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不是什麼新技術，卻是全球使用人數最多、影響力最不容低估的技術，但是，人們對它的現在和未來的思考遠遠不足。全球每天有大量的人不自覺地將大量的時間花在了Facebook和微信上，這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現在真正步入的是一個「後社交」時代，這又會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如果你仍然認為社交媒體只是Facebook、微信、LinkeIn（領英）等互相分享下生活、工作情況和愛好的平台，那你對社交的理解就太局限了。我所偏愛的新興社交具備的主要特徵是：它運用數字化工具把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標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做一些對人類和社會有益處的事情。社交媒體真正的革命性力量也會從這類社交中爆發，因為它聚合大眾一起貢獻知識、時間或金錢，保證重要的事情能夠踐行。
社交媒體「不社交」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項研究，美國65%的成年人都使用社交網站，這個數字在歐洲和中國可能也不相上下，意味著全世界大概有25億的社交網站用戶，互聯網毫無疑問改變了我們的社交方式，但是，它真的是向更好的方向改變嗎？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這個時代「社交媒體」的真正含義。我們往往傾向於將Facebook、Twitter等稱為「社交媒體」，但它們真實的身份是「廣告媒體」。它們的確為社交而生，但如今它們的主要「任務」已經是做廣告。谷歌和Facebook的大部分營收都是從廣告中來的。
其次，它們之所以在全球範圍內都這麼受歡迎，靠的主要是用戶「上癮」。酒精上癮和吸毒上癮容易察覺，但這種新的「社交媒體上癮症」卻能讓你在不知不覺中淪陷，這種新的上癮其實是八卦癮、虛榮癮和偷窺癮的混合。你也可以說，社交媒體的故事就是人們這幾種「混合癮」的演變故事，癮頭越大，淪陷的人越多，它就越可以用出售更多廣告的方式達到「貨幣化」。
總之，社交媒體的生存邏輯很簡單：首先將自身變成一種讓人上癮的習慣，然後再搖身變成推銷商品的極佳平台，讓人們乖乖花更多的錢。這就像1998年以前的煙草行業，兩者本質上是一樣的：從人們的某種上癮症中賺錢。
在推銷商品這一點上，社交媒體的「顛覆性」值得大書特書。做生意原來只是生產一些人們想要的東西，如今整個社交網絡早已變成了研究如何讓人們想買大部分並不需要（一般情況下也不會買）的東西。工業革命繁榮了廣告行業，依托於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媒體，廣告業絞盡腦汁讓人們想買東西，而如今的社交網絡簡直就是廣告行業的「工業革命」：相比原來少數媒體宣傳商品，現在我們全民都在社交媒體上打廣告。
因此，現實中社交媒體的用途主要是：其一，一種娛樂方式；其二，一種宣傳產品的營銷工具（這其實也是娛樂帶來的）。看看中國最活躍的微信用戶們用它做什麼就很清楚了，看他們發佈的朋友圈裡有多少是娛樂段子，有多少又是推銷商品。所以，對那些希望通過社交媒體將全世界連接起來，用廣泛的合作共同解決世界性問題的社會學家們來說，他們必然會很失望，在龐大的社交媒體用戶面前顯得天真又無奈。
你可能會反駁說，社交媒體最初確實是為社交而生的，它幫我們連接到了更多的人。真的是這樣嗎？它們真的帶給了我們更多的「社交生活」嗎？相反，已經有不少圖書在探討社交媒體是如何讓我們更「不社交」的，因為人們在Facebook或微信上花了太多的時間，已遠遠多於面對面跟朋友、鄰居、同事乃至家庭成員的互動和交流（更悲哀的是，即便終於有時間可以面對面跟身邊的人在一起聚會，強烈的社交媒體上癮症也會讓大家繼續埋頭Facebook或微信），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殺死」了我們過去愉快的社交生活。
我這一代的最睿智淵博的人已經鮮為年輕人所瞭解，因為年輕人不會去聽他們的講座/演講（即便他們去了，也是埋頭玩Facebook或微信）。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工程師們日夜不休加班工作，就是為了想出來怎樣讓你更「自然」地點擊和閱讀廣告，更「自然」地購買物品。
