隨時要被你親自管，他也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管。他的下屬，也不服他，想越過他自己跟你對話，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此亡國之風，後果很嚴重。
「赦小過。」既然把事情交給別人管，就要接受代理成本，有些小的差失，就不要計較，要容忍別人犯點小錯。我們常常會因為一些小事否定人：我本來一直認為他不錯的，但是有一件小事，就讓我看出他這個人！這是我們對人苛刻的毛病，假設每個人都應該百分百對得起我，一件小事惹我不爽，就把人給否了。你幹嗎不假設每個人都應該是「壞人」呢：「我本來一直以為他是壞人，但是有一件小事，讓我發現他是好人！」這樣好人就多了嘛。有朋友給我抱怨招聘找不到「好人」，我說這好辦，我有一個辦法，馬上解決。問什麼辦法？就是降低期望值。咱們別都想吃現成的，期望值降低了，就都是好苗子了。咱們自己又有多「好」呢？不要對別人要求那麼高！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甚至對自己，也不要太嚴，多接受自己，接受他人。
「舉賢才」，當然，還是要多招「好人」呀！那德才兼備的人，把他放到領導崗位上，工作不就好干了麼。
仲弓聽了，老師說得那麼簡單，前兩條提不出問題，這第三條我要問問：我怎麼知道誰是賢才，怎麼去選拔呀？這個問題，就像我們現在經常說的：上哪兒能招到好人呀！我們公司招不到人呀！還有好多老闆，號稱花80%的精力在找人，人才！人才！關鍵是找人！
聽話聽音，仲弓一提問，孔子就知道他的毛病，一句回答，就棒喝了：你只管提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不知道的，難道人家會把他埋沒麼？
你恨不得天下之才都歸你用，總覺得你還沒把他們找到。你找到一個沒有？你手下有一個沒有？有的這一個，你把他用好沒有？安排好沒有？幫助他進步沒有？我們總覺得要向外去找人，卻不知道，所有的東西都要向內找，向自己找，你把向內的工作做好了，全天下的人才都會趨之若鶩地來，向內的工作做不好，在這兒的他也會離開。時間稍微長一點的公司，比如有十年歷史的公司，數數曾經在這兒工作過的人，如果全留下給你挑，一定能挑出一個全明星隊來，為什麼沒能留下呢？都是自己的問題。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三條結合起來，就是我手下就這些人，就用這些人。都是人才，如果還有不是的，是我沒教好，沒帶好，沒用好，要不惜代價投入去培養他們，不怕損失大膽去任用他們，要破格提拔去催化他們成長。
不是「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勸諸公重抖擻，不惜代價育人才」。說美國用了全世界的人才，不是人家來搶的，都是那人自己去的。我們的所謂招聘，所謂人力資源，花那麼多錢給獵頭公司，無非是猴子掰苞米，掰一個丟一個。公司沒有人力資源工作，只有員工發展工作，眼光向內，則天下歸心。
萬事開頭難，修行在個人
凡事開頭錯了，往後怎麼你也對不了。你前面做下了，後面就無解了。很多人不明白這道理，不懂得世間有無解之事，老想求解。他的「解」，就不僅解不了，還反而會帶來新的問題。所以看見不對的事，一開始就不要參與。
原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華杉詳解
子路問孔子：衛君希望您出山執政，您會先從哪些事情著手呢？
這裡的衛君，是衛出公姬輒。當時子路在衛國，為衛國大夫孔悝家宰。孔悝的父親，就是《論語》前面提到過的孔文子——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因為子路是孔文子家的家宰，所以孔文子去世，子路還和孔子商量他的謚號，定了「文」字。
孔子回答說：先正名吧！
子路一聽就急了：有這麼做的嗎？老師也太迂了吧！這名，怎麼正啊？
子路跟老師說話這口氣，有點不對勁！直接說老師「迂」！就差沒接著說出個「腐」字！他是不是潛意識裡，因為領了君命，把自己當面試官了，說話口氣也大了。「迂」，也解釋成遠，老師您扯得太遠了吧！
衛出公得位不正，孔子說要先正名，就是說你要先解決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子路說老師您扯得太遠，就是說這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解決不了，或者說，只有姬輒自己下台才能解決！這不是扯得太遠了嗎？這「面試」肯定是通不過啊！所以子路急了，對老師不尊重的話，也就脫口而出。
這事，咱們還必須扯遠一點，不扯遠，就扯不清！
上文說過，衛出公的父親蒯聵，本是衛國太子，蒯聵的父親衛靈公，夫人就是著名的南子，之前「子見南子」那個南子。南子和宋國公子宋朝私通，衛靈公不計較，蒯聵卻覺得恥辱，想刺殺南子。陰謀敗露，蒯聵逃亡。衛靈公死前，曾經對他的小兒子郢說：我將來讓你繼承君位。郢不接受，不願參與君位之爭。所以衛靈公臨死前，並未正式廢除蒯聵的太子之位，也沒立新的太子。衛靈公死了，南子要立郢，郢還是不接受，說：「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就算太子流亡了，他的兒子姬輒還在，我不敢當。南子沒辦法，就立了姬輒。這時候姬輒還小，最多十歲左右。蒯聵要回來奔喪，當然也要以太子之名繼位。衛國發兵，攔著不讓他進來。南子是衛國「實際控制人」，讓姬輒「以王父命拒父命」，稱爺爺為王父，對親生父親就不認了。衛國宗廟祭祀，和出政施令，都稱靈公為父，不認蒯聵。
所以姬輒之名，蒯聵之名，靈公之名，各種不正，全亂套了。但這已經亂了好些年了，現在是姬輒要請孔子您老人家出山。您要他正名，這正得了嗎？您這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嗎？子路跟老師急了，脫口就說老師迂腐。
「野哉！由也。」你放肆！你粗野！孔子罵子路了：「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君子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就暫時存疑，以待考問。我說的話，你不理解，你可以問我，怎麼張嘴就說我不對呢！
這個毛病啊，我們也有，經常我們抨擊一件事情，不過是因為我們不懂，卻不能做到不懂就問，常常表現出不懂就罵，要自省！
孔子接著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為政之道，就是名分先正，然後施政才有合法性。正名，才有正義。君主制的王者，父死子繼，以孝治天下，所以以父子之倫為重。如果自己父子之名就不正，如何正一國之父子？自己沒做到的，要求別人做到，自己忌諱談論的隱私，卻要求別人做行事準繩，這沒法說呀！禮樂刑罰，是國之大事，而禮莫大於父子之孝，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這三條你都有問題，你幹什麼事，你也幹不成！所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名實不符，言行不一致，事就幹不成；做不成事，什麼事都苟苟且且，社會就沒有倫理秩序，就不能興禮樂；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得志，君子遭罪，那刑罰也不中。刑罰不中，就是選擇性執法，人們不知道怎麼能行，也不知道怎麼不行，說你行，你就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則人民無所適從，手足無措，沒有安全邊界，不知道哪兒能安身，也不知道哪兒能躲避。
「所以呀！」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理不直則氣不壯，不可收拾。君子之名，一定是光明正大，說得明白的，不僅說得明白，理直氣壯，而且一定做得成事。君子對於自己以什麼名，說什麼話，是絕對不會馬虎苟且的！」張居正說，一事得，則其餘皆得；一事苟且，則萬事都苟且。若一國上下，萬事都扭曲苟且，那還談什麼治國呢？
孔子這番宏論，震古爍今，不能名正言順，個個渾水摸魚，則一國手足無措，人人都不安全。
