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自稱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左傳》中此稱尤多（詳見閻百詩所考）。至於《商頌》之不能為商時物，必為宋時物者，王靜安論之甚詳，王君說：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鄭於景山均無說。《魯頌》擬此章則云：「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則古自以景山為山名，不當如《鄘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按，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枝流「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丘蒙亳以北唯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盤庚至於帝乙，居殷墟，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唯宋居商丘，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於事為宜，此《商頌》當為宋詩不為商詩之一證也。又自其文辭觀之，則《殷虛卜辭》所紀祭禮與制度文物，於《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並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中葉以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稱名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即《檜風·隰有萇楚》之「阿儺」，《小雅·隰桑》之「阿難」，《石鼓文》之「亞箬」也；《長髮》之「昭假遲遲」，即《雲漢》之「昭假無贏」，《烝民》之「昭假於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句同；「約錯衡，八鸞鶬鶬」，與《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為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無據矣。
按王君此說有三證：一、景山在宋；二、《商頌》中稱謂與《殷卜辭》不同；三、《商頌》中詞句與宗周中葉以後詩之詞句同。二、三兩證斷無可疑，一證則無力。蓋《鄘詩·定之方中》亦有「景山與京」之語，此詩乃衛文公成是丘時詩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義，未必是專名，雖此證未必有著落，然二、三兩證已足證《商頌》為宋詩而有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