十年前我們希望社交網絡創建「地球村」，一個更好、更大的社區。相反，現在的社交網絡卻日益正在變成「無社交」的網絡。你真的能在社交網絡上交到很多朋友嗎？如今的社交網絡是一個你連對方是否真實存在都無法確定的地方，是一個肆意竊取你的電話、給你發送各種垃圾郵件以及用機器人分析你的各種社交數據尋找商業模式的地方。我們為這個奇怪的地方發明了不少新詞，那些「噴子」（trolls）是說在討論中發表煽動性言論的人，那些「惡霸」（bullies）是說騷擾用戶的人，那些「飛客」（phreaks）是說劫持你網絡賬號的人，那些「太空錘」（spammers）是說用垃圾郵件不斷向你轟炸宣傳信息的人，最後「虛擬機器人助理」實際在扮成你的朋友竊取你的隱私。
簡而言之，如今的這些社交網絡不僅沒有建立一個更好的虛擬社區，反而在破壞以前我們的真實社區。它用大大小小的各種屏幕把人們硬生生地隔離起來，虛擬的線上互動對年輕人來說顯得越來越「自然」，真實的交流和互動越來越「有點奇怪」，我擔心這種趨勢會越來越糟糕。當社交網絡把面對面的人也硬生生隔離起來的時候，人們身上到底會發生什麼？
鑒於此，如果你問我社交媒體的未來，你其實是在問我娛樂和營銷的未來。比如，Facebook在2015年發佈了虛擬個人助理M，看起來就像蘋果的Siri、谷歌的Google Now以及微軟的Cortana，看起來M是為了幫助提升人們的社交生活質量，但它真正提升的是Facebook的用戶量。而且，當M成為你社交網絡的一部分，它對你以及你身邊的朋友的瞭解也會更深入、更多。這是否意味著未來的「營銷」也更精確和無孔不入？另外，要注意到M不是自主的機器人服務，它的背後有一大票Facebook的真人「客服」在訓練和支撐M，是他們在回答用戶的問題。
社交媒體「非媒體」
社交媒體不僅沒有帶來更好的社交，也沒有帶來更好的媒體。十年前，我們都希望社交媒體會比少數主流媒體帶來更好、更多、更快的信息，我們為「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熱血沸騰。然而，當這一時代真的到來時，相信大多數人已徹底失望。大多數社交媒體提供的「信息」其實只是「八卦」，沒有經過調查乃至思考的各種消息滿天飛，很多「八卦」往往還能迅速火爆，我們整體得到的信息質量顯然是在大幅下降。網絡和社交媒體的無所不在已經殺死了世界上很多高質量的報紙和雜誌，卻並沒有換來同樣高質量的博客和網站。即便少數倖存，也在全民的社交媒體上癮症面前顯得蒼白無力（20年前，我們見面會聊當天《紐約時報》的某篇文章和觀點，如今，即便《紐約時報》有了數字版乃至虛擬現實體驗，我們見面也都在刷Facebook和微信）。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今我們判斷一個社交網絡上信息的價值時，經常採用的是「虛榮指標」（看有多少人給你點贊）：我們測量不是事件或觀點有多重要，而是它有多少「奉承者」。原來媒體判斷信息重要性與否的諸多標準到哪裡去了？為什麼現在完全被簡化為「閱讀量」和「點贊量」了？這又會滋生多少譁眾取寵的胡言亂語？
關於「人人都是媒體」帶來的信息質量下降，我最喜歡的例子是維基百科，它帶著理想主義的抱負誕生，寄希望於全世界民眾一起貢獻知識。然而，現在它已經變成了我們文明的一大危險。首先，這種免費的百科全書幾乎「殺光」了全世界各種版本的傳統印刷百科全書，意味著我們很快將無法核查維基百科內容的真實性，如果一些事實只有一個來源，人們無從對比，那大多數情況下就只能接受。
其次，如今的維基百科已經變成了世界各地的勢力集團試圖控制的東西。十年前，我們討論和擔心的問題是維基百科能否比傳統最好的印刷版百科全書更準確，如今發現真正需要擔心的問題是，維基百科是否比傳統百科全書更容易被人操縱和控制。答案很明顯：「太容易了。」
我們希望社交媒體能提供海量的獨立信息和更多獨立的事實和觀點，結果我們得到的卻是海量的專業媒體代理，他們專門代表有錢有勢的集團來發佈和控制信息。相比傳統印刷版百科全書由幾位精英學者編撰，如今維基百科大部分文章的編輯是政府機構（想要宣傳他們的觀點）、大企業（想要推廣業務）、名人（想要提升形象）以及諸多特殊利益群體（想要宣傳他們的特殊宗教或政治觀點）。
現代西方文明是隨著狄德羅和伏爾泰的法國百科全書誕生的，互聯網用匿名的維基百科取代這些啟蒙思想家後，給我們提供的卻是一個巨大的光怪陸離的信息庫。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在信息上的這場實驗已經說明，大眾「群策群力」並不能創造更好的知識或文化。最危險的是，如今的維基百科已經是很多人的信息來源。
不過，即便沒有維基百科，互聯網也已經是一個非常怪異的文化世界：大部分人只會點擊谷歌或其他搜索引擎返回的前幾個搜索結果，而很多情況下，返回的搜索結果取決於這些網站是如何運作它們的「谷歌排名」的。
「文化」和「媒體」這樣的字眼當今已有了不同的意義。Facebook和Twitter肯定是媒體，但是，他們是只允許你喜歡某樣東西，不允許你討厭某樣東西。只有「點贊」按鈕，沒有「討厭」按鈕，這個小小的「點贊」按鈕卻無形中定義了如今「文化」的價值：某樣東西能否迅速而廣泛地流行。
