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個性標籤標注自我的方式，重新界定身份認同的意願，超遠程聯結人與人的便捷——互聯網發動的新型社交革命為網絡社群的出現和發展做好了準備。
今天，互聯網提供了工具，「人找人」的成本已幾乎接近於零，可以很容易地在線上搭建各種類型的社區。人群依興趣標籤重新組合、聚集，在每一個重度垂直的細分領域，都能夠粘住數量驚人的受眾。
在網絡上重現的這種宛如「面對面」的感覺，猶如把我們帶回到了遠古時候。互聯網觀察者吳伯凡在20世紀90年代末時曾提出了一個「數字水井」的概念，將受眾在 BBS、論壇裡重新集聚的景象比喻為古時候圍繞水井而形成的村落。「井」本身就是村落的一個固定稱謂，相傳古制八家為井，而後引申為人口聚集地、家鄉、故土等，所以才會有「背井離鄉」、「市井」等說法。生活圍繞著水源地展開，人們也在汲水時相互交換信息，水井成為最早的社交廣場的一個隱喻。這種群居方式促使了村落、部族的誕生。
傳媒業的理論先驅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借由對大眾傳播媒介的研究，預言了「地球村」的出現。但是，互聯網不是讓整個人類社會變成一個 村子，反而是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帶有全球化特徵的眾多數字村落。以至於，如學者胡泳認為，大眾媒體只是歷史的「插入語」，移動互聯網使我們重新回到口口相傳、面對面交往的社交媒體情境中。
當下，只能說網絡社交還處於「數字水井」的村落形成過程中。而在此之上，未來所形成的社群，則將演化為共同體（Community）。
當代最重要的民族主義研究者、康奈爾大學國際研究院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描述「民族」是什麼時寫道：「它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而且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同時又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大多數的同胞，與他們相遇甚至是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接的意象卻在每一位成員心中。」
各種在線社群，形成了互聯網上的新族群。在這個大家庭裡，每一位社群人都相信另一些人是真實存在的，而不僅是一些網絡暱稱，並且和自己具有這一社群內相同的志趣或觀點。這一想像的共同體，超越了地域、國界、種族、年齡、收入及文化背景等各種現實世界中的歸類標籤。
這些社群有些能長期存在，有些則短時聚集很快消散。成員也很難是固定的一群人。你能通過一個話題比如「穹頂之下」找到他們，一旦該話題熱度降低，很可能這一社群就不再活躍，或者自動解散。
現實生活中的近鄰比如小區居民的確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比如聯合起來進行維權等，但網絡上的族群則與超遠距離、更大範圍的共同體如民族的形成有更多相似之處。另外，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共同體，要與有特定目的的組織如商業企業、政府機構、軍事組織或利益團體分開，雖然後者也試圖通過願景、價值觀等方式扮演為某種共同體結構，但它追求的是成員的服從和統一，而不是真正的共同體所呈現的平等、民主和多樣性。
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形成，並且是「想像」的，是因為所有成員的「同經歷性」經驗的存在。一個人終其一生至多不過碰上或認識他的數億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罷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時點上這些同胞究竟在幹什麼，然而對於他們經歷的、參與的或者是記憶中的一切，卻感同身受，並抱持著天然的深信。
考察民族的形成歷史，安德森認為，大眾媒體在其中起到了凝聚共同體的關鍵作用之一。如最早的北美洲報紙，除了本地新聞外，還包含商業新聞（船何時抵達何時起航、什麼貨品在什麼港口的時價等），殖民地的政治任命，有錢人的婚禮等，「報紙以相當自然甚至是不帶政治性的方式，在一群特定組合的讀者同胞中創造了一個能讓這些船舶、新婚、主教和價格都共同歸屬的、想像的共同體」。
同時，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對崇拜儀式和紀念物的塑造，社會習俗的不斷教養等，使得即使沒有「面對面」的社交經驗，人們依然會與遙遠時空裡另外一群人認同為一個共同體。18世紀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一語中的：社會是「一個合夥，不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而是活著的人、死去的人和未來的人之間的合夥」。
生而孤獨的人們在互聯網上同樣渴望重新群居，再次結為共同體。
即使相隔萬里時空，大家卻對彼此的存在、共同的信仰、共襄的盛舉懷有沒來由的互信和熱忱。1993 年，彼得·斯坦納在《紐約客》雜誌上發表了一幅漫畫，題為：「在互聯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自此成為名句。然而在今天的社交網絡上，事實是沒有人相信你是一條狗，其相互熟悉程度宛如近鄰。那些「死去的人」——早期網絡社群的定居者雖然已經淡出，但其信奉的某種精神和文化卻為今人所親澤。
因為這種共同體的形成並非天然的，如安德森考察民族的形成那樣，從一開始，它就是用文化——而非血緣——構想出來的，而且人們可以被「請進」想像的共同體中，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即在網絡上如何構建真正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