名正言順，也是一個語言哲學問題。詞語是能動的，詞語不僅說事，也做事。先有那詞，然後有那事，這也是歷代執政者，或者要奪天下，要建政者，最關心的國之大本。
那麼問題來了，孔子準備如何為衛國正名呢？《論語》沒有記載，或許孔子子路師徒二人，也沒有就這話題再往下談。於是，後儒就討論了兩千多年，孔子怎麼給這衛國正名。朱熹引用了胡安國的注，說蒯聵欲殺其母，得罪於父，姬輒據國拒父，都是無父逆子，都不可能名正言順。如果孔子執政，以正名為先，一定將事情本末，告諸周天子，請教各方諸侯，共立公子郢，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孔老師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了，子路卻不明白啊！
胡安國這個方案，萬萬不可行，孔子也不可能有這方案。這方案說出來，隔牆有耳，孔子和子路自己性命都難保，更不用說，子路是代表姬輒來找老師的。
有人提出第二個方案，姬輒迎回父親，讓蒯聵繼位，他做太子。這樣或許是最名正言順的？但這也不可能，南子不會答應，姬輒也不會答應吧。
那孔子的方案到底是什麼呢？或者，孔子他老人家有什麼辦法，讓姬輒名正言順呢？
絕對沒有，也不可能有。如果有可能有，子路自然會請「老師教我」了。此事根本就無解。孔子實際上是拒絕出山，不願參與。子路也明白，沒法往下談了。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你前面做下了，後面就無解了。有人不明白這道理，不懂得世間有無解之事，老想求解。他的「解」，就不僅解不了，還反而會帶來新的問題。所以看見不對的事，一開始就不要參與。
但無解，是人無解，時間會給出他的解。衛國名不正言不順的狀態，後來是怎麼發展的呢？又得回到孔悝家事說起。孔悝的母親，孔文子的妻子伯姬，是太子蒯聵的姐姐，孔文子死後，她就跟一個長得很帥的僕人渾良夫私通。蒯聵利用了這層關係，說服渾良夫支持他政變，答應事成之後把伯姬嫁給他。於是蒯聵和伯姬，以及渾良夫合謀，於衛出公十二年（公元前481）劫持了孔悝，脅迫他參與政變，孔悝屈服入伙，政變成功，衛出公逃亡。蒯聵繼位。子路就死於此次政變。蒯聵奪權後，第一個殺了南子。策動政變的關鍵功臣渾良夫，也被他殺了，大概他並不願意自己的姐姐嫁給一個家奴。
蒯聵在衛國君位上也只坐了三年，就被趕下台，流亡中被殺。姬輒於一年後回國復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道理，孔子懂，公子郢懂，但是子路不懂，蒯聵不懂，姬輒不懂，伯姬不懂，渾良夫不懂，為什麼呢？因為利令智昏，心存僥倖。
蒯聵發動政變，子路本來在城外，他若直接逃回魯國，還可再侍奉老師，但他要主動回去求死，他說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難。胡安國評論說：子路知道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難為義，他怎麼不知道，吃姬輒之食，本身就是不義呢？
凡事開頭開錯了，往後怎麼你也對不了。子路自以為是慷慨就義，但是他這義，也是名不正言不順，因為他的主公是孔悝。孔悝在政變中站隊已經跟了蒯聵。子路忠於姬輒，便已經背叛了孔悝。下令殺死子路的，正是新君蒯聵。當初老師說名不正則言不順，他說老師扯遠了。而他自己，卻沒逃出這名不正言不順的魔咒。老師教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也沒學懂，那君已經不君，你如何能臣？你趕緊跑啊！
領導人的信用，就是民眾的安全感
原文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華杉詳解
這樊遲挺另類的，他有一天，突然找老師教他怎麼種莊稼。孔子沒搭理他，說：種莊稼這事，我不如老農。樊遲還不甘心，又讓老師教他怎麼種菜，孔子又把他擋回去了：種菜我不如菜農，你找錯師父了。
種糧種菜孔子會不會呢，當然會，孔子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小時候家裡窮，啥粗活都會幹。若是換一個師父，可能興致勃勃表演一番。就像我們現在好多領導老闆，都喜歡展示自己不僅學富五車，而且還會幹粗活，再能玩一件兩件樂器，總之是全知全能，多才多藝。你只要一展示，別人肯定比你差，游泳沒人敢游你前面，踢球全是你射門進球，拉琴整個交響樂團都給你伴奏，有意思嗎？孔子不秀這個，他自己聚焦，也要弟子們聚焦，來老師這裡，是學道德學問，討論種糧種菜乾啥？前面《泰伯篇》，孔子還說過：「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之事」，是具體禮儀程序的事，孔子是專講禮儀的，但具體儀式程序都不是他關注的重點，說那是有司，是禮賓司的事兒，他怎會跟你講種糧種菜？
那麼孔子關注的是什麼呢？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樊遲碰了釘子，出去了，孔子還不解恨，罵他不識事體：「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裡說的小人，一是說他識見小，格局小，二呢，小人是指體力勞動者。孟子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之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小人之事，種糧種菜自食其力。樊遲問的是小人之事，那就是小人了。
同學們來跟孔老師學習，學的是成己以及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當有志於大人之事，行義達道，以教化人民。怎麼能去學種糧種菜，那不是我們來這兒學習的目的啊。我們是來學禮、義、信的。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孝經》說：「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像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言思可道」，言語要謹慎，說得越多，錯得越多；說得越多，信用越少。還有一點一般不太注意的，說得越多，別人對你的關注點越分散，比如領導者，你最需要的是別人關注你的信義，關注你的政策，不是佩服你的各種本領。才藝展示多了，格局就小了。觀眾注意力分散了，話題就多了，不喜歡你的人發揮的材料也多了，還生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口水來。孔子不展示他的種糧種菜技藝，也是這道理。若弟子們興奮地討論老師菜種得真好，這討論學問的工夫不就被耽誤、被干擾、被稀釋、被淡化了麼。
「行思可樂」，就是現在說的，做事要考慮人民高興不高興。「德義可尊」，你的品德道義，值得人尊敬；「作事可法」，你的做事方式方法，值得人效仿；「容止可觀」，你的儀表風度，令人欣賞；「進退可度」，你的一進一退，能被人引為尺度。這樣，人們對你又敬又怕又愛，以你為法則來模仿你，你才是領袖，才有領導力，才能施教化，成一方之德，行一方之政令。這是領導者的禮。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荀子・王霸篇》說：「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義，是基礎，是根本。靠權謀，要自取滅亡；靠信用，能稱霸一方，唯有仁義可以王天下。義，也是原則，是過程導向，不是結果導向，不是功利導向，如果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也不能去做，這有點類似現在「程序正義」的思想。如果領導者遵循程序正義，無論結果如何，人民沒有不服的。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如果領導人好信用，則人民不敢隱瞞真情，不敢說假話。《國語・晉語》箕鄭對文公問，講了一個饑荒的故事：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逾。信於名，則上下不幹。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
