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蘭加斯瓦米 撰稿
想知道能不能信任一個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信任他/她。
歐內斯特·海明威
信用是相互聯繫的
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我認識身邊的每一個人。我長大的地方加爾各答就是這樣，這裡的居民區很少有什麼變化，人們在祖輩生活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的房子裡生活（逝去）。除非因為成人、結婚等大事，很少有人搬家，然後新的人走進來，填補這塊社會的空缺。在有人搬進來之前很久，其他人對於新鄰居一清二楚——有多少人，他們從哪裡來，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搬到這裡來。
那時我們擁有的是一個高信任度社會，人們互相認識，什麼都知道。犯罪率很低。大家不用鎖門，也沒有必要鎖門。陌生人還沒有靠近的時候就早被人盯上了。
那時候，送貨上門很普遍。剛擠出來的牛奶新鮮送上門。天一亮報紙就送來了。賣炊具的商人會把舊沙麗換成亮閃閃的新炊具。賣漫畫的小販會扛著很多包裹走上數公里，讓大家借書。小販馱著水果走街串巷，賣甘蔗的商戶也走來走去。夏天的時候，冰激凌商人也會時不時出現，這完全要看走到我住的街巷時，還有沒有剩下的冰。粗麻袋裡裝著刨花和冰，這樣冰就不會那麼快融化。
各種娛樂活動也是送上門的，耍猴人、耍蛇人、橫笛演奏家，甚至還有奇怪的馴熊人。那個年代我們沒有電視，晶體管收音機也沒有，而電子管收音機則要用到當時很稀缺的東西——電。所以我們就在街頭玩耍：板球、足球、曲棍球、跳躍、跳房子、牛仔和印第安人、捉人遊戲等。我們很安全。
人們相互認識。即使游商也經常按時來訪，一代又一代，都是這樣。這是一個高信任度的環境，對於社會、商業和享樂而言都是必要的。我描述的是60年前我長大的加爾各答。我離開的時候是35年前，那時候已經開始變了。外來人口來了。
不僅僅加爾各答是這樣。曾經有一個時期，大部分人都在出生地附近不遠的地方生活和故去，這種情況很常見。時不時有外來人口，由於不可抗力，比如侵略者的大屠殺、乾旱、饑荒、地震等，往往是很多人一起來。遷移耗資巨大。除非是迫不得已或者特別想成為開拓者，你才會遷移，若原因是後者，你就需要找一個保護人——最好是貴族或者有錢人。沒錯，遷移要花很多錢。
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一切都變了。在本書裡，我們瞭解到機器時代對僱傭關係的影響，但是自行車、火車、蒸汽船、汽車和飛機的發明產生了副作用，每一種交通工具的發明都逐漸減少了遷移的費用。個人要行使新發現的遷移權利，只是時間問題。他們也確實是這樣的。外來人口來了。粗略地觀察一下過去200年移民的類型和規模，就可以瞭解到所有關於移民話題你想知道的內容。
隨著個人移民成本的下降，以及公共政策消除了一些其他阻礙，人口遷移的步伐強勁。很快，城市居民不認得鄰居再正常不過，人們開始在新建立的匿名狀態裡狂歡。畢竟，他們再也不需要處理人們之間的八卦了，他們可以進入至今無所不用其極的禁忌世界。信用消亡了。再沒有人認識誰是誰了。
快進到20世紀末，出現了新生事物。人和人之間的通信成本開始下降。20世紀80年代我離開印度的時候，從英國給我母親打電話的費用是一分鐘一英鎊多，當時我扣除稅費的月工資是100英鎊。那時至少需要等三年才能安裝固定電話。現在，可以用互聯網通信軟件Skype給母親打電話，一分錢都不用花，到達機場等行李的時間就可以買一部手機。時代變了。
隨著成本下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彼此聯繫，現在，雖然家人和朋友處在不同的物理位置，但是依然在其他方面聯繫在一起。通過這些聯繫，信用又開始出現了。
隨著人們可以隨意遷移，封閉的非移動社會被撕碎了，我們學著在低信任度的社會裡生活。由於人們可以隨意聯繫起來，我們開始重建從前社會的親密，雖然物理上分離但是親密猶在。我們開始學會如何衡量信任，實際上我們必須這麼做。
圖10–1 2005—2010 年全球人口遷移
圖片來源：Circos/krzywinski, M.et.al.