十年前，我們還天真地希望社交媒體能夠將教育「民主化」，讓高質量的教育資源不再只被少數人享用，但如今的Facebook和微信提供了多少「教育」呢？相反，無所不在的社交網站已經成了學校教育的干擾物和阻礙者。有多少小學生、高中生因為花費太多時間精力在社交媒體上而沒有學好一些基本的知識呢？青少年的「注意力持久度」也因社交媒體碎片化信息的大量湧入而不斷下降。比如，我現在有5 000個Facebook「朋友」，但這也意味著每天湧入大量新消息通知，意味著我很容易錯過那些我真正關心的朋友的生日聚會。2015年，Forrester預測，只有2%的Facebook狀態會被你的「朋友們」閱讀，然而，電子郵件的閱讀率卻是90%。儘管如此，電子郵件還是在一天天死去，Facebook還是在一天天擴張。
我們也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網絡色情的吸引力一直有增無減。社會學家們原來以為不少人沉迷網絡色情是因為一些地區傳統生活方式或文化裡對性的壓抑。然而，數據顯示，不管在哪裡，網絡色情一直在蓬勃發展。
但是，我們也不要將這些事情都歸咎於互聯網。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現象已經發生或遲早會以別的方式發生。尤其是，我們經常將那些在互聯網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現象和趨勢統統歸咎於互聯網，而互聯網所做的不過是放大或加速了它們而已。比如，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出現之前，我們就已經生活在一個大眾消費的時代了，就已經遍地是明星和好萊塢大片了，某種文化的價值就已經被能否迅速流行來判定了，也早已出現了不少廣告或營銷機構專門來打造「病毒級」傳播現象了，大眾也早已選擇流行歌星、演員做偶像而不是史學家、科學家了。
歸根結底，當人們變得富有後，他們就喜歡生活在「我自己」的房子裡，開「我自己」的車，給孩子請「私人教師」……把自己和周圍隔離開來，喜歡更自私的生活方式以及更膚淺的友誼等。畢竟，只有窮人們才在擁擠的建築裡生活，出門才坐公車。沒錯，色情由於互聯網更加氾濫，但互聯網也只是一個展示人們想要什麼的工具罷了。將互聯網拿走，今天出現的這些趨勢還是會存在和發生，只不過速度會很慢而已。
一場失敗的社會實驗
「網絡成癮症」是紐約精神病學家伊萬·文登伯格（Ivan Goldberg）1995年用開玩笑的方式提出的，但它迅速變成了一個嚴肅的研究話題。金伯利·揚（Kimberly Young）在短短數月內就在賓夕法尼亞成立了網癮研究中心（netaddiction.com，並發表了相關研究論文「Internet Addiction—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1996）。
這些研究是在如今知名的幾個大公司成立之前就開始的，Facebook成立於2004年，YouTube成立於2005年，Twitter成立於2006年，iPhone出現於2007年…… Facebook在2009年引入了「點贊」按鈕，個人認為，這個按鈕極大改變了我們使用社交媒體的方式。「網絡成癮」的研究甚至比谷歌還早，谷歌成立於1998年，而如今的「網絡成癮症」比十幾年前嚴重多了！谷歌、Facebook和iPhone已經無所不在了，他們對「上癮」可謂有突出貢獻。
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一書中已經闡述了不斷下降的注意力持續時間是如何影響我們的能力獲取的。緊隨這本書之後，類似的反Facebook和反Twitter的刊物先後出現，比如馬特·拉巴斯（Matt Labash）的文章（The Twidiocracy，2013）以及愛麗絲·馬維克（Alice Marwick）的《更新狀態》（Status Update，2013）等。美國心理學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的《一起孤獨》（Alone Together，2011）認為，長期沉溺於社交網路或依賴科技產品與外界聯繫，非但不能使人擺脫孤獨，反而會讓人更孤單。
此外，對社交媒體的上癮正在延緩青少年的成熟時間。長期以來，該領域一直在主流神經科學研究之外，然而，2012年，針對中國青少年的一項名為《網絡上癮者不正常的大腦白質完整性》（Abnormal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Adolescents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的研究顯示，「網絡上癮症」在人的大腦中引起的變化似乎跟那些在酗酒和吸毒的人的大腦中發現的變化一樣。