晉國鬧饑荒，文公問箕鄭說：用什麼來救饑荒？箕鄭回答說：用信用。文公問：這是饑荒啊！信用怎麼救饑荒？箕鄭回答說：國君之心要講信用，名分職權上要講信用，實施政令要講信用，安排民事要講信用。文公說：講了信用又會怎樣？回答說：國君之心講信用，那善惡就不會混淆；名分職權上講信用，那上下就不會侵犯；實施政令講信用，那就不會誤時廢功；安排民事講信用，那百姓從業就各得其所。這樣一來，百姓瞭解國君的心，即使貧困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收藏的財物用來賑濟，如同往自己家裡送一樣，那又怎麼會窮困匱乏呢？
箕鄭的回答很有意思，沒有直接回答，卻觸及了根本問題。賑災靠什麼，靠糧食，糧食不夠，就要借，不管是向外國政府借，還是向本國私人借，都要靠信用。平時有信用，這就不是問題。平時沒信用，這回吸取教訓，也比繼續犯錯強。
領導人的信用，就是人民的安全感，人無後顧之憂，就不需要用欺瞞來保護自己。所以國君講信用，人民就講真話。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做到禮、義、信，四面八方的人民，自然會把襁褓中的孩子都帶著來依附，你是來學當領導的，還用你去學種莊稼嗎？
讀書是極為聚焦之事，志向越清晰，越不會「博覽群書」
原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華杉詳解
孔子說，熟讀《詩經》三百首，交給他政務，他卻不能通達。讓他出使外邦，他又不能獨立應對。那他讀那麼多書有什麼用啊？
錢穆註解說，《詩經》「風雅頌」三百首，實際上是西週一代的歷史，內政外交，風土民情，無所不包。其治閨門之道，在《周南》《召南》；農事富民之道，在《豳風》；平天下、接諸侯，待群臣之道，在《大雅》《小雅》；而《頌》的部分，是政成事定後而作，得失治亂之情，盡在其中。所以，求通上下之情，制禮作樂以治國安民之道，盡在《詩經》。讀通了《詩經》，就應該能通達治國理政。
「專對」，《公羊傳》：「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受命出訪，不能主君一句句教你怎麼說話，那沒法教，因為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情況，所以你必須自己下判斷，自己應對，不辱使命。可以說，我們從小就受這樣的訓練，去鄰居家送個東西，回來媽媽問你，阿姨怎麼說的呀，你怎麼說的呀，那時候就開始被訓練「專對」了。現在公司派你出去見合作夥伴老闆，回來領導也要一句句問怎麼說的，也是專對。《詩經》的內容，言語溫厚和平而不激昂，但又立場堅定，意指準確，暗藏機鋒，讀通的人，一定會長於外交。
春秋時代的名臣，留下了大量「專對」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和孔子同時代的齊國名臣晏嬰，我們從小就熟悉各種《晏子使楚》的故事，無論楚國君臣如何想辦法捉弄他，最後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晏子的外交，不僅讓別國佔不了嘴上便宜，還留下了一個「折衝樽俎」的故事，晉國想攻打齊國，派使臣來試探，晏嬰在酒席上就以各種外交啞謎，向對方展示了齊國的凜然不可侵犯，晉國就放棄了發動戰爭的打算。而在場一起喝酒的齊景公，從頭到尾都沒看懂！晏嬰的外交，是不是在《詩經》上學的呢？史書上沒說。但是，當他面臨人生最大生死考驗的時候，《詩經》，正是他的精神武器。那是齊國權臣崔杼（zhu）發動政變，殺了齊莊公，把滿朝文武集中到姜太公廟裡，要大家歃血為盟效忠他。好幾個不服的都被殺了，輪到晏嬰，他從容說：「我只忠於君主和國家。」拒絕盟誓。崔杼用劍頂著逼他發誓。晏嬰說：「崔杼，你讀過《詩經》嗎？詩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葛籐一片到處長滿，蔓延纏繞樹枝樹幹。和樂平易好個君子，求福有道不邪不奸。）」崔杼也不敢殺他。因為他殺齊莊公，是莊公無道，國人反應不大，而殺晏嬰，政治影響就太大了，於政變也不必要。晏嬰不參盟，但他也會忠於新君景公。
《詩經》是西周文明之集大成，《毛詩序》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學詩有誦、弦、舞之法，朗誦、歌唱、舞蹈，潛移默化，修養每個人，教化全天下。同一本書，不同的人讀到不同的東西，戀愛的人讀到戀愛，就像人人最熟悉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搞政治的人讀到怎麼搞政治，搞外交的人讀到怎麼搞外交，搞環保的人讀到怎麼搞環保。總之一國之事，無論大小，都在裡面，關鍵你讀的時候，你自己在想什麼。你自己沒想到的、沒關注的，你肯定視而不見、讀不到！
讀書啊，人們只能讀到他本來就懂得的東西，不懂得的，就讀不出來，因為你不懂得，就不會有反應。那不讀，又怎麼懂得呢？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你一定是在實踐中有體會了，你才能在書本中，在前人的總結中去學習提高。讀書的時候，切己體察，事上琢磨，放自己身上對照，放具體事情上琢磨，這才叫讀書。這書上，自己身上，具體事情上，不斷推循環，就是王陽明說的，知行合一。否則，也是王陽明批評的，叫徒事講說，成天跟別人「交流」讀了什麼書，就跟說買了什麼包、買了什麼車一樣，都是虛榮。這就是儒家常批評的「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本來讀書學習是為了自己要用，卻成了為和人講說炫耀消遣，幫別人讀了。
怎樣才能讀書有用呢？關鍵在於立志。立什麼志向，就讀什麼書。知道自己要幹什麼，才知道自己要讀什麼。讀書是極為聚焦之事，志向越清晰，越不會「博覽群書」，因為必須要讀的書都讀不完，絕對排不上別的。所以啊，不要自以為讀書多，孔子說了：「雖多，亦奚以為？」讀那麼多有什麼用。無論你是「好讀書，不求甚解」，還是過目不忘，經常在別人面前大段背誦名篇名句，儒家說了，那都叫玩物喪志，沒有志向，還特愛到處學習，那「好學」，也是一種貪玩，或者是一種「知識落伍焦慮」，讀書，也只是把書當玩物罷了。人家玩車，你玩書，都是一樣的，玩。
這種讀書病患者，挺多的。
但凡有任何事，你沒做到，沒得到，或別人對你不好，你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原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華杉詳解
孔子說，領導者如果自己行得正，不待下令，那事自己就行了。領導者如果自己行不正，他下命令，也沒人聽。
這個是反反覆覆講多次了，後面還要講，重要的事情講一百遍。所謂「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自己沒做到的，要求別人做到，自古沒有這回事。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但凡有任何事，你沒做到，沒得到，或別人對你不好，欺騙你，你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或許你認為不是自己的原因，或許真的不是你的原因。但是，在對方身上找原因，反正也是沒用——因為你管不了他，只能管自己。要想管得了他，先得管好自己。
《淮南子》：「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是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有諸己不非諸人，自己有的毛病，你就不要去批評別人。這點特別要注意。
再看看《聖經》上那個妓女的故事：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有諸己不非諸人」，我們對別人的錯都歷歷在目，對自己的錯卻不太記得。別人的錯是用來幹什麼的呢？儒家也說了，是用來規正自己的，看見別人犯了某錯，第一反應不是批評指責，而是趕緊想一想，他這是提醒我了——這錯我有沒有？要不要改？這才是修身進步的心法。
所以很多簡單的道理，要是拿來說別人，都覺得對，當然對，太對了！但是認真往自己身上一想，就不一定願意受那約束了，凡事最怕知行合一，說別人容易，自己做到就很難！
