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之訓為容，其詩為舞詩，阮元說至不可易。詳拙著《周頌說》，今不複述。
如上所解，則全部《詩經》之部類皆以地理為別，雖《頌》為舞詩，《雅》證王朝之政，亦皆以方土國家為部類者。有一現象頗不可忽略者，即除《周詩》以外，一國無兩種之詩。魯宋有《頌》，乃無《風》，其實魯之必有《頌》外之詩，蓋無可疑。即就《周詩》論，豳王異地，雅南異統，雅為夏聲，乃中國之音，南為南方，乃南國之詩。當時江淮上之周人殖民地中兩種音樂並用，故可曰「以雅以南」。今試為此四名各作一界說如下：
《大雅》《小雅》 夏聲
《周南》《召南》 南音（南之意義詳《周頌說》）
王國 東周之民政
豳詩 周本土人戍東方者之詩（說見後）
所謂四方之音
在後來所謂國風之雜亂一大堆中，頗有幾個地理的頭緒可尋。《呂氏春秋·音初》篇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話的來源，這樣神話固不可當作信史看，然其分別四方之音，可據之以見戰國時猶深知各方之聲音異派。且此地所論四方恰和所謂國風中系統有若干符合，現在引《呂子》本文，加以比核。
甲、南音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興之詩，今不見於二《南》，然戰國末人，必猶及知二《南》為南方之音，與北風對待，才可有這樣的南音原始說。二《南》之為南音，許是由南國俗樂所出，周殖民於南國者不免用了他們的俗樂，也許戰國時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聲樂出，《呂覽》乃由當時情事推得反轉了，但這話是無法證明的。
乙、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台，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
以「燕燕于飛」（即燕燕往飛）起興之詩，今猶在《邶》《鄘》《衛》中（凡以一調起興為新詞者，新詞與舊調應同在一聲范域之中，否則勢不可歌。起興為詩，當即填詞之初步，特填詞法嚴，起興自由耳）。是《詩》之《邶》《鄘》《衛》為北音。又《說苑·修文篇》「紂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衛》正是故殷朝歌。至於《邶》《鄘》所在，說者不一。
丙、西音
周昭王親將征荊，辛余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據漢中，辛余靡振土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西河，實為長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時，此後人半神話）。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
然則《秦風》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謂「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者，即《秦風》之樂否？《唐風》在文詞上看來和《秦風》近，和《鄭》《王》《陳》《衛》迥異，或也在西音範圍之內。
丁、東音
夏後氏孔甲田於東陽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後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者，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餘字，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
今以《破斧》起興論周公之詩在《豳風》。疑《豳風》為周公向東殖民以後，魯之統治階級用周舊詞，采奄方土樂之詩（此說已在《周頌說》中論及）。
從上文看，那些神話固不可靠，然可見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聲亦異，戰國人固知其為異源。
戊、鄭聲
《論語》言放鄭聲，可見當時鄭聲流行的勢力。李斯《上秦王書》：「鄭衛桑間……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缶而就鄭衛。」不知鄭是由衛出否？秦始皇時鄭聲勢力尚如此大，劉季稱帝，「朔風變於楚」，上好下甚，或者鄭聲由此而微。至於哀帝之放鄭聲，恐怕已經不是戰國的鄭聲了。
己、其他
齊人好宗教（看《漢書·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記·孟子騶子列傳》），能論政（看管晏諸書），「泱泱乎大國」，且齊以重樂名。然《詩·風》所存齊詩不多，若干情詩以外，即是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齊詩。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都是南國的詩，並沒有岐周的詩。南國者，自河而南，至於江漢之域，在西周下一半文化非常的高，周室在那裡建設了好多國。在周邦之內者曰周南，在周畿外之諸侯統於方伯者曰召南。南國稱召，以召伯虎之故。召伯虎是厲王時方伯，共和行政時之大臣，庇護宣王而立之之人，曾有一番轟轟烈烈的功業，「日辟國百里」。這一帶地方雖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當西周聲教最盛時，竟成了文化中心點，宗周的諸侯，每在南國受封邑。其地的人文很優美，直到後來為荊蠻殘滅之後，還保存些有學有文的風氣。孔子稱「南人有言」，又在陳蔡楚一帶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觀的人，《中庸》上亦記載「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這些南國負荷宗周時代文化之最高點，本來那時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及崤函以東大的（宣王時周室還很盛，然渭北已是 
狁出沒地，而渭南的人，與散地為鄰者當不遠於鎬京，已稱王了。不知在漢中有沒有疆土，在巴蜀當然是沒有的。若關東則北有河東，南涉江漢南北達二千餘里）。我們尤感覺南國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國的一部本是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舊文化區域（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漢東），更緣邊啟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記拓土南服），自然發生一種卓異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周南》《召南》是這一帶的詩，《大雅》《小雅》也是這一帶的詩，至少也是由這一帶傳出，其較上層之詩為《雅》，其較下層之詩稱《南》。南國盛於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詩多數屬於夷厲宣幽，南國為荊楚剪滅於魯桓莊之世，故《雅》《南》之詩不少一部分屬於東周之始。已是周室喪亂後「哀以思」之音。
二《南》有和其他《國風》絕然不同的一點：二《南》文采不艷，而頗涉禮樂：男女情詩多有節制（《野有死麇》一篇除外），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只在二《南》裡適用，其他《國風》全與體樂無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動盪，一往無節制的。
《周南》《召南》是一題，不應分為兩事，猶之乎《邶》《鄘》《衛》之不可分，《左傳》襄二十九，吳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
詩的階級