互聯網、網絡和智能移動設備在這樣的社會裡各司其職，佈雷特和亞歷克斯在第5章和第6章提到了可穿戴設備、可植入設備、可吸收設備和其他形式的增強激增所帶來的可能性，探索這些可能性讓人備感興奮。互聯互通可以解決分佈式世界的一些信用問題，信用的增強可以將這種能力拓展到我們尚未充分認知的方面。
要理解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的，很有必要看看這個古老和歷史悠久的行業——銀行業。我們看看這個詞「破產」。它的英文「bankrupt」從何而來？幾個世紀之前，銀行業從業者曾經坐在長椅上辦公，長椅這個詞來源於意大利語「banco」。實際上，這就是銀行業從業者的英文是「banker」的緣故，它是從長椅這個詞演化而來的。
當銀行業從業者協同工作的時候，他們是基於「君子一諾千金」這個前提的。只要一個人信守承諾，那麼一切都會順利進行，整個社會都會保持平穩。信任水平會比較高。而如果一個銀行業從業者變得不可信，信任就破碎了，這可不是什麼好事。結果就是，其他人會拿起這個銀行人員的板凳，把它折成兩半，實際上是把它從信任閉環裡彈出去。「banco-rottura」（板凳斷了）這個單詞就演變成了「banko-rupt」（破產）。你會發現，破產從來都不僅僅是金錢的事，這件事總是跟信用破裂息息相關。對於14世紀西恩納（Sienna）和維羅納（Verona）的經濟來說至關重要的信用就是能夠讓你做事情而且成為某個集團（往往是貿易社區）裡的一部分。如果你的行為沒有遵循這個社區的價值，這種信任可能會被剝奪。
銀行業從業者也需要應對人口遷徙和距離帶來的挑戰。曾經有那麼一個年代，大家都互相認識。然後出現了海運和貿易路線，突然之間人們想要跨越遠距離做生意，開始的時候其實誰都不認識誰。大自然不喜歡真空狀態，做生意也是一樣。於是機會出現了，為貿易帝國服務的商業銀行應運而生。這些銀行與貿易商行以及蓬勃發展的倫敦貨幣市場密切合作，成立了一個與倫敦貨幣市場的貼現公司達成協議的承兌公司委員會。如果一個遙遠的地方（就是遠離倫敦的地方）的票據要貼現，只要能找到一家承兌公司委員會的成員公司為票據付款人擔保，那就沒有問題了。這個成員公司在票據上簽字畫押，貼現公司就會提供資金。所以貼現公司不再需要了解開出這張票據的機構組織，只要與承兌公司核實確認就可以了。
「朋友的朋友」（FOAF）一直以來都是解決遠距離信任問題的傳統途徑。想想看，這也許就是護照的由來吧。持有文件的人是我的一個朋友，那麼你就是我的朋友。在你的領土裡請照顧他們，算是幫我一個忙。
我在印度長大的時候，沒有一種集中的方式來清算票款。如果你在遠離銀行的地方開了一張支票，這張支票就被劃分為「遠方地區」支票，要由你的銀行寄給另外一家銀行，欠款也必須通過郵寄的方式送到你的銀行，要拿到這筆款需要數周，甚至數個月。
如果你的銀行了解開支票的那個人，就可能選擇「購買」這張支票。這就意味著在清算之前把錢給你，但是需要手續費。如果你是個非常重要的客戶，那麼銀行可能會免除手續費。有時候，即使銀行不認識開支票的人，但是很瞭解收支票的人——也就是你，基於在支票有效的情況下，把錢給你是安全的這一前提，作為優惠也會把錢提前給你，這種情況也是「朋友的朋友」在不同維度的體現罷了。
我搬到英國之後，這一領域產生了其他一些明顯的發展。你可以將一張支票標記為「特別」。這就意味著你的銀行可以簡單處理，它會給另一家銀行打電話，也就是開具這張支票的銀行，說：「嘿，我們這邊有一張你們的賬戶開具的支票，行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能拿到錢了。這就是銀行之間的信用網絡。
借記卡和信用卡也是不同方式的信用工具。如果你在異國旅遊，美國運通、大萊卡或者維薩卡的標識意義重大，你不用把兜裡帶著的有限現金全花光就可以完成支付活動。（畢竟，誰願意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揣著一大堆現金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買東西的時候出問題了，也有某種保障。大部分時候，卡片發行銀行為交易擔保，發生詐騙或者違法行為的時候會把錢退給你。