「無諸己不求諸人」，自己沒有做到的，不要去要求別人做到。「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給下面人立的規矩，在上位的人要先做到。「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禁止人民幹的事，自己也不要去幹，你不能跟大家講價值觀，自己卻沒有那價值觀。「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亡國不是因為沒有國君，是因為沒有法治。「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而不用，與無法等。」要變法，要建設法治社會，不是說現在法律不健全，而是現在明擺著有的法律，得不到施行，那就跟沒那法律一樣。「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是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所以人主立法，先檢查自己，做出表率，才能施行於天下。所以說，你把自己管住了，你的政令就人人都聽從了。你要想不受約束，收放自如，人民也個個狡黠奸猾。你把自己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了，人民也全都規矩了。
治不了天下，主要是因為不願意管住自己。
原文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華杉詳解
孔子說，魯國和衛國的政治呀！就跟兄弟一樣！
魯國是周公的後代，衛國是康叔的後代，兩位開國之主，本是親兄弟。現在呢，兩國政治都一樣衰亂。魯國是季氏執國柄，臣強君弱，君不君臣不臣。衛國是兒子把老子攔在國外流亡，自己霸了君位，稱爺爺為王父，父不父子不子。所以孔子說，這哥倆，真是兄弟之國。
原文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華杉詳解
孔子說，衛公子荊善家室，家中人事財務器物之類，很善於治家。剛剛開始寬裕一點，他就滿足地說：差不多也就夠了。再寬裕一點，開心！說：這已經算是完備無缺啦！後來升了官，家境變得富有，他說：這簡直是華美啊！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知足常樂！人怎麼能知足呢？人一定是不知足的，不知足，才能向前進啊！知足了，就停滯了。關鍵是你覺得自己什麼東西不足。覺得財富不足，就追求財富；覺得知識不足，就追求知識；覺得健康不足，就追求健康；覺得這世界這麼大，沒看足，就走出去看看；覺得自己品德不足，就修品德。你的關注點，決定你的態度，和時間精力資源分配的決策。衛公子荊，顯然追求不在財富上，所以在他進步的過程中，財富的每一次增加，給他帶來的都是驚喜，而不是更大的貪心。
真的！咱家真有錢！前面說過了，德、智、體、美，都缺，就是錢不缺。
對那些最基本的問題，我們的認識永遠不夠
原文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華杉詳解
孔子到衛國去，「冉有僕」，「僕」，是僕御、駕車，冉有給他駕車。孔子在車上說：「庶矣哉！」「庶」，是人口眾多。冉有問：那人口多了，該怎麼治理呢？孔子說：讓人民富起來！我們現在常說一個地方富庶，就是物產豐富，人口眾多，人又多又富。冉有問，那人民富起來之後，又怎麼治理呢？孔子說，辦教育，施以教化。
前面孔子說熟讀《詩經》就能治國理政，《詩經》就有這麼一句：「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管子也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人民富裕了，就容易治理；人民貧困，就難以治理。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富了，他就「安鄉重家，敬上畏罪」，安於鄉里，看重家庭，他就不會亂來。如果他窮困，他就「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鄉里待不下去，家裡也沒什麼可以再失去的。
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
荀子說：「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庠序」，地方學校。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種禮儀。十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
富民政策，教育政策，是中國幾千年治國思想的主流，周文王就是以富民政策、教育政策，再加上移民政策起家的。別國一家給一百畝地，移民到周的，他一家給一百五十畝，而且只要有才幹，被選拔做官的，無論從哪國來，什麼出身，都給予世襲貴族待遇，這樣大量吸引移民，周越來越富庶，最終兼併了商朝三分之二的土地，並在他兒子周武王任上推翻了商朝。
傑出政治家的八條素質標準
原文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華杉詳解
「期月」，是一週年。孔子說，如果有人給我機會，讓我治理國家，只需一年，就可初見成效，三年一定會有大成就。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據《史記》記載，這話是孔子在衛國說的，孔子第一次在衛國，衛靈公只是把他當門面人物，並不真正用他。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離開了。過了幾年又回來，還是希望能在衛國施展抱負，衛靈公也很高興，但是衛靈公老了，沒有心氣兒幹事業了。《史記》說：「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孔子只能又離開了。
一年見效，三年有成，什麼標準呢？張居正說：「一年則弊政革除，良政復興，紀綱法度漸次就理，皆有可觀者矣。若至於三年之久，則教化行而風俗美，禮制齊備而音樂和，民生富足，民德一新，治功有成。」
這個標準很高啊！第一條，弊政革除，就做不到！因為弊政的背後，是利益集團，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孔子不是沒有得到過執政機會，他在魯國被委任為大司寇，他一上任就勵精圖治，非常激進地革除弊政，但很快就因觸動利益集團而被排擠走了。所以孔子希望的，在「苟有用我者」——國君絕對支持下的改革施政環境，是不存在的。況且孔子和商鞅不同，商鞅是一切服務於國君，孔子呢，他給國君也定了道德行為準則，限制國君。
孔子啊，他不是一個政治家，他的理想社會，基於所有人的美好心靈，這是宗教的工作，但是孔子又不願意給大家樹立一個神。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他沒見過神，他就「子不語怪力亂神」，他也就沒有神的加持了。摩西上了西奈山，見到了上帝，上帝給了他十誡，所以他說的話都是代表上帝的。佛家也講「方便法門」，哪個門方便，就從哪裡領人進門。孔子卻也不要方便法門，他只是修身。孔子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宗教先知，他就成了獨一無二的至聖先師。但他又不甘於只做老師，還是想搞政治實踐。
孔子其實沒有政治家的能力，像商鞅那樣的人，真是有一套政治家的能力，他以一套超乎想像的、顛覆式創新的、魔鬼般的治國邏輯，把秦國所有人變成君主的農業生產機器和戰爭機器，最終統一了天下。不過商鞅沒能讓自己善終。那殺人的，也被人殺，他就被殺了。
張居正也有政治家的能力，他是儒家，卻能和太監結盟，他在執政期內，成了大明國的「實際控制人」，他的改革也頗有成效。但他生前極盡尊榮，死後卻遭到清算。
孔子確實成了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始祖，但是，他確實沒有政治家的性格和能力。三年有成，操之過急，如果第一次在魯國執政，不要指望「期月而已可，三年有成」，而是慢一些，多觀察，將目標定為十年有成，結果或許有所不同。魯國的試驗失敗了，終其一生，孔子顛沛流離，非常急切，希望抓住任何一個施展機會，但各國大小君主領主，最終對他都敬而遠之，孔子也就只能以精神遺產，傳諸後世了。