2014年，著名的英國科學家、意識研究者蘇珊·格林菲爾德（Susan Greenfield）發表了題為《頭腦變化》（Mind Change）的文章，警告網絡正在創造一種全新頭腦的危險：網絡不是在創造出更智能的機器，而是在創造出更愚蠢的人類。
2015年，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的蘇珊·斯奈德（Susan Snyder）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幾乎50%的美國學生都沉迷於互聯網，很多年輕的互聯網成癮者都患有心理健康問題，如抑鬱、失眠、注意力缺陷障礙，甚至出現自殺和酗酒傾向。
尤其讓人擔心的是，社交媒體在間接助長匿名行為，當人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會被追蹤的時候，他們就傾向於做一般情況下不會做的事情。除了非法的事情，還包括惡意發送匿名信件，揭露別人的私生活以及惡意謾罵、欺騙等各種網絡「折磨」等。
長期關注互聯網的美國心理學家雪莉·特克2015年的新書《回收對話》（Reclaiming Conversation）是眾多哀歎「質量已死」的書，而羅伯特·德永（Robert Tokunaga）2015年的論文《對網絡成癮症的洞察，互聯網使用問題》（Perspectives on Internet addiction，problematic Internet use，2015）則是一本很好的總結之作。
我們現在寫的這本書叫作《人類2.0》，描述的是一種被自己發明的技術增強的人類。我希望下一本書不會是關於人性在技術下扭曲和墮落的「人類3.0」。
當然，社交媒體也可以用來解決真正的社會問題：它可以為好的動機迅速發動世界範圍內成千上萬的人。比如，某個地方發生了自然災難，就會有人創建一個Facebook群來籌錢資助受害者。但總的來說，會在社交媒體上做公益的人還是少數。我也不認為社交媒體對技術和科學的創新做出了很大推動。全世界絕大多數的技術和科學交流場所仍然是各種論壇和會議，很多科學家甚至連Facebook賬戶都沒有。也有人認為更廣泛的社交媒體連接聽起來似乎能促進政治進步，然而，目前來看，它的崛起倒是對極端主義的貢獻不小（尤其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在歐洲的右翼運動）。
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今天的社交媒體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能讓人上癮，否則它就會死。一家社交網絡平台的生命週期跟它能否讓人上癮直接成正比。如果它是「能上癮的」，它就會病毒式傳播用戶，而且用戶每天會多次使用它，也就意味著廣告商願意為這樣的平台付錢，意味著它能生存下來。反之，如果它還不夠「上癮」，它將很快在眾多競爭者中銷聲匿跡。不僅社交媒體如此，不少其他APP也是這樣。
我們已經創造的整個社交產業裡林林總總的產品都是這樣，它們不過是費盡心血讓你「上癮」，它們衡量自身價值的標準是所謂的「日活躍用戶量」「總用戶量」，鮮有人關心它到底解決了多少問題。世界上不計其數的才華橫溢的研究者、企業家、工程師花費它們所有的時間努力工作，只是試圖發現一種新的能讓你上癮的產品。
有趣的是，2016年，我看到社交媒體呈指數增長的數據的同時，也看到了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對自殺人數的統計數據：美國的自殺人數從1999年開始每年都在增長，不管哪個年齡段，無論男女。從1999年的10萬中有10.5人自殺，上升到了2014年的10萬中有13人自殺。有一種非常有趣的巧合是，硅谷也正是1999年發佈了第一個社交媒體Steamtunnels。
不過，你得有點幽默感。社交媒體確實是一場失敗的社會實驗（它扭曲了社交，也殺死了不少真正的好媒體），但這個失敗的實驗每年都能產生數十億美元的收入。而且，除了「賣廣告」之外，如今的社交媒體還正成為大數據的最大來源，雲計算、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社交媒體的結合，還不斷將你的個人數據「變現」成某個公司的最新商業模式。
孤獨者閃耀人類文明