這些信用維度已經滲透到了電子貿易世界。我依然能記得第一次在網站上填寫我的信用卡詳情的情形——是的，我不能撒謊，是亞馬遜，其「一鍵支付」功能最終吸引了我。我愛書如命，又喜歡收藏書，我就是他們的目標群體。於是我成為他們的客戶了。我把信用卡的詳細信息托付給亞馬遜，在知識的海洋裡遨遊，一旦出了任何問題，亞馬遜會退款給我。正因如此，我註冊了ZShops（亞馬遜市場），現在已經變成人們主要使用的網站了。我可以自由地從完全不瞭解的地區的陌生人手裡買東西，正是因為我信任亞馬遜，這種自由才存在，我不需要瞭解賣東西的實體。
銀行也是平台，最初的時候彼此孤立，後來彼此聯網，再然後互聯互通。信用卡和借記卡也經歷了同樣的演變：原本孤立的平台隨著彼此互聯互通而呈現指數級發展，然後就具有交互性。互聯網和網絡讓我們成為一個更大的平台的參與者，也讓我享受到了同樣的網絡效應。
之後智能手機出現了，一切都變得可以移動，讓我們可以不受時間和距離的限制探索信任。場景變得可以探索，我們能夠確定我們在哪兒，我們在什麼人和什麼東西附近，我們正在靠近什麼，一切的一切。
增強時代就是在這樣的場景中適應我們的時代。增強可以讓我們做之前無法完成的事情。為什麼呢？就增強的發展以及其如何影響我們對自我的認知，對社會的認知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言，有4種互為基礎、逐步發展的不同道路。
通知和狀態警告
想像一下，能作為台式機和可移動設備的延伸，具有連接這些設備功能的可穿戴設備和個人人工智能可以接收從這些設備發出的通知和警告。所以現在你的手錶、手環，或者你的眼鏡、皮帶、襯衫甚至是你的仿生耳都可以接受其他設備或者你的人工智能的綜合數據信息。在個人電腦的年代，你使用電腦的時候才能看到這些訊息。當你使用筆記本或者可移動設備時，你走到哪裡都可以接收信息，但是只有在那些適合查看信息的情境下你才能閱讀信息。看電影、聽音樂會或者參加宴會的時候，你就不能從箱子裡把筆記本拿出來查看信息。平板電腦也有這個社會不接受性的問題。手機是邊界線。但是，小心謹慎地看表通常沒有問題——「你的銀行餘額接近透支額度了」「記得回家路上買牛奶」。
情境通知和警告
「你有4個Facebook好友在休息室。」「根據你的位置信息，已經找到下一個開放Wi-Fi網絡。」「前方路況不佳。」佈雷特描述了個人平視顯示系統出現之後以上這種情境式發展或警告的類型。
訪問標記
在物理世界和邏輯網絡上保持信用的一個方法就是你需要通過多因素認證才能進入網絡。可穿戴設備通過近場通信或者地理位置標記你的存在和能力，標籤拓展了這一方面的可能性，允許你增加其他形式的認證和信號。可穿戴設備甚至可以讓你使用啟髮式特徵和你的心跳等生物特徵作為獨特的訪問標記或者信用標識。
在場信號
不難想像，每個人都代表某種特有稀缺，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都把稀缺信息作為自己的秘密，當遇到緊急情況的時候，人們可以發現這種稀缺，可以將其編碼或者信號化。那麼它是哪一種稀缺呢？一個稀有血型的人可能想要隱藏這個信息，但是出現緊急情況的時候別人能夠知道這件事，只要碰一下開關就行或者可穿戴設備或可吸收設備發現了緊急情況。
當然，所有這些都是在物聯網浪潮和可穿戴設備革命之前對現存的傳統增強模式的補充。
在傳統模式裡，通過從雲端獲取數據你的視力和聽力得到增強，獨創性的音樂識別軟件Shazam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種服務能夠展示正在播放的音樂的詳細信息。在過去10年出現了一些類似的服務，使用著同樣的架構和原則。比如你看到或者聽到一些東西，往外部服務上發送一張所見東西的快照或者聲音片段，就能夠得到關於所見或者所聽的東西的更多信息。那就是基本的增強。
隨著場景真實地進入增強區域，最新的發展是完全不同的量級。所以現在並不僅僅是你看到或者聽到的東西得到了加強，關於這一場景的信息也得到了加強。簡單來說，就像有人告訴你「做了A這件事的人也做了B這件事」，當你剛剛做一件事或者打算做一件事的時候你就可以得到這樣的評價——有指導價值的、通過簡單的協作式篩選而產生的信息，比如買了這本書的人也買了那本書，喜歡這首歌的人也喜歡那組歌。
信用一直都是社會化的