達成仁政的標準：三十年實現理想社會
原文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華杉詳解
善人，指良善之人，是好人，但比聖人又差一個檔次。如果接連一百年都是善人統治天下，那也可以做到勝殘去殺了。「勝殘」，「殘」，是殘暴之人，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是善人的政治可以勝過他，百年和氣，殘暴之人也被感化了，不做壞事了；所以能夠去殺，去除死刑，沒什麼犯大罪的人。
「誠哉是言也」，這話說得對呀！看來這句話是孔子引用一句古話，表示同意。
什麼樣的人，達到了這善人之治的標準呢，程頤說：「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漢朝從漢高祖劉邦、惠帝到文景之治，四代都是仁厚善人君主，以致民風醇厚，刑法都快沒用了，就差不多達到這種情況。
原文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華杉詳解
「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為一世。聖人比善人更偉大，孔子說：善人要一百年，但如果有聖人，那三十年一定可以仁政有成。
成仁政的標準是什麼呢，《漢書・平當傳》引用過這一段，解讀說：「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漢書・食貨志》有更詳細解讀：三年耕種，能有一年的餘糧，「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所以叫三年考績。對統治者，或對地方官，是三年一考核。孔子前面說的三年有成，這是「成」的標準。三個三年，九年達到這標準，有三年餘糧，叫「登」，五穀豐登的登。兩個九年，還這麼好，有六年餘糧，叫「平」。三個九年，二十七年，還能可持續發展，有九年餘糧，叫「太平」。德化流洽，禮樂成焉，這就是太平盛世了。儒家志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標準，二十七年，差不多三十年實現理想社會。總之是一代人能看得到，不能說要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孔子到現在才七十多代呢，那太遙遠了，想不了。咱們今天也是三十年一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前三十年、後三十年，現在人人都期盼這下一個三十年。
那中國歷史，誰達到了這標準呢？
鄭玄說，從文武周公，到成康之治，達到了這標準，這是四代領導人。周道至美，周的政治是最好的，行仁義而天下歸心，到武王伐紂，通過革命取得天下，統一後又平叛，再安定下來，到成王六年，開始制禮作樂，到周成王、周康王，天下大治。所以三十年不一定是一代君主，也是前後相繼。荀子說：「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文王時代有四個死刑判決，武王有兩個，周公完成仁政大業，到成王、康王兩任，一個死刑犯都沒有了。
晉平公和師曠的故事：聽不到自己的過失，就會鑄成大錯
原文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華杉詳解
正人先正己。如果自己行得正，治國理政還有什麼困難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麼能去正別人呢？這個道理，前面反反覆覆講了多次了。不過，所有簡單的道理，你若沒有實際體會，翻翻就過去了，不覺得有啥。只有照那樣在日用常行中去做了，有了體會，才知道其深不可測。
原文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華杉詳解
冉有退朝回來，孔子問：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晚？看來孔子師徒，親如一家，大概也住在一個大院子裡，冉有每日退朝回來，要先給老師報到請安，再回到自己房間。今天回來晚了，老師就問。冉有說：今天有政務要開會，所以回家晚了。
孔子糾正說：你那不是有國政，是有家事。如果是國政，雖然我從大夫崗位上退下來了，我也會知道。我都不知道的事，就不是什麼國政，是季氏的家事！
這是孔子批評冉有了。周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不擔任具體領導職務了，但是只要還在那級別，還能夠看相應級別的文件。文件還送來，就說明你雖然不在班子裡了，但還在圈子裡。所以有老幹部回憶錄說，開始還送文件來，後來不送文件了，再後來，文件不送了，但還有《內參》。再後來，連《參考消息》報紙都不送了，這是真「打倒」了。
當時冉有做季氏家宰。而孔子呢，是退休老幹部，還被尊為國老，國政都要咨詢他的。孔子都不知道的事，一定不是國政，是季氏自己在家，與家臣謀私利於私室。孔子不給冉有面子，給他指出來，就是敲打他。
不過冉有緊跟季氏，幫他出謀劃策，謀權奪利，橫徵暴斂，孔子後來罵他：「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原文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華杉詳解
魯定公問孔子：「我聽說一言可以興邦，有這回事嗎？」
孔子回答說：「不能對一句話寄予這麼大期望，但從某種程度上，也差不多可以這麼說！有人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如果那做臣子的，都知道為君之難！兢兢業業報效君王。對自己，不敢有一點放肆；對工作，不敢有一點放鬆，個個勤修職業，不遺餘力，都能聽話，君王一句話，就個個勵精圖治，奮勇爭先，那不就是一言興邦了嗎？」
魯定公又問：「還有一句話說一言可以喪邦，有這回事嗎？」
孔子答：「喪邦，是亡國大禍，當然不至於說錯一句話就亡國那麼嚴重，但是，這話也有道理！有君王說：『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我覺得做君主也沒什麼可快樂的，但有一點是真快樂！就是我的每一句話，都沒人敢違背！」）君王如果這樣來理解權力的快樂，就危險了。如果你說得對，利國利民，大家不違背，那是好了。若你說得不對，禍國殃民，大家也照著做，那不就一言喪邦，走向亡國了嗎？」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這話誰說的？《韓非子》有記載：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晉平公與群臣飲酒作樂，師曠在旁邊彈琴助興，晉平公喝多了，酒後吐真言，感歎人生，說：「做君主也沒什麼可快樂的，但有一點是真快樂！就是我的每一句話，都沒人敢違背！」師曠聽了，操起琴就向晉平公撞過去。晉平公一提衣襟，慌忙躲開，琴撞在他身後牆壁，撞壞了。晉平公大驚，問：「太師！您撞誰呀？」晉平公被撞了還對師曠這麼尊重，一來因為師曠德高望重，二來因為師曠是盲人，他想不到師曠撞的就是他，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師曠說：「剛才聽到一個小子在這兒說混賬話，所以撞丫的！」晉平公說：「就是寡人我呀！」師曠說：「是嗎？這不是人君該說的話！」左右說師曠無禮，把他拖出去！晉平公說：「放開太師，我要把太師的話，當成對我的告誡。」
做了君主，別說一句話，放個屁都是香的，所謂「洪宣寶屁，依稀乎絲竹之音，彷彿乎麝蘭之氣」。如果醉心於自己的話沒人敢違背，則會為讒言諂媚所蔽，禍患已伏，卻沒人告訴你，自古喪國之禍，都是這麼埋下的。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如果疏於戒備，討厭忠言逆耳，享受阿諛奉承，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最終就鑄成大錯。
國家好不好，移民最知道
原文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華杉詳解
