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帝
肅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明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廟號肅宗。
原文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直解 永平，是明帝年號。棰，是竹片，楚，是荊條，這兩件都是刑具。明帝性喜苛察，俗吏爭尚嚴切以稱其意。至章帝即位之初，此時承永平年間故事，吏治還尚嚴切，尚書官決斷眾事，科罰人罪，大率務近於重，不肯從輕。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說道：「臣聞先王之政，賞必當功，而不至於僭差；刑必當罪，而不至於濫及。這二者都不可過，然與其不得已而過，則寧可賞有僭差，不可刑有濫及。蓋過於賞，猶不失為忠厚之心，而過於刑，則遂至傷生靈之命。故賞可過，刑不可過也。往時朝廷斷獄，每過於嚴明者，蓋以法度久弛，奸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懲治之，所謂政寬民慢，則糾之以猛者耳。今奸慝既平，必宜輕省刑罰，而濟之以寬，然後政為得中，人無冤濫。豈可復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濟猛哉？夫為政者，譬如張琴瑟一般，張琴瑟之弦，須緩急得宜，大小相調才好。若大弦忒緊則各弦都要緊以應之，那小弦微細，必至斷絕矣。然則為政者，上嚴密，則下何所容？上急促，則下必擾亂，其弊亦猶是也。今陛下宜隆尚先王寬仁之道，蕩滌近世煩苛之法。將笞杖等刑一一輕減其數，以濟活百姓每生命。推廣好生之德，以奉順上天之心。救時之政莫切於此。」章帝覽陳寵所奏，深嘉納之。於是除鉗鑽之刑，罷妖惡之禁，每事務從寬厚，而漢之法自是稱平矣。蓋人君之治天下，以寬仁為本，而其仁天下，尤以刑獄為要。漢家法網，既傷於密，而永平之間，有司又承望上旨，爭以酷刻為事。觀楚王英一獄，株連者至數千人，則當時之刑，冤濫可見。故章帝承其後，不得不濟之以寬也。光武、明帝以明作振之於前，章帝以敦大養之於後，此東漢之治所以為盛歟。
原文 二年，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直解 衛尉，是官名。創字與瘡字同。結字與髻字同。章帝之母馬太后，天性儉樸，內外從化，永平建初之間，助成朝廷美業，天下稱其賢。至建初二年，太后的兄衛尉馬廖，恐其富貴既極，不能久持，盛美之業難以克終，乃上一疏，勸成德政，說道：「夫政出於朝廷，風行於郡國，或美或惡，改變移易，都有個本原，不可不慎也。古書說道：『昔日吳王闔閭喜好擊劍的武士，以其善鬥也。此風一倡，那百姓每都去學劍，往往為劍刃所傷，身上多有瘡痕。楚靈王喜好細腰的女子，以其善舞也。此風一倡，那宮中婦人，或減食以求腰細而多至於餓死。』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京師中也有俗語說道：『京城之好尚，乃四方所觀法。若城中喜用高髻，則四方之髻必至於一尺，比城中又高矣；城中喜畫闊眉，則四方之眉必至於半額，比城中又闊矣；城中喜著大袖的衣服，則四方之袖必至於用全匹絲帛為之，比城中又大矣。』這樣言語雖似戲謔，其實上行下效，理勢必然，切於事理，非虛談也。今誠能常持儉樸，無變初心，則德政可成，而美業可終矣。」太后聞其言，深加聽納，故終太后之世二十餘年，儉樸如一日。諸舅兢兢，不敢少逾法度，朝廷政化大有裨益，而外家恩寵亦得保全。若馬廖者，可謂識明而慮遠者矣。
原文 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直解 石渠閣，是藏秘書的去處，在未央宮北。白虎觀，是白虎門的樓觀，在北宮。章帝建初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議說道：「先朝孝宣皇帝曾廣招眾儒生每，就石渠閣上講論五經同異，親賜裁定，使諸說有所統一，學者知所遵守，其後稍稍以衰亂廢業。中興以來，天下治平無事，學者趁此時，正好從容講求，以成就學業。而淺陋之徒各主其師說，章分句析，穿鑿附會，以破壞大體。異說紛紛，都失了聖經的本意，學者不知所從。今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會集諸儒，與之論定，垂示永久，以為後世法則。」章帝依楊終所奏，就命太常官，率所屬五經博士及各署郎官與眾儒生每，會集在北宮白虎觀裡面，講論五經中註釋同異，將那諸家所說的參酌其是非。章帝親自覽諸家之說，傳旨裁決務求至當，以歸於一，使天下學者依此誦習，而不惑於異說。於是作《白虎議奏》凡四十篇，引經斷義，即今所傳《白虎通》是也。當時名儒如侍中丁鴻、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玄武司馬班固、衛士令賈逵，與明帝第三子廣平王劉羨，都在其中。自是五經訓詁賴以僅存。其後宋儒得有所據，以為註釋而發明大義，羽翼聖真，亦漢世諸君之力也。大抵人君親儒臣，講經義，為益甚多。記誦博，則聞見廣；思索勤，則智識開。專心致志，則內無放逸；體驗擴充，則外有資助。審學術之邪正，可以辨人才；察事理之當否，可以決政務。以勝嗜欲，則養壽命之源；以希聖賢，則垂明哲之譽。其視聲色玩好、射獵逸游之娛，無益而有損者，萬不侔矣。故曰：「明君以務學為急，治天下者，豈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而不加之意哉？」