為什麼人類需要社交？我認為，人類的大腦裡有兩股互相搏擊的力量。關於人類是社交型動物的研究比較知名的是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他發表了關於孤獨的顛覆性理論：孤獨之所以會讓人抑鬱並引起自殺，是因為進化中的人類需要社交才能生存。比如，史前人類能夠殺死巨型動物靠的是群體合作下的獵殺，農業社會的人們靠一起灌溉、收割解決食物問題。那些不願意社交和合作的人便成了種族生存的累贅，因此，自然選擇在千百年的歲月裡「編程」了我們的基因，使我們社交時覺得開心，孤獨時覺得不開心。2012年，倫敦帝國學院的吉莉安·馬修斯（Gillian Matthews）還發現了「孤獨神經元」，就是當我們社交時讓我們感到開心，孤獨時讓我們不開心的神經元。然而，這不可能就是全部事實。
想一下「孤獨者」在人類文明中有多重要吧！我們敬仰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僧侶、隱士和傑出的哲學家等，他們都喜歡獨處，在孤獨中誕生出了光芒閃耀的思想。我們至今視他們為「導師」，而不是「病人」。比如，佛陀是一個孤獨者，一個樹下的冥想者，而不是一個熱衷參加派對的人。
卡西歐普的理論並沒有解釋這種現象：為什麼這麼多傑出的哲學家、科學家和聖徒，他們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孤獨中度過。孤獨者不僅給了我們智慧結晶，還給了我們許多偉大的科學發明，孤獨者發現了新大陸，當歐洲、印度和中國到處是人群的時候，美國正被孤獨的少數人殖民著……人類的進步一直依賴孤獨。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下互聯網時代。當摩斯拉（Mozilla）於2002年推出極具影響力的火狐瀏覽器Firefox時，它也具備了這種同時打開多網頁的功能。這項功能大受歡迎，以至於今天每一個瀏覽器都存在多個選項卡，你可以不停地打開一個又一個網頁，人們使用它的程度簡直令人震驚。有時候我一不小心就發現自己同時打開著十幾個網頁。可以說，網頁「標籤」改變了我們體驗互聯網的方式：瀏覽信息變成了一個「多任務操作」的過程，一個又一個無窮的鏈接經常讓瀏覽者自己也忘了最初為什麼打開網頁，哪怕在網上花費數個小時，也會像同時快速瀏覽好幾本書一樣，經常以「什麼都在看，什麼也沒看」收場。
如今，在互聯網陪伴下長大的年輕人很早就學會了這種「多任務處理」方式，我們恐怕是這個星球上唯一具備這種奇特能力的物種了！我只能說人類真是好奇的動物，什麼都想知道，什麼都想試一試。以前我們社交，成為群體的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確實需要陪伴、幫助和照顧，但如今的社會機制讓我們一個人也能活得很好，我們可以遠距離做很多的事情，躲在屏幕後面叫外賣、買衣服、交友等，於是我們的社交也變成了一種膚淺的社交，儘管社交媒體上有上千的朋友，但很多都是「點贊之交」。如今的人們往往喜歡一個人待著，安安靜靜不被打擾，相比當面交流，他們更傾向於用各種電子設備一邊「社交」，一邊聽音樂或看小說等處理多任務。可以說，我們人類已經不再是一種社交動物了，而是一種好奇的多任務處理動物了。
後社交時代粉墨登場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社交媒體對我的主要價值是：我能通過它更好地理解一個人，乃至一個時代。比如，愛因斯坦去世後，他的大腦被秘密取下並儲存了起來。這個大腦成了無數科學研究的對象，因為人們想知道，為什麼愛因斯坦能這麼聰明。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夢想重構他的大腦。
與此同時，愛因斯坦的網上檔案包含了80 000份由愛因斯坦本人寫下的或由他人寫給愛因斯坦的文件。這些檔案從政治到友誼，無所不包。這些檔案包含了許多愛因斯坦和朋友彼此溝通的信件，這些朋友包括亨德裡克·勞倫茲（Hendrik Lorenz）、米歇爾·貝索（Michele Besso）、德西特（Willemde Sitter）、菲利克斯·克萊因（Felix Klein）、外爾（Hermann Weyl）、馬克斯·亞伯拉軍（Max Abraham）、諾德斯特龍（Gunnar Nordstrom）以及許多其他人。廣義相對論嚴格來說是「愛因斯坦和他的朋友們」組成的社區的成果，而不是一個人的。最讓人吃驚的是，這80 000份文檔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竟然沒有一份信件提到戰爭，這些科學家們生活在10餘萬人喪生的可怕的大屠殺期間，但他們全然專注於理解宇宙，而不是瘋狂的人類。
為什麼要告訴你這個故事呢？因為，研究愛因斯坦的大腦是看不到這些的，是找不到他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人的。他固執，曾犯下不少錯誤，以及和朋友間密切交流並向朋友學習等。但包含他「社交網絡」的檔案能還原一個更真實的愛因斯坦。