Facebook鏈接等「社交登錄」紀元是這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的進展。通過充分整合社交圖譜的力量，增強我們能夠獲取的信息，以此幫助我們做出決斷。我是20世紀50年代晚期生人，就意味著我喜歡1964—1977年以及前後幾年的音樂。也許我應該這麼說：「我喜歡六七十年代製作的音樂。」而奇怪的是，當我走進現在的演唱會，這句話可能被解讀出完全不同的意思：我現在正在聽六七十歲的音樂人的音樂（當然也有80多歲音樂人的音樂，雖然我從來就不是那個年代的「粉絲」）。
於是最終我訂票去了這些演唱會：隨著人類壽命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我這個年紀的人想做點不那麼老派的事情，所以對這種音樂會的需求很大。萊昂納德·科恩和約翰·梅耶爾是我看過現場演出的第一對80多歲的音樂人；鮑勃·迪倫、多諾萬、Jethro Tull樂隊、憂鬱布魯斯樂隊、保羅·西蒙、感恩而死樂隊、史蒂夫·溫伍德、埃裡克·克萊普頓、約翰·馬丁、五角星樂隊、唐·麥克萊恩、凱特·斯蒂文斯、滾石、瓊·貝茲、布魯斯·斯普林斯汀、詹姆斯·泰勒，以及克羅斯比、斯蒂爾斯和納什樂隊（Crosby，Stills&Nash），你跟得上我的思維吧。我在訂票的時候，又一條增強信息出現了，因為我在使用「社交登錄」。你想週六去還是週日去？這些是週六去的朋友們，那些是週日去的朋友們。你想要挨著朋友的座位還是越遠越好，他們就不會看到你像瘋子一樣扭來扭去了？選吧。
人們通過信用關係相互建立聯繫。在歷史悠久的小鎮或者村莊這樣的封閉系統中，當人口遷移率很低的時候，建立和維持信用並不難。幾百年前，我們隨意遷移之後這一切都變了，而且遷移率不斷升高。人口遷移這個持續發展的現象對信用形成了挑戰。我們生活的這個互聯互通的世界用多種多樣的方式面對這個挑戰，教我們如何衡量信用。
在某種程度上，各種設備和我們獲取增強的信息的能力給予我們衡量信用的能力，並加速了這個過程。這方面的加強有助於我們確定身份（這是誰和這是什麼）、場景（在哪裡、什麼時間）和關係（還有誰認識這個人和這個東西，我的朋友中有哪些看過這個，我的朋友中有哪些經歷過這些）。聲譽和評級方案是對反饋進行標準化的一些方式：我的孩子考慮去看一部電影之前，習慣於在知名的影視評論網站爛番茄網上查查。
這不僅僅是關於信用的問題，互聯網互通的世界、社交圖譜、可穿戴設備和增強還以很多其他的方式改善我們的生活。亞歷克斯描述了如何通過與同輩人比對或者甚至與同輩人一同鍛煉實現量化自我的改善。但是，人們以更簡單的方式使用同輩群體的數據來形成某種信用聯繫。
所有這些社交網絡平台都指引著我們做出更好的決斷。在我們的生活中，這些決斷中的一種——相信誰——比其他任何一種都更加重要。
現在，我們可以根據同輩人的打分選擇一家飯店或者一家咖啡館。我們也可以實時詢問眾人有什麼可以推薦的。我們可以查詢Klout等同輩群體或受其影響的評分網站，評估一個人是否適合某項任務或者我們能否接受他們的建議。我們可以查看他們的職業生涯簡介和是否有人在領英等論壇上推薦這個人，甚至可以通過一個分享鏈接詢問他們對職業穩定性的觀點。人們通過微笑、服務方式和車輛整潔度給優步司機打分。根據打分，一些人就傾向於只選擇評分在4.5分及以上的司機，或者你的網絡上有人推薦的某個司機。司機也要給乘客打分。得分4.8分及以上的乘客在打車的時候可以選擇優步VIP（貴賓）司機。
就像世界上的其他東西一樣，信用也變成實時的了。舊時在加爾各答，人人互相熟識，在那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信用是有形要素；而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人人互相不認識的社會。匿名屬性催生了憂慮的可能——我不知道你是誰，你看起來不一樣，你使用不同於我的語言等。而增強世界可以讓我們實時建立信任。
在過去的世界，人人都相互關聯：我認識你父母，他們也認識我。也許加爾各答的老城區還生活著一些人，能夠給你講述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調皮搗蛋的故事，但是隨著世界越來越移動化，社會因遷徙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多樣化，一些這樣的聯繫逐漸中斷了。