原文 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乎！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直解 章帝八年，有中郎將竇憲，是竇皇后的親兄。那時章帝寵厚外戚，把竇憲兄弟都擢居貴近之職，親幸無比。因此竇憲就倚恃皇后的聲勢，把賤價強買沁水公主的莊田。公主畏其勢，不敢與他論價，章帝也被他瞞了，只說是兩平交易，到後來這事發覺，才知他倚勢強買。章帝大怒，召竇憲入宮，切責他說道：「昔趙高欺秦二世皇帝，當面指鹿為馬，蔽主行私，而秦以之亡。如今你自家想前日欺謾著朝廷，強奪公主家莊田，比趙高指鹿為馬之事相去幾何？仔細思量起來，使人十分驚怕。想你所恃的，不過說你是皇親外戚，不好行法耳。不知王法無親，若將我祖宗的法度行起來，便棄捨了你一個竇憲，也只當孤雛腐鼠一般，何足介意！」竇憲聞帝之言，始大惶懼。皇后乃脫了冠服，替他再三謝罪，許久才得解釋，姑饒了他。觀章帝此一事，可謂能裁抑貴戚矣。然竟不能加罪而寵任之如故，則為竇憲者將何所復憚乎？故其後竇氏專恣愈甚，勢傾天下，幾致大禍，實章帝之姑息，有以養其亂也。古人論君德，以剛為尚。若章帝者，豈非短於剛德之為累哉！
原文 二年，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直解 章帝留心吏治，於元和二年，下詔書說道：「夫國家設立官長，本以為民，故為官的，必能愛養斯民，方為實政。如今世俗做官的，不務本等職業，只去粉飾那虛文外貌之間，要取名譽，雖若可喜，而其實無益於民，這等的官我甚厭之，甚苦之。若那安靜之吏，只是誠心愛民，樸樸實實的做去，不事矯飾，外面全無才華可觀，眼前雖不見他有赫赫的功績，到久後與百姓相安，卻受他的利益處甚多。課其治效，以日計之，雖若不足，以月計之，實為有餘。這等的才是好官。如襄城縣令劉方，吏民每與他相安，眾口一詞，都說他刑清事簡，安靜不煩。看他行政，雖未有別樣卓異，然擬諸悃愊無華之吏，亦庶幾近之矣，此我之所甚喜者也。夫俗吏之弊有四：以行事苛細，顯他精察；以問事深刻，顯他聰明；以輕出人罪，市他恩德；以重入人罪，逞他威嚴。若只這等做將去，那下民必被其害，而有愁怨之心。為民父母者，豈宜如此？我詔書累下，惓惓以四事為戒。繼詔的使者，冠蓋相接於路，曉諭不為不勤矣。而為吏者，不見加修其政治，百姓每或至不遂其生理，其過安在？無乃視詔令為虛文，而不肯奉行之故歟？自今其勉思向來的詔令，加意奉行，以稱我愛民望治之意焉。」夫俗吏傷化，而能要顯名；良吏便民，而類鮮近效。今章帝乃厭苦矯飾之為，而崇尚悃愊之政。如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蒙褒獎，可謂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見吏治之是非者矣。百世之下，讀其詔令，猶可想見溫厚惻怛之意，雖古之仁君，何以過哉！
原文 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捨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直解 《大章》，是帝堯所作之樂名。夔，是後夔，堯時典樂之官。東漢自光武中興，崇尚經術，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明帝雖曾臨幸辟雍，講學行禮，而儀文制度尚多缺略，未經裁定。到章帝時，博士中有個魯國人曹褒，上疏奏說：「宜及時裁定文制，以著成漢家一代的典禮。」當時太常官巢堪奏說：「制禮作樂，乃是一朝的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見，如何便定得？不可聽從。」章帝曉得那眾儒生每拘泥故常，無通達之見。起初創立時，難與他謀議，而朝廷上禮文憲典，委宜及時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講求禮制。那時玄武門司馬班固也奏說：「這事體重大，還該遍征諸儒，會集一處共議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說：「今俗語有云：『若人家蓋造房屋，在大路邊，使往來的人各出意見，議論可否，紛紜不決，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會著講禮的，人自為說，家自為論，往往相爭不定，就如告狀對理的一般，這叫做聚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彼以為是。互生疑異，可否相持，徒使執筆主議的停閣而不得下，此與道旁作捨的何異？古時帝堯作《大章》之樂，止用一個後夔已自彀了，何必多人？」章帝此言，蓋亦有見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只在議論太多。如舜之好問好察，何嘗不謀之於人？至於執兩端而取中，則出於一心之獨斷，初未嘗徒徇人言也。後世人臣，既無揆事之定見，又無任事之實心。每朝廷有大議，淺陋者，掇拾以塞其責；剛愎者，忿戾以執其偏；趨時者，承望而不盡其情；泥古者，迂闊而不適於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後是，而不能堅持。諸說混殽，徒亂觀聽，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罷而復行，一切紛紛，有損無益。故申公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議論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圖治者尚鑒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