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的評論、札記和解說也。它們長短不一，品類不齊。或講本文，或談哲學；或發議論，或表牢騷；或就事論理，或借題發揮；並無定規，不一而足。可能這倒符合《論語》本身體例，也符合我反對建構哲學體系的主張。當然，所有這些札記，仍然圍繞今日如何讀《論語》這個中心來展開。「記」的一大毛病就是重複過多，翻來覆去講那麼點意思。這也沒有辦法，但願讀者們不嫌囉唆。
程樹德《論語集釋》評論朱注時說：「其注《論語》到處塞入理字。於仁則曰心之德，愛之理；於禮則曰天理之節文，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第一冊第80頁，中華書局版）又引《漢學商兌》所批判的「譫語」：「《論語》，孔門授受之書，不言及理。何獨至於宋儒，乃把理學做個大布袋，精粗鉅細，無不納入其中。至於天，亦以為即理。性，亦以為即理。卻於物物求其理而窮之。凡說不來者，則以為必有其理。凡見不及者，則以為斷無是理。從此遂標至美之名曰理學。」（第四冊第1158頁，見《漢學商兌》萬有文庫本第6頁注）這也就是我最近多次說過哲學家們用構建知識／權力體系來管制人們，統攝一切，最終造成「以理殺人」（戴震）和「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並乃錮其心，使不敢涉想」（譚嗣同）。
這當然不是《今讀》所願遵循的。本讀只想隨處點出，孔子作為活人，有與常人無異的行為、活動、意向和喜怒哀樂。所謂孔學，正是對人們日常生活、現實處境提出的各種意見、評論、主張和看法。它具體，並不虛玄；它普通，並無奧秘。但真要想到、做到，卻又不容易。所以這些主張、意見等等便具有很高的理想性和一貫性。這就是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論語》一書道理高深但語言平易，記述平易（大都是日常普通事實）。「記」也想盡量倣傚，決不作艱深玄奧語，但說理能否高深，則未必了。其中有三點似值得在此一說：
第一，孔學特別重視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視動物性（欲）與社會性（理）的交融統一。我以為這實際是以「情」作為人性和人生的基礎、實體和本源。它即是我所謂的「文化心理結構」的核心：「情理結構」。人以這種「情理結構」區別於動物和機器。中國人的「情理結構」又有其重要特徵。這特徵與孔子、《論語》、儒學直接有關。這也就是十五年前我在《孔子再評價》一文提出「仁的結構」中的孔學的「心理原則」。孔子和儒學一直強調以「親子之情」（「孝」）作為最後實在的倫常關係，以建立「人」——「仁」的根本，並由親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倫」關係，輻射交織而組成和構建各種社會性—宗教性感情，作為「本體」所在。強調培植人性情感的教育，以之作為社會根本，這成為華夏文明的重要傳統。
除「仁」之外，《論語》和儒學中許多重要概念、詞語、範疇，如誠、義、敬、莊、信、忠、恕等等，實際均具有程度不一的這種情感培育的功能或價值。例如，「敬」、「莊」等概念、範疇本來自對鬼神、天地、祖先的巫術禮儀（Shamanism），其中，情感因素濃厚而重要。《論語》和儒學雖把它們世俗化理性化了，卻又仍然保存著宗教性傳統的情感特徵。從而，今天如何從培育人性情感角度來探索、考慮、論證《論語》、孔學、儒家，便是值得研究的命題。
在古今中外許多註疏、解說、研究中，我欣賞的是錢穆的下述見解，他一方面認為「孔子教義」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孔子與論語》第23頁，台北聯經版），同時又突出強調「情」的特徵：「宋儒說心統性情，毋寧可以說，在全部人生中，中國儒學思想，則更著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勝於其著重理知的部分。我們只能說，自理知來完成性情，不能說由性情來完成理知。情失於正，則流而為欲。中國儒家，極看重情慾之分異。人生應以情為主，但不能以欲為主。儒家論人生，主張節欲寡慾以至於無慾。但絕不許人寡情、絕情乃至於無情。」（《孔子與論語》第198頁）我覺得這比現代新儒家們講得遠為準確和通俗。但由於錢是歷史學家，他沒有從哲學方面加以引申發揮，也未很好地貫徹在他的《論語新解》中。相反，《論語新解》倒塞滿了好些似乎原封未動但早已陳舊迂腐的傳統道德教義，實際並不符合上述說法。這也是我之所以要重新翻譯並作新「記」的原因。
第二，孔學極重道德，如前所說，它將政治、倫理、宗教三者交融混合在道德之中。從而在後世使意識形態、宗教激情、專制政體、家族威權、個人修養融合混同，形成中國式的政教合一。雖經近代西學衝擊洗刷，卻並未能真正解體，而成為走進現代社會的某種障礙，引發出「打倒孔家店」的「五四」熱潮以及今日的「信仰危機」、「道德危機」。如何從孔學教義中注意這一問題，並進而區分開宗教性私德與社會性公德，使之雙水分流，各得其所，從而相反相成，范導建構，似為今日轉化性創造一大課題。從《論語》中分疏出曾子、子張「問仁」、「問政」即私德、公德兩種傾向，實後世「內聖」、「外王」（漢代公羊學頗為重要，惜本讀未及論述）兩條線索的張本所在。我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曾強調除孔（顏回、曾參）孟程朱陸王這條「內聖」線索外，儒學還有孔子（子貢、子夏）、荀子、董仲舒、何休、王通、陳亮、葉適、顧炎武、黃宗羲這條極為重要的「外王」線索。現在人們都喜歡大講陳寅恪，卻未注意陳早說過，中國哲學不及西方，而「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孔學的這個方面或線索，常為治哲學史、思想史者所忽視或輕視（如「現代新儒家」）。但正是這條線索在更大程度上維繫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生存延續。談儒學談《論語》，而不重視這一問題，乃研究中的一大偏差。這在前面講《論語》多出於曾子學派已點出。當然，這涉及「內聖」與「外王」、宗教性道德與社會性道德種種複雜關係，當於「記」中有所展開。
