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封建經濟可以界定為通信和能源自給自足的復合經濟體。農奴、耕牛和馬匹構成了最主要的勞動力來源，而森林一方面構成了熱能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也滿足了小規模冶金的需要。除神職人員和少數莊園主之外，老百姓基本都是文盲，其經濟生活受制於「口語文化」的時空局限性。由於古羅馬道路年久失修而處於廢棄狀態，所以7—12世紀的歐洲商業和貿易幾乎一片空白，經濟和社會嚴重倒退，回到了相互隔絕、靠農業自給自足的社會。1幾乎所有產品都用於即時消費，僅有極少量剩餘的用於本地交易，以補充莊園主以及鄉村農民的日常所需。
新經濟力量的衝擊
在英國及歐洲其他地區，農業生產建立在土地公有的框架之上。封建領主通過各式各樣的土地契約將土地出租給農民。世襲地產的所有人不僅世代擁有土地承租權，還有權永久居住在祖輩的不動產中。而一般的佃農則沒那麼幸運，其租賃時限通常不會超過三代，此後，封建領主既可以重新訂立契約，也可以收回土地。佃農則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承租權，完全受控於封建領主。
租賃契約要求農民或上交一定比例的農作物，或為封建領主免費耕種土地。到中世紀後期，隨著貨幣經濟的初步發展，地主開始要求佃農繳納一定數額的租金或稅款。
封建農業建立在集體耕作的框架上，農民將小塊土地集中並進行集體耕作。因此，土地的集體耕作成為歐洲民主決議制度的最初嘗試。農民委員會負責監督相關經濟活動，具體包括耕種、收割、輪作、森林和水資源的使用，以及公有牧場上放養牲畜的數量。
封建社會的財產關係概念與現代社會的財產關係概念大相逕庭。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財產是指對財產享有的排他性權利，財產可以被佔有，也可以在市場上交換。然而，封建社會截然相反，即世間所有物品都被視為上帝的創作並受上帝支配。上帝的創造物被想像為「巨大的鏈條」，下至最低級的生物，上至天堂中的天使，一切都處於嚴格的等級制度內。所有創造物都處於特定的等級當中，並被要求履行相應的職責，以滿足其上游或者下游鏈條的需要，從而確保整個鏈條的順暢運轉。在這樣的神學體系內，財產被視為一系列責任，從金字塔最頂端的上帝，到最底端耕種土地的農民，所有人都是責任的承擔者。鑒於此，財產不能被某人排他性地佔有，而是要被分成不同的財產權利，並且需要所有者承擔相應的義務。比如，當國王將土地分封給領主或者諸侯時，「國王對於土地的控制權仍然存在，但是因土地所產生的收益則不再歸國王所有」。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德·施拉特（Richard Schlatter）解釋道：「沒有人完全擁有土地。上至國王，下至耕作一線的農民，所有人都具備一定的支配權，但是沒有人可以完全佔有土地。」2
就這樣，封建經濟幾乎原封不動地維持了700餘年。然而，在16世紀，新的經濟力量開始衝擊封建秩序。這種衝擊起源於都鐸王朝，並逐漸蔓延至歐洲的其他區域。原來的公有土地被圈了起來，變成了私有財產，並在國王、議會或者鄉村社區會議的許可下進入市場交易。3
16世紀至19世紀早期，英國發生了圈地運動，被歷史學家稱為「富人對抗窮人的革命」，正是這場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和政治的形態。無數農民背井離鄉，被迫靠出賣勞動力為生，這為市場經濟的萌芽提供了可僱用的勞動力。4
在兩種關聯因素的共同推動下，圈地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對封建秩序造成了巨大衝擊。在運動發展初期，食品消費需求日益增長，城市人口迅猛增加，造成了螺旋式上升的通貨膨脹，對在通貨膨脹前收取固定地租的封建地主形成了衝擊。與此同時，紡織工業的興起推高了羊毛價格，從經濟上刺激地主開始圈地養羊。5
成千上萬的農民無家可歸，看到昔日種植燕麥和黑麥、用於養活家人的土地上飼養著綿羊，農民們備感絕望。飽受饑苦的農民隨處可見，綿羊卻被飼養得又肥又壯，羊毛被剪下來，送往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紡織工廠。
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爵士在其著作《烏托邦》（Utopia）中描述了這一苦難時期，猛烈地抨擊了地主階級的貪婪：
我聽說，你那昔日溫順、馴服、食量很小的綿羊，如今變成了瘋狂的吞噬者，甚至能將人吞下。它們消耗、破壞併吞噬所有土地、房屋和城市。6
圈地運動的第二次浪潮發生於18世紀60年代初到19世紀40年代之間。工業革命開始擴展到英國全境及歐洲其他地區。7新的經濟模式使城市人口激增，對食物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加。高昂的物價促使地主圈起更多的土地，從而使歐洲最終完成了從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向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現代農業經濟的過渡。
