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研究《詩經》應當有三個態度，一、欣賞他的文辭；二、拿他當一堆極有價值的歷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當一部極有價值的古代言語學材料書。但欣賞文辭之先，總要先去搜尋他究竟是怎樣一部書，所以言語學、考證學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我們承受近代大師給我們訓詁學上的解決，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義之態度，於《毛序》《毛傳》《鄭箋》中尋求今本《詩經》之原始，於三家《詩》之遺說、遺文中得知早年《詩經》學之面目，探出些有價值的早年傳說來，而一切以文本為斷，只拿他當做古代留遺的文辭，既不涉倫理，也不談政治，這樣才可以濟事。約之為綱如下：
（一）先在《詩》本文中求《詩》義。
（二）一切傳說自《左傳》《論語》起，不管三家《毛詩》，或宋儒近儒說，均須以本文折之。其與本文合者，從之；不合者，捨之；暫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聲音、訓詁、語詞、名物之學，繼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詩經》學之真根基。
（四）禮樂制度，因《儀禮》《禮記》《周禮》等書，現在全未以科學方法整理過，諸子傳說，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題目目下少談為妙，留待後來。
匆匆擬《詩經》研究題目十事，備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
一、古代《詩》異文輯
宋刻本異文，諸家校勘記已詳；石經異文，亦若考盡；四家異文，陳氏父子所輯略盡；然經傳引《詩經》處，參差最多，此乃最有價值之參差，但目下尚無輯之者。又漢儒寫經，多以當時書改之，而古文學又屬「向壁虛造」，若能據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車既攻」，《石鼓文》作「吾車既攻」，吾、我兩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證。而工字加了偏旁。漢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誤會。
二、三家《詩》通誼說
三家《詩》正如《公羊春秋》，乃系統的政治倫理學，如不尋其通誼，如孔莊諸君出於《公羊》學，便不得知三家《詩》在漢世之作用。陳恭甫父子所輯材料，既可備用，參以漢時政刑禮樂之論，容可得其一二綱領，這是經學史上一大題目。魏默深在此題中之工作，粗疏主觀，多不足據。
三、毛《詩》說旁證
依毛《詩》為注者，多為《毛序》《毛傳》《鄭箋》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觀以治歷史語言材料之術。毛氏說如何與古文經若《左傳》《周禮》《爾雅》等印證，尋其端緒之後，或可定《毛詩》如何成立，古文學在漢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豈可再為「毛、鄭功臣」？然後代經學史之大題，頗可為研究之科目。
四、宋代論《詩》新說述類
宋代新《詩》說有極精闢者，清儒不逮，刪《序》諸說，風義刺義諸論，能見其大。若將自歐陽永叔以來之說輯之，必更有勝義，可以拾檢，而宋人思想亦可暫得其一部。
五、毛公獨標興體說
六詩之說，純是《周官》作祟，舉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漢之神聖數（始皇始改數用六）。賦當即屈、宋、荀、陸之賦，比當即辯（章太炎君說），若興乃所謂起興，以原調中現成的開頭一兩句為起興，其下乃是新辭，漢樂府至現代歌謠均仍存此體，顧頡剛先生曾為一論甚精。今可取《毛傳》所標興體與後代文詞校之，當得見此體之作用。
六、證《詩三百》篇中有無方言的差別？如有之，其差別若何？
歷來論古昔者，不以方音為觀點之一，故每混亂。我們現在有珂羅倔倫君整理出來的一部《廣韻》，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詩經韻》，兩個中間差一千年；若就揚子雲《方言》為其中間之階，看《詩經》用韻有循列國方言為變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詩》地理考證
王伯厚考《詩》地理，所據不豐；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據材料較前多矣，必有增於前人之功者。《詩》學最大題目為地理與時代，康成見及此，故作《詩譜》，其敘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國別）；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以時分）：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結果則不可。康成實不知地理，不能考時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從《水經注》入手，當是善法，丁山先生雲。
八、《詩經》中語詞研究
《詩經》中語詞最有研究之價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語詞之「言」，有在動詞上者，有在動詞T下者，有與其他語詞合者。如證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詩》中成語研究
即海寧王靜安氏所舉之題。《詩》中成語多，如「亦孔子」「不顯」（即丕顯）等。但就單詞釋詁訓者，所失多矣。
十《詩》中晦語研究
《詩》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著落者，如時字之在「時夏」「時周」「不時」，及《論語》之「時哉時哉」，此與時常訓全不相干，當含美善之義，而不得其確切。讀《詩》時宜隨時記下，以備考核。
十一、抄出《詩》三百五篇中史料
《書經》是史而多誣，《詩經》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盡抄出之，必可資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