當然，愛因斯坦時代的「社交媒體」還是傳統的信件。如果一定要找出上個十年裡出現的各種網絡社交媒體帶來的最大的好消息，我會說它真正帶來了「平等」，在社交網絡上沒有基於性別、財富、種族……的歧視，統計數據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無論收入、民族、教育程度、性別、地理區域……全世界人民在社交媒體的「平等使用權」上幾乎沒有多大差別。唯一的差距是年輕人和老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數量，但這個差距也正在縮小。其他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社交媒體在發展中國家以及貧困國家迅速普及：那些買不起個人電腦的年輕人可以直接用便宜的智能手機登錄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的另外一個「民主特徵」就是當某段話或某張圖像被施了魔法一樣病毒式傳播時，這種神奇的時刻可能會在任何人身上發生。沒有什麼算法可以預測出到底什麼會一夜成名，它幾乎是不可人工操作的。有史以來最出色的畫作可能只有10個人會看，然而，一個從沒有學習過畫畫的小孩的作品卻有可能被反覆分享和傳播，從而引起世界級轟動。
總的來說，支持和捍衛現在的社交媒體真是一件難事，在Facebook和微信之前我們一直都有社交，只有在它們之後，我們的社交才變成了「發佈狀態或圖片、視頻」。簡而言之，我認為它們不過是代表了我們正從一個社交世界向「後社交」世界過渡而已，在這個後社交世界裡，社交一詞顯然已被Facebook和微信等重新定義和再發明，變成了一場全民線上秀場和派對。
打破社交，再想像
探討後社交世界的社交到底有哪些可能是很有趣的，充分說明了社交一詞的內涵需要被重新書寫，我可以先舉幾個正在用全新方式社交的例子。第一個是「創客運動」（the Makers Movement）。理論上講，「創客」只是做東西的一群人，但他們總有想要根據共同的興趣創建一個社區的衝動和願望，就好像當你製作一個實體的東西時，你總想分享下製作經驗，從別人那裡學習新的技巧，也想把自己學到的本領教給別人等。因此，創客們之間的交流互動是很自然平常的，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比如，灣區一直都以「DIY」（自己動手）的文化著稱。個人電腦的發展就跟一群喜歡DIY電腦的孩子組成的家釀計算機俱樂部（the Homebrew Computer Club）有很大關係，蘋果電腦就誕生在那裡。如今，生物科技領域的「DIY」運動也正蓬勃興起。
如今正在興起的「創客運動」讓人著迷之處在於，它讓創造回歸了簡單，不是創造一台個人計算機，也不是人工打造DNA，就只是簡簡單單用木頭、金屬、塑料等手工製作一些物件。2006年興起的「創客節」（Maker Faire）（創意和創造的集會，參加者多為創意公司、組織和一些DIY愛好者）應該是該領域的第一個社會運動，很快就散播到了全世界。如今，開源的硬件和軟件如此之多，越來越多的創客空間甚至提供3D打印機，獨立的創客們可以做的物體也越來越多，甚至可以為物聯網做出智能的物體。
第二個運動是「黑客空間」（hackerspace）的興起。現在，越來越多的黑客們開始創建真實的社交網絡，某種類似「黑客反主流文化」之類的社區，比如維也納的Metalab（2006年創立）以及舊金山的「噪音橋」（Noisebridge，2007年創立）。「嗓音橋」是由雅各布·阿佩爾鮑姆（Jacob Appelbaum）以及米奇·奧特曼（Mitch Altman，曾是傑瑞·拉尼爾的虛擬現實創業公司VPL Research的員工）創建的。如今，我估計全世界範圍內應該有2 600個「黑客空間」，這種不斷增長的現象就像創客運動一樣，說明在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人們仍舊渴望和需要真實的交流空間。
當Facebook和微信這樣的社交媒體讓網絡世界的友誼變得越來越疏遠，與此同時，「創客運動」和「黑客空間」卻在真實的世界創造著真實的友誼，也在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向你的朋友展示和表達自己。
新興的社交還有很多可能。不一定都需要有線下的交流，甚至也不一定需要有線上的交流。你要打破所有對已有社交媒體的固有印象來重新想像，如果你仍然認為社交媒體只是Facebook、微信、領英等互相分享下生活、工作情況和愛好的平台，那你對社交的理解就太局限了。
我所偏愛的新興社交具備的主要特徵是：它運用數字化工具把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標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做一些對人類和社會有益處的事情。我認為社交媒體真正的革命性力量也會從這類社交中爆發，因為它展示和運用的是大眾的力量，它聚合目標一致的人一起貢獻知識、時間或金錢，保證重要的事情能夠踐行。