以地望之別成樂系之不同，以樂系之不同，成《詩三百》之分類，既如上所說，此外還有類分《詩三百》的標準嗎？曰應該尚有幾種標準，只是參證的材料遺留到現在的太少了，我們無從說確切的話。然有一事可指出者，即《頌》，《大雅》，《小雅》，二《南》，其他《國風》，各類中，在施用的場所上頗有一種不整齊的差異。《大雅》一小部分似《頌》，《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國風》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體而論，則《風》《小雅》《大雅》《頌》各別；核其篇章而觀，則《風》（特別是二《南》）與《小雅》有出入，《小雅》與《大雅》有出入，《大雅》與《周頌》有出人，而二《南》與《大雅》，或《小雅》與《周頌》，則全無出入矣。此正所謂「連環式的分配」，圖之如下：
今試以所用之處為標，可得下列之圖，但此意僅就大體言，其詳未必盡合也。
〔注〕《邶》《鄘》《衛》以下之《國風》中，只《定之方中》一篇類似《小雅），其餘皆是民間歌詞，與禮樂無涉（王柏刪詩即將《定之方中》置於《雅》，以類別論，固可如此觀，然不知《雅》乃周室南國之《雅》，非與《邶風》相配者）。
故略其不齊，綜其大體，我們可說《風》為民間之樂章，《小雅》為周室大夫士階級之樂章，《大雅》為朝廷之樂章，《頌》為宗廟之樂章。
詩篇之次序
今見《詩三百》之次敘是絕不可靠的，依四始之義，這次敘應該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但這是後來的系統哲學將一總集化成一個終始五德論的辦法，是不近情理的。不過傳經者既以詩之次序為不可移，乃有無數的錯誤，即如《大雅》內時代可指的若干詩中，因有一篇幽王時的詩在前，乃不得不將以後的詩都算在幽王身上了。這個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來，不待多所辯證，現在但論《大雅》中幾篇時代的錯誤。
《大雅》的時代有個強固的內證。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時的，這可以《崧高》《烝民》為證。《崧高》是吉甫作來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是吉甫作來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時人，則《烝民》中又說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史記·齊世家》：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按，年應作歲，傳說謂太公卒時百有餘歲也），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齊侯謚用殷制，則《檀弓》五世反葬於周之說，未可信也）。哀公時紀侯潛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按，厲王立三十餘年，然後出奔彘，次年為共和元年。獻公九年，加武公九年為十八年，則獻公九年乃在厲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時，或厲王之初，未嘗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則仲山甫徂齊以城東方，當在此時，即為此事。至獻公徙臨菑，乃殺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轉為之城臨菑。《毛傳》以「城彼東方」為「去薄姑而遷於臨菑」，實不如以為徙都薄姑。然此兩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時，即在厲王之初，此外齊無遷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當仲山甫之城齊。這樣看來，仲山甫為厲王時人，彰彰明顯。《國語》記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懿公戲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戲為魯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猶及宣王初年為老臣也（仲山甫又諫宣王科民，今本《國語》未紀年）。仲山甫為何時人既明，與仲山甫同參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時代亦明，而這一類當時稱頌之詩，亦當在夷王厲王時矣。這一類詩全不是追記，就文義及作用上可以斷言。《烝民》一詩是送仲山甫之齊行，故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這真是我們及見之最早贈答詩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時，吉甫又和申伯同時，申伯又和甫侯一時並稱，又和召伯虎同受王命（皆見《崧高》），則這一些詩上及厲，下及宣，這一些人大約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亂曾藏宣王於其宮，以其子代死，時代更顯然了。所以《江漢》一篇，可在厲代，可當宣世，其中之王，可為厲王，可為宣王。厲王曾把楚之王號去了，則南征北伐，城齊城朔，薄伐狁，淮夷來輔，固無不可屬之厲王，宣王反而是敗績於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揚威的詩，有些可在宣時，有些定在厲時，有些或者在夷王時的。既如此明顯，何以《毛序》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這都由於太把《詩》之流傳次序看重了：把前面傷時的歸之厲王，後面傷時的歸之幽王，中間一段耀武揚威的歸之宜王。不知厲王時王室雖亂，周勢不衰，今所見《詩》之次序是絕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中言「周宗既滅」，此兩詩在篇次中頗前，於是一部《小雅》，多半變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樂的詩，祝福之詞，都當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書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後了些，這都由於誤以《詩》之次序為全合時代的次序。
《大雅》始於《文王》，終於《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亂，《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開闢南服之盛，這兩篇的時代是顯然的。這一類的詩不能是追記的。至於《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生民》《公劉》若干篇，有些顯然是追記的。有些雖不顯然是追記，然和《周頌》中不用韻的一部之文辭比較一下，便知《大雅》中這些篇章必甚後於《周頌》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廟》諸篇能上及成康，則《大雅》這些詩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稱商為大商，且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頌》中「遵養時晦」（即「兼弱取昧」義）的話，乃和平的與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來自殷商，殷士裸祭於周，俱引以為榮，則與殷之敵意已全不見，至《蕩》之一篇，實是說來鑒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說明了。
《大雅》不始於西周初年，卻終於西周初亡之世，多數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話如把《國風》算過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論，此正所謂王者之跡者，卻實在不錯。《大雅》結束在平王時，其中有平王的詩，而《春秋》始於魯隱之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選自《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