國家好不好，移民最知道。近悅遠來，是儒家對好國家的評價指標，就是近的人，本國人，幸福指數很高，很開心。遠的人，國外的人，都想舉家搬來。這場對話，《韓非子》也有記載，葉公子高問政於孔子，孔子說：「政在悅近而來遠。」這個「悅近來遠」，今天世界也是一樣，歐洲難民危機的難民們，好多並不真是難民，就是嚮往美好生活，駕著一條破船，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到歐洲去！同樣，好多中國人，想要移民美國。而20世紀90年代出國的大學生們呢，發現大多沒有國內的同學「混得好」，紛紛要做海龜游回來。這近悅遠來的變化，就體現了國家政治的變化。
不要小看「近悅遠來」這四個字啊！中國古代講王道霸道。什麼是王道？「近悅遠來」四個字，就把王道說透了。孟子講王霸之辨，說，霸道需要地盤實力，地方千里，雄兵百萬，有多大實力，就霸多大天下。王道呢，王道不用，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但修明政治，行仁義而天下歸心，最後得了天下。特別是周文王，完全是一套「近悅遠來」理念，和具體配套的移民政策。國家如此，公司也一樣，你要吸引人才，就抓「近悅遠來」這四個字。
前面我們說過，孔子都是高語境溝通，同樣的問題，不同的人問，他的回答都不一樣，他的所有回答，都是「片面」的，他是中醫，不是西醫。西醫對所有病，都是一個定義，一個治療標準方案。中醫呢，是辨症施治，一人一方，每個人的方子都不一樣，隔三天還要換一次方子，因為三天後的你，不是三天前的你了。這葉公子高先生的病在哪裡呢？韓非子說：「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國家不大，但都城很大，所有權力、財富都集中在都城，都城像一個黑洞，把全國人民的財富都吸乾了。所以孔子敲打他。葉公最後跟孔子說不到一塊兒，沒用他。後面還有他倆說不到一塊兒的重大價值觀問題，下文再說。就因為他高接遠迎地請孔子論道，又一句話都說不到一塊兒，惹出「葉公好龍」的典故來，那又是後話了。
這段對話很有名，儒家記錄了，法家記錄了，墨家也有記載，略有不同。《墨子》記載說，葉公問政於孔子：「善為政者若之何？」孔子說：「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這個記錄，沒有《論語》原文那麼尖銳直接了，「遠者近之」，是近悅遠來的意思。舊者「新之」呢，是講教化，讓他們煥然一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這個意思。
墨子這個藥方不對，我估計他自己發揮了。孔子給葉公開的方子，還要過好幾個療程，才會跟他說新民這個事。什麼時候呢？等葉公自己明明德做到了，才能去新民，現在還差得遠呢！否則你現在跟他說新民，他肯定一拍大腿，先生說得對！要教育人民！因為他正覺得人民不聽他的話，需要新一新。這就整反了，本來該自己重新做人，卻去改造別人了。
欲速則不達，孔子自己也失敗在這句話上
原文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華杉詳解
莒父，是魯國一個小城，子夏做了那裡的城宰，問政於孔子。孔子說，一是不要急於求成，欲速則不達；二是不要貪圖小利，追逐小利，就幹不成大事。
劉寶楠《論語正義》在注這一句的時候，引用了《呂氏春秋》的一段話，也很有教益：「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
凡事說到容易，做到難，知行合一，孔子自己也沒做到，就是這個欲速則不達，孔子自己說的話，自己也失敗在這句話上。《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孔子由大司寇代理國相事務，喜滋滋回家來。門人還提醒他：「老師不是說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嗎？我看老師滿面春風啊？」孔子說：「是有那麼一句話，但是也有另一句話：有機會為民眾服務，不亦樂乎！」接著就殺了少正卯祭旗，展開「孔子新政」，三個月之後，市場上賣羊羔豬仔的都不敢隨意抬價，男女行路分道而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四方賓客來，不用找政府，全都有人接待，賓至如歸，魯國風氣一新。
看起來似乎形勢一片大好，但齊國宮廷坐不住了，說魯國強大，不是齊國之福，必須把孔丘弄走。於是給魯君送來八十個美女的文工團，腐蝕魯君，離間他和孔子的關係。
魯國國內呢，之前在大司寇任上，孔子還幹了一件大事，就是「隳三都」。「隳」，就是毀。周朝有一條規定，貴族諸侯的城牆不得超過18尺，為了防範他們據城造反。但當時魯國「三桓」（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城牆都超標，一個比一個高，孔子就要恢復周禮，國君魯定公開始了「隳三都」行動，也就是推掉三桓家裡多出18尺的部分。「隳三都」的行動最終失敗，孔子也把三桓都得罪光了。也就是說，在孔子代理國相的時候，國內權臣都已經是他的敵人。他也沒有想到齊國宮廷還會參與到魯國的政治博弈中來。孔子很快就被排擠走了，從此顛沛流離十幾年，周遊列國，卻再也沒得到執政機會。
在他「攝相事，有喜色」的時候，結局已經注定，為什麼他沒意識到呢？就是因為太開心了。權力是利害所繫，是禍之所伏，哪裡敢開心啊！
「親親相隱」不僅是儒家價值，也是普世價值
原文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華杉詳解
「黨」，鄉黨的黨，「吾黨」，我的家鄉。直躬者，躬身行直，正直的人。葉公跟孔子誇耀說：「我們這兒有一個特別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羊，他大義滅親指證了父親。」孔子搶白他說：「我們那兒正直的標準和您這兒不一樣，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在其中了。」
這一個小故事，卻是人類的宏大命題，和中國兩千多年的法律準則。
何為正義？大義滅親，還是親親相隱？很多同學在網上看過哈佛公開課《正義》，講那個扳道岔的假設，中國古代，也很多這樣的思辨討論。而這親親相隱的問題，不僅涉及何為正義、何為正直、何為道德，還是一個具體的司法問題：父親犯罪，兒子知情，兒子到底該替父親隱瞞，還是應該舉報父親？如果他隱瞞，他有沒有罪？
中國古代對這個問題的價值觀和法律規定很明確，兒子不僅有權替父親隱瞞，而且兒子舉報父親，反而是有罪的，這一法律精神一直執行到民國。新中國成立後，宣傳大義滅親，親親相隱作為「封建糟粕」被廢除。一直到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修訂，第一百八十八條：「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重新承認了親親相隱的權利。
親親相隱不僅是儒家的價值觀、中國價值觀，也是普世價值觀。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1994年《德國刑事訴訟法》、1988年《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均規定：近親屬可以拒絕作證；即使自願作證也有權不宣誓擔保證詞無偽。並且德國和意大利還規定，法官一般不得就有損於證人親屬名譽的事實發問，還應告知其有權拒絕作證，並且不得強迫、恐嚇其作證。此外，美國法律中也有對作證配偶特免權的相關規定。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現代法治理論的奠基人孟德斯鳩在其不朽巨著《論法的精神》中質問：「妻子怎能告發她的丈夫呢？兒子怎能告發他的父親呢？為了要對一種罪惡的行為進行報復，法律竟規定出一種更為罪惡的法律。」
親親相隱是孔子提出的主張。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親親相隱原則得到進一步確認。唐律對親親相隱原則做了具體規定，以後各朝的規定大體上與唐律相同，其內容主要有三點：親屬有罪相隱，不論罪或減刑；控告應相隱的親屬，要處刑；有兩類罪不適用親親相隱原則：一類是謀反、謀大逆、謀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類是某些親屬互相侵害罪。今天也是一樣，父親如果在飛機上放了一顆炸彈，不能親親相隱。或者父親強姦女兒，不能親親相隱。