比如，網絡社交有一種新的形式是「志願計算」（Volunteer Computing）：人們向那些需要大量計算能力才能達成某個目標的人或組織義務提供幫助，將自己的電腦「貢獻」出去。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電腦也用不著，為什麼不讓更需要它們的人用起來呢？2015年，澳大利亞悉尼嘉萬研究所（Garvan Institute）發起了「DreamLab」項目，旨在用智能手機的空閒時間幫助進行癌症研究。試想如果成千上萬的人們捐贈出他們空置的手機時間，DreamLab就可以擁有「智能手機組成的超級計算機」來進行癌症研究。
志願計算是一種很強大的眾包形式：利用群眾的力量可以比傳統實驗室更快、更好地解決問題。此外，「眾籌」（如Kickstarter、IndieGoGo、GoFundMe等）也可以看作是在線社交的一種創新形式，它不僅改變了創業方式，也改變了傳統音樂等藝術得到資助的方式。
而開源社區則是我們最應讚賞的另一種在線社交案例。開源軟件在互聯網的發展史上一直都很重要。Linux和Apache項目對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很多在線服務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湯姆·普雷斯頓—沃納（Tom Preston-Werner）2008年在舊金山成立的GitHub，主要為開源軟件提供社交網絡平台。2015年，GitHub已被全世界約120萬的軟件開發者所使用。某種程度上，開源軟件天生就是社交媒體，因為世界各地的黑客、工程師們等都可以免費使用和完善它，它不需要讓大家彼此認識，用產品就可以將世界各地的人們連接起來，讓大家通力合作。開源軟件是當下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各種新技術的發展中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創客運動、「黑客空間」運動、眾包志願計算以及開源運動都在Facebook等社交媒體繁榮的中期誕生（儘管有些主要在線下，有些主要在線上，但都有著不同於之前線上社交的目標和方式），但你能從它們的活力和影響力中明白，為什麼我說它們是「後社交世界的社交」的極好案例。
社交巨頭們的演化趨勢
像Facebook和微信這樣的社交平台的未來是什麼
目前，這些平台的數量正在不斷增加，我們正在向全世界大聲「呼喊」各種關於自己的事情。Twitter喊的是：我在想什麼；Facebook喊的是：我在做什麼；Instagram（照片牆）喊的是：我有什麼圖片；YouTube（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網站）喊的是：我的視頻；領英喊的是：我做了哪些工作；Pinterest喊的是：我有什麼愛好；Foursquare喊的是，我的空閒時間做什麼……少數的幾個大平台正在瓜分整個宇宙：谷歌掌控事實，Facebook掌控人，亞馬遜掌控物品。在中國，百度掌控事實，騰訊掌控人，阿里巴巴掌控物品。
未來會有兩種進步。第一種是社交媒體分享內容的質變：用3D的圖片和VR視頻徹底顛覆目前智能手機上的「老式」平面照片和視頻。
說到目前社交媒體分享的內容，就不得不提到直播，如今的直播變得如此便捷和便宜，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個24小時的電視節目。
畢竟，社交媒體主要是一場「虛榮秀」，而直播則是終極的、無節制的虛榮秀。4G手機網絡讓如Periscope和Meerkat之類的流媒體直播服務應用使這場「虛榮秀」成為可能。我不太確定當5G網絡到來後我們還能有哪些新的社交應用。
與此同時，自拍時代迅速演變成了短視頻時代，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電影人。Facebook現在每天的視頻瀏覽量已超過了80億次。Snapchat（一款由斯坦福大學兩位學生開發的一款「閱後即焚」的照片分享應用）在2015年已有了超過60億的每日視頻瀏覽量，而它推出視頻業務才不過短短三年。谷歌的YouTube每分鐘都有超過十億的用戶添加300小時左右的視頻。
