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一開始猶如頻繁的社交活動，結束時則像極了束身修行。過去三年裡，我們在超過10萬人面前談論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進行了數百次關於這個主題的對話。我們在學術界、業界、政府和非營利機構的會議上演講，與當選的官員、決策者、管理團隊和董事會、教育工作者、投資者和慈善家會面，並與各方奇士極客在工作坊坐而論道。
我們不可能記住所有這些事件，更不用說感謝所有的組織者了。但有些人和事仍歷歷在目。幾年來，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和他的同事們把我們納入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年會，它可能是史上最大型的走廊對話活動。在這方面，TED（科技、娛樂、設計）是其主要競爭對手，而我們兩人2013年都在那裡登台演講，此後一直參加活動。TED的策展人是克裡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與本書訪談的3D機器人公司首席執行官克裡斯·安德森不是同一個人），他和團隊在溫哥華聚集了一群想法豐富的人，當中的任何一位聽眾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變身演講者。我們很幸運地成為該社區的一部分。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專業大家庭裡面，弗蘭克·利維（Frank Levy）組織了一項超棒的學術研討，歷時數年。它彙集了我們研究所的許多頂尖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和商業學者，大家互相學習，瞭解技術進步現狀及其經濟與社會影響。給學術貼上「交叉學科」的標籤，很像在商界所說的「世界級」，其中的理想抱負遠遠多於現實用途。但利維居然成功說服學院的那一群忙碌人士定期聚會。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而我們也試圖使之持續下去，因此在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學院組織了研討會系列，並且在2014年至2017年間舉辦了一系列工作坊。我們對所有接受邀請出席活動的人深表謝意。我們有幸聆聽了許多激動人心的對話和演講，領悟真知灼見，雖然本書無法全部體現這些，但很幸運，麻省理工學院為這個無形的思想家網絡提供了一種無與倫比的樞紐地位。
這些會議和研討會向我們的頭腦灌輸了很多想法。為了對其進行測試、提煉和改善，我們需要盡可能多地與意向中的頂尖極客進行專注對話。因此，我們在劍橋、紐約、倫敦、舊金山、硅谷和華盛頓特區等地遍邀才俊。除了在書中引用的受訪者外，還有很多人使我們受教良多，他們是：
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
蘇珊·阿西（Susan Athey）
戴維·奧托（David Autor）
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
尼克·布盧姆（Nick Bloom）
克裡斯蒂安·卡塔利尼（Christian Catalini）
邁克爾·崔（Michael Chui）
保羅·多爾蒂（Paul Daugherty）
湯姆·達文波特（Tom Davenport）
湯姆·弗裡德曼（Tom Friedman）
傑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
裡德·霍夫曼（Reid Hoffman）
傑裡米·霍華德（Jeremy Howard）
迪恩·卡門（Dean Kamen）
安迪·卡斯納（Andy Karsner）
克裡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揚·樂坤（Yann LeCun）
沙恩·萊格（Shane Legg）
約翰·倫納德（John Leonard）
戴維·利普頓（David Lipton）
湯姆·馬隆（Tom Malone）
詹姆斯·馬尼卡（James Manyika）
克裡斯蒂娜·麥克埃倫（Kristina McElheren）
湯姆·米切爾（Tom Mitchell）
埃隆·馬斯克（Elon Musk）
拉米茲·納姆（Ramez Naam）
蒂姆·奧賴利（Tim O』 Reilly）
吉爾·普拉特（Gill Pratt）
弗蘭西沙·羅西（Francesa Rossi）
達妮埃拉·魯斯（Daniela Rus）
斯圖爾特·拉塞爾（Stuart Russell）
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穆斯塔法·蘇萊曼（Mustafa Suleyman）
馬克斯·泰格馬克（Max Tegmark）
塞巴斯蒂安·特龍（Sebastian Thrun）