第三，孔學強調「知命」、「立命」，即個性的自我建立，亦即個人主體性的探索追求。所謂「命」，我以為不應解釋為「必然性」、「命定性」，如許多傳統的解說那樣。恰恰相反，應解釋為偶然性，即每一個體要努力去瞭解和掌握專屬自己的偶然性的生存和命運，從而建立自己，這就是「知命」和「立命」。這樣才可能使自己在這個偶然存在、生存的人生道路和生活境遇中，去實現自己的超感性的實存；使自己這個感性生命不再是動物性的生存，同時也不是那玄奧而實枯槁的道德理性，而是真正融理欲於一爐的情感本體：即在日常生活中，在道德義務中，以及在大自然中，在藝術中，所可把握、體認到的人生境界，也就是人生的價值、意義和歸宿所在。
恩格斯在總結近代哲學是「存在與思維的關係」的認識論後認為，當各門科學獨立之後，哲學將只剩下「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只是語言治療。海德格爾反對一切形而上學後，認為哲學將化為思的詩。如今，認識論早成為認知科學，語言論乃技藝而已，辯證法則不過是科學方法論某種不像樣的分支，而追尋一個本體世界的形而上學或本體論也早無意義。於是，哲學何處去？什麼是哲學？真成了問題。裡伽·洛蒂已喊出「哲學終結」。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因為道德哲學具有高於理性所有一切其他職位的優越性，古人所謂『哲學家』一詞一向是指道德家而言。即在今日，我們也以某種類比稱呼在理性指導下表現出自我克制的人是哲學家，並不管他的知識如何有限。」（參看藍公武譯本第570頁，商務印書館版）這不有些近似孔子和《論語》中的話語麼？哲學不是思辨的認識論或本體論，也不是語言治療的技藝，而是在這個人生—世界中的「以實事程實功」的自我建立。但這建立並不是康德的道德理性，而是包容量度更廣的情感本體。這也就是不同於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日本大和魂「恥感文化」的華夏「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的實現。
以上三點是我所理解《論語》的一些基本精神。其詳，則見各章的「記」中。總之，培育人性情感、瞭解和區分宗教性私德與社會性公德、重視和把握個體命運的偶然，我以為乃《論語今讀》三重點。不知讀者們以為如何？
這裡還想說及一個有趣現象。《論語》原文我盡量翻譯成現代白話，但我的札記則常常變成了通俗文言。「之乎者也」，也用了不少。這不是有意為之，而是信筆造成，並不十分自覺。為什麼會這樣？我也想了一下：除了由於行文惰性，文言比白話畢竟可以少寫許多字之外，一個很大的可能是，自己在下意識地反抗時下某些青年理論家們那種彎彎曲曲、模模糊糊、拗口難懂、似通非通的流行文體。我稱之為「堆新詞」，如鳥語，構造語言迷宮以自迷迷人，可謂教授話語的通貨膨脹。我以為如其那樣，就不如乾脆「恢復固有文化」，即使「之乎者也」，也比那些彎曲文句明白痛快，更接近日常語言。這當然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味道。風頭正健的青年理論家們或將群起而攻之？
《今讀》之所以註明為「初稿」，並非故作謙虛，而是我確實很想以後再多作幾番修改，包括這個寫得很不順暢的「前言」。這方面，我倒佩服古人。像朱熹，他不著意寫自己的文章、大著，卻以注好「四書」為一生任務，至死方休。這頗有些不現代化，但我現在寧肯保守些。如有可能，我還想做些這種譯、注、記的工作，例如對《老子》、《周易》、《中庸》等。我以為，如果能使這些中華傳統典籍真正成為今天和今後好讀、好用的書，那比寫我自己的文章、專著，便更有價值和意義。但這事極不容易，因此衷心希望讀者對本讀提供各種意見、批評和建議。特別是「譯」，雖然幾經推敲，字斟句酌，但一定有譯得不好、不妥、不準確、不貼切甚至錯誤的地方，非常歡迎具體指出，即使是關於一個字也極好；關於「注」，還需要補充些什麼，刪掉些什麼，也願聽取意見；關於「記」，更如此，歡迎尖銳批評，包括內容、形式，如太走題，或太簡略，或太多重複（這點十分明顯。原文原意也多重複。我以為重複有一定好處），等等等等。總之，抽像的、一般的、整體的印象、議論也好，具體的、個別的、細節的批評、意見更佳。我可以盡量考慮，及時採取，一步步地把這個譯本和它的「注」、「記」處理得更完善一些。
最後還得提一下幾年前轟動一時、洛陽紙貴的劉曉波先生批評我的大文。這大文批判我說：「他的理論大有復活孔子之勢。」結語和警句是：「孔子死了。李澤厚老了。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中國》1986年第10期）其斬釘截鐵不容分說的風采確實驚人，但記得我當時看了，卻高興得跳了起來：居然把我和孔子直接拉在一起了，真是何幸如之。不過那時倒絲毫沒想到我會寫這本《今讀》。我當時想到的只是，劉的結論未免太匆忙和太狂妄了；來日方長，我雖然老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者必大有人在。今天回想起來，宛如昨日事，而白雲蒼狗，世情多變，又真不免滄桑之痛，感慨系之了。
1994年春2月癸酉歲暮於Colo-Spr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