現在我們又一次聯繫起來了，這次是通過傳感器、數據、社交（工具）和場景，我們必須從不同的方面考慮信用和隱私。
處於矛盾中的信用和隱私
在這兒我有一個論點，那就是在一個需要信用才能有效運轉的社區，信用和隱私可能相互矛盾。你的世界隱私性越強，那麼就意味著信任越少。如果我不認識你，我該怎麼信任你？在增強世界，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交媒體、數據和集體意識的激勵，信用的鐘擺朝著更加透明和公開的方向擺動。
圖10–2 增強世界是由連接、數據和信號構成的
顯而易見，有一些數據我們會當作神聖的東西保存。今天，我們的心跳速率、指紋、家庭地址和其他類似的數據就是我們覺得有必要特殊保護的東西。而我們也同時分享地圖應用Waze的數據、家附近的照片和數據內部含有家庭地址的人工產物[1]。假如未來我們要獲取更高級的醫療服務，我們就需要分享生物學數據。所有這些在傳統意義上都是可互換的，而且存在著黑色、白色和灰色地帶。
現在如果我們想乘坐商業航空公司的飛機出行，我們就需要與航空公司以及機場的安全人員共享個人信息。如果有人拒不分享，他們就不允許上飛機。舉例來說，為什麼比起公司的其他人，我們更願意把個人出生日期和家庭地址等數據交給航空公司僱員，信任他們處理這些數據呢？某種程度上說，這種選擇是隨意的，但是這些信號都編碼在互動中。有些互動需要更多的透明、更少的隱私。
信用信號將成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隱藏部分，但是哪些數據需要通過共享來獲得信用呢？如果你走進一家零售商店，我不需要知道你有沒有犯罪記錄，你的孩子們去的哪所學校或者你是不是身體健康。我需要知道的是你的賬戶裡是否有足夠的錢來完成轉賬，需要知道足夠的信息來確認你沒有偷盜別人的電子錢包裡面的錢。
無論是數據、朋友圈或者僅僅是其他來自我們的網絡或影響領域的信息，在增強世界它們都將是物物交換、實時建立的價值和信任交換的基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你越想在世界上隱藏你的數據，變得越私人化，你就會越難以取信於人。在增強世界出現的大部分互動中，有些數據必須嚴加保管，必須作為隱私對待，其他數據則要求更開放。你如果告訴自動駕駛汽車不能與其他汽車或者衛星共享協助駕駛的數據，它就不能駕駛這輛車了——對於你和周圍的人來說，這將是一場災難。如果你拒絕佩戴心跳速率監控器或者拒絕使用生物反饋可吸收設備，你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健康和保險額度。如果你沒有電子化的職業生涯檔案，人們就會覺得你要不就是勒德分子，要不就是想刻意隱瞞什麼。
如果你堅持絕對的、完全的私人化，增強世界將會充滿懷疑地對待你。就像在加爾各答的日子一樣，如果你搬到一個歷史悠久的街區，自己又不趕緊讓別人瞭解你，其他人就會開始編造你從哪來和家裡有什麼不可見人的東西的故事。解決不信任問題的最簡單方法就是開誠佈公，迅速建立某種信用。增強世界也是如此。
現在我們警告孩子們不要把個人信息放在Facebook、Instagram或者Snapchat等軟件上，但是20年前，印著我們名字、地址和電話號碼的電話本在全市發行，我們也習以為常。
圖10–3 我們曾經將我們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發佈出去供所有人查看
增強時代能夠讓你更安全，比以往更能控制所分享的數據，但是也要為最低程度的透明做好準備，以便你在這個社會成為可信的一員。在增強世界裡，信用絕對與你對技術的採納相關，並在數字社區充分利用這種技術。沒有分享、不使用技術或者沒有檔案，一個人就無法建立信用。當然，不要過度分享，但是也不要做一個陌生人。
[1]圖像文件中的可交換圖像文件（FXIF）數據一般含有GPS或者地址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