圈地運動和隨後的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財產關係的屬性，使其從有條件的所有權變為排他性的所有權。在人類隸屬於土地幾個世紀後，社會迎來了土地私有制時代，人們逐漸能夠以不動產的形式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土地。人們世代居住的房屋變成了資本和信用的來源，被用於追求商業利潤。勞動力也成為一種專屬權利，能夠以合同契約的方式在市場上自由買賣，不再受制於土地公有制下的義務和社會地位。
英國圈地運動不僅創造了現代私有財產關係概念，而且促進了相應的法律監管體系的出現。在封建社會，經濟活動很少在親屬關係和熟人圈子以外展開，並且這些經濟活動存在諸多限制。由於沒有強制性的法律和規章，人們不願意與其社交圈外的人進行財產交易。在關係緊密的熟人社會，人們主要以口頭承諾作為擔保，以確保交換在誠信的基礎上進行。
一般認為，私有財產制度使現代市場成為可能。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對於在陌生人之間進行交易的匿名市場，則需要強有力的法律準則來支撐。完善的私有財產制度需要有警察和法院做後盾的法律制度，以確保買方和賣方履行契約義務。在從封建公有制到市場經濟產權私有制的過渡中，英國法律體系也逐步走向成熟，極大地推動了英國舊秩序向新時代的轉變。
大部分歷史學家注意到，日益增長的羊毛市場和受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制度在推動封建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其他經濟因素也在這一轉變歷程中起了一定作用。人類學家指出，在13—14世紀，新農業技術的湧現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促使人口持續增長（除了黑死病使人口數量短暫下滑）和城市生活出現。這些新農業技術包括北歐的重輪犁的發明、馬匹對耕牛的取代，以及輪作方式從兩輪輪種到三輪輪種的轉變。歷史學家也將這一轉變歸功於冶金技術的創新和一系列新機械的發明，例如凸輪、彈簧、踏板、複雜曲柄和調速器，這些都促使機械從往復運動向旋轉運動轉變。8
雖然上述因素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都不是根本因素，不是導致史稱「雛形」的中世紀工業革命發生的最根本原因。
市場經濟的興起
中世紀後期，印刷革命和風力、水力共同作用，才從根本上推動了歐洲從封建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並最終改變了歐洲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結構。很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經常忽略一個事實，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產生於歐洲（後來產生於美國）疲軟的原始工業經濟，而非之前的封建經濟。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了水力和風力。斯密將新的動力源作為勞動分工的一個範例，而馬克思則將風力和水力與能提供更可靠、更穩定動力的蒸汽進行對比。與同時期的其他學者一樣，馬克思也未能對封建經濟與中世紀的經濟模式加以區分，錯誤地認為「人力是封建社會的標誌，而蒸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誌」。9事實上，是風力從根本上改變了封建社會的能源關係，從而逐漸形成了中世紀的市民階層。
此外，馬克思還提到了印刷出版的重要性，但也僅僅是將其視為喚醒科學興趣和科學追求的一種手段：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10
然而，斯密和馬克思都沒有認識到，印刷術、風力和水力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只有它們之間相互作用，才能成就歐洲經濟模式的轉變，並最終改變歐洲社會和政治形態。
歐洲人對水磨的使用歷史悠久，從羅馬時代就已經開始。受技術所限，水磨一直未能充分取代人力。然而，到10—11世紀，技術創新將水力推向了經濟生活的中心。據統計，截至11世紀末，英國的34個郡共有5 600座水磨。同一時期，法國有20 000座水磨，平均每250人就享有一座。11水磨的經濟影響非常顯著：一座水磨產生2—3馬力所用的時間僅為普通磨坊的一半。一座水磨可以取代一二十人的勞動。僅在法國，水磨產生的水能就相當於全國1/4的成年人所提供的能量，動力大大提升。12
早期的水磨主要由莊園主投資興建，一般建在流經其土地的河流和溪流上。隨著歐洲城市和鄉鎮的大量湧現，各地都興建了自己的水磨，形成了獨立於莊園主的能量來源。
