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和僕人都沒有了

和媒體一樣,被拉下輿論王座的還有公關。

長期以來,媒體和公關既是沆瀣一氣的酒肉朋友,又是鉤心鬥角的談判對手。它們彼此利用:媒體借助公關接近採訪對像、撰寫報道;公關通過媒體傳播客戶信息、影響公眾認知。它們又經常上演控制與反控制:公關希望媒體只報道它們想透露的信息,把客戶打扮成白雪公主推到公眾面前;媒體有時則不滿於公關對信息的控制,希望以中立客觀的態度發掘正面與負面的事實,並表達獨立觀點。

唉,其實就是兩個中介代理之間的婚姻官司罷了:媒體自認為是受眾的信任代理人,公關則是客戶的授權代理方。就像是慈禧與慈安兩宮皇太后,共同把持輿論王國的話語權。

現代公共關係業經歷百年發展,已經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話術體系,比如認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和企業形象投射(Projection Of Image)等理論模型,借此影響公眾認知、引導輿論甚至影響政治決策,然後向客戶收取公關費用。

這個行業由於太容易聽命於商業利益的指揮棒,並不像現代公共關係之父艾維·李(Ivy Lee)所倡導的那樣:「公眾必須被告知」,反而有時候起到相反作用。美國國會山外的遊說團體每年的收入就高達數十億美元。想知道他們是如何操作的?可以看看美劇《醜聞》(Scandal)。(請一定帶著批判的眼光觀看,電視劇畢竟有誇張之處。)

這個行業當然不乏專業且敬業的人士。我所接觸過的令我尊敬的公關人員,不是拿紅包和威脅來與媒體打交道,強行推銷客戶的意志,而是通過信息影響媒體——提供盡可能多的開放信息,與你共同探討一篇報道的主題和方向等。從某種程度上說,當公共關係行業進入中國後,也在客觀上幫助了中國幼稚的商業媒體的進步。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行業的模式越成熟,越善於扮演保姆角色,卻讓一些媒體記者失去了行動自理能力。體貼周到的航班接機和日程安排,在會議室進行的彬彬有禮的採訪,打印精緻的背景資料,火速奉上的採訪速記整理,為付印前的稿件提供的事實核查和錯別字糾正服務……然後,還有不菲的採訪車馬費。被寵壞的記者們不過是成為人肉錄音筆而已。

它直接毀掉了三個領域的行業媒體的進取心和獨立精神:一個是汽車,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傳統軟硬件廠商當大佬時期的 IT。在古典媒體時代,這三個領域的企業本身也是廣告大戶,也是2013年媒體記者收受企業的公關賄賂醜聞爆發的重災區。

這幅宛如驕奢淫逸的古羅馬帝國晚期的景象,正預示著這種醜陋的勾搭模式到了該瓦解的時候。

互聯網創造了新的賦權,各種論壇、BBS、博客、微博和自媒體等渠道讓受眾自由發聲。公關行業精心維護的客戶的光輝形象正在出現銹跡;負面評論和正面新聞幾乎一樣多,刪帖也沒用;如果出現醜聞,它一定會像墨菲定律說的那樣朝著最糟糕的方向惡化。

上帝沒有了——想控制消息源頭以便控制整個輿論場是不可能了;僕人也沒有了——想幫助企業盡可能消除負面影響、塑造正面形象的公關人員越來越嘗到了挫敗感。

這是一個失控的網絡。在過去,公關可以依循金字塔式的傳播結構對信息進行控制,一家汽車企業,只要與全國的汽車媒體和記者交好,基本上就能實現傳播控制。現在,一旦發生公關危機,企業馬上會發現,自己就像深處於一個不停旋轉並越來越深的水流漩渦,各種網絡聲音像絞索一樣越來越緊地纏住了脖子。

網絡時代,已經沒有了信息控制的總開關。

而且,連古典媒體都在失去話語權,與之伴生的公關行業掌握再多的媒體主編的電話號碼又有什麼用?

同時,去中介化、去代理化的趨勢也在加速傳統公關的死亡。如果消費者變得如此重要,如果企業越來越想滿足消費者個性化定制的需求,怎麼可能還通過中間環節去瞭解他們、傾聽他們、粘住他們?微博、微信公眾號、APP等所有能與消費者直接打交道的互聯網工具,企業都必須親自掌握,怎麼可能還交給公關公司進行打理?

《新媒體革命2.0:算法時代的媒介、公關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