張居正說：「道不遠於人情，事必求夫當理。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為高，流俗之所慕，而聖人之所不取也。後世論道與論人者，宜以孔子之言為準。」
凡事要符合基本人情和尋常道理。如果一個人，像我們經常看見宣傳的，他自己家生活他不管，所有錢拿去捐給別人，這不是聖人，而是聖人深惡痛絕的。聖人強調天理人情，強調道不遠人，強調自然之序。自然之序，就是先管自己家裡人，再管別人。清儒程瑤田論這一段，說得很精闢：「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為、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先私後公，以私行公，是天理人情。如果一個人沒有私，只有公，他的心肯定不誠，心不誠，那就是私。這個私是什麼呢？是「意必固我」，就是《論語・子罕》說的，「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個偏執狂。那偏執狂幹的事，你不要搭理他，更不要把他當模範來宣傳，他好的就是這一口，要的就是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為高。我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要人人幸福和諧，則人人都是聖人，不是人人都是怪人。儒家的基本觀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不願意幹的，也不願意自己家人孩子去幹的事，你不要把他當好人好事宣傳。聖人不是做尋常人做不到的事，而是做好日用常行的尋常事。
做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就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原文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華杉詳解
樊遲問仁，前面在《顏淵》篇也問過，孔子答了他兩個字：「愛人。」這裡樊遲又問，孔子從另一個角度給他講。
「居處恭」，「居」，不是居住的地方，不是在家的時候，是居心的居，你是什麼居心，是恭敬之心。心在居處的時候，就是《中庸》裡講「喜怒哀樂之未發」的時候，是在一個「恭」的狀態。「居處恭」，也可以說「居心恭」，這是一個出發點。
「執事敬」，「執」，就是行。《漢書・五行志》說：「內曰恭，外曰敬。」做一件事，便要敬那件事，若是敬得不夠，就難免懈怠疏忽，事情辦糟了，才想起來，哎呀！沒注意！我哪裡想到會這樣啊！如果居心恭而執事敬，就不會沒想到了。辦任何事情，沒有敬，辦不好；向人學習，沒有敬，學不到。
「與人忠」，對人忠誠。「忠」，主要是兩層含義：
第一，盡己之心曰忠，不自欺曰忠。忠首先是不自欺。因為人若欺人，必先自欺，自欺欺人嘛，給自己找到借口了，才能理直氣壯去騙別人。能做到不自欺，就能做到對人忠，對人誠，對人盡心盡力，不遺餘力，就是實在人。說你這個人實在！這就是忠。
第二層含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你想要的，讓別人也得到。這就是將心比心。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這三條，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要遵守。為什麼強調到夷狄之地也要遵守呢？因為那夷狄之地，他們不懂我們這些道理呀，那些野蠻人，你跟他講這些沒用啊，所以不能跟他們來文明社會的這一套啊！
這就是自欺欺人，就是不忠了。如果夷狄之地，是野蠻人，就不用跟他們講文明。這文明之地，也有很多野蠻人，你只需要將對方定義為野蠻人，就不用跟他講信義了。我們平時不就是這樣嗎？所謂「你對我不仁，莫怪我對你不義」。對方是否不仁，沒有道德法庭來判決，還不一定，而你的不義，已經是自己的決定，鐵定不義了。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常難做到，要把它吃透了，反覆琢磨，知行合一，那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人生的關鍵在於立志，志向的關鍵在於有所不為
原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華杉詳解
子貢問老師：「什麼樣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士呢？」「士」者，仕也，學而優則仕，做官任事，天子諸侯卿大夫，然後是士。士多為卿大夫家臣。孔子的學生，學成的出路，就是士。所以子貢問老師，士的標準。
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他的行為能夠知恥。出使四方，能不辱君命，就是士了。
朱熹註解說：「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朱熹此注，說透了士的標準。知恥，則有所不為。不辱使命，是才幹足以有為。什麼樣的人能有所不為呢？是有志向的人！志向的關鍵不在有所為，而在於有所不為，有所不為，才能聚焦於有所為。有志向的人，不貪心，不會為利益而跑偏。任正非講華為，說我們艱苦奮鬥的時候，中國可是遍地都是鮮花。鮮花是什麼？房地產啊！華為要做也很容易啊！為什麼沒有做？因為有志向，志不在此。志不在此，他再好，也是耽誤我幹正事，所以不幹。任正非，就是「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就是士。很多人說拒絕誘惑很難，主要是因為沒志向。有志向的人，利益再大，只要不在他的志向上，他根本都不願意往腦子裡裝，聽都不想聽，哪有什麼誘惑。
子貢聽明白了，這標準挺高，「敢問其次？」那次一等的標準呢？孔子說：「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朱熹說：「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宗族都稱讚他孝順，鄉黨都稱讚他友愛。他雖然沒有才華橫溢，不能成大事，但是能立大本，做一個仁孝之人，也算是士了。
「敢問其次？」再低一等呢？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這裡的小人，不是無恥小人，是沒見識的人，是識量淺狹的人。硜硜（kēng），是敲打石頭的聲音，像小石頭一樣堅硬固執，說什麼，就做什麼，這樣的人，雖不能隨機應變，但也可以交待些事情給他做。但是，有個問題，言必信，行必果，怎麼倒成了小人？這是一個看問題的角度而已，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只看道義所在，不會死守自己說過的話，也不會死守過去定的計劃。一件事，發現做錯了，難道還要繼續嗎？還有，上篇說的父子相隱，父親犯了罪，兒子要替他隱瞞，警察來，我就不跟他說實話，法庭來，我不給他做證，我就不「言必信」了，因為保護父親是大義。孔子也有一個言而不信的例子。孔子要去衛國，途經蒲邑，遇到衛國大夫公孫氏佔據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孔子。孔子的弟子們拚死跟他們干仗，雙方搏鬥非常激烈。蒲邑人恐懼，對孔子說：「如果你不去衛都，我們放了你。」孔子和他們立了盟誓，蒲邑人將孔子放出東門。孔子接著前往衛都。子貢說：「盟誓難道可以背棄嗎？」孔子說：「這是要挾訂立的盟誓，神是不會理睬的。」
三個層次的標準，都明白了，子貢接著問：「今之從政者何如？」那老師看今天從政的人怎麼樣呢？孔子說：「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鬥，是容器；筲（shāo），是竹編的飯筐。就是說他們的見識器量只有量斗和飯筐那麼大，何足算也！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這話，說別人，我們都贊同，說得痛快！不過如果換我們上去幹干，恐怕還不如人家哦！