在水資源不足或相對缺乏的地區，以及產權屬於封建領主的地方，鄉鎮和城市都將重心轉向了風力。歐洲的第一座風車興建於1185年，建在英國的約克郡，隨後這種風車很快在歐洲北部地區風靡。13由於風力無處不在，不受土地限制且完全免費，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風力。於是，眾多鄉鎮和城市紛紛啟用風力，這樣一來，大眾掌握的能源完全可與當地領主相媲美了。為了紀念風為其帶來全新、強大的能量來源，城市民眾將風車稱為「平民風車」。14
水磨和風車廣泛應用於碾米、制革、洗滌、運作高爐風箱、製作燃料、搾制橄欖油以及許多其他經濟活動，而水磨最主要的作用表現在漂洗行業。漂洗是將羊毛變成布匹的第一步。在羊毛脫離織布機的過程中，必須經過去除雜質、清洗的步驟，並且需要通過在水中的敲打來增厚。而在水磨出現之前，完成上述過程需要人在水槽中反覆地踩踏。是水磨改變了漂洗流程，人腳被木槌取代，而水磨則為木槌的起落提供了動力。一連串木槌可以取代一整組漂洗工人，而木槌的操縱僅需要一個工人即可。
漂洗業生產力提高使更多的土地從種植農作物轉向飼養綿羊，從而使其變得更加有利可圖。這也難怪漂洗作坊有時被稱為「13世紀的工業革命」。15在描述漂洗作坊時，歷史學家卡勒斯–威爾遜（E. M. Carus-Wilson）將其稱為「一場帶來全國性經濟繁榮並大大改變了中世紀英國面貌的革命」。16就這一點而言，威爾遜認為漂洗業機械化的影響力「可以與18世紀紡織行業機械化相媲美」。17
18世紀90年代，在蒸汽時代和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前夕，歐洲有50多萬座水磨，共同提供約225萬馬力的動力。雖然風車在數量上少於水磨，但其提供的動力更多，平均每座風車能夠提供30馬力的動力。18
雖然封建貴族和早期城鄉市民階層都曾對新能源進行抨擊，但由於新能源分佈廣泛、總量充足，再多的抨擊也不能阻擋新能源最終為市民階層帶來大量好處。城市手工業者和商人所擁有的動力能源等同於、甚至超過封建權貴所擁有的，這使得市民階層有能力衝破受財產義務約束的封建經濟模式，過渡到由財產權利所構建的市場經濟模式，這些現象在歷史上都是首次出現。中世紀歷史學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對風力、水力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新技術對經濟的重要意義做出了如下總結：
15世紀後半期，歐洲不僅掌握著比之前更多樣的能源動力，而且擁有眾多的技術方法來增進對這些能源的理解，從而指導對這些能源的使用。相比此前歐洲人以及同時代的新舊世界使用的方法，這些方法更具多樣性和靈巧性。1492年之後，歐洲的對外擴張都是建立在歐洲能源消費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提升的基礎之上。19
從自給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以及從自產自用到交換生產的轉變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分水嶺。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通信革命為新能源帶來眾多的經濟活動提供支撐，這種轉變也不可能發生。通信革命以1436年德國人約翰內斯·古登堡發明鉛活字印刷機為標誌。
印刷機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很快就顯現出來，其重要性堪比當今互聯網產生的影響。當時印刷材料的數量相當驚人：
一個出生於1453年（君士坦丁堡淪陷之時）的人到50歲時回顧自己的人生，會看到人們已經用新的印刷技術印刷了大約800萬本圖書，這一數量超過了自330年君士坦丁堡建城以來歐洲手寫本圖書的總量。20
當今社會，我們將印刷看作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印刷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致我們很少思考印刷文字對我們的思維組織方式產生的重要影響。中世紀的手抄本則具有自身的特質，抄本的內容隨著不同抄寫人的主觀投入而不斷發生改變。但印刷去除了主觀因素，提供了更加理性、更加精確以及更具分析性的獲取知識的途徑。同時，印刷有別於依賴記憶的口述文化，它不會導致流於形式的套話，而且能夠儲存記憶，並使信息更具可檢索性（以目錄、索引、腳注和參考文獻的形式），從而使思想更為深刻，單詞量得以擴展，印刷還開發出一種更加精妙的語言體系，可以供人們根據具體的情景或經驗具體使用。
印刷對人類的商業貿易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印刷引進了表格、列表和圖形，提供了比個人評價更客觀、更精確的描述方式。印刷不僅使地圖實現標準化，而且使其價格更加便宜並可大量複製，從而提高了陸地旅行和海上航行的可預測性，進而大大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