這股勢不可當的「視頻熱」創造出了視頻編輯工具的巨大市場：2014年，Shutterstock首次發佈了一個瀏覽器內的視頻編輯工具Sequence；2015年，谷歌收購了Fly Labs，一個在iPhone裡非常流行的視頻編輯應用；Cinematiqu提供了可以製作在線互動視頻的平台，Flipagram提供了提供了一個能讓用戶使用照片、視頻、文本和音樂快速製作短視頻的應用；2016年，GoPro收購了Stupeflix和Vemory來優化其視頻編輯工具。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應用正在推動社交媒體去做一些比全景拍照和沉浸式3D拍攝更多的事情。比如由Fyusion公司開發的Fyuse。其他人則冒險進入虛擬現實領域，比如新西蘭的8i，它可以讓用戶拍攝出能從不同角度體驗虛擬現實的3D視頻（8i還在洛杉磯成立了一個工作室，內容創作者可以在這裡創建自己的3D影片）。
第二種是我們跟社交媒體互動的方式。簡單來說，以後我們的社交生活會被一個虛擬助理全權打理。理論上來說，社交是我們在跟他人互動，但事實上，現在大多數線上互動的背後是算法。我總開玩笑說，我們應該對社交媒體的算法更感興趣，而不是它推薦的人。
我們每天已經被大量的算法包圍，它們隱身在一個個APP後面告訴我們應該到哪裡吃飯，到哪裡看電影，買什麼衣服以及做多少鍛煉等。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會採納這些建議。比如，有幾個美國人會拒絕Yelp（美國最大點評網站）推薦的排名前三的餐廳？
問題是，諸多APP和諸多算法需要在智能手機上安裝大量應用程序，讓我們不勝其擾，有一到兩個「智能」的應用程序替我們打理一切就尤為必要。在「後APP時代」，我們的社交生活將難以想像，因為它將很大程度上會被手機上運行的虛擬助理所控制。也許屆時我們將能夠讓虛擬助理為我們設置想要的社交程度（根據佔用時間、金錢、想要達到的效果等來量化），而虛擬助理會根據我們的設置建議我們應該參加哪些聚會，應該邀請哪些朋友來聚餐等。這並不是遙遠的未來：它已經在發生了，我們也樂見於此，因為它讓我們的生活更簡單。
高德納咨詢公司預測，到2018年，大約20%的人類的生意內容將會由機器創造，屆時將會有60億連接在一起的物體，到2020年，虛擬助理在移動交互中將占40%，人類的角色將被減少到對虛擬助理提出的某項請求點擊「是」或「否」即可。
就好像今天我們會相信和採納這些算法，未來我們自然會同樣信任虛擬助理這個「管家」。而我們的虛擬助理同時還會跟我們的家、辦公室乃至城市中的智能物體互動。因此，我常開玩笑說，未來機器的社交生活將會比人的社會生活有意思多了！高德納還沒有算上越來越多的機器人將通過雲端進行「社交」這一事實。
毫無疑問，最終幾乎每個人都將使用社交媒體。在數字化時代拒絕社交媒體的少數幾個人將會像那些躲到山洞裡與世隔絕的僧人一樣。谷歌和Facebook還計劃將互聯網帶到那些貧瘠的、經濟極為落後的地區，這些地區的人數大約有50億。雖然它們都聲稱這是一個人道主義的任務，但是，這背後的邏輯也很簡單：谷歌和Facebook都在各自領域佔據了市場老大的位置，繼續擴張的唯一路徑就是增加接入互聯網的人數。Facebook和三星、諾基亞等在2013年發佈了Internet.org項目，該項目的目標是將互聯網推向全世界——尤其是目前佔據全球2/3比重的、無法連接到互聯網的地方。同樣在2013年，谷歌發佈了Project Loon（Google X實驗室的計劃之一，原計劃用熱氣球為沒有網絡的地區提供Wi-Fi連接，2014年它宣佈想要建立一個有180顆衛星的系統，環繞整個地球提供網絡連接）。
觸摸實體的渴望
有趣的是，在視頻遊戲、YouTube和各種線上影院的時代，線下的電影院仍然是滿的，甚至比其他任何時候都人滿為患，似乎人們就是喜歡扎堆，喜歡到人多的地方去。此外，博物館的參觀人數世界各地都在增加，藝術品展覽銷售量也直線上升。
就我自己而言，我最近每年都會被中國的各大會議組織方付機票請我去演講，從來沒有人邀請我通過微信或Skype遠程演講。在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泡沫中，硅谷的每個人都相信很快辦公大樓就會被遺棄，員工們都可以直接在家上班了。結果呢，20年後的今天，有幾家公司的員工能被老闆允許在家工作呢？
因此，整個社會其實正在悄無聲息地興起一股反數字化的浪潮，儘管信件、圖書、雜誌、報紙和實體店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從城市的角落裡消失，人們仍然渴望看到、觸摸到實體的東西。
我尤其對實體藝術的復興抱有很大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到博物館參觀，越來越多的人參加畫展都是重要的信號。視覺藝術尤其有價值，因為它超越了語言障礙，是一種「通用語言」，每個人都可以理解。你不需要為了欣賞中國傳統書法或畫作而學漢語，也不需要為了欣賞法國藝術學法語，藝術永遠都是全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