但「只談不寫」也只能到此為止。我們和很多人訪談，我們兩人之間也有了相當充分的交流，於是就到了在紙上寫下文字的時候。這是一項難免孤獨且極其費時的活動。在此期間，我們需要各位同事繼續開展麻省理工學院的IDE（數字經濟項目）工作。他們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有創意，很認真，比我們所期望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喬安妮·巴特澤奧特格斯（Joanne Batziotegos）、塔米·巴澤爾（Tammy Buzzell）、德溫·沃德爾·庫克（Devin Wardell Cook）、香農·法雷利（Shannon Farrelly）、克麗絲蒂·高（Christie Ko）、阿德喬維·科爾尼（Adjovi Koene）、賈斯廷·洛肯維茲（Justin Lockenwitz）和蘇珊·揚（Susan Young）等同事堅持了高產出、高標準，並繼續與所有利益相關者合作。
在這些利益相關者中，我們特別感謝為IDE提供財務支持的個人、公司和基金會。由於名字太多，我們無法在此一一列出（這是一個好兆頭），唯有對各位深表謝意。埃森哲（Accenture）一直是IDE最大的支持者，也是幫助我們定義和執行研究事項的重要夥伴。與我們一樣，埃森哲也認為數字化是現在和未來重塑商業世界的主要力量，我們很高興與該公司的團隊合作並向其取經。
在寫作的過程中，莉薩·麥克馬倫（Lisa McMullen）、瓊·鮑威爾（Joan Powell）、埃斯特·西蒙斯（Esther Simmons）和蘇·韋爾奇（Sue Welch）讓麥卡菲保持全神貫注，曼德拉·恩科西（Mandla Nkosi）確保麥卡菲的身體至少和大腦一樣棒，朋友和家人容忍他心無旁騖，偶爾也帶他出去。在連續三個學年的時間裡，沙伊·霍羅維茲（Shai Horowitz）、雅艾爾·馬爾贊（Yael Marzan）和阿塔德·佩萊德（Atad Peled）一直是他的研究助手，並且對他的思考和事實進行覆核。完成手稿的壓力剛剛出現的時候，富布萊特學者喬納森·魯恩（Jonathan Ruane）不期而至，魯恩剛從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研究員項目畢業，也想好了下一份職業的方向，正在尋找感興趣的項目。他已經讀過《第二次機器革命》一書，修讀了布萊恩約弗森的MBA課程，於是想知道我們是否需要任何幫助。我們當然需要，需要，很需要。魯恩埋頭挖掘統計數據，他一絲不苟、積極主動，而且頭腦敏銳，為我們試圖提出的觀點找到了令人信服的例證，從幾個方面推進了我們的想法。因為有了他，這本書增色不少，並且得以按時完成。
布萊恩約弗森從他的學生和研究團隊的幫助中受益匪淺，他們不僅為本書寫作過程中出現的許多難題提供了解決方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只有用全新眼光看待問題的人才能提出的問題，我們要特別提到以下各位：薩吉特·巴爾吉爾（Sagit Bar-Gill）、安德烈·弗拉德金（Andrey Fradkin）、阿維·甘納曼尼尼（Avi Gannamaneni）、黃珊（Shan Huang）、呂孟（Meng Lui）、吳爵熙（JooHee Oh）、丹尼爾·羅克（Daniel Rock）、紀堯姆·聖雅克（Guillaume Saint-Jacques）、喬治·韋斯特曼（George Westerman）和埃裡娜·伊茨馬（Erina Ytsma）。修讀布萊恩約弗森MBA課程的幾百名學生成為許多新潮思想的現場測試對象，使之得以納入本書。馬歇爾·范·阿爾斯蒂恩（Marshall Van Alstyne）、傑夫·帕克（Geoff Parker）和讓·梯若爾（Jean Tirole）三位教授對梳理平台經濟學相關問題特別有幫助，而娜奧米·斯蒂芬（Naomi Stephen）則提供了一流的行政支持。項目即將完成之際，布萊恩約弗森從薛少蘭（ShaoLan Hsueh）的鼓勵中獲得靈感。他在項目期間頻頻離家遠行，對家人的支持尤為感激。
手稿完成時，我們將其交給諾頓出版公司。由於大家一起出版過《第二次機器革命》，所以我們知道此時此刻會發生些什麼，而且我們知道結果會很好。布倫丹·柯裡（Brendan Curry）再次「魔幻組合」他的老到眼光和嫻熟手感，對手稿進行了編輯。文字編輯斯特凡妮·希伯特（Stephanie Hiebert）非常注重細節，使最終版本變得緊湊簡潔，如果讀者還發現有什麼錯誤，那麼責任在我們身上，與她無關。納撒尼爾·丹尼特（Nathaniel Dennett）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幫助，將各個部分整合在一起，最終成為讀者現在看到的圖書真品。從本書開始寫作到中間環節，直至大功告成，我們的出版經紀人拉斐爾·薩加林（Raphael Sagalyn）都全程參與。他對我們作品的興趣總是不成比例地高過他的佣金，幾年前的某一天，他非常意外地給我們打電話，想讓我們成為精裝圖書的作者，這使我們大吃一驚。幸好我們足夠聰明，聽從了他的建議。
最後，我們特別要感謝我們的朋友和同事戴維·維裡爾（David Verrill）。他與我們一起建立了IDE，並在我們寫書的時候保持它的運作和成長。他身體力行，處理好學術特色、贊助機構的要求和人之常情，同時又不失冷靜和愉悅。我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如果沒有他，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