印刷也使商業合同的出現成為可能，使之成為遠距離貿易以及在遙遠地區拓展商業貿易的關鍵要素。在封建社會時代，經濟聯繫主要靠口頭交流，經濟活動也局限於近距離交易。在口述文化時代，一個人的「言語」足以決定經濟活動安排。即使在今天，會計人員仍然使用audit一詞表示財務審計，而這個詞的來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封建經濟時代。在當時，審計師必須大聲喊出財務信息來核實交易的真實性。此外，印刷還開闢了現代記賬這一新模式。標準化的提單、流程單、發票、支票和本票可以遠距離運輸並長期保存，進而提供了一種多樣化的、頗具擴展性的管理方式。隨著風力和水力等新能源推動商業模式不斷擴展，這種管理方式剛好與之相匹配。隨著印刷業的發展，商業「信用」以帶有個人簽名的書面形式得以確保。
印刷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對人們的讀寫能力和能源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對封建等級制度也構成了巨大挑戰。兩者協同作用，加之公路和水路運力的逐步改善，這一切因素共同加快了交易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遠距離貿易成為可能。
全新的通信/能源矩陣不僅縮短了距離和時間，將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處於隔離狀態的人們聯繫在一起，更鼓勵人類走向開放，進而形成四海一家的世界性概念和思想。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地方主義和排外主義逐漸瓦解，人類開始想像一切新的可能性。這一繁榮時期被歷史學家稱為「北方文藝復興」——一次文學、語言、科學實驗和對新世紀探索的全面覺醒。
到中世紀後期，歐洲已有1 000多個頗具經濟活力的城鎮。除了提供糧食倉儲、住宿和商店，這些城市中心也成為各類手工藝人的聚集地。這些新的城市管轄區通常被稱為「自由城」，被看作獨立於當地領主的區域。例如，按照一般的慣例，如果一個農奴從封建領主那裡逃離，進入自由城避難的時長達到一年零一天，那麼這個農奴就變成了自由人，他可以自由地從一個自由城遷徙到另一個自由城，並在那裡定居。21
新城鎮的手工藝人（金屬工、織布工和染工、兵器製造工、泥工、刺繡工和玻璃工、公證人、制帽工和傢俱製造者）加入行業公會，以便制定貨物的質量標準，並規定產品的固定價格和產量。公會並非完全採用市場機制，它制定的貨品價格是所謂的「公平價格」而非市場價格，目的是維持人們業已習慣的生活方式而並非獲取利潤。公會著眼於維持現狀，因此繞開了自由勞動力市場和競爭價格這兩個市場經濟的要素。22
由於封建領主制度瓦解，大量廉價勞動力突然湧入，加之印刷術和新能源結合帶來的生產潛能增加，17世紀的行業公會制度開始走下坡路。商人們繞開公會，將工作分給郊區的廉價勞動力（稱之為「外加工制」），正是這一現象逐步侵蝕了公會所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商業規則。外加工制為完全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23
就在商人與行業公會鬥爭的同時，作為一股新的生產製造業力量，小製造業主也與行業公會展開了鬥爭。這些小業主開始努力為其價格低廉的商品開拓國內市場，他們中多數人的工廠都利用水力和風力提供動力。
在推動國內市場自由化方面，新型製造商和商人志趣相投。他們聯合起來擁護國內自由貿易，希望消除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限制，希望商業合同受到法律保護，並且希望改善交通狀況，以便進一步擴大市場。然而在對外貿易方面，他們產生了分歧。商人與君主結成聯盟，旨在落實殖民政策，實行國外優惠於國內的貿易政策。商人的邏輯是：從嚴管理國內生產，確保產品質量高、成本低，從而以高價格銷售到國外，換取貴金屬。相應地，海外殖民地被禁止生產成品，只能生產廉價原材料，並出口到母國，隨後被迫以高價格購買母國生產的成品。
重商主義政策有利於出口商，卻損害了母國和殖民地製造商的利益。此外，重商主義限制在國內市場生產的產品數量，從而人為地抬高出口價格，這不僅不利於國內製造商，而且迫使正在形成的中產階級和城市工薪階層不得不同國內產品的昂貴價格進行抗爭。
對重商主義的反抗情緒在歐洲和殖民地持續發酵，1776年，北美13個殖民地率先與英國決裂。1789年，法國推翻了君主專制政體。這兩個政治事件具有決定性意義：既確保了在自由市場中通過自由貿易獲得私有財產的權利，也爭取了政治自由和民主選舉的權利。第一批現代聯邦制國家都在思考誰應該擁有選舉權這一問題，這使上述情況更加毋庸置疑。美國、英國、法國以及18—19世紀的其他民主國家都認為，政府的使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與之相一致的理論是，擁有私有財產的人才享有投票權，如此便將新成立的民主國家建立在以私有財產自由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框架之上。