中庸不是平庸，是完美到極致，是絲毫不差的至善至美
原文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華杉詳解
孔子說，我找不到奉行中道的人來教他，那我至少也要找到狂者和狷者吧。狂者能進取，狷者能有所不為。
「中行」，是行中道者，中庸之道，資質又高，學力又強，無過不及，完美，一點毛病沒有。「與」，是傳授。孔子希望能找到這樣的好苗子做學生。但是找不到啊！找不到完美材料，找什麼人呢？如果找那謹慎厚道之人，他恐怕也振作提拔不起來！還不如找狂狷之人。
狂者，志向極高，奮發向上。如能因其志節，加以激勵裁抑，便能成大器。
狂者得不到，狷者也行。「狷」，潔身自好，性情耿直，特立獨行，非禮之事，斷然不為。如能多加引導，讓他恢弘通達，也能成器。
什麼樣的人是狂者，什麼樣的人是狷者呢？錢穆舉了兩個例子，說伊尹是狂者，伯夷叔齊是狷者。伊尹夠狂啊，給他托孤之任，讓他做顧命大臣，新君太甲年輕人不懂事不爭氣，伊尹把太甲軟禁三年，讓他悔過，改好了再來，成就了又一代有為之君，他也沒奪權。伯夷叔齊呢，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有所不為之至也。
孔子最不想要什麼樣的學生呢，最不想要那沒性格的、沒特點的、沒上進心的，所謂忠厚老實的。你看他平時做事吧，也沒什麼毛病，為人處世呢，也過得去。但是呢，胸無大志，也沒有意志操守，那是平庸，不是中庸。把教育資源，把上進機會，給這樣沒上進心的人，實在是浪費了。
中庸不是平庸，是完美到極致，是絲毫不差的至善至美。這個誤解很大。
儒家總是要解決國家需求，而政治的關鍵，往往在於解決君王的個人需求
原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
華杉詳解
南人，是南方人。有人說就是宋國人，因為宋國在魯國南邊，而且宋是殷商後代，殷的文化，是敬鬼神的，這個猜測有些道理。
孔子說，南方人有一句話說得不錯：「人如果沒有恆心，就做不了巫醫。」巫醫，不是巫和醫，就是巫醫一體，能事鬼神，能治病祈福，又通天，又通人，那是很大的本事，由師父一代代傳授下來，其術精微，沒有恆心意志的人，根本學不了。就像我們現在本科是四年，醫學院還要念五年呢！
三國時期，吳國的道家學者楊泉，寫了一本《物理論》，說到醫：「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古今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說：「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節。」所以這巫醫，是「抱道懷德，學徹天人，必有恆之人」，才學得了，做得成！你也別歧視那個「巫」字，當結合心理療法就好了。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這是《易經・恆卦》的卦辭，意思是說，人如果沒有恆心，不能恆久地保持他的美德，就難免遭到羞辱。子曰：「不佔而已矣。」鄭玄註解說：「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佔。」如果一個人沒有恆心，做事原則也經常搖擺，不能一以貫之，那你不用去占卜預測你的事能不能成，因為肯定不成！
原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華杉詳解
這是《論語》裡的名句，朱熹注說：「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心平氣和，對人真誠善意，但是，所見不同，看法不一樣，要說出來，但只為追求真理，相互規正幫助，並不是爭奪利害，所以是和而不同。小人呢，心懷險惡，一心謀利，別人說什麼，他都附和，對對對！顯得跟你相同，跟你親近，但一到勢利之處，則挾勢以相傾軋，爭利以相謀害，這是同而不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以說是君子之間和而不同，小人之間同而不和。君子之交，淡如水，和如風，但長長久久，天地人和。小人之交呢，是結黨營私，好的時候恨不得穿一條褲子，利益衝突了，馬上視若寇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可以說君子對任何人都是和而不同，小人對任何人都是同而不和。君子對誰都懷善意，說真話。小人呢，不管見到誰都阿諛奉承，親熱得不得了，你說啥他都贊同，你喜歡啥他都跟你愛好一樣，先把你迷惑了再說，慢慢再看你這兒能對他有啥好處。
《左傳》裡面記載晏子論和與同，罵梁丘據同而不和，可為孔子「和同論」之註：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台，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執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幹，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zōng gǔ）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一專，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齊景公打獵回來，晏子在遄台隨侍，子猶，就是梁丘據，也駕著車趕來了。景公說：「還是梁丘據跟我和啊！」晏子說：「梁丘據是和您同，不是和。」景公說：「和與同有差別嗎？」晏子回答說：「當然有差別。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醬、鹽、梅來烹調魚和肉，用柴火燒煮。廚工調配，使各種味道恰到好處；味道不夠就增加調料，味道過重就加點水。君子吃了這種肉羹，用來平和心性。君臣關係也是這樣。國君認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臣下進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備；國君認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進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違背禮，百姓沒有爭鬥之心。所以《詩・商頌・烈祖》中說：『還有調和好羹湯，五味齊備又適中。敬獻神明來享用，上下和睦不爭鬥。』先王使五味相互調和，使五聲和諧動聽，用來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樂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樣，由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調節而成。君子聽了這樣的音樂，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協調。所以，《詩・豳風・狼跋》說：『美好音樂，沒有瑕疵。』現在梁丘據不是這樣。國君認為可以的，他也說可以；國君認為不可以的，他也說不可以。如果用水來調和水，誰能吃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彈一個音調，誰聽得下去？和而不同的道理，就像這樣。」
還記得這位梁丘據嗎？前面我們提到過他。齊景公晚上高興，酒癮大發，跑到晏嬰家找晏嬰喝酒，晏嬰不跟他喝，還批評他不成體統。再跑到司馬穰苴家，司馬穰苴也不跟他喝。景公也不生氣，知道這二位跟他和而不同，他去找那同而不和的，駕車直驅梁丘據家，梁丘據張燈結綵陪他喝了一通宵。
人性的弱點，需要相和的人，也需要相同的人，所以這「親賢臣，遠小人」，就說了三千年，還是解決不了小人，因為小人實在可愛啊！世上無小人，生活沒意思。儒家總是要解決國家需求，而政治的關鍵，往